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莫斯科情人 作者：约翰·勒卡雷 内容简介 三本破烂的手写笔记本，一位漂亮聪颖的苏联编辑，加上沉迷爵士乐、落魄街头的英国酗酒出版商，竟能搞得东西两方人仰马翻，上天下海调查一桩真假难辨的事件？！ 《莫斯科情人》忠实反映八十年代末期冷战即将崩解时的国际脉动，是勒卡雷访苏之行的产物，既是虚构，也是真实。通过勒卡雷时而讽刺诙谐，时而深沉感人的笔调，引领我们循着故事脉络，跟随书中人物一同经历悬疑贲张的历史事件，感受他们面对个人抉择时内心交战的复杂心态，分享他们于冷战空壳下酝酿的爱与希望。 [作者序] 个人深知小说里的致谢之言，往往像电影结束时的感谢字幕一样惹人厌。然而，我常因受惠于一些大忙人的拨冗赐教而铭感于心，所以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表达对他们的诚挚谢意。 特别要感谢的是史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的鼎力协助，他是个杰出的华盛顿报人，亦是著名的苏俄问题专家。若书中有任何谬误之处，那绝非他的错。因为若无他帮忙，讹误的情形更不止于此。著有多部有关现代冲突问题的高水准著作的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教授也容我向他多次请益。若我有疏漏之处，亦不该怪他！ 担任联邦调查局干员多年的弗兰克·格里蒂（Frank Geritty）则引介我认识了测谎器的奥秘。若书中人物对这种机器的威力并不称许，读者则该怪他们，而非弗兰克。 另外，对于英苏协会的理事长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s）及其同僚，我必须要特别澄清：约翰虽伴我做首次的访苏之行，为我敲开了许多原本不轻易开启的门路，但他并不知晓我暗中的意图，也未曾打探。而他的同僚中，我要特别感谢安妮·沃恩（Anne Vaughan）。 访苏期间，东道主的作家协会也同样表现出适度的尊重，使我在精神上受到莫大的鼓励。因为在最近不寻常的年份里，无人访问苏联，而他们竟惠予我特权。离苏后，我对那边的人们已怀有一份关爱，且对于他们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艰巨难题感到肃然起敬。希望我的那些俄国友人能在此篇虚构小说中找到一点曾与他们为伴时的温馨感受，以及共同的希望：一个稳健、更为友好的未来。 爵士乐是个可将人们心灵结合在一起的伟大媒介。文中提及巴雷的萨克斯演奏，也是有赖朋友的帮助。我借用了著名漫画家及爵士乐手沃利·福克斯（Wally Fawkes）的音感，而约翰·卡雷（John Calley）则提供了在修辞、音乐上的珠玑玉言。假使世界是由这些人统治，那么我就不会再有任何冲突、争斗的题材可诉之笔墨了！ 约翰·勒卡雷 机构和人物 尼基·蓝道　波兰裔英国出版商 卡佳　美丽聪慧的苏联十月出版社编辑，也是物理学家歌德的情人 奈德　英国外交部苏俄司的领头人，“蓝鸟”计划的发起者 哈瑞　本姓德帕尔弗莱，又称老马，是苏俄司的法律顾问，也是本书的叙事者 巴雷　即斯科特·布莱尔，英国出版商，沉迷于酒精和爵士乐 歌德　苏联优秀物理学家，本名叶可夫·沙维列夫，“蓝鸟”计划因他而起 沃尔特　苏俄司的同僚，奈德的下属 克莱福　英国外交部下的某局副局长，负责代表英方与美国情报部门联络 鲍勃　美国中情局情报官员 庄尼　中情局官员 罗素·薛里顿　中情局高层官员，“蓝鸟”计划里美方负责人 布拉克　苏俄司较低阶官员 维克娄　苏俄司情报干员，巴雷的助手和编辑 亨西格　苏俄司情报干员，巴雷的老板 赛伊　苏俄司驻苏联的情报干员 派迪　苏俄司驻苏联的情报干员 1 离列宁格勒车站不及两百码的一条宽阔街道上，斯大林建了一座阴森森的豪华旅馆，莫斯科人称其式样为“瘟疫帝国”。在这座旅馆的顶层，英国领事馆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英语教学及传播英国文化而举办的有声图书展，好不容易接近了尾声。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五时三十分。夏天的天气真是瞬息万变，令人捉摸不定。才下了一整天的倾盆大雨，这会儿太阳又露出了脸来，把泥泞不堪的柏油路面晒得水汽直冒。街上，年轻人已经穿起牛仔裤和运动鞋了，而上了年纪的人仍紧紧裹在厚厚的衣服里。 领事馆租用的这个房间虽不贵，但并不适合开展览会。不久前，我曾去过那里，当时身怀一本外交护照，蹑着脚走上了那一道大而空旷的楼梯，伫立在黑暗之中。在黑暗里，舞厅寂静得像在沉睡。厚实的棕色圆柱、框上金边的镜子，都在这片漆黑笼罩之下。这房间真像是一艘将要沉入海底的船，而不像是可以用来举办一个辉煌展览的开幕式场地。天花板壁画中，头戴象征无产阶级帽子的苏联人挥舞着拳头向列宁高喊，其气势与散列在墙上的一些标着“小熊维尼”或“三小时电脑英语速成”的卡式录音带盒实在是很不协调。用粗麻布围起来的试听室都是当场随便拼凑成的，许多试听室里连最基本的设备和功能都没有。参展摊位挤在悬空的楼座阴影下，犹如神堂中的赌场，有点亵渎神明！ 然而，这儿还是办了一次展览会。人还是来了，像莫斯科人常做的那样，带着他们的身份证件、地位证明，通过门口那些身穿皮夹克的检查人员的冷眼扫视。他们出于礼貌，也出于好奇心，想同西方人交谈，只因在那儿才能如此。现在，这个展览会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晚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鸡尾酒会，参展的厂商及来宾们正谈得酒酣耳热。一小撮苏俄的文化官僚正聚集在大型吊灯下，女士们头顶着蜂巢式的发型，穿着专为苗条体态所设计的镶花长袍，男士们则身穿在特别服装店里定制的合身法式西装。只有那些身穿土灰色西服的英国主办方人士，才能觉察出这群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单调死板的行为模式。此时，喧闹声顿起，原来是一队穿围裙的女侍们到处分送腊肠三明治及温酒。一位资深的英国外交官频频与人握手寒暄。 人群中，只有尼基·蓝道一人躲开了热闹的庆祝场面。他埋首于空荡的摊位上，算着订单，清点开支，因为他做事的原则是“今日事，今日毕”。 眼角余光所及之处，一位苏联女子形成了一团诱人的蓝点。尼基刻意装作没看见，一边算账，一边嘀咕着：“麻烦。少惹为妙。” 欢宴的气息一点也没有感染到尼基，不过他也能够自娱自乐。自从他父亲被强制遣返波兰以来，他始终对英国的官僚作风深恶痛绝。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听不得人家说英国人的坏话。他已归化英国，而且他对这个归化国有绝对的尊重。但是外交部的那些马屁精则又另当别论。这些人越自大，越不把他当一回事，他也就越憎恨这些人，也越加想起他父亲。另外，如果是独自一人，那他是死也不会来参加这个有声图书展的。他会在布莱顿一间小而舒适、专门供朋友聚会的旅馆中，和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小莉迪亚共度良辰。 尼基曾在西部的总公司里劝告过他的客户：“最好等到九月份莫斯科书展时再去参展。伯纳德，你可知道，俄国人喜欢书，但有声图书市场就不同了，它会把俄国人吓跑的，他们到现在都还没能接受它呢！投资在书展上，大家都会赚钱；而投资在有声图书展，大家肯定惨死！” 可是尼基的客户年轻气盛，又有钱，完全不信他那套。伯纳德绕到尼基背后，也不管他喜不喜欢，一只胳膊就往他肩上搭，说道：“尼基呀！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得把旗号亮出来，才能显得出我们多爱国，对不，尼基？就像你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要往海外发展业务。今天苏联有了‘开放政策’，我们在录音这行就可以独占鳌头。你会帮助我们达成愿望的，对不对？！如果你不愿意干，一定会有另一个既年轻有劲、又有品位的人出来干的。” 尼基是有劲，但品位呢？让他来告诉你：品位，算了吧！他是个有趣的家伙，这就是他想当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小个子波兰人。他就是老尼基，一个厚颜无耻的浪子。总喜欢吹牛，说他有办法卖裸照给乔治亚共和国的修道院，卖发油给罗马尼亚的秃子。他身材矮小，喜欢穿高跟鞋，把自己的斯拉夫人身材拉拔成他所羡慕的英国人尺寸，又爱穿着高雅的西装，到处招摇。当老尼基摆起摊位，与他同来的一伙人对那些问价的人说：“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将会听到这位波兰商人在他的摊子上摇着铃铛的叫卖声。” 尼基被人拿来开玩笑，他心里并不以为忤，反而与大伙儿一同叫闹。“小子们！我就是你们所说的波兰人，看你们谁敢来碰我？”他挺直了胸膛，叫起阵来。这就是他的方法，使大伙儿跟他一起笑闹，而不会只嘲笑他。笑过之后，他会猛然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把梳子，弓着腰，借助于墙上的一幅照片或任何其他的光滑表面，把黑得发亮的头发往后一梳。然后再用双手把头发抚得服服帖帖，准备重新有所动作。“那位在角落里的俏佳人，现在轮到你了！”他会操着一口混杂着波兰犹太人以及伦敦东区的口音开口道：“喂！甜心哪！与我共度良宵如何？”每五次当中，就有一次会成功。对尼基而言，这是挺不错的回馈了，这种回馈让他老是跃跃欲试。 但是今晚，尼基连尝试的兴致都没有。脑子里想的是，虽然这个星期他已竭尽了心力，但收获却少得可怜——就像他说给我听的，只得到婊子的一吻而已。而这些日子以来的每一场展览，不管是书展、有声图书展或其他什么莫名其妙的展览，都好像女人一样，从他身上一点一点地挖走东西，令他有口难言。但得到的回报，又委实小之又小。他迫不及待地想坐明天的班机尽早回伦敦。如果这位身穿蓝衣服的俄国姑娘在他收拾书本、预备堆出笑容加入大伙儿一同欢乐之前再不停止勾引他的话，他很可能就会以她的语言，说出一些令双方一辈子都难堪的话来。 不消说，她准是俄国人。只有俄国女人才会带着一个塑胶制的手提袋在手臂上晃荡，随时准备好，逮着了机会就大买一番，而不管那些袋子上的细绳是否承受得了。也只有俄国人会这么好管闲事，贴着一个男人站着，检查他的数字算对了没有。也只有俄国人会在插嘴以前就先在嘴里咕噜个没完。如果碰到一个这么样的男人，尼基总会想起父亲系鞋带的样子；而如果碰上女人如此呢？那就是催他上床的信号了。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的人吗？”她问道。 “他们不在这儿，小姐。”尼基头也不抬地回答。她是用英语问的，所以他也就用英语回答了，这是他惯用的方式。 “您是巴雷先生吗？” “我不叫巴雷，小姐。我姓蓝道。” “但这是巴雷先生的摊位呀！” “这不是巴雷的摊位，这是我的摊位。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在隔壁。” 尼基仍然头也不抬一下，只用铅笔倒着指向左边隔板的空摊位。这个摊位上高挂着一块绿色金边的板子，上书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的全名。 “但那个摊子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这女人说道，“昨天也是空的。” “对的！对极了！”尼基带着不屑的语调脱口而出，任何人听了，都知道该摸着鼻子走了。他若无其事地回首于账簿上，等待着这位蓝衣可人儿知趣而退。明知自己态度无礼，她却仍待在那儿不走，这就让他更感到自己粗鲁了。 “但还是请问您，斯科特·布莱尔在哪儿？人称巴雷的人在哪儿？我有急事要当面告诉他。” 尼基此时对这位女子真是无名火冒三千丈。 “小姐！”他猛然抬起头，两眼直瞪着她道，“斯科特·布莱尔先生！人称巴雷的就是他！他旷了职！也就是说，不请假就缺席！他的公司登记了一处摊位。斯科特·布莱尔是董事长、总经理兼总裁。总之，就我所知，他是该公司的终身独裁者。不过，他不在他的摊位上……”现在，他已吸引了她的注意，而他的态度也软化了下来。“小姐！我在此讨饭碗，不是为巴雷·斯科特·布莱尔工作的。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连珠炮似的说到这儿，他停顿下来。心中怒气已消，代之而起的是一股温柔的关怀。这位女士正在颤抖着，不单是握着袋子的手在抖，甚至连脖子也不停地战栗着。她整齐的蓝色上衣开有一道旧式花边织成的领口。尼基可以看出这道领口如何贴着她的肌肤颤动，又注意到她的皮肤比花边还要白。虽然如此，她嘴唇和下颚充满了坚毅，她的表情也好像在命令着他。 “拜托！先生。您的心地一定很好，请您务必要帮我！”听她的口气，好像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 现在，尼基基于自己对女人的了解而感到有些自傲了。虽然他拿这一点来吹牛很让人反感，但他的确有一套。“女人是我的嗜好，是我一生研究的课题，是我爱不释手的东西，哈瑞。”他如此剖心挖肺地告诉我，语调真挚、态度庄重得好像是在宣誓一样。他已经不再数说拥有的女人有多少多少，但会很骄傲地告诉你总共加起来，已经有好几百了，而其中没有一位曾经表示后悔与他交往的。“我不拐弯抹角，又能精挑细选。”他用食指轻按了一下鼻侧，向我保证，“所以与我交往过的女人，不会有割腕自杀、闹离婚，事后再恶言相向的事情发生。”他讲的话到底有几分真实性？包括我在内，没人知道。不过，有一点倒是毋庸置疑的：其性好渔色，与他能如此准确地判断女性是有点关系的。 她看起来热心、聪慧、坚毅。即使黑眼珠中闪烁着幽默，仍难掩害怕之情。其气质的确非常少见，以尼基形容女人的话来说，她是“天之娇女”。换言之，她不但有气质，而且也有智慧。由于那时情况似乎非常急迫，已没时间去作更详细的思考，仅能凭着直觉和经验来判断。他倒是立即就感觉到情况的严重性，在她再度开口的时候，已经能够进入状态了。 “我的一位俄国朋友曾经写了一部既富创意而又重要的文学作品。”她深吸了一口气之后说道，“这部作品是一部小说，一部伟大的小说。小说里所传递的信息对全人类是很重要的。” 她已经说不下去了。 “这部小说？”尼基提醒她道，这时，他问了一句在事后已经不会再去想为什么要问的话，“请问，这部小说的名字是什么？” 他断定她具有坚毅的个性，这决非是出于逞强，亦非精神失常的表现，而是发自一种自信。 “如果没有名字，那么，它的主旨又是什么？” “它的主旨是谈到先做后说，反对‘开放政策’的渐进方式。它要求行动而摒弃所有的表面功夫。” “好！”尼基深受感动地说。 她说话的样子似乎很像我妈。譬如她会说：哈瑞！抬起你的下巴！ “虽然有‘开放政策’，而且传闻新的指导原则已经有所放开，我朋友的小说仍然不可能在苏联出版。”她接着说，“斯科特·布莱尔先生已经承诺要慎重地出版它。” “小姐，”尼基温婉地说，这会儿他的脸已经非常贴近她的脸了，“如果您朋友的小说由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这家大出版公司出版，那您对保密的事尽可放一百个心。” 他说这话，一方面是因为他无法制止自己不把它当笑话来讲，另一方面是因为直觉告诉他要让这交谈轻松些，并且尽量减少旁观者的注目。不管这女人了解这个笑话与否，她终于展开了笑颜。这短暂、温暖而自我激励的笑容让人感觉到她已战胜了恐惧。 “那么，蓝道先生，如果您爱好和平，就请把这份手稿带回英国，立即送到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手中，务必要交给斯科特·布莱尔本人。这是一项基于信任的礼物。”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相当快。这是一桩街头交易，一个愿卖，一个愿买。尼基先越过了她的肩膀，看了看她背后。他这么做既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对方。根据他的经验，每当俄国佬想搞什么名堂，总会有人尾随在后。不过，会场的这一端倒是空无一人。楼座下方的区域，也就是摊位所在的地区漆黑阴暗，在大厅正中央的酒会正进行到最高潮。前门口那三名穿皮夹克的男人也正自顾自地谈个不停。 逡巡完毕，他调转目光看了看这个女人衣领上的塑料名牌。照道理来说，他早就该先看清楚的，但她棕黑色的双眸使他心不在焉。这女人的名字叫叶卡特里娜·奥拉娃。在这个名字底下，分别用英文及俄文写着“十月”。这是俄国一家较小的官方出版社，专门将俄文书籍翻译外销，外销的对象多半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我怀疑这家出版社是不怎么跟得上潮流的。 接着，他告诉她该做些什么，也许他在看她的名牌的那一刹那就已准备告诉她了。尼基从小是跟街上的孩子一起鬼混长大，各种骗人的手法无一不精。眼前这女人也勇敢有如六头狮子，看她的模样似乎也像，但她绝不像是个谋反者。因此尼基毫不迟疑就把她纳入了他的保护范围，他教给她最基本的保身之道，诸如怎样找到他的旅馆房间，以及回家时该对丈夫说些什么等等。 “听懂了吗，小姐？”他一边问，一边瞧着她的袋子，脸上堆出朋友般的笑容。 “听懂了。” “那东西就在里面，对吗？” “是的。” “那么，若无其事地把整个袋子给我。”尼基一边说着，她一边照着做。“就是这样。现在给我一个俄国式的吻，比较正式的那一种。好！您已经在这展览会的最后一晚给了我一份正式的送别礼，知道吗？这份礼除了会使英苏之间的关系更加坚固以外，还会使我回家途中的行李超重，除非我把它倒在机场的垃圾桶里。这是非常平常的一场交易，今天我该已收到半打这种礼物才对。” 说话之间，他低头弯腰背对着她。此时，他早已从袋中抽出一份牛皮纸袋，又很灵巧地将这个纸袋送进了他的公文包，这公文包里东西琳琅满目，但又分类简明，打开来之后形成扇形的一格格区间。 “您结婚了吗？卡佳？” 没得到回答。也许她没听见，否则就是忙着看他动作。 “那么，写这本小说的是您先生吗？”尼基无视她的沉默，继续问她。 “您会有危险的。”她低声说着，“您必须相信您所做的，如此，一切自然都会明白了。” 尼基对这个警告听若罔闻，还一边从一堆预备要在今晚发送出去的样品中，选出了一套四卷包装在一块儿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特别演出的卡带《仲夏夜之梦》。他将这套卡带装模作样地放在桌上，然后拿了一支毛毡笔尖的钢笔在盒套上为她签下了“致卡佳，平安——尼基赠”和日期。然后他慢条斯理地将卡带盒放进她的手提袋里，并把它合起来，塞入其手中。他这么做，是因为她已经显得有点无力，而他担心她会晕倒。此时，他似乎才给了她所期望得到的保证。他继续握着她的手，后来他告诉我，这双手好冷，不过也很柔嫩。 “我们偶尔都会做些必须冒险的事，对不对，小姐？”尼基轻松地说，“要不要过去为酒会增添些光彩？” “不要。” “就当做是出外晚餐不就得了？” “不方便。” “要我送您到门口吗？” “没关系。” “我想我们应该笑一笑。”他仍然说着英语，边说边陪着她走过大厅，活像位服务周到的销售人员。 到了楼梯口，他握了握她的手。“九月份的书展上再见！还有，谢谢您警告我，我会牢记在心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做了一桩买卖，这总算不错吧？” 她握着他的手，似乎这只手能带给她力量。她又笑了笑，虽然有些勉强，但也隐含着感激之意，并且带有一股令人几乎难以抗拒的暖意。 “我朋友做了一件伟大的举动，”她边解释，边用手将一头散乱的头发向后拢了一拢，“请您务必要告诉斯科特·布莱尔先生。” “我会转告他的，请勿担心。”尼基愉快地说道。 他希望卡佳会专为他再笑一次，但她已经对他失去了兴致。她手伸进皮包摸索出名片，直到此刻她才想起要给名片。名片上的名字是叶卡特里娜·波里索芙娜·奥拉娃，一面是西里尔文字，另一面是罗马字体，上面并书有“十月”的两种译文。将名片给了他之后，她就挺身走向宽敞典雅的楼梯，一手扶着大理石栏杆，另一手拖着她的手提袋。穿皮夹克的男人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直走到楼下的大厅。尼基一边把名片塞进上衣口袋，和最近两个钟头他所收到的半打名片放在一起，一边看着他们目送她下楼，并且对他们眨了眨眼。而这些男子，在短暂的迟疑之后，也朝他眨了眨眼。毕竟，现在的风气已经开放，俄国人也不用老是把外国人当仇家看。 之后的五十分钟里，尼基加入了大伙的狂欢醉饮。他对着一位满身珠光宝气的苏格兰图书馆女管理员又唱又跳，又对着两位全苏版权协会的国立著作权机构来的人大谈撒切尔夫人的政治丑闻，一直说得令他们忍不住捧腹大笑为止。他又用一大堆花言巧语讨了三位前进出版公司的女职员欢心。最后，当他穿过人群回去取公文包时，甚至还不忘分送此行的纪念品。尼基一向大方，记忆力又好。别人的名字、他答应的事以及其他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一并记得，半点儿都不会忘。整晚，他没有让这只公文包离开他的视线范围。即使在参观者尚未离去以前，他也是一手紧握着它，另一只手频频向人挥别。登上了一辆等着接送参展代表们回旅馆的私家巴士之后，他仍然把这只公文包放在膝上，随同大伙唱着苏格兰民谣。 “男士们！现在有女士在场哦！”尼基一边警告，一边站了起来，示意男士们安静下来。不过，即使在扮演一位大指挥家的时候，他仍然不忘紧握着公文包。 到了旅馆门口，拉皮条的、卖迷幻药的和兑换黑市钞票的，一如既往地活动着。少不了的克格勃爪牙当然也夹杂在他们中间，紧盯着这一群人进来。从这些人的举止，尼基察觉不出有任何异状。这些人既没有特别小心，也没有特别松懈。守在电梯走道前的残疾老兵照例要求他出示旅馆通行证，尼基先已递给了他一百根万宝路香烟，此时以责怪的语气问他今晚为何不带着女友出门痛快一番时，他哈哈大笑，一拳打在尼基的肩膀上。 “哈瑞，我想如果他们要陷害我，最好能快一点，否则线索很快就会消失不见的。”他站在敌方的立场这么对我说，“哈瑞，如果你要陷害人，你的动作得快，趁刀子还血淋淋地插在受害者身上的时候下手。”他的解释让人听起来就像是他一辈子都在干坑人的勾当似的。 “国家酒吧！九点见。”就在他们好不容易挤出四楼的电梯门口后，斯派基·摩根满脸倦容地对他说。 “我可能准时到，也可能不会，斯派基，”尼基答道，“老实说，我累得已经有点身不由己了。” “谢天谢地！”斯派基打了个呵欠说，然后摇摇晃晃地走进一道阴暗的走廊。走廊的暗处，本楼的客房经理正坐在她的座位上用一双邪恶的眼睛监视着。 到了卧房门口，尼基便打起了精神，将钥匙插进孔里。他们现在就要动手了。他想，此时此地正是抓住我、攫取那份手稿的最好时机。 但他进了门，看到房间内空无一人，衣服也都放置整齐，这才觉得，自己真有些庸人自扰。他想：我还活着。就把手提箱往床上一放。 接着，他拉起了那手帕点大的窗帘；不过，再怎么拉也只能让它们半遮半掩，然后，他把那块完全无用的“请勿打扰”牌子挂在房门外，再把门给锁上。他把西装口袋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包括那些名片，再把上衣、领带、金属臂章，以及衬衫一一脱了下来，从冰箱中取出了柠檬伏特加酒，倒了一点在杯中，啜了一口。尼基对我说他并不善饮，但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他真喜欢在睡前享受一杯柠檬伏特加酒。他拿着杯子进了浴室，站在镜子前面，一站就是十分钟，仔细地检查头发，看看发根处有无出现白色的迹象，再用一种新配方、具奇效的药水浇抹在斑白处。耐心地做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后，就用精致的橡胶头巾当做浴帽绑在脑门上，一边淋浴一边唱着歌。洗完之后，他拿了浴巾用力地上下擦干身子，披上一件厚厚的绣花浴袍，边唱边走回到了卧房。 他这么做，虽是因为他每天都这么做，而且要让人家熟悉他每天的例行工作，但也是因他终于有这么一次可以把小心谨慎当做耳边风，又找不出一大堆理由啥事也不做，而无所事事正是他这些时日很可能都在做的。 她是个淑女，她在害怕，她需要帮助，哈瑞。尼基又何曾拒绝过一个女人？如果他错认了这个女人，那么他就会被她耍得很惨，到头来，说不定只好收拾牙刷，到卢比扬卡1的前门面壁五年了。但他宁愿被一个女人耍上千次，也不愿毫无理由拒绝人家。不过，话说回来，他还是对四处都有可能存在的窃听装置心怀警惕。尼基从公文包中取出她那份包裹，戒慎地坐着。他没有用刀割断包裹的绳子，仅仅照他那德高望重的母亲所使用的方法来解开它。母亲的照片，此刻正稳稳地躺在他的皮夹里。她们都有着明亮照人的脸颊；他耐心地抽解着绳结，想着想着，心中泛起一阵甜意。“那是斯拉夫人的皮肤、斯拉夫人的眼神及斯拉夫人的笑容。两位都是斯拉夫美女，惟一的差别是卡佳没有在特雷布林卡2完蛋。” 绳结终于解开了。尼基把绳子卷起，放在床上。他假想对着卡佳解释着：“我必须要看一看，亲爱的。你知道，我并不想偷窥别人的东西，我不是那种喜欢挖别人隐私的人，但如果我想安全闯过莫斯科的海关，就必须要知道携带闯关的东西是些什么。这对我有用。” 尼基小心翼翼地打开牛皮纸袋，以免把它扯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或即将变成一位英雄。对一位莫斯科美女构成危险的东西却并不一定会对他形成危险。他的成长过程的确艰辛，对一个十岁大的波兰移民来说，伦敦的东区并非友善之地。为了讨生活，尼基也曾经被打裂过嘴唇、摔断过鼻梁、碎过关节，也挨过饿。但你在任何时候问他对“英雄”的定义，他都会不假思索地说：惟有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的人方可称得上是英雄。 他瞪视着这个牛皮纸袋的时候，就觉得有些怪异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等他以后没别的事好做时再去想吧！但是如果今晚要做些棘手的工作，那么就非尼基莫属。因为当尼基有这种感觉之时，没有人会比他更棒，那些女人都知道的。 入眼的头一样东西就是那封信。他将信封底下的三本笔记本排整齐，信封及笔记本是用一条粗橡皮圈捆绑起来，这种橡皮圈他自己也有，但是从没有用过。不过，让他感到惊讶的还是那个信封，因为上面有她的字迹，像字帖上的笔迹。这个方形的褐色信封，黏得乱七八糟，其上写着“巴托洛梅·斯科特·布莱尔先生亲启，速件”。 从橡皮圈底下拿出信后，尼基将它背着灯光看。但信封不是透明的，一点影子也看不出。他用食指和大拇指探了探，里面似乎有张薄薄的纸，最多也不会超过两张。“斯科特·布莱尔先生已经承诺要慎重出版它……请立即送到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手中。务必要交给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本人……这是一项基于信任的礼物。”这段话又浮现脑海。 “她也信任我。”他如此想着，并将信封翻了过来，背面是空的。 这信封背面什么也没写。由于尼基坚持不偷窥别人信件的原则，所以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他再次打开了他的公文包，从放置文具的夹层里取出了一个普通的牛皮封套。封盖上很平整地印着“尼基·蓝道私人用笺”几个字。他将褐色信封塞进去，然后将封套封牢，在上面潦草地写上“巴雷”，再把它塞进了标着“交际”的那个夹层。这个夹层里装的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陌生人塞给他的名片，以及记载着他曾经答应别人完成的奇怪差使的记事单子，诸如某出版公司的一位女士拜托他代购派克钢笔的卡式墨水管，或是文化部的官员请他为其侄子买一件史努比T恤，以及这位在“十月”出版公司任职、在他收摊时赶巧出现的女人…… 尼基这么做，是因为他天生的警觉性告诉他，要把这信封放得离那些笔记本越远越好。如果那些笔记本会给他惹上麻烦，那么他更应当避免让人家因为有这笔记本而联想到那封信，反之亦然。这一点他是完全正确的，即使个中最有经验的老手也不能否认。 弄好了这一切之后，他才拿起那三本笔记，拿掉橡皮圈，一边还竖起耳朵来听听到底有没有人在走廊上走动。三本脏兮兮的俄制笔记本，他想着。他拿起最上面的一本，慢慢地翻开。整本笔记用的是粗糙的厚纸板做封面，封皮都快磨烂了，两百二十四页四开大的低级纸张。如果蓝道没有记错，在他从前卖文具的日子里，这些差不多是任何一家好文具店里只要零售价二十个“戈比”3就可买到的，哪还像得等货运到了，又得在良辰吉日排对了队，才能买到的笔记本。 最后，他打开了这本笔记，看了第一页。 “她疯了！”他想着，强忍着心中厌恶。 “她落到一个疯子手里了，可怜！” 像是毫无意义的涂鸦及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用绘图笔蘸着鲜红墨水横七竖八的乱画，满纸都是毫无章法的笔迹，字上头又斜斜盖着字，活像是大夫的处方写乱了，纸上密密麻麻画满了愚蠢的惊叹号，字句下画重点线。有些是用西里尔文写的，有些是用英文写的。“造物主创造众造物主。”他用英文读了出来。“是。不是。非是。”接下来又突然冒出一堆法文，写的是荒诞的战争和战争的荒诞，然后又是一堆鬼画符了。“真谢谢你！”他想着，又把笔记本翻到了另一页，接着又翻了一页，两页都是满满的荒唐之言，甚至连空白都没有。“花了七十年摧毁了人民的意志，我们不可能希望它骤然之间就复苏而拯救我们。”他读道。这是一段引言？抑或是一段梦话？谁也不知道。文中提及一些作家、俄文、拉丁文和欧洲语文。论及的尽是尼采、卡夫卡以及一大堆人名，他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是去读了。这里又提到战争，这回是用英文写的：“老的宣战，年轻的打仗，但今天连婴孩带老人都加入战争。”他又翻到另一页，除了一块圆形的污点以外，什么都没有。他把那本笔记拿到鼻子边嗅了嗅。酒，好臭，他嫌恶地想，像酿酒厂的臭味儿！无怪乎这人会和巴雷凑成对。又翻了一下，发现有一页折页，上面写着歇斯底里的宣传口号： ——我们最大的进步是在落后！ ——苏维埃的麻木是世界上最进步的！ ——我们的落后是我们最大的军事机密！ ——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意图及能力都不清楚，又如何能清楚你们的？ ——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无能。 下一页是一首诗，几句鬼才知道从什么地方抄来的话： 曲折弯转， 何处去？ 是去或来？ 蛇行痕迹？ 尼基这会儿再也读不下去了。他愤愤地走到窗口，底下是一个阴暗的中庭，地上堆满了垃圾，无人清理。 “哈瑞！我想这人准是一位思潮如泉涌的文字艺术家，是一位长发披肩、沉迷于迷幻药、放荡成性的天才，而她呢！也昏了头，为他牺牲自己，他们那种人都是这样的。” 她很幸运，因为房间里找不到莫斯科市的电话号码簿，否则他真要打电话臭骂她一顿。 为了要再平添几分怒气，他又拾起了第二本笔记，指头蘸了点口水，带着轻视的眼光一页页翻了过去。猛然之间，他翻看到了一些图形，顿时脑海呈现一片短暂的空白，好像电影突然中断，银幕上呈现一片白光的景象一样。此时，他诅咒自己为什么会生为一个性急又冲动的斯拉夫人，而非冷静平稳的英国人。他又往床上坐了下来，不过这一次是慢慢地坐，就好像床上有人躺着，一个因他贸然谴责而受到伤害的人。 如果撇开文学不谈，尼基对与技术有关的事情倒是极感兴趣。即使看不懂文字部分，他还是可以整天抱着几张数学公式仍兴味盎然。就像他第一眼看到卡佳，就知道眼前是个高雅出众的女人一样，他一眼就认出这些图形非出自凡人之手。它们不是用尺画出来的，而是真的图形。虽是随意的描绘，但画的东西并不简单。那该是一位拿着铅笔就能思考的人徒手画出来的作品：切线、抛物线和角锥体。在这些图形当中穿插着建筑师及工程师等人所用的术语，如“瞄准点”“受制射程”“偏心”“重力”以及“轨道”等语——“哈瑞，有些是以英文写的，有些则是用俄文写的。” 虽然，“哈瑞”并不是我真正的名字。 不过，当他开始将第二本笔记上那些书写得美观大方的文字与第一本上那些漫无章法的潦草字迹作一比较时，却惊讶地发现二者有不少雷同之处。他油然生出一种感觉：看这两本笔记就好像是在读人格分裂者所写的日记，如同化身博士写第一本，而海德先生写第二本。4 他又往下看第三本笔记。这本笔记书写得与第二本一样整齐，一样用心，不过编排的方式倒像是一种数学日志，里面有日期、数字，还有公式以及一再出现的“错误”这个词，而且经常加底线或标以惊叹号。突然间，尼基的注意力被一行字给牢牢吸引住。作者那些摸不着边的术语倏然结束，那些哲学语句和有别致注解的草图也突然告终，纸面突然呈现出夸示般的清晰简洁。 美国的战略家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的噩梦再也不可能实现。苏维埃的武士倒卧在自己的盔甲中。就像你们英国一样，他是个二等强权，他能发动战争，却无力持续，也无力赢得战争，相信我。 尼基看到这儿就停下来，不再继续。一种崇敬的感觉油然而生，伴随着另一种强烈的自保本能，他告诉自己，已经打扰这座坟墓打扰得够久了。于是将三本笔记叠在一块，把橡皮圈给套了回去。“够了！”他想。从此时此刻起，我管我自己的事，尽自己的本分——把这份手稿带回我的第二祖国——英国，并且立即交给别名巴雷·斯科特·布莱尔的巴托洛梅先生。 “巴雷·布莱尔。”他一边很诧异地想着，一边打开了他的衣橱，抽出他用来放置样品的那个铝制大手提箱。好啊，好啊，我们不时在想我们中间会不会窝藏着一个间谍，现在终于知道了。 尼基向我保证，说他可以保持绝对的冷静。他骨子里的英国人再一次地战胜了另一位波兰人。“巴雷能做，我也能，哈瑞，我就是这么对自己说的。”有一阵子，当他指定要我听他告解时，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有时，有人会要我听他们倾诉，他们感觉到我并非属实的那一部分，于是就对着那一部分谈，仿佛那才是真实的我。 他抬起箱子放到床上，打开锁，拿出两件视听套件。这两样东西在展览会场曾遭苏联官方强行禁止播放。其中一件是附带旁白的二十世纪图说历史集，结果被他们硬指是反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品；另一件是人体手册，附带有动感照片及健身运动卡带，结果，那位官员色迷迷地看完了柔若无骨的紧身衣美女示范柔软体操之后，居然判定它是色情影片。 那个历史图说卡带集，是个看起来蛮体面的东西，外表就像大家在喝茶时读的那种书，里面有好多隔层，隔层中装有卡式录音带、与录音带内容相同的书、进阶词汇卡片和笔记本等。尼基把这些东西都拿了出来，再把这三本笔记往每个隔层放了一放，结果发现没有一个够大。他决定把两个隔层变作一个。他从盥洗用具袋里取出一把指甲刀，坐了下来，把中间隔断部分的钢钉去掉。 “巴雷·布莱尔。”他一边将指甲刀尖插进钉孔一边想着。我早就应该猜到的，只是你看起来实在不像罢了。巴托洛梅·斯科特·布莱尔先生，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硕果仅存的继承人——间谍。第一枚钢钉已经松了。他小心翼翼地拔了出来。巴雷·布莱尔是那种即使在母亲生日时，也不肯卖点东西给有钱人来挽救垂死的母亲的人。而他竟是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间谍”！尼基开始撬开第二根钢钉。他最出风头的是在两年前贝尔格莱德书展时，用纯伏特加酒把斯派基·摩根灌醉到桌底下，再和乐队一起吹萨克斯。吹得太棒了，连警察都拍手了。间谍。绅士间谍。好啦！这儿有封你女人来的信，就像有一首童谣里面所说的。 尼基拾起了那三本笔记往他预备好的空间里头塞，但仍然不够大，必须再挖掉一个隔层。 假扮酒鬼，好！尼基的心思仍在巴雷身上打转。扮傻瓜来愚弄我们！把家里的钱都挥霍完了，祖传的家业也浪荡光了，仅仅靠着那些笨银行在危急关头拉你一把，对不对？！还有，你那场下棋的鬼把戏呢？如果尼基能一眼看穿它，也就罢了！一个醉醺醺的人怎么可能在下棋的时候所向无敌呢？“哈瑞，可没作弊喔！——如果他不是间谍，那会是什么？” 三个隔层如今合而为一了。笔记本这会儿总算是塞进去了。隔层上方印着的“笔记”几个字遗留在那儿。 “笔记。”尼基想像自己向那位什瑞米特耶夫机场的年轻海关人员解释道，“笔记本，就是像上面写的，学生用的笔记本，而这个隔层就是为了要装这个笔记本呀！你手中的这几本笔记就是一位学生的作业。我把这几本笔记带了来是作示范用的，而这些图形呢？是……是社会经济模式，是人口统计学的演变模式，是你们俄国人永远学不会的统计学。你看到这个没有，它叫做‘人体手册’……” 尼基这番说辞可能会让他轻松过关，也可能不会。到底过不过得了关就看那位海关人员聪明到什么程度，也要看他们知道多少，还要看那天他们的太太有没有给他们脸色看。 但是眼前的漫漫长夜以及拂晓前都可能会有人破门而入，拿着手枪指着他，对他吼道：“好了！蓝道！把那些笔记本交出来！”——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一套卡带就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了。“笔记本？警官，什么笔记本？噢！你是指一个漂亮的俄国女疯子在今晚塞给我的那一堆垃圾？！我想是在那个垃圾桶里吧？！警官，如果服务员还没把它给清理掉的话，它一定是在那儿的。” 为了提防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尼基很小心地在房间里巧为布置，他将笔记本从历史视听教材套装盒内拿了出来，煞费心机地放入废纸篓里，就好像在他看过这些笔记本一眼之后，就气得把它们全给扔到这个篓子里一样。为了不让它们在篓子里落单，他甚至还把一些无用的贸易说明书和目录撕碎，又加上他收的几件毫无用处的道别礼品：包括一位苏联诗人的诗集以及一卷吸墨纸等，一齐放到篓中。最后，他又加上了一双只有我们有钱的西方人才丢得起的新丝袜。 我再一次被尼基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才给震慑住了。 尼基那一整晚并未外出游玩。他守着这个像监牢一般的莫斯科旅馆房间。窗外，薄暮转为黑夜，昏暗的灯火懒洋洋地一一亮起。他用旅行用的小水壶替自己冲杯茶，又从随身的口粮里取出水果糖来吃，然后满足地看着他价值连城的战利品，悲怜地朝着其他东西微笑着。他打起了精神，忍受着痛苦和孤寂，回想起少年时期的艰辛来帮自己振作。尼基又翻遍了皮夹、公文包和口袋，把一切琐碎之物全给拿了出来。这些东西全是他私人物品，例如一位可爱的朋友在数年前寄给他的火热情书，至今还能勾起他的兴致；又如他以前参加过的一个邮寄录影带俱乐部的会员证。看到这些东西，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像电影里所演的，把这些东西全给烧了”。但是当他看到天花板上装的那一枚烟雾探测器之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他敢打赌这些东西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废物。 最后他还是找了一个纸袋，把已经撕得粉碎的这些物件碎片放到袋子里，再把它摔出窗外，看着它落入中庭里的一堆堆垃圾当中。然后，躺回床上伸了伸筋骨，看着黑暗的时刻一点一点地逝去。有时他觉得自己很勇敢，有时又觉得自己很胆怯，胆怯到必须要将那把指甲刀紧握在手掌心，好壮点胆。有一次他打开电视，希望看到妙龄少女的体操表演，但却看到画面上是国王正告诉他那些兴趣盎然的孩子们：旧秩序是没穿衣服的。后来，半醉半醒的斯派基从国家酒吧打了一个电话进来，尼基开始握着听筒不放，一直到老斯派基进入梦乡。 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他情绪达到最低潮的时候，尼基才想到要去英国大使馆寻求外交协助。这种突如其来的怯懦，令他十分恼火。“要找那些马屁精？！”他责问自己，“那些把父亲遣返波兰的人？我连托他们带一张艾菲尔铁塔的明信片都不愿意呢！哈瑞。” 况且，她也没要求他这么做。 第二天一早，他穿戴整齐，似乎准备从容就义。身上的西装是他最好的一套，母亲的照片就在衬衫口袋内伴随着他。 不论我在何时翻看尼基的档案，或是在他六个月的所谓“巅峰期”接待他的时候，这就是我眼前所看到的尼基·蓝道。而这六个月是他在签下另一份官方秘密文件之前，乐于一再回味的光荣时日。 我仿佛见到他满面春风地踏上莫斯科的街道，手上提着那个金属制手提箱。手提箱内放着什么东西，大概只有上帝知道，他只是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他是如何看待我？——如果他曾想到过我的话——我则连想都不敢想。而我曾爱过的但又辜负了的汉娜，则一定毫不犹豫地认为：“又是一个表面乐观而内心实无希望的英国人！”她定会怒气冲冲地说。恐怕这些日子里，她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其耐心已经去了大半。 2 白厅官员一致认为这种事情绝不能再发生了。秉公守法的几位部长对这桩事更是怒不可遏。他们组成了一个极其机密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委员会找了一大堆的目击证人，听了他们的证词。巨细无遗地详加追问，把各个关键地方串联起来，作成结论，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最后推举我做主席，草拟报告书。我们这个委员会所作的结论，绝不对外公布，我们这些成员更是得严守机密。其实这个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大家都很清楚，开始时大家会七嘴八舌热烈讨论，后来尘埃落定，我们再回归到尘堆里。我们的委员会像是个平日嬉笑惯了的人，一旦不悦，就丢下愁眉苦脸的我们、一些毫无意义的作业纸，以及附在财政档案里的一些机密说明而不管。 以苏俄司的奈德及其同僚所用的稍为谨慎的措辞来说，这件事肇始于某个暖和的周日傍晚，五点至八点三十分的这段时间，一位自称尼基·蓝道、以巡回推销为业，收入颇丰、无前科记录的波兰后裔，分别拜访了四个部级的行政机关，说有要事，要求能立即见到英国情报局的干员。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曾分别遭到警卫的耻笑，被人驱逐，甚至一度遭到殴打。至于国防部的两名守卫有无像尼基所咬定的：抓着他的衣领和裤裆，将他连扯带拉地赶出大门；或者照警卫们的说法，只是“帮助他”回到街上，是一件永远无法达成一致的事了。 但我们这委员会还是很严厉地质问了这两名守卫，他们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在一开始就提供这种“协助”？ “长官！蓝道先生拒绝让我们检查他的手提箱。他曾提议在他等待时把手提箱交给我们保管，但钥匙要由他保管，这是不符合规定的。唉！没错，他是当着我们的面把箱子拽了又拽，拍了又拍，再扔出去用双手接着，很明显的是要让我们知道箱子里并没有我们所担心的东西，但这还是不符合规定呀！而当我们尽可能和气地要取走他手中的箱子时，这位绅士（尼基在他们的证词中终于还是变成‘绅士’了！）却不让我们动手！长官！并且用他那外国腔大喊大叫，引起了一阵骚动。” “他喊叫些什么？”我们问道，因为我们对有人会拣星期天在政府机构所在地大吵大闹的想法深感不解。 “呃……长官，就在我们把这个情绪激动的人赶出大门时，他叫着说他的手提箱中藏着一些非常机密的文件，这些文件是俄国人在莫斯科交给他的。而他只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小波兰人呀！长官。”他们可能应再加上一句：“当时是在伦敦一个热得人头昏脑涨的星期天下午，而我们都在后面房间内看回放的巴基斯坦人对抗巴丹事件。” 即使在外交部这个英国正式款待宾客的中心，这个不像话的尼基居然也会使出他最后的杀手锏：声泪俱下地乞求守卫让他进去。他又哭又闹，甚至惊动了帕莫尔·维娄先生呢！他是一位对李斯特音乐做过专题研究的作家。 而如果尼基不出新招，恐怕他哭肿了双眼也没有一丁点儿用处。此时，他将那只手提箱打开放置在柜台上，让那位虽然年轻、但却非常谨慎的守卫隔着最近刚装好的防弹玻璃，探头检查箱里的东西，结果除了几本老旧的笔记本外，并没看到炸弹。 “星期一十点到五点之间再来。”守卫透过新装的电子扩音器叫着，听起来好像是威尔士一处火车站里的广播声，随后就猛然缩回他那黑漆漆的岗楼中。 此时大门微开，尼基看了看这位年轻人，再望了望他身后一百年前建造的用来吓唬那些无法无天的殖民地亲王们的大廊，接下来的情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抓起手提箱，攻克那些看似铜墙铁壁、实则不堪一击的防卫装置，“就像一只羚羊般”穿过了中庭，直上宽阔的大厅。他很幸运。姑且不论帕莫尔·维娄的地位有多高，他在外交部里是属于温和派的，而那一天恰好是他值日。 “哈啰，哈啰。”帕莫尔一边走下那道宽大的楼梯，一边喃喃说着，双目瞪着眼前这位桀骜不驯、站在两位体格魁梧的警卫中间喘个不停的尼基。“你真狼狈！我是帕莫尔·维娄，是这儿的常驻职员。”他紧握左拳，高举到肩上，好像很讨厌狗似的；不过右手却伸出来以表致意。 “我不要见职员，我要见高级官员，否则一切免谈。” “呃，职员是相当高级的了。我想你只顾到字面的意思。”帕莫尔很谦虚地说。 记录上应该这么写着（而我们的委员会也这么做了）：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尼基这般有眼不识泰山的。帕莫尔看似滑稽，实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人，也没做错过什么事。他领着尼基来到一间访谈室，请他坐下。并且，任何微小细节他也全顾到了。他要人送来一杯茶，在茶里添些糖，好给尼基压压惊，又拿了一些易消化的饼干给他当茶点。接着，拿出了一支朋友送他的高级自来水笔，写下了尼基的姓名、住址和他所服务过的公司名称；又登记了他的英国护照号码和出生年月日、地点——一九三〇年生于华沙。他诚恳而不带有任何威胁地表示，他对情报的事情一窍不通，但他承诺一定会把尼基的案件递交给“有能力管辖的人”，而他们一定会对这件案子加以应有的关注。又由于尼基再次坚持，他只好随手拿了笔在外交部的蓝色草稿纸上写了一张收据给他，并在上面签名，又请来同事加盖当日的戳印。他告诉尼基如果当局有任何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事，他们会跟他联系，联系的方式可能是通过电话。 这时，尼基才犹豫不决地把他那肮脏的包裹拿出来递给他，并以深深惋惜的目光看着帕莫尔用他那迟缓的手将它打开。 “不过，你为什么不直接把它送交给斯科特·布莱尔先生呢？”帕莫尔看了信封上的人名之后问道。 “老天呀！你想我如果没有试过，会跑来找你吗？”尼基心中又重燃起了一把无名火，“我告诉你！我到处打电话找他，找得我都快烦死了！他不在家，也不在办公室，更不在他的俱乐部，任何地方全找过了，就是找不着。”尼基只顾着抗辩，失望中，连文法都顾不得了，“从机场我就试过，告诉你，就在星期六。” “但今天才星期天哪！”帕莫尔带着原谅的笑容纠正他。 “好吧，就算星期六是昨天好了！我找过他的公司，他却因为欠缴电话费，电话被停。我又查了电话簿，在汉莫史密斯有一个姓布莱尔的，虽然缩写与他的不一样，但也是叫斯科特·布莱尔。结果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好凶！叫我去死！我认识一位名叫亚基帕的业务代表，是在西部地区代表巴雷的公司。我对亚基帕说：‘老天爷！我有事必须马上找到巴雷才行，能不能告诉我他在哪里？’他回答我说：‘尼基呀！他早就失踪，逃得不知去向了！店里已有好几个星期没见到他的人影了。’接着，我又到处询问，伦敦、他家乡的电信查号台都说没有登记过斯科特·布莱尔这个人。不管他在哪儿，或不在哪儿，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什么？”帕莫尔满脸迷惑地问。 “他失踪了！对不对？他早就失踪了。他为什么会失踪，要说理由，可能有好几个。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是不会知道的，因为你也不打算知道。现在，除了他以外，可能有好多人都在生死关头。她告诉我，这件事万分重要，也绝对机密。现在就请你赶紧办，拜托！” 那天晚上，除了两伊战争及华盛顿发生的军售丑闻案以外，这个世界倒是非常平静。帕莫尔到蒙彼利埃广场参加剑桥大学校友聚会，与会人士都是像他这样的单身汉，不过也挺有意思的。关于这个场合的报告，后来也传到了我们这个委员会中。 “你们当中有没有谁最近曾听说过一个名叫斯科特·布莱尔的人？”帕莫尔在聚会将近尾声时弹奏着肖邦的钢琴曲，突然之间，一串音符让他想起了尼基这个人。“有没有人知道斯科特·布莱尔这个人的？”根本没有人听见他的问话，所以他又问了一次。 “他是早我们好几届的人了，是三一学院的。”房间的那头传来了很模糊的声音，“是历史系的，也是个爵士乐狂。他要以吹萨克斯维生，但他老爸不让他这么蛮干。巴雷·布莱尔是个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家伙。” 帕莫尔猛力弹奏了一下琴键，响声使邻近的人都安静了下来。“我说，他是不是个讨人厌的间谍？”他清清楚楚地一个字一个字说了出来。 “父亲啊？他死了。” “笨蛋！我说的是儿子，巴雷。” 说话的人好像是从一块帷幕后头冒出来似的，越过了一群比他年轻的人之后，来到他面前，手中拿着玻璃杯。而帕莫尔意外地辨认出他是早八百年前在三一学院的好友。 “我实在不知道巴雷是不是一个讨人厌的间谍。”这人对帕莫尔说着。言谈之间，神色并不怎么和悦，而此时周遭的嘈杂声又变本加厉了起来，“但如果一定要以这种资格来评定他，他可就不及格了。” 经这么一说，他更是好奇了。帕莫尔回到外交部里间宽大舒适的房间后，重拾起尼基交给他而他暂时交给清洁人员保管的信封和笔记本。平日钻研公文的他，面对这桩离奇事件，也实在是无能为力。若是换了苏俄司里的奈德和他的同僚来论此事，话就难听得多了。他们会说，在任何文明国家里，像帕莫尔这种人，都应该自己找个既高又静的地方自行了断，平静地吊在那儿，让别人去凭吊他毕生的成就。 帕莫尔拿着笔记本赏玩。一玩就玩了两晚外加一天半的时间，因为他觉得这几本笔记实在是太好玩了。他没有把那牛皮纸信封打开，因为尼基在上面亲笔写了一行字：“除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或情报单位最高负责人以外，任何人不得拆阅。”他像尼基一样，坚信私自拆阅别人信件是不对的，更何况这封信两端都被密封得死死的，而帕莫尔也不是那种会硬来的人。但那本笔记上头有疯狂的格言、名人隽语、讨厌的政客和军人的谩骂，又零乱地提到普希金这种纯文艺复兴式的人和克莱斯特5这种自毁性人物，着实使他着迷。 他一点都不觉得事态紧急，也不认为需要负任何责任。他是外交官，不是“朋友”，即那些间谍。而在帕莫尔的字典里，“朋友”是指那些聪明才智不如他的人。事实上，他经常在口头上表现出一种不满，说英国正统的外交部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掩护那些情报人员为非作歹的机构。帕莫尔自己也是一位饱学之士，涉猎相当广泛，曾经修过阿拉伯文，并且在近代史这个科目上还得过第一名；也曾利用闲暇自修俄文及梵文。他样样都好，惟独缺乏数学及处世的常识。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跳过另两本笔记上那些记载得整整齐齐的数学公式不看，而偏偏去管那些作者以涂鸦之笔写出来的哲学漫谈。这也可以解释（虽然委员会很难接受这样的解释）为什么帕莫尔会不遵守驻外人员处理变节者的标准程序，也不管情报处主动或被动拉拢，而尽管做他自己的事。 “他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提格。”在他决定了要与人同享所获的时候，终于在星期二将此事告知了在研究部门里一位相当高级的同僚。“你真的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他这个人。” “但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个他，帕莫尔？” 而帕莫尔就是有这种感觉，像是一种震动。 帕莫尔这位资深同事瞄了那笔记本一下，又看了看第二本，然后坐了下来上下打量着看第三本，之后又看着第二本笔记中的图形。最后，他以专业的本能，接管起这件紧急事件了。 “我想，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很机灵地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的。”他说。但再稍加思索之后，还是决定亲自把这些东西送过去，因为实在是十万火急。他先以绿线电话通知了奈德，叫他等着。 虽然晚了两天，地狱之门还是打了开来。星期三凌晨四点钟，在维多利亚街奈德所属的粗矮砖造分部，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苏俄司”，还是灯火通明，日后成为蓝鸟小组成员的一些人正在房子里像无头苍蝇似的开着会，而这个会议到此也接近了尾声。五个小时后，奈德在一处河堤边高局耸立的新大楼情报总部里主持完了另两次会议，又回到了他的办公室。眼前零乱的档案，就好像那些临时招来的女工们在路上设置的重重路障一样。 “上帝可能会用神秘的方式进行。”有人听奈德在转接任务空当时对他那红发助手布拉克这么说，“以他挑选那些家伙所用的方式来说，简直是太差了。”“家伙”在俗语中，是指活的消息来源，而活的消息来源用正统的语言说来，也就是间谍的意思。奈德说“家伙”的时候，指的是尼基？是卡佳？抑或是那几本笔记的无名作者？还是他心里早已有了底的那一位英国绅士、大间谍巴托洛梅·斯科特·布莱尔？布拉克不知道，也不在乎。他虽来自格拉斯哥，但父母都是立陶宛人。抽象的观念，会让他火大。 至于我呢？我必须再等一个星期才会出面，等着奈德心不甘情不愿地决定，是拖出他的老马行动的时候了！我自知一向是匹老马。一直到今天，我都还不知道自己的教名怎么回事。“老帕尔弗莱在哪里？”他们说，“我们那个乖乖的法律雄狮呢？叫那个玩法律的进来，最好停一下，问问老帕尔弗莱。” 我是个很快就可以解决的人，你用不着在我身上花很长的时间来研究。霍拉帝欧·本尼迪克特·德帕尔弗莱是我的全名，但你听了之后可能马上就把前面的都给忘了，甚至可能对“德”这个字根本没有任何印象，而只记得后面的帕尔弗莱。在情报局里大家常叫我哈瑞，我自己也常如此叫自己。当我独个儿回到那毫无生气的单身宿舍弄饭给自己吃时，我更是这么唤着自己。我是个罪犯的法律顾问，以前曾与麦基合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这二十年来，我一直是个情报单位的小职员，随时准备在正义女神的天平上偷斤减两、耍弄招数，而正义女神却是我一向景仰的。 有人曾告诉我，说帕尔弗莱的原意是一种马，但既非战马，亦非猎人骑的马，而是一种披了马鞍，专供妇女骑用的马。如果此言不虚，那么也只有一位女人才能驾驭得了我，但也差点使我踏进坟墓；她的名字叫汉娜。也就是因为汉娜，我才急急地找了这个秘密据点来做我的避风港。激情在这儿无容身之地，墙壁亦厚如堡垒，使我能够听不到她哭喊着撞打墙壁、苦苦哀求让她进来的声音，而无视于那件丢脸的事。此事曾经让我在初入律师这体面行业之时，颇受惊恐。 汉娜曾说我“表面乐观，内心实无希望”。我一向觉得，若换成一个聪明的女人，就不会把这种评语说出来。有时候，真理是以放纵为名。“那么，你明知道这个案子不可能打赢，为什么你还要接？”我会反驳她一句，“明知一个病人已回天乏术了，又为何一定要煞费气力想救活他？” 她是个女人，似乎就是答案。只因她相信男人的灵魂是可以拯救的；又因为当时我还没成熟得足以付出代价。 但是现在我已经付出代价了，相信我。 就是因为汉娜，我才步上情报这行，负起我那卑微的职责，聊尽绵薄之力。也就是因为汉娜，我才会这么晚了还坐在这儿！——一个门上挂有“法务室”字样的办公室中灰色的隔间里。档案、录音带和影片散置在四周，就好像强戴斯控告强戴斯6的案子一样，只差没有粉红色的细带。这就是我在拟订官方的弥补行动！——“蓝鸟”计划时的情形，主角就是巴托洛梅，亦即巴雷·斯科特·布莱尔是也。也就是因为汉娜，我这匹老马即使在写答辩状时，也不时地放下笔来，抬起头做着白日梦。 尼基再度回忆起那些英国人的嘴脸时，正好是在那几本笔记到达奈德桌上四十八小时之后的事了。自从遭遇到白厅那次极不愉快的经历后，愤怒加上羞辱，使他一度病倒。他没去上班，也没光顾他在高德格林的小套房，平时他都会待在那儿，就好像那里是指引他人生的一盏明灯。但是现在即使是女友莉迪亚也没能让他从郁郁寡欢中振作起来。而我很快地就取得总部的授权，窃听她的电话。当莉迪亚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他婉拒了她的好意。而当她哭着去敲他的房门时，我们派守在外的人回报说，他只让她进去喝了杯茶，就将她支使回家了！ “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做错了，但不管我做错了什么，我都很抱歉！”他们听到她临走时难过地说着。 尼基刚把门关上，坐回到椅子上时，奈德的电话就来了。后来，尼基曾很技巧地试探过我，问这是不是巧合。 “尼基·蓝道吗？”奈德用了一种你无法等闲视之的语调问道。 “我就是。”尼基坐直了身子说。 “我叫奈德。我想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没有必要说出他的名字吧！你前几天好心地为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还带来了一个包裹，不过你的运气似乎欠佳。” 尼基听了这话，马上一跃而起。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听得出来是个好官，而非恶棍，哈瑞。 “嗯，是的！我是这样做了。”但他的话还没讲完，奈德就接着说了。 “我想在电话中没必要谈太多细节，但我的确认为你和我必须作个长谈，并且我们该向你致歉。我是一个说做就做的人，什么时候方便和你见个面？” “什么时候都可以。”此时他得强忍住会迸出“先生！”这个词。 “我认为现在最好，不知你意下如何？” “非常好啊，奈德。”尼基露齿而笑道。 “我派车子来接你，马上就到。你就待在家里等着门铃响。车子是绿色的路虎，车号登记则是B。司机叫山姆，如果你不放心，就向他要名片来看。如果还不放心，就按着名片上面的电话号码拨电话给我。你认为能办得到吗？” “我们的朋友还好吗？”尼基还来不及问，奈德就已挂上了电话。 过不了几分钟，门铃就响了。“他们让车子停在转角处。”尼基心里边想，边以飞快的脚步奔下楼。“这就是了，我现在终于碰到行家了。”他们来到一栋坐落在伦敦上流住宅区的宅邸，前有坡地、阳台，整修得焕然一新。刚漆过的白色前门在夕阳下对着他闪闪发光。这是一栋让人艳羡的宅第，里面隐藏着支配我们生活的秘密权力。门前的柱子上挂着一块擦得雪亮的铜牌，牌子上写着“国外联络部”。尼基登上阶梯时，门已经开了。进去之后，身穿制服的守卫带上门。尼基看见一位四十开外、瘦长挺拔的人踏着落日余晖迎面而来。首入眼帘的是其侧影，后才看清他魁梧的身躯，他与尼基握了握手，态度谨慎，但亦不失诚恳，就像海军行礼一样。 “做得好，尼基。请进。” 人长得好看，声音却不一定也好，但奈德两者兼具。当尼基随他走进那间椭圆形的书房之后，他就发觉可以跟他无所不谈，而奈德是会站在他这一边的。事实上，奈德有许多地方让尼基非常心仪。如：他小心翼翼的样子、出色的外表、堂堂的相貌、沉静的领袖气质，甚至于他的那一声“请进”。尼基也嗅得出来，眼前这个人精通好几种语言，因为他自己就有这种本事。他只消说出一个苏联名字及一句话，他就能一面微笑，一面就用话接了下去。哈瑞，他跟你我是同一类型的人。如果你有秘密，这人是可以与你共享的，因为他绝不像那些外交部里的人，都是些马屁精。 但一直到了尼基开始说话时，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急切地想把所有的事情一股脑儿地和盘托出，于是一开了口之后就欲罢不能。从那时起，他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讲，讲到连自己都大吃一惊的地步，因为他所说的，不只是卡佳和那几本笔记，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会接受它们，是怎么把它们藏起来，还描述他的生平、生为一个斯拉夫人的困惑和感叹、不顾一切地对苏俄的热爱，以及他对夹处于两种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感。奈德并未用任何方式引导他或中途打断他的话，他天生就是个安静的听众，除了用干净的白卡片做着笔录以外，他甚少挪动身子，也甚少插嘴；即使插嘴，也只是厘清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如在什瑞米特耶夫机场时，检查人员为什么看都不看尼基一眼就招手要他去离境休息室。 “他们对你那一群人都这么礼遇，还是只对你另眼相看？” “我们那一群人都受到这种待遇。有一个人点了点头，我们就都过关了。” “你有没有觉察出他们对你特别优待吗？” “没什么理由值得他们要对我特别看待。” “有没有印象他们对你另眼相看，譬如说，他们也许觉得你比别人好？” “我们像一队羊一样地通过；噢！不对！应该是说一群羊。”尼基纠正自己，“我们交出自己的签证，如此而已。” “有没有其他的团体以同样的速度前进，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些俄国佬一点儿都没有为难大家，也许因为那天是周末，而且又是夏天的缘故吧！也许是托了那个‘开放政策’的福。他们拉了少数几个人去检查，而让其他大多数的人通过。说实在的，我觉得自己太笨了，我实在没有必要在事先做那么多的防备工作。” “你一点儿也不笨。你做得再好不过。”奈德一边说一边写着，语气里没有一点儿故意讨好的味道，“那么，在飞机上，是谁坐在你旁边，记得吗？” “斯派基·摩根。” “还有谁？” “没有人了。我是坐在靠窗的位子上。” “座位的号码呢？你记得吗？” 尼基死也记得那个位子。不管何时坐飞机，他都会预先订下那个号码的座位。 “你在飞机上谈的话多不多？” “事实上，很多。” “都谈些什么呢？” “女人，大部分都在谈女人。后来有两名来自诺丁山的人加入我们的谈话。” 奈德报以微笑地问：“那么，就你现在回想，你有没有告诉斯派基有关那些笔记本的事？尼基，在那种情况下会吐露这些是很自然的事。” “我想都不想这么做，奈德。我从未对任何人谈过这件事，一个都没有。我也不会再对任何人提起的。我之所以对你说，是因为他失踪了，而你是政府官员。” “那么，莉迪亚呢？” 这句话刺伤了尼基的自尊心，他对奈德原有的崇拜，因他对自己如此熟悉而感到的惊讶都抛到一边了。 “我的女友对我知之甚少。她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知道的很多，其实不然。”他答道，“她们不可能晓得我的秘密，因为我从没有想要告诉她们。” 奈德继续写着，那支钢笔流畅的动作以及那些暗示他可能考虑有欠周详的一连串问题，让尼基不得不心生疑窦，因为他已经注意到，每当他一提到巴雷这个名字时，奈德安稳坐着的身躯就似乎有一阵寒意流过。 “巴雷真的还好吧？他遭到什么意外或变故了吗？” 奈德似乎没听见。他取了一张干净的卡片，继续写着。 “我猜巴雷一定想到过大使馆了，是不是？”尼基说着，“巴雷是专业老手。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告诉你，是那盘棋让他泄了底，他不该下那盘棋，也不应该在公开场合下。” 这时，才见奈德慢慢地将头从那张纸上抬了起来。从他的脸上，尼基看到了一副冰冷的表情，比他下面的话还要可怕：“我们从来不提及姓名的，尼基。” “即使我们之间也不提起。你以前不知道，所以你没有错，但千万不要再提起了。” 看清了这句话在尼基身上大概已产生他所预期的效力之后，他站起身子，走到椴木边的桌旁，从一个塞盖的玻璃瓶里倒了两杯樱桃汁，将一杯递给了尼基。“是的，他很好。”他说。 他们默默地为巴雷干了杯，此后尼基发了十次誓，绝口不再提起这个人物。 “我们不要你在下星期去格但斯克，”奈德说，“我们已经为你安排了一张医疗证明和对你的补偿费用，你现在生病了，病名可能是胃溃疡。现在你要离开工作，好好休息，不介意吧？”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尼基说。 但是在他离去以前，他还是在奈德的监视下签署了一张官方秘密文件。就法律而言，这是一张很模棱两可的文件，是专门用来给签字人看的。但这种文件，对起草的人来讲，也不具什么信用。 尼基离去之后，奈德关上了麦克风和隐藏在暗处的摄影机。这些都是十二楼的人坚持要用的，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形式。 到此为止，奈德都是一个人作业。而这也是他身为苏俄司主管的一项特权。外务员即使不是独来独往，也差不多是了。他甚至没召唤老马进来宣读那份戡乱取缔法令，因为还不到时候。 如果尼基觉得在那天下午以前他都备受冷落的话，那么，此后的几天他就浸浴在别人的关注之中了。第二天一早，奈德就以他一向持有的礼貌打了电话来，要求他去一处叫皮姆利柯街的地址报到。他到了那儿，才知道这儿原来是一九三〇年代的公寓街。弯弯的钢质窗架漆成了绿色，有一处入口，可能是通到一座电影院的。当着两个陌生人的面，奈德也不加介绍地就要尼基把他的故事重新讲述一遍。之后，就把尼基丢进了虎口。 首先开口的是一位面露烦忧不决之色的男子，他有着像婴儿般红红的脸庞和清澈的眼神，身穿淡黄夹克，刚好配上他淡黄色的头发，他的声音也是浮浮的。“我想你说过一件蓝色的衣服吧？我的名字是沃尔特。”他加上了这一句，好像他自己也被这个消息给吓了一跳似的。 “我是说过，先生。” “你确定吗？”他吸了吸烟斗，摇晃了一下脑袋，挑起双眉斜睨着他。 “绝对确定！先生。一件蓝色的衣裳和一个咖啡色的手提袋。大部分的手提袋都是用线织成的，她的却是一个咖啡色的塑料袋。我对我自己说：‘今天你的时运不佳，但你若想将来与这女的有一手，就应该从伦敦给她带一个蓝色的袋子来配她的蓝色衣服，不是吗？’就是因为我想过这，所以才记得的。我的脑子里有连线的，先生。” 在我重放那一卷录音带时，我一直觉得相当奇怪，尼基称呼沃尔特为“先生”，但从未称呼奈德什么。但这暗示了沃尔特可能有一些不和蔼的态度，而不说明尼基对他的尊敬。总之，尼基是一个在脂粉堆里打过滚的男人，而沃尔特刚好相反。 “而你说她的头发是黑色的？”沃尔特哼着，就好像黑色的头发正在随风摇曳一般。 “黑色的，先生。如丝一般的光泽，接近乌鸦羽毛那么黑，真的！” “不是染的？你认为呢？” “我知道两者差别何在，先生。”尼基说。他摸了摸头，因为他想现在就把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他们，甚至连他为什么会永远年轻的秘密都一并讲出来。 “你早先说她是列宁格勒人，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我是从她的教养和举止来看，先生。我看到的是一个具有罗马气质的俄国女人，我就是这么认定的。圣彼得堡7人。” “但你并没有在她身上看到亚美尼亚人，或乔治亚人，或例如犹太人的气质？” 尼基沉思了一下，反驳道：“我本身就是犹太人，你知道吗？先生。我不认为必须要见过某一种人才能够认出那一种人，但我可以这么说：我心里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一种似乎是尴尬的沉默过后，他又继续说道：“老实讲，说我自己是犹太人有些过分。如果这是你自己想当的，我指的是幸运的话。但如果你不要，没人应该勉强你。我本人先是英国人，再是波兰人，再是什么什么的。当然另外还有一大堆人也有好几个国籍，但你不用管他们，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说得好！”沃尔特使足了气喊道，一边弹着手指一边笑，“这可是一句话就说清楚了，而且你说她的英语讲得还挺不错的？” “不只是不错，先生。她的英语讲得非常典雅，可以做你我的老师了。” “你是说，像是学校教书的老师一样，是吗？” “那是她给我的印象，”尼基说，“她像是个老师、学者。我可以感觉出她有书卷气，有智慧及坚强的意志。” “根据你的看法，她可不可能是一位翻译人员？” “我的看法是，好的翻译人员会将自我隐藏起来，而这位女士则光芒四射。” “嗯，这个答案很好，”沃尔特边说边将手向下摇摆着脱下粉红色衬衫，“而且她还戴了一枚结婚戒指，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先生。一枚订婚戒指和一枚结婚戒指。我通常都先看这些东西。俄国可不是在英国，你必须反着看，因为女人把结婚戒指戴在右手上。单身的俄国女人很讨人厌，而离婚的更糟糕。要有健壮的好丈夫和一堆小家伙让她们每天都有家可回，我才可能会考虑考虑。” “那么，我问你，你想她已经有孩子了吗？” “我相信是的，先生。” “噢，算了吧！你怎么可能看得准呢？”沃尔特嘴角突然一撇，不悦地说，“你难不成还是个灵媒？” “是臀部，先生，臀部。她即使害怕得要死，还是维持着尊严。你看她的臀部，就知道她是曾为人母的。” “高度呢？”沃尔特尖叫着，一边光秃秃的眉毛还扬了起来，好像是在警告他一样，“你能告诉我们她有多高吗？想一想你自己的高度，再想一想她的。你看她的时候，是抬起头来看，还是低头看？” “我告诉你，她比一般人要高些。” “比你高？” “是的。” “五尺六寸，还是五尺七寸？” “比较像后者。”尼基沉思了一下才说。 “再说一次她的年龄，你刚刚漏了说。” “如果她已经超过三十五岁的话，那还真让人看不出来。她的皮肤亮丽可爱，体态婀娜多姿，尤其是她的气质神韵，好像是一朵盛开的花。”尼基脸上带着遭受挫折的微笑答道，大概是他已经发现沃尔特开始反感了。在某一方面，他仍然以为这个波兰人是个行为怪异的人。 “想想看，如果今天是星期天，如果她是英国人，你想她会不会上教堂？” “我相信她一定把这个问题好好想过了。”尼基脱口而出，自己也吓了一跳，他还没时间去想答案呢！“她可能说没有上帝，也可能说有上帝，但她绝不会就这么不了了之，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她一定会好好考虑，得出结论，如果她认为该采取什么行动，她也绝对会去做。” 突然之间，沃尔特那些稀奇古怪的行为变成了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笑容。“噢！你说得好。”他嫉妒地说，“现在，请问你懂不懂科学？”他继续扯高了嗓子说。 “懂一点，厨房的科学。真的！学了一些。” “物理学呢？” “及格而已，先生。我过去曾经卖过物理课本。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做那些测验卷。这些东西的确让我能够充实一下自己。” “那么，telemetry 8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 “我从没听过这个词。” “英文或俄文都没有吗？” “任何语言都没有过，先生。我不认识telemetry这个词。” “那么，CEP呢？” “什么，先生？” “就是circular-error-probable 9，老天！这个词在你给我们的那几本笔记里已经写得够多了。怎么？你还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吗？” “我没有注意到它，我把它给跳过去了。” “他写的那个俄国武士死在自己的盔甲里的那一段你没有漏掉，为什么？” “我没有特意要读那一部分，我只是凑巧读到那一部分的。” “好，你凑巧读到那一部分，于是你就有了一种看法，对不对？那位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看法？” “我想，是无能。俄国人无能，他们是顽固。” “什么地方顽固？” “火箭，他们做错了。” “什么样的错误？” “什么东西都错了。磁力的错、偏差的错误，不管什么都错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事，不是吗？” 但是，尼基在这种被诘问的气氛下所产生的不悦之情，也只是强调他已善尽了身为目击者的本分。虽然他想表现，却表现不出来，但这倒使得他们大为放心，如沃尔特现在那如释重负的手势所显示的。 “嗯，我想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的声音之大，好像尼基耳聋了一般。他又挥了挥手，夸张得像是在下结论。“他把记得的告诉我们，一点儿也没有捏造事实。尼基！你不会捏造事实吧？”他一口气讲完，把原本交叉的腿放平，好像他的腿窝子在发痒。 “绝对没有！先生，你大可放心。” “这么说，你的确没有捏造事实啰！不管怎样，我们迟早会查出来的。如果真是捏造事实，那你给我们的东西就光泽尽失了。” “不，先生。我已经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了，不多，也不少。” “我想也是，”沃尔特的身子往后靠了靠，用一种信任的语气对他的同事说道，“干我们这一行的，最难的事是对人说‘我相信’，尼基是非常少见的情报来源，如果世上多几个像他这种人，那我们就都得挨饿了。” “尼基，他是庄尼。”奈德在旁边像一名侍从武官一样地解释道。 庄尼有一头灰色波浪状的头发和宽大的下颚，手里拿着一个档案夹，夹内装满了看起来挺正式的公文。单单看他手腕上金色的表链和笔挺的西装，他就可以在外国酒吧女侍面前摆足英国佬的派头。但在尼基眼中，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尼基，首先，我们先谢谢你。”庄尼带着一口美国东岸人懒洋洋的口音说道。他慷慨的语调中，隐含着一种调调：我们是更大的受益者，我们是最大的股东。我看庄尼就是这种调调。他是一位好干员，但他无法把美国人的优越感藏在他的公文箱中。我有时会想，这也许就是美国的情报人员和我们自己的情报人员的不同之处。美国人挟其权势和金钱，总是夸耀他们的运气有多好多好。他们缺少我们英国人的沉潜气质。 不管怎样，尼基看到他，背上的毛立刻竖了起来。 “我问你几个问题行吗？”庄尼问道。 “如果奈德说可以，就可以。”尼基说。 “当然可以。”奈德说。 “那么，我们从那一晚的有声图书展开始谈起，好吗？老兄。” “嗯，准确来讲，是傍晚，庄尼。” “你陪同一位名叫叶卡特里娜·奥拉娃的女子一同走过那个房间，走到那一道楼梯的顶端，也就是那些警卫站立的地方，你向她道别。” “她挽着我的手臂。” “她挽着你的手臂，好极了！在那些警卫们面前。看着她走下了楼梯，你也看着她走到街上了吗？老兄。” 我以前从未听庄尼用过“老兄”这称呼，所以我以为他多多少少是在讽刺尼基。这是情报人员在教室里跟他们的心理学老师学来的伎俩。 “是的。”尼基斩钉截铁地说。 “她走到街上？停在那儿沉思。”他以律师那种假意的夸张态度暗示说。 “走到街上，走出了我的生活。” 庄尼等在那儿，一直等到大家都清楚他是在等着；而尼基比谁都清楚。“尼基，老兄！过去的二十四小时我们派人守在那道楼梯的顶端，没有人可以从那儿看到街上的。” 尼基的脸沉了下来。不是因为尴尬，而是因为生气。“我看着她走下楼梯，看着她穿过大厅，到达临大街的地方，然后就一去不复返了。因此，除非有人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把街道给搬了家，这在斯大林统治时代是有可能的……” “我们继续下去，好吗？”奈德说。 “你看到有人跟在她后头走出去吗？”庄尼毫不放松加紧问道。 “你指的是在楼梯上或是到街上？” “都有，老兄，都有。” “没有，我没看见她走到街上去，对不对，因为你刚才告诉我，说我没有。因此，为什么不由你回答那些问题，而由我来问呢？” 就在庄尼懒懒地坐下时，奈德插嘴了：“尼基，有一些事情必须非常谨慎地查明。这件事事关重大，而庄尼也有职责在身，所以这是马虎不得的。” “我也是性命攸关啊！”尼基说，“我的话说了也是很危险的，我不喜欢人家把它不当回事，尤其这人还是美国人，不是英国人。” 庄尼的目光回到了手中的档案，说道：“尼基，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那个展览会的安全布置，就你所见到的讲一讲。” 尼基很快地深呼吸了一口。“嗯，好吧，”他停了一下，又开始讲，“在旅馆的大厅有两位穿制服的警察四处走动，这些人如往常一样将来来往往的俄国人都登记下来。在大厅里面有几个很讨厌的家伙，他们就是便衣警察。我们称这些人为闲逛者。”为了让庄尼更了解，他又加上了这一句。“不消几天，你就可以把这些闲逛者全给牢记在心了。因为他们不买、不偷，也不问你要赠品。他们当中有一位奶黄色头发的人。一共有三位，整个星期都没有换过，不要问我原因何在。他们看着她走下楼梯。” “每个人都看到了吗？老兄。” “就我所知，是每个人，但我希望我错了。” “你也不能确定有两位说不出年龄的灰发女士，也是每天到场，早出晚归，也不买，也不与任何展场摊位人员或展览人员做任何生意上的交谈。她们在会场，似乎是别有目的。” “我想，你是说葛特和黛西了？” “抱歉！请再说一次。” “有两位从图书馆协会来的老母鸡，她们是来喝啤酒的。她们最喜欢做的，莫过于在摊子上搜括目录或跟人家要宣传单。我们给她们起了名字叫葛特和黛西，是根据战时和战后英国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取的。” “你有没有想过，这两位女士也可能是在执行监视的任务？” 奈德那只强有力的手此时已经伸出去阻止尼基作答，但他却退了一步。 “庄尼！”尼基此时已经火冒三丈了，“那是莫斯科，对不对？苏联的莫斯科！老兄！如果我放着正事不做，一天到晚就想谁是监视人员，谁又不是，我早上既起不了床，晚上也睡不着觉了。连树上的鸟儿都可能是线人啦！” 不过，庄尼还是看着他的电报。“你说，叶卡特里娜·波里索芙娜·奥拉娃来到你旁边那个几天以来都空着的摊位上，是吗？” “我的确是说过。” “但你在前一天也没见过她，对吗？” “是的。” “你也说，你很喜欢看漂亮女人，是吗？” “没错，谢谢你。我希望我永远都是。” “难道你不认为当时你就应该早已注意到她了吗？” “我有时的确会漏掉。”尼基承认之后，又加了一些解释，“在我转头的时候，在我弯腰、上厕所的时候，我都可能会漏掉一些的。” 庄尼仍然自顾自地讲着话：“你在波兰有亲戚吗，蓝道先生？”他口中的“老兄”似乎已经功成身退了，因为我在听录音带的时候，注意到他已经不再用它了。 “有。” “有没有一位姐姐在波兰政府担任高层的职位？” “我姐姐在波兰的卫生部担任医院的督察。她的职位并不高，而且也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 “曾经有共党集团或为共产党工作的第三世界间谍，直接或间接将你当做有意的目标，而对你施加压力或恐吓过吗？” 尼基转眼看着奈德说：“什么的目标？我的英文不怎么好。” “有意的，”奈德报以温暖的笑意说道，“也就是注意的意思。” “在你到东方集团国家旅行的时候，你曾经与这些国家的女人亲近过吗？” “我曾经与几个人上过床，没有跟她们亲近过。” 沃尔特此时像一个顽皮的小孩似的，将肩膀高高耸起，手掩着难看至极的牙齿，发出一阵怪笑声。但庄尼不为所动，继续说道：“蓝道先生，在此以前，你曾经与任何敌国或友国的情报人员在任何地方接触过吗？” “没有。” “你曾经为任何目的，无论这些目的是多么单纯，将情报卖给任何身份或地位的人吗？如新闻从业人员、调查人员、警察人员或军人等。” “没有。” “你现在没有加入，以前也未曾加入任何的共党组织、和平团体或任何以某种目的作为号召的团体吗？” “我是英国国民。”尼基翘起他那波兰人的下颚，回了一句。 “那么，对于你所处理的东西里面所包含的信息，有多么暧昧不明和多么令人费解，也是一无所知了？” “我没有处理它，我只是把它交给你们而已。” “但你还是乘机读了它啊！” “我就我懂的读了一些，之后就放弃了。这些我都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为什么？” “是基于道德良心，不过此刻我怀疑你没有这种良心。” 庄尼被他这么一讲，居然一点儿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还是耐心地看着他的档案。他抽出一个信封，又从那个信封里取出一叠扑克牌大小的照片，像玩纸牌一样排列在桌上。这些照片中有些很模糊，画面颗粒很粗，有些照片的前景被东西给挡住了。拍的都是从一个萧瑟老旧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女士，有些三五成群，有的形单影只。有些拿着手提袋，有些低着头什么也没有带。尼基记得曾听人家说过，这是莫斯科的上班妇女在中午时偷偷溜出来买东西的情形。她们把买到的东西塞到口袋里，并且故意把手提袋留在办公桌上，为的是要展示给人家看，她们只不过是到走廊走走罢了。 “就是这一位。”尼基突然用手指着说道。 庄尼把他那种审问犯人的招术又耍了一遍。他比谁都知道这些东西已经是老把戏，丝毫没有什么好耍，但他还是照做不误。他装作既失望又非常怀疑，好像抓到尼基的小辫子一样。从录影带中，可以看出他假装生气，而且假装得有点过头了。“老天！你怎么能这么确定？你从没有看过她穿过大衣呀！” 尼基可是一点儿也不为他的气势所动。“这就是那个女的，卡佳。那就是她的手提袋，塑料的。”他继续看着照片，说道，“那是她的结婚戒指。”有一阵子，他甚至忘了周围还有人，喃喃自语道：“如果明天还发生那件事，我还是会为她做的，即使后天也一样。” 庄尼这次让人难堪的审问至此圆满落幕了。 日复一日，令人难以理解的讯问接踵而至，约过几个不同的地点，并且除了奈德以外，都换了不同的人，尼基逐渐产生一种感觉，事情是渐渐进入了高潮。有一次在波特兰广场后面的一处声学实验室里，他们放出女人的声音给他听，是俄国人讲俄语，还有俄国人讲英语。但他没认出卡佳的声音。又有一天，他被他们搞得大吃了一惊，因为整天都是在谈钱的事。不知他们打哪儿弄来他的银行报表、退税资料、薪资单、存款抵押及养老保险单，简直比国内税务局还精。 “相信我，尼基。”奈德脸上带着一种诚恳、让人安心的微笑。听了他的话，尼基心中有一种感觉，奈德已经为他争取到一些什么了，而且，事情也开始走上正途。 “他们开始为我安排工作了。”他在那个星期一这么想着，“也许他们要把我变成像巴雷一样的间谍了。” “他们将要在我父亲去世后二十年为他平反了。”而在星期二时他又这么想着。 之后，就在星期三的早晨，山姆，也就是那一位司机，来按他家的铃。于是，接着，一切的真相就大白了。 “今天又要去哪里？”尼基神色愉悦地问他，“是去血腥的伦敦塔吗？” “星星监狱。”山姆说完之后，他们都哈哈地笑了。 但山姆既没有带他去伦敦塔，也没有带他去星星监狱，而是把他送到白厅的一个办公室边门。十一天以前，他曾在此大闹，试图闯入此门，但未成功。灰眼珠的布拉克引导他走上了后面的一道楼梯，之后就消失了。尼基来到一间非常大的房间，从这房间里向外俯视，泰晤士河就在眼前。一排人坐在一张桌子旁，面向着他，最左边的位子坐着沃尔特。他的领带笔直，光溜溜的头发垂在额前，他的右手边坐着奈德，两人看起来都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这两人中间坐着一人，两手交叉平放在桌上，此人年龄较两人为轻，穿着十分讲究的西服。 尼基直觉地认为他的职阶要比这两人高。尼基事后说，这人看起来像是从一部电影里走出来的，梳理得整洁光润，嘴角紧闭，好像准备上电视的样子。看来不只是有钱，他年约四十出头，不过，最糟糕的却是他的样子很单纯，太过年轻以至于还不够格被指控为成人犯呢！ “我叫克莱福。”他故意压低着声音说，“尼基，请进。我们现在对于应该拿你怎么办有了一点不同的意见。” 尼基看了看克莱福，再看了看大家，然后，他想了一下，又看到了我——老马。奈德见他看着我，就微笑地向他介绍。 “啊！尼基，这是哈瑞。”他半开玩笑地说。 到此时，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真正知道交易的细节，不过奈德向我透露了一点：“尼基，哈瑞是我们的自备裁判，他是来确认每个人都会得到公平的处置。” “好的。”尼基说。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悄悄地介入这件历史事件，扮演着法律小厮、暗中摆平事情的人、一个小角色、讨好别人并兼记事者，只有偶尔是帕尔弗莱。 为了把尼基照顾得更周到，李格入场了。李格身躯高大，神采奕奕，给人安全感。李格引领尼基坐上了一张摆在房间中央的椅子，然后坐在他旁边的另外一张椅子上。他这么做，是因为李格的职业可说是一位施福利者，他的客户包括变节的人、出问题的外务人员和搞砸了的情报员，以及其他的男男女女。如果没有李格·沃特和他的美丽妻子贝雷妮丝在场的话，这些人对英国的向心力就会薄弱很多。 “你做得很好，不过我们不能告诉你好在哪里，因为这么一来，安全性就没有了。”尼基听了之后心里觉得很是舒服。克莱福接着又用他干哑的嗓子说道：“即使你所知道的事情微乎其微，但还是太多。我们不能让你手拥着我们的机密在东欧晃来晃去，那样对你和对那些关系人来说都太危险了。因此之故，在你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服务的同时，你也令我们十分担忧。如果是在战时，我们可能会将你关起来，甚或杀了你。但现在不是，起码不是正正式式打仗。” 在通往权势的审慎路途中，克莱福已经很会运用微笑了。但若是用来对付善良的人，这可是一种颇不光明正大的做法，就像在打电话时保持沉默。但是克莱福对“不光明正大”根本一无所知，因为他对它的反义词更是一无所知。就情感而言，如果你要人听你的，你就得善用微笑。 “毕竟，你能够指认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不是？”他继续说着，说得非常小声，大家一动不动地听他讲，“我知道你不可能故意这么做，但是一个人一旦双手被烤在热锅上，他也就只好身不由己了。” 当克莱福认为他已经把尼基给吓得够多了，就看了看我，并且对我点了个头，于是我就打开随身携带的那一个高级皮制档案夹，从里面取出预备好的一份冗长的文件，交给尼基。这份文件的要旨是要尼基自愿放弃到铁幕旅行的念头，并且无论何时，他必须在出国以前的数日知会李格，至于如何知会，则由两人另作安排。并且，尼基的护照要由李格代为保管，以防不测；另，尼基终身必须接受李格或当局所指派的人担任他各方面的朋友、顾问和监护人，包括如何处理一家烦人的英国银行福翰分行开出的十万英镑支票的付税问题。 再者，为了要让他经常接受当局的恐吓，他必须每六个月向该情报机构的法律顾问哈瑞报到，接受一番关于“秘密”的教诲。老帕尔弗莱一度是汉娜的情人，一位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的人，因此可以很可靠地负起一个任务，让别人的背脊骨挺直。依照以上所述诸点，这整件事，关系到某位俄国女人及她朋友的文学手稿，和此手稿的内容（不管他对此内容所知多少），以及由某一位英国出版家所扮演的那一部分，均在此时庄严地宣布无效、死亡、消灭，并且落幕，从今日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此文件的一份副本收藏在我的保险箱中，一直到不可预期的将来，尼基读了两遍，李格也站在他身后读了一遍。然后，尼基就陷入了沉思。他不管有谁在看着他，谁正巴望着他签字好结束这一棘手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此时此刻，他是买主，不是卖主。 他仿佛又看到自己站在莫斯科那间旅馆的房间窗口，记起了他如何希望自己能将旅行用的靴子高挂起来，过安逸舒适的日子。此时他心中突发奇想，也许神果真听了他的祷告，并且照着他的祈求为他成就一切所求所想。于是，他突然笑了出来，笑得大家都心里发毛。 “嗯，我希望那个美国人庄尼会付这笔账，哈瑞。”他说。 但这个玩笑并没有得到任何掌声，因为它也的确就是事实。因此尼基拿着李格的笔，签了字，然后把这份文件给了我，看着我在“证人”的那一栏签上了霍拉帝欧·帕尔弗莱。我签名潦草的历史已有二十年，即使我签的是“海因斯牌西红柿汤”，尼基或是其他任何人也都不会发现有何差别。我把它放回了我那皮制的“棺材”，轻轻地把盖子合上。此时大家握了手，互相交换了自己的保证。克莱福低声说道：“我们很感谢你，尼基。”就像在电影里一样，尼基不时地要自己相信，他也曾经参与过。 之后，大家都跟尼基再度地握了握手，目送他高贵地踏着夕阳离去，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看着他神情愉快地下了楼，与体格大他两倍的李格·沃特边走边聊。在美国为其利益所做的强大压力下，我已取得许可证，担保他们可以监视、窃听尼基所有的行动。 于是，他们在他家和他办公室的电话上都装了窃听器，拆开他的信件，并且在他心爱的“胜利”车后轮轴上安了一种电子零件。 他们在他下班后跟踪他，并且在他将辞职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中，买通了一位打字员，盯住他这位“可疑的外国人”。 他们在他常去猎艳的酒吧里，为他安排了一位女友随侍在侧。不过，尽管他们为了因应美国强大的利益需求，采取了这些既繁琐又无用的防范措施，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他们没有听说尼基有过任何吹嘘或轻率的举动。尼基此后从未抱怨过，也没有吹过牛，更没有大肆张扬。事实上，他可以说是这种交易中绝少数乐天知命者之一，也为这个故事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他除了是完美的结局以外，更是完美的序曲，且一去不复返。 他从没有要与巴雷，也就是那位伟大的英国间谍联络。他活在一种敬畏他的生活中。即使他那家录影带店盛大开幕的时候，也正是这位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英国幕后英雄最需要有人作伴的时候，他都没有逾越规矩。也许对他来说，知道有一晚在莫斯科，当这个古老的国家召唤他的时候，他也曾经扮演过一个他长久以来一直渴望扮演的英国绅士角色，这就满足了；或者他对于心中的波兰能够踢了隔壁的苏联一脚，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也许存在他脑海里的卡佳，那一位坚强、高尚、勇敢、美丽的卡佳，让他忠实地活了下来。那一位卡佳，即使自己身处险境，也还不忘叮咛他可能遇到的危险，告诉他说：“你必须相信你所做的。” 尼基相信了。他也很高兴自己相信，如我们任何人都应该的那样。 他开的录影带店也欣欣向荣了。这是一件轰动的大事，经常门庭若市，包括从那个高德格林来的警察（我已警告过他不要找尼基的麻烦）。对某些人而言，是乐观其成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爱他，是因为在他的眼中，我们扮演着我们所希望扮演的角色。我们是负责保护国家安定的神，是全能的勇士，无所不在的监护人。这种看法，巴雷似乎从未有过。汉娜虽然有过，但也只能从外表上认识这个单位，知道这是一个她无法跟我走进来的地方，是一个一切希望都得止步的地方。因此，她虽然一百个不情愿，也只能绝望地离去。 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当我为了某种理由把情报局的人大加赞扬一番的时候，她对我说：“对我来说，他们不但不是良药，反而更像是恶疾！” 3 我们这些干情报的老手们经常会说：“情报作业是不可能一个笑话都不闹的。”作业规模越大，闹笑话的机会也越多。根据本单位由来已久的惯例，由于这个星期围捕巴托洛梅，也就是巴雷·斯科特·布莱尔的行动屡遭挫折，因此我们也就投注了更多的人力。而苏俄司来的布拉克这些科班出身的新手，已经学会了在找到巴雷这个人以前，就先仇视他。 找他找了五天，他们认为除了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以外，可以说对他已了如指掌了。他们知道他出身于一个思想开放的家庭，父母让他接受昂贵的教育，但是两样都没有结出善果。他们也知道他结过几次婚，最后都离了。他们还知道在卡姆登镇有家咖啡店，他常在那儿与一些到店里闲逛的混混下棋。即使他是过错一方，他们仍然告诉一位专办离婚的律师维克娄说他是正人君子。他们借用了一些老掉牙的借口，在霍夫找到了他的一个姐姐，也探出了她对他的绝望。此外，他们还在汉普斯特德找到一位跟他有书信往来的商人，在格雷丹找到他已经出嫁的女儿，她对父亲非常崇拜。接着，他们又在城里找到了他一个儿子，他则绝口不提父亲的事。 他们也约谈了几个他曾经偶尔加入的三流萨克斯爵士乐团的人、一家他曾经造访过的医院里的社工人员和一位在肯帝希镇的教区牧师。他曾在这儿唱过男高音，让大家刮目相看。这位牧师笑嘻嘻地说：“他唱起歌来真是好听。”但是他们在老帕尔弗莱的帮助下想窃听巴雷的电话，多听听他那美妙的声音，却什么也没听着，因为他没有付电话费。 他们甚至还在我们自己的记录里找到了，或者应该说是那一位美国人帮我们找到了一点儿线索，但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结果显示，在六十年代早期，那个凡是具有双重姓氏的英国人都有可能被情报单位召去的时代，巴雷的档案曾经被转到纽约，接受一项只有单方面受尊重的双边安全协定所规定的调查。愤怒的布拉克又到中央户籍处查证了一次。起先，对方否认自己有巴雷的任何资料。之后，他们从一个预备录入电脑的白色索引柜中取出了他的卡片，并且根据这张白色卡片，找到了一个白色档案，档案中存有原始的调查表格和回函。布拉克赶忙冲进奈德的办公室，好像他已经找到解开一切谜题的线索。年龄：二十二！嗜好：看电影和听音乐！从事的运动：无！考虑他的理由：有一位名叫李昂诺的表兄在近卫军服役！ 这件事却无回报可言。征募来的一位干事曾请他吃午饭，并在他的档案上用章盖了“无进一步行动”，然后再亲手加了“至今”两字在前头。 不过，这段二十年前的离奇插曲却使他们对他的态度多少产生了一点偏差，就好像他们一度曾为了他父亲萨里斯伯里·布莱尔居然会与左翼分子有过牵连，而感到耿耿于怀。这项发现破坏了巴雷在他们心中的独立性。不过奈德可不会如此，因为奈德个性较沉稳。但是在布拉克和其他年轻干员心中，确实是破坏了。这使他们感到欠他一份情，因为他们对这一个神秘人物可崇拜不成了。 巴雷那不堪入目的车子又让他们栽了一次筋斗。警察在列克山公园发现它非法停在那儿，保险杠已凹陷，驾照过期。另外，放手套的抽屉里有半瓶酒和一只手套，手套中还躺着一叠巴雷写的情书。四周的居民已经接连好几个星期在抱怨这辆车了。 “你要我拖走它？踢它？登记？还是把它送去压扁算了？”那位交通督察在电话里直等着奈德的指示。 “算了！”奈德没精打采地回答。不过他和布拉克还是赶往了现场，希望在绝望中能再找到一丝线索。结果，他们发现，那些情书是他写给公园一位女士的。但她向他们表示，她绝不知道巴雷现在人在何处。 一直到了下个星期四，当奈德耐心地查阅巴雷当月份的银行借贷表时，才发现在透支栏内有一项每年四期的固定汇票，支付一百多镑给里斯本一家房地产公司再转交某人。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边看借贷表，边脱口而出了一句平常不会讲的粗话。之后，他赶紧打电话给旅游部，要他们查一查从加维及希思罗机场起飞的班机。当旅游部回了他电话后，他又爆了一遍粗口。他们找到了。之前马不停蹄地打电话，约谈，到处求人，试了各种渠道，查阅各种名册，发电报给全世界大半与英国友好的国家首都，他们那趾高气扬的档案部门还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但是他们所约谈过的、所做过的调查，都没有披露一个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事实，一个极其重要的、绝对不能错过的关键性资料：十年前，巴雷意外地从一位远方婶婶那里继承了一笔数千英镑的遗产，于是就用这笔钱在里斯本为自己购置了一栋破旧的小屋。从此，他为求减轻心灵上的各种负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跑到这儿休息一阵子。也许他考虑过在康瓦尔、普罗旺斯或廷巴克图买房子，但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他迷上了里斯本。于是乎他就在水边一块粗糙的公园用地附近，一处渔市场的旁边，为自己找着了这处憩息之所。 就在他们发现这件事之后，整个苏俄司充满了一种风雨欲来之前的平静，而布拉克那张瘦削的脸庞上则现出一种气急败坏的愤怒。 “这些日子，我们有谁在里斯本负责？”奈德的语调轻柔得就像夏天的和风。 然后，他打了电话给老帕尔弗莱（亦即哈瑞），要他随时待命。这种景况，真是应了汉娜的话了。 当米利都走进来找他的时候，巴雷正坐在吧台边的凳子上，口沫横飞地向一位喝得烂醉如泥、名叫格雷夫斯的人述说着人性。他的全名是亚瑟·温斯娄·格雷夫斯，是一位移居国外的炮兵上校，后来被记在优先考虑的名单上，成为巴雷的关系人之一。这是他在历史上惟一记上的一笔，但他却永远也不会知道。巴雷那长而柔软的背向后弓着，离那一扇打开的门很远，门外是院子，年约三十的胖小子米利都因此得以在有所动作前先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他追查巴雷有半天了，到处都扑空。每落空一次，他心中的气愤便添了几分：譬如就在离此不到五分钟路程的巴雷公寓里，一位操普通口音的英国女人隔着信箱对他说话，可把他给气死了。而在大英图书馆里，那位女图书馆员告诉他说巴雷今天一整个下午都在闲晃。虽然当面问她，她不承认，但语意中已明显地暗示出巴雷是个醉鬼。当他追查到爱斯托里尔一处令人嫌恶的都铎式酒馆时，巴雷却早在半个小时前就离去了，他在晚餐时还和大伙儿又喝又闹。 那间旅舍（也许该称它为小客栈）是一间老旧的修道院，它是英国人喜欢去的地方。为了走到那儿，米利都还得攀登一条既老旧又悬垂着藤蔓的梯道。他爬上去之后，四处仔细地查看一下，然后又不得不赶紧下来，叫布拉克跑（“我是说真的跑”）到转角的咖啡店打电话给奈德，然后再回来攀爬。这就是他为什么会老是感到气喘吁吁，甚至有被人耍的感觉。沁凉的沙岩和新磨的咖啡味混杂着夜间植物的气味迎面扑来，但米利都对这些气味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最需要的是空气。远处的电车声和船舶的汽笛声，是惟一与巴雷的独角戏互相唱和的背景音乐，米利都却对它们一无所觉。 “盲童是不会嚼东西的，格雷夫斯，我亲爱的老魔术师！”巴雷把他那像蜘蛛脚般的食指指尖放在这位上校的肚脐眼上，手肘搁在吧台上一盘未尽的棋盘上，耐心地解释给这位上校听，“这是经过科学证明的事实，格雷夫斯，瞎眼的儿童需要人教才会吃东西。到这儿来，闭上你的眼睛。” 巴雷用双手轻轻地托住他的头，扶着他靠过来，然后打开他的嘴巴，放进几粒腰果。“就当你是个孩子，照着我的吩咐做，咬啊、咬啊！小心！不要咬到舌头，咬啊！再来一遍。” 这当儿，米利都觉得该他上场了，于是堆起亲切的笑容，一脚踏进了酒吧。而在入口的两旁各竖着一个真人大小、穿着宫廷服饰的黑白混血女人雕像，着实把他吓了一跳。“头发是茶色的，眼珠是绿色的。”他在心里打量着，一边把巴雷当马一样彻头彻尾地审视一番：身高六尺整，胡须刮得挺干净，讲话有条理，身材细瘦，衣着怪异。怪异！简直是笑话！矮胖的米利都心想，他仍然喘息着端详巴雷身上穿的麻制丛林夹克、灰色的法兰绒长裤和凉鞋。在伦敦的那些傻瓜会指望他在里斯本炎热的夜晚穿些什么？难道是貂皮大衣不成？ “呃，对不起！”米利都神色愉快地开口，“我正在找人，能否请你帮帮忙？” “你要找的是我老娘的屁股，是吧？！”巴雷一边回答，一边小心地把那位上校的头扶正，“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我很抱歉！但我认为你应该是巴托洛梅·斯科特·布莱尔先生。”米利都说，“对吗？” 巴雷一边用手抓住那位上校的衣领以防发生意外，一边小心地在凳子上转了半圈，上下打量着米利都，先从鞋子看起，一直看到他堆笑的脸。 “我叫米利都，是从大使馆来的。我是这里的商务二等秘书。我非常抱歉，我们从联络处接到了关于你的一份紧急电报。我们认为你最好马上看看这封电报，可以吗？” 之后，愚蠢的米利都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由他这么胖的人做起来，更是让人觉得特异。他晃了一晃臂膀，用手盖住头，好像是要确定他的脑袋和头发都待在原位。这胖子在如此矮的房间里做了这样夸张的动作，使得原本沉醉未醒的巴雷一下子就惊醒过来。 “老兄！你是说，有人死了？”他问道，脸上笑容紧绷，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 “噢！我的老兄，请不要这么紧张！这只是一封商业电报，不是领事馆的，否则它怎会从我们的联络处传过来？”他尽力在脸上装出安慰他的笑容。 但是巴雷一点儿都不为所动，他仍然要追究到底。“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他问。 “没什么。”米利都心虚地回答，“是一份很紧急的电报，不完全是私人的，只是一封外交电报而已。” “那么，是谁那么急？” “谁都不是，我不能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告诉你。它是机密，只准你我过目的。” 他们忘了描述他的眼镜了，米利都一边回看他一眼，一边径自想着。他戴一副圆的黑框眼镜。对他的眼睛来说，太小了点儿。一皱眉头，眼镜就会滑到鼻尖，而他就从那儿看着你。 “如果有人要还债，就算等到星期一又何妨？”巴雷一边说着，一边回头看着上校。“松开你的腰带，米利都先生，跟这些脏鬼喝一杯如何？” 米利都也许并不瘦，也不高，但他也是个能控制场面的人，会玩弄诡计，一点也不输给其他的胖子。需要的时候，他也会发火，会像山洪暴发一样，一发就不可收拾。 “你给我听着！斯科特·布莱尔！老实说，这本不关我屁事.我可不是一个当差跑腿的；我是个外交官，我有我的地位。我花了老半天的时间到处找你，外头有一辆车子和一位跟班等着我，我可没有义务把整天时间耗在你身上。” 如果不是那位上校仗义执言，他们之间还有得瞧呢！他肩膀往后一挺，下颚往后一缩，嘴角现出正气凛然的样子。“巴雷！这是女王陛下的恩诏呀！”他吼道，“大使馆是地方联络处，他们的邀请也就是命令。你不可以有辱陛下的宠诏。” “但是他又不是陛下啊！”巴雷耐心地反驳道，“他又没戴皇冠。” 米利都想着要不要召唤布拉克。他尽量做出胜利的笑容，但巴雷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壁炉上，前面有个花瓶挡在空空的炉架前，里头的花都已经干了。米利都喊他：“都好了吗？”好像是叫他的太太，想看看晚宴准备好了没有。但巴雷憔悴的目光始终停留在那瓶已经枯死了的花上面，好似在那些花朵上看到了他的人生，看到他此生走过的荒唐道路和做过的一切错事。就在米利都正要放弃希望的时候，巴雷开始把他的“垃圾”都装进了丛林夹克的口袋里。他动作干练，好像是要上山狩猎一样。他的东西包括一个变形的皮夹，里面塞满没有兑现的支票和作废了的信用卡；一份发了霉且使用过度的护照；此外，他随身还携带笔记本和铅笔，用来在清醒时记下他酒醉讲过的珠玑之言。做完这一切，他掏出一张大钞放在吧台上，好像他此后很久都不会再需要用钱一样。 “曼纽，帮上校打个的。我的意思是帮他走下台阶，坐上后座，帮他付车费。都做完了，就把找零留着。再见了！格雷夫斯，今天谈得真开心。” 雾气降临，一轮新月由众星拱着冉冉升起。他们走下了阶梯，米利都先下，他一边走，一边还要巴雷小心着走。码头上布满晃漾的灯光。一部挂着外交车牌的黑色轿车停在路边等着他们，布拉克悠然地躲在车子旁边的暗处。另外一部没有标识的车子停在它的后面。 “啊！这是艾迪。”米利都一面说着，一面介绍。“艾迪，我们是不是在里面耽搁得太久了？我相信你已经打过电话了，是吧？” “都做好了。”布拉克说。 “相信在家的每个人都很高兴了，艾迪？那些家伙全都打点好了？你不会搞砸吧？” “都打点好了！”布拉克怒吼着，意思是说：闭嘴。 巴雷坐在前座，头往后靠在椅背上，眼睛闭了起来。米利都开车，布拉克则坐在后座，一动也不动。第二辆车跟着他们缓缓地驶了出来，司机是一个跟踪老手。 “这是你平常去大使馆的路吗？”似乎是打着瞌睡的巴雷突然脱口问道。 “呃……现在我像是一只出勤的狗，拿着他应该拿的电报回家去。”米利都解释着，一点都不以为忤，好像巴雷说中了他的心事似的。“恐怕在未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得把大使馆钉上板条，好抵挡爱尔兰人。”他开了收音机，传来一个女人呜咽的悲歌声，“法朵。”他大声说，“我很喜欢法朵。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知道，这就是我申请调来这里的原因。”他开始用空出来的一只手挥着。“法朵，这是一种葡萄牙民乐。”他解释道。 “你们就是那些曾经骚扰过我女儿，问了她一些无聊问题的人吗？”巴雷问道。 “我们只是管商务的。”米利都边说，边使足了力气想主导形势。但是在他的心里，正在为巴雷状似天真的问题而深深烦恼着。很快就轮到他们来忍耐这个了，他想，觉察到巴雷那桀骜不驯的目光正盯着他的右脸。如果这就是总部在这些日子里所要算计的，那么，上帝！求你不要让我出差啊！ 他们已经向单位里的一位前任干员租了一套房子，这位仁兄现在是英国的银行家，在辛特拉另外还有一套房。老帕尔弗莱已经为他们把这次交易的细节都打点好了。他们不要以官方的姿态出现，以免在事后被人留下把柄。但是年代及地点本身就隐含着特殊的意义。一盏铁制的灯照亮了拱形的入口处。大理石的石板上尽是密密麻麻的凹痕，用来防止马儿滑跤。米利都按了门铃，布拉克靠过来以防意外发生。 “哈！请进。”奈德高兴地说，一边把卷门打开。 “好了！那么我走了。”米利都说，“太好了！太棒了！”他嘴里仍然咕噜个不停，在别人还来不及开口拦住他之前，就跑回车上。就在他这么做的同时，另一辆车也驶了过去，好像是一个好朋友在一个危险的夜晚看到有人到达他家门口一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奈德和巴雷彼此打量着对方，而布拉克站在一旁观察着他们。这种打量与自己有同样身高、体型，甚至于同阶级的人的动作，也只有英国人会有。即使奈德在外表上是属于那种不苟言笑、自制、做事极有分寸的典型英国绅士，并且在许多方面都与巴雷截然不同；而巴雷则是个四肢懒散，体型瘦削，一张脸即使在平静的时刻也似乎决心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这两人也的确都有值得对方推崇之处。从一道紧闭的门内，传来一阵男人的谈话声，但奈德装作没有听到一样。他引导巴雷走过一个通道，到了图书室，说：“在这里。”而布拉克则留在大厅里。 “你喝了不少酒？”奈德压低了声音问道，一边递给巴雷一杯冰水。 “我没喝醉，”巴雷说，“那些绑架我的是什么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名字叫奈德，我就言归正传吧。就你这超乎寻常的事件而言，没有什么电报和危机，他们不是去挟持你。我是英国情报局的人，那些在隔壁房间里等着你的人也全是。你曾经申请过要加入我们，现在就是你的机会了。” 奈德等巴雷回答，而巴雷却不吭半声。奈德和巴雷年纪差不多。二十五年以来，奈德曾经在举手投足间对他所要网罗的人表露过他的情报人员身份；但这是头一次，他的客户既没讲话，也没眨眼、微笑、后退，甚至连惊讶的表情都没有。 “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巴雷说。 “也许我们会要你找些东西。” “你自己去找吧！” “没有你，我们找不到。这也就是我们会在这儿的原因。” 巴雷走到书架旁边，抬起头，歪向一边，透过他那圆形眼镜看着架上的书本，一边喝着他那杯水。 “先前你们说是商务部的人，现在你们又都是间谍了。”他说着。 “你为什么不打一个电话给大使？” “他是笨蛋。我在剑桥的时候与他是同学。”他拿下一本线装书，看着书上的序言。“狗屎！”他带着轻蔑的眼光说着，“这地方一定很贵，是什么人的？” “大使会证明我的话是对的。如果你问他星期四什么时候可以安排一场高尔夫球，他一定会告诉你要到五点钟以后。” “我不玩高尔夫球。”巴雷说着，又拿下另一本书，“我什么也不玩，我已经玩腻了。” “除了下棋以外。”奈德提醒他，一边伸手把电话本子递给他。巴雷耸了耸肩，拨了电话。听到大使的声音后，他发出了一阵皮笑肉不笑，更可以说是不知所以的笑。“是托比吗？我是巴雷·布莱尔。为了你的肝脏，好不好在星期四找个时间打高尔夫球？” 对方发出一阵不悦的声音，说只能安排在五点钟打了。 “五点绝对不行，”巴雷回答道，“那样，我们会摸黑打球的……这家伙怎么把电话给挂了？”他一边抱怨着，一边摇着听筒。之后，他就看见奈德的手已按在那电话的听筒架上。 “我想他不是在开玩笑，他是非常慎重的。” 巴雷又一次陷入了沉思，慢慢地放回听筒。“非常轻浮和慎重间其实只是一线之隔。”他说。 “那么，我们何不越过这条线呢？”奈德说。 门后的谈话声已经停止了。巴雷转动门把，走了进去，奈德跟在后。布拉克待在大厅里把守着门。从转播机里，我们听到了他们所谈的点点滴滴。 如果巴雷对他将面对些什么感到好奇，我们也同样如此。这是一场荒唐的游戏，他脚还没迈进来，生活就已翻了个底朝天。他慢慢地走了进来。进到房间之后，他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他的两臂分垂两侧，晃呀晃的。此时，奈德已快走到桌边，一一向他介绍在场的所有男士。 “这位是克莱福，这位是沃尔特，这位是鲍勃。这位是哈瑞。各位，这是巴雷。” 奈德介绍的时候，巴雷连头都没点一下。他似乎是一个比较喜欢用眼睛去观察的人。 真正让他感兴趣的，还是那华丽的家具和室内那些矮灌木。以外，他对一棵橘子树也称羡不已。他碰碰树上的一个果子，摸摸叶子，然后装模作样地拿起手指来闻了闻，看看它们是不是真的。他心中有一股闷气，连他自己都说不出是为了什么。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从沉醉的世界里被人唤醒，被人孤立，被人叫出名字吧！汉娜说，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 我也记得我曾经以为他的样子一定很高雅。结果我错了，凭他那一身破旧的衣服？不过他的举止，他褪了色的骑士精神，还有他天生的礼貌，还依稀可见高雅的影子，即使他自己有意不表现出礼貌。 “你们不该只有姓而无名吧！老兄们？”巴雷巡视完房间之后，向大家问道。 “我们不但有姓，而且也有名字。”克莱福说。 “我这么问，是因为有一位利比先生上星期找过我的女儿安西雅，说他是什么税务员，还跟她胡诌，说他要调整一些不公平的税赋。” “既然听他这么讲，我想他八成也就是了。”克莱福说，脸上一副根本不屑说谎的样子。 克莱福的脸活像是当他还是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王时，就已经被人给做成木乃伊了似的。巴雷看着他的脸，看着那脸上冷峻、聪明却空洞的眼睛，好似他皮肤下的灰尘都被他看在眼里了。之后，他转向沃尔特，沃尔特是个圆胖、头发稀疏、看起来很好玩的人，像那个爱吹嘘的莎剧人物福斯塔夫。然后，他的目光又转向鲍勃，鲍勃给人感觉有一种贵族气息。他年纪较大，也表现出叔叔般的稳重和安详。他身上的衣服不是灰，也非蓝，而是棕色的。鲍勃懒洋洋地坐着，两腿伸得老长，一只胳膊横搁在另一张椅子上晃呀晃的。他的上衣口袋里，一副金边的老花眼镜露出了半截。而那破烂的皮鞋鞋底好像一只熨斗。 “巴雷，我是这个家庭里的外人。”鲍勃说，他懒洋洋的波士顿语调让人听了很是舒服，“除此以外，我想我也是这儿最年长的人，我并不想在这儿只当个傀儡。我今年已经五十八岁了，托老天的福，我现在任职于中央情报局，你大概也知道，就是那个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情局。我的确是有姓，但我不愿意跟你讲，因为即使我说了，也一定是假的，那样对你是个侮辱。”他举起了他那只有斑点的手，随便地敬了个礼。“很荣幸能见到你，巴雷。让我们开开心心地做点有益的事吧！” 巴雷转向奈德。“这是集会呀！”他说，不过话里倒也没有什么敌意。“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尼加拉瓜？智利？还是萨尔瓦多？如果你要暗杀一位第三世界的领袖，我绝对听命。” “不要说大话！”克莱福呵斥道，不过说实在的，吹牛，对巴雷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罪过。“我们和鲍勃是同类，干的事也一样。我们这儿有一份官方秘密文件，希望你能在上面签字。” 就在这时，克莱福向我这方向点了点头。他这一点头，巴雷才注意到我的存在。在这种场合里，我总是会坐得离大家远一点，而今晚也不例外。我想这是由于在我的内心深处，还对担任法官存在着幻想吧！巴雷看了看我，刹那间，我被他那种像动物一般直射的目光搅得惶惑不安。这种目光似乎不应该出现在他这种不修边幅的人身上。巴雷注视着我，看我不置可否后，重新又把目光转向了房间，进行更进一步的审视。 房间的摆设的确豪华。他大概以为克莱福就是这儿的主人了吧！克莱福当然会喜欢这间房子，因为他充其量是个中产阶级，而这间房子之豪华，还有许多是克莱福尚未见识过的。房子里有精雕细琢的椅子，美轮美奂的印花棉布沙发，墙壁上还点缀着电子蜡烛。我们这群人所使用的桌子大得可容纳整个停战典礼的来宾。桌子放在一间地板较高的壁凹处，旁边围着插了塑料攀缘植物的阿里巴巴大罐子。 “你为什么没去莫斯科？”克莱福不等巴雷定下来，就先发制人地问道，“他们在那儿等你，你租了一个摊位，还订了机票和旅馆。可是你非但没有露面，钱也没付，反而跟一个女人到里斯本来，请问原因何在？” “难道你要我跟个男人到此不成？”巴雷反问道，“我是跟一个女人到这儿，跟一只俄国鸭子到这儿，又干中情局什么事？” 他往后拉了张椅子坐下，不是表示服从，而是抗议。 克莱福向我点了点头，我于是起身走到那张大得荒唐的桌子边，把那张官方秘密文件的表格放在他面前。我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支笔，用死寂的严肃神态递给了他，但他的目光却紧盯着房间外的一个点。据我观察，他不仅今晚如此，日后的几个月内也经常重复这种举动。每当他如此张望，我们就知道他已抛下眼前一干人等，进入了他自己饱经沧桑的时空。我也见他经常突然打断大家嘈杂的谈话，好像是迫不及待要将一个无形的恶鬼赶走。我更注意到他无故地扣了扣手指，似乎是在说：“那么，就这么说定了。”而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原先根本就没有人建议过什么。 “你是签这份文件，还是不签？”克莱福说道。 “如果我不签，你要怎样？”巴雷反问道。 “我不会怎样，但我现在要郑重地当着证人的面告诉你，这个会议以及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都是机密。哈瑞是律师。” “他说的是真的。”我说。 巴雷把那份文件推到桌子的另一边去。“那么，我告诉你，如果你逼我，我就把它的内容给漆到屋顶上去，让大家都看到。”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也同样的冷静。 我带着那支笔，回到了我的座位。 “在你离开以前，你把伦敦也弄得一团糟，”克莱福一边说着，一边把那份文件放入卷宗里，“到处都是你欠的债，没有人知道你身在何处。你那几位情妇也到处在找你，她们终日惶惶，如丧考妣。你到底要毁掉你自己，还是要毁掉什么人？” “我继承了一堆罗曼史小说。”巴雷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克莱福对自己的无知毫不知羞地说，“你指的是不是一堆下流书，却故意美其名而言之？” “我的祖父为女佣们出版了一堆小说。那时候，大家都有女佣，我的父亲管这种书叫做‘通俗小说’，而且继承了这个传统。” 鲍勃此时觉得有必要来安抚一下这位客人。“巴雷，罗曼史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好呀！至少比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要好得多。我太太就一箱一箱地读，对她也没什么害处呀！” “如果你不喜欢你出版的书，为什么不改行？”克莱福问道。其实，他除了公务卷宗及右翼新闻以外，平常什么也不读。 “我有一个董事会，”巴雷好像一个玩累了的小孩，倦容满面地答道，“我还有基金会，有来自家族的股东，有姑妈们，他们喜欢那种老式的常销书，也就是什么什么大全啦，或罗曼史小说、电视及电影小说、大英帝国鸟类大全……”他看了看鲍勃，接着说，“又如中情局内幕等书。” “那你又为什么不去莫斯科的有声图书展呢？” “我姑妈们把它给取消了。”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我想我能把公司带到有声出版的领域。那些亲戚得知了，他们认为我不行。这就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你就溜了。”克莱福说，“有人阻碍你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这样？你最好告诉我们这封信里谈的是什么玩意儿。”他看也不看巴雷，径自把那封信顺着桌面推给了奈德。 这不是信的原本。原本在兰利，正在那儿接受最详细和精密的检查。从比对指纹到检验退伍军人症病毒，没有一样能逃得过他们的法眼。递给奈德的，是一份经由奈德特别指示而预备的副本，是一个上有卡佳手书“巴托洛梅·斯科特·布莱尔亲启，急件”字样的信封，克莱德递给奈德又递给巴雷。沃尔特用他的手指头抓了抓头皮，鲍勃则神色安然，好像是捐钱给人的老好人。巴雷往我这边看了看，好像他已经指定我做他的律师。我拿这个干什么？他的目光中显示了这个疑问，我仍然不为所动。我现在不是任何人的律师，我所服务的单位是情报局。 “慢慢读。”奈德警告他说。 “你尽管慢慢读，巴雷。”鲍勃说。 上个星期，我们所有人几乎都耗在这封信上了。我边想边观察巴雷。他拿着它，近看、远看、前看、后看，圆形眼镜搭在前额，活像脑袋上长了一对凸眼睛。他们听不进去或摒除掉的意见已经多得不计其数了。兰利的六位专家说这封信是在火车上写的，伦敦的三位专家则说是在床上写的。还有人说是在急急忙忙的状态下写的，或是在开玩笑的时候写的，也有可能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或在恐惧当中写的。有人说那是男人写的，也有人说那是女人写的。有人说是用左手写的，而又有人说是用右手写的。写这封信的人，他的母语是西里尔语、是拉丁语，或两者都是，或两者都不是。 这个闹剧到了最后，他们居然来请教老帕尔弗莱了。“根据我国的著作权法，信归收信人所有，但著作权归写信的人所有。”我已经告诉了他们。 “我不认为会有人抓你们上苏维埃法院。”我不知道他们在听了我的意见之后是更加担心了呢，还是轻松了些？ “你认得这封信的笔迹吗？”克莱福问巴雷。 巴雷终于把手指伸进信封里，把信抽了出来，不过他的态度有些傲慢，好像料想到抽出来的会是一张罚单似的。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儿，再把他那古怪的圆形眼镜取下，搁在桌上。接着转身背着大家。一读信，他就开始紧蹙眉头。看完了第一页，他就把目光移到信的末尾，端详着信后的签名，而后才转到第二页，一直把整封信读完。之后，他又再次从信的开头“我亲爱的巴雷”读到信的末尾“爱你的K”。读完之后，他用双手紧紧抓着那封信，摆在膝盖上，两脚交叠，双手夹紧，额头低垂，前面的头发像钩子一样吊在前额上，自顾自地在那儿默祷着。 “她很怪异。”他对着下方的一片漆黑说，“我敢保证，绝对的疯狂，她甚至不在那里。” 没人问他“她是谁？”或者“那里是哪里？”即使连克莱福都知道此刻保持沉默的用处。 “K是卡佳，是叶卡特里娜的缩写，这个我懂。”沃尔特等了一会儿，终于还是抽了口烟斗说道，“取自父名的名字，是波里索芙娜。”他打着一条歪斜的蝴蝶结领带，黄颜色，并带有棕橘色的图样。 “我不认识什么K，也不认识什么卡佳，更不认识什么叶卡特里娜的，”巴雷说，“波里索芙娜也一样。我整过、调戏过、求过婚或娶过门的人里，没有一位叫这名字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也从没有见过这样名字的人。啊！有！” 他们等着他再开口，我也等着。如果需要，我们整个晚上都会屏息等待。当巴雷在他的记忆里搜寻一个名叫卡佳的人的时候，没有人会让椅子发出声响，或清一下喉咙。 “奥罗拉的一个老女人，”巴雷继续说，“想卖俄国画家的画给我，我才不上当！否则我那些姑妈一定会大发雷霆。” “奥罗拉？”克莱福问道。他不知道究竟是城市还是国家的机构。 “是出版公司。” “你还记不记得她有其他的别名？” 巴雷摇了摇头，大家还是看不到他的脸。“胡子，”他说，“胡子卡佳、阴暗的九十。” 鲍勃爽朗的声音里有一种立体音质和起死回生的力量。“可否请你大声念一遍，巴雷？”他以一种童子军的口吻请求，“也许大声念一念，你就可以记起来。要试试吗？” 巴雷，巴雷，除了克莱福，所有他的朋友都如此称呼他。在我的记忆里，克莱福只叫过他布莱尔。 “是啊！你可以大声地念。”克莱福带着命令的语气说。而大出我意料的是，巴雷居然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因而坐直了身子。坐直之后，他的脸和那封信都在光线底下被照亮了。他照样皱着眉头，开始用一种研读神秘小说的语调大声地读那封信。 “‘我亲爱的巴雷，’”他把信倾斜了一点，继续读道，“‘我亲爱的巴雷，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天夜晚在我们的朋友家阳台上向我做的承诺，并且我们还彼此诵读了一位热爱英国的苏联大神秘学家的诗句？你对我发誓，说你永远会置人道于国家之上。并且，当时机来临的时候，你会做得像个正人君子。’” 他又停了下来。 “难道这都是假的吗？”克莱福说。 “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女巫！” 巴雷的语气中有一种力量，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他把那些威胁到他的东西又一股脑儿地铲了回去。 “‘因此，我现在要求你信守你的诺言，虽然实践它的方式可能与我们那晚意见相投的想像有别。’简直是一派胡言！”他喃喃自语道，“真是胡说八道！‘我要求你把这本书展示给那些与我们有同样想法的英国人，用你充盈于心中的道义去为我出版它。把它拿给你们那些科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看，告诉他们说这是山崩之前的第一块石子；而下一块石子，就要靠别人去投了。告诉他们，借着最近的开放，我们可以联手摧毁那破坏我们的敌人，拔去我们所创造的怪物。问一问他们：对人类而言，像奴隶一样的驯服或像男子汉一样的抵抗，哪一样比较危险？表现得像个堂堂正正的人吧！巴雷，我爱赫尔岑10笔下的英国也爱你。爱你的K。’她到底是谁？这也太离谱了吧！” 巴雷把信放回到桌上，踱到房间另一端的黑暗中，口中轻声咒骂，右手握拳不住地在空中舞动。“这鬼女人到底要做什么？她把两个不同的故事扭曲在一起。不管怎样，书在哪里？”他终于又记起了我们，把脸转向我们。 “书很安全。”克莱福说着，一边眼睛还瞟过来看看我。 “书究竟在哪里？它是我的呀！” “我们宁可认为书是她的朋友的。”克莱福说。 “你拿它来归罪于我，你也看到他写的是什么了。我是他的出版商，它是我的。你没有权利占着它不给我呀！” 他的双脚已经踏进了我们不希望他踏进的地方。但克莱福很快又把他的注意力给引开了。 “他？”克莱福重复了一遍，“你是说卡佳是个男人？你为什么说他？你真的把我们给搞迷糊了！你知道吗？我认为你是个头脑不清的人。” 我早就料到巴雷会大吵大闹的。我已经察觉出来，他的顺服只是一种表面的休战，而不是我们的胜利。每次克莱福压制他一点，就让他更接近发作的程度。因此，当巴雷踱到桌边，紧靠着它，懒洋洋地举起双手，掌心向上，好像是一种温顺求助的姿态，我就料想他给克莱福的，不会是一个能让他满意的答案。虽然如此，我倒是没料到他的雷霆之声是如此地惊人。 “你什么狗屁权利也没有！”巴雷对着克莱福的脸大吼，同时挥动拳头一拳打在桌子上，打得桌子震天价响，连我的文件也都跳了起来，落到我跟前。布拉克从大厅赶了过来，结果被奈德斥退。“这是我的手稿，由我的作者寄来给我，让我考虑在我认为适合出版的时候出版的。你们没有权利偷走它、读它或藏它。把书给我，然后滚回你们那肮脏的英国去！”他同时挥了挥手臂指了指鲍勃，说：“并且把你们这一位波士顿来的绅士带走。” “是我们的英国。”克莱福提醒他，“你口中所说的书，其实根本不是一本书，你和我对它都无法主张任何权利。”他冷冷地编造出一段话：“我对你那珍贵的出版伦理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此处的每一个人也都跟我一样。我们只知道，那一部有问题的手稿包含苏联的军事机密。如果这些机密属实，它对西方国家就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所在的这个半球，你也身在其中。请问，你站在我们的立场，你会怎么办？不管它，还是把它丢到海里去？或者设法找出它为什么会被寄到一个无人当家的英国出版商手中？” “他要的是出版这本书，由我！而不是藏在你们的贮藏室！” “够了！”克莱福怒视着他说道。 “这些手稿已被正式没收，并且列为最高机密。”我说，“它与这场会议一样，受同样的限制，只不过受限制的程度要大得多。”我那位在坟墓里的法律教授在听到我所讲的话之后，也许会说：不会吧！但一位律师能够乘别人对法律一无所知的时候来个瞒天过海，又是多么的过瘾啊！ 对录音带来说，一分十四秒的空白可真算是长的了。奈德在回到苏俄司之后，曾经用秒表算过。他一直在等，甚至可说是在品味它，但是他又害怕，怕录音机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出了问题，卡住了。但他再仔细地听了一听，还是可以听出窗外传来远处车子的声音和女孩的笑声。这是因为当时巴雷拉开窗帘，看着底下的广场。一分十四秒之后，我们看着巴雷很奇怪地侧过半边身子，背对着里斯本的夜色。接着，录音机里传来了一阵可怕的震动声，好像是几扇窗户同时被震得粉碎，接着又有油井喷出来的声音。任何人听了，都会以为巴雷在等待良久之后，终于破窗而出，而走的时候还不忘连墙上的装饰画和那个瓷花瓶都顺手带了出去。但事实却是：整个喧闹声只不过是巴雷发现了一个饮料桌，于是乎就放了三块冰块在那只高脚杯里，又加了满满的一杯酒。这些事发生的地方，距离我们布拉克仁兄细心安置的隐藏式麦克风还不到几英寸。 4 在房间的那一角，他找了一处尽可能离我们远一点的地方作为他的地盘，又找了一张硬邦邦的椅子，蹲在上面，侧身向着我们。他弓着背两手捧着那杯威士忌，眼睛一动也不动地朝着酒杯里看，仿佛出神地在想些什么，状甚孤单。他口中喃喃低语，但不是对着我们说，而是说给自己听。话中带有断然、讥讽的语气，他时而举杯啜饮，时而低头沉吟，似乎是在肯定一些他私人的及抽象而不着边际的故事。他以一种混杂着卖弄学问及怀疑的口气述说着，好像是人们用来重述一个悲惨事件，譬如死亡或车祸时所采用的那种描述方式。因此，听他讲话，就如我在“这儿”，你在“那儿”，而另一个家伙仿佛就从“那里”进来了。 “是在上回莫斯科书展的时候。那是个星期天，不是书展前的那一个星期天，而是书展后的那一个。”他说。 “是九月。”奈德提示他说。巴雷转了一下头，低沉地说了声：“谢谢！”好像真的是因为被人用针戳醒了一下而谢谢对方。然后，他皱皱鼻子，推了一下眼镜，又开始说。 “我们被他们抢购一空！”他说，“大部分的参展人员在星期五就离开了。只剩我们一些人还留着。留下来的人，都是有合约在身、需要清理场地或没有什么急事要马上离开的。” 听他讲话，你会情不自禁地专注，很难再去想些其他的事情。他在他的舞台上表演，你也很难不用心思就能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你瞧！要不是看在老天的份上，我早就走了。”因为没人明白他要走到哪里，所以就更不能不用点想像力了。 “我们在星期六的晚上都喝醉了，所以星期天就坐着巨无霸的车子到皮里德尔基诺去。”讲到这儿，他似乎是要提醒他自己，周围还有一大堆听众在。“皮里德尔基诺是苏联作家群集的村庄。”他的语气，就好像我们当中没人听过一样，“只要他们不越轨，就都可以取得一栋乡间的别墅。这些别墅是由作家协会经营的，只招收会员，每个会员拥有一栋别墅。他们可以在这个变相的监牢里写出最好的作品，也可以从不写作。” “谁是巨无霸？”奈德说，他很少插嘴的。 “他是彼得·欧利方，陆普书店的董事长，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苏格兰法西斯分子，也是黑带的共济会会员。他认为他在俄国人面前很吃得开，他有金卡，”鲍勃记得此人，于是侧头对他说，“这不是美国的运通卡，而是莫斯科书展专用的金卡，是由莫斯科的主办单位发放的。他就是凭着这张卡，说他是个多么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车子免费，翻译免费，旅馆免费，连鱼子酱都免费。仿佛巨无霸生来嘴里就有一张金卡在。” 鲍勃咧嘴而笑，以显示自己很能欣赏这个笑话。不过，他也的确是个心胸宽大的人，而且巴雷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我的看法，巴雷也是那种具有好的本性而无法隐藏起来的人，就像他也无法假装他不具有亲和力一样。 “我们全都去了！”巴雷接着说，然后继续陷入他的幻想中。 “有陆普书店的欧利方、勃得利公司的艾默利，以及企鹅公司的一位女孩，她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噢！我记起来了，她叫马格达。我怎么把马格达都给忘记了？当然还有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的布莱尔。我们大伙坐着巨无霸的笨重汽车，活像是一群大财主。”巴雷说着，一句一句地吐出简短的语词，像是要从他的记忆盒里搜出一件又一件的破玩意儿。那个巨无霸根本看不上一般的车，他要的车必是大的奇卡车，附有窗帘的房车，但不是那种会让驾驶者感到呼吸不畅的大卡车。他们的计划是去看一看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墅，据说当局有意要把它改装成一座博物馆，但另外又有人谣传那些狗娘养的家伙要把它给拆了。也许会去瞧瞧他的坟墓。巨无霸欧利方起初还不知道谁是帕斯捷尔纳克，不过马格达已低声向他解释是《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而巴雷说巨无霸曾经看过那部电影。他们当时没有什么急迫的事，大家要的，只不过是去乡下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巨无霸的司机却把车子开上了特别为那些爱开车乱闯的官员所保留的车道。所以，原本要花一个小时而结果只花了几分钟就走完那段平坦单调的路程。车子在一个水坑中停了一下，然后再被拖爬似的开上墓地，那时车身好像还在吃力地颤动呢！ “车子停在山边的一处公墓，四周有很多树。那位司机待在车里，因为开始下雨了，不大，但他很担心他的衣服会淋湿。”巴雷停了一下，想到那位司机而低声咒骂了一句，“疯子！” 但在我的感觉里，巴雷斥责的，似乎是他自己，而不是那位司机。我似乎听到了巴雷的心里有一队自责的合唱团，在高声地唱着。我不知其他人是否听得出来。在他的内心的确有一堆人，快把他给逼疯了。 重要的是，巴雷解释道，那天他们碰巧遇上了一大群被解放的群众。他说在过去，无论他何时到那里，看到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只有被篱笆围起来的坟墓和一些丑里巴怪的树木，但九月的那个星期天，空气中充满了难得一闻的自由气味。帕斯捷尔纳克的坟前约有两百位读者站在那里凭吊，即使是他们离去时，凭吊的人数还是有增无减。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坟的周围长满了及膝的青草，不断有人摆上供品，鲜花从大家的头顶传到坟前堆成了一堆。然后有人开始朗诵了。一个年轻男子朗诵诗，而一个较大的女子诵读散文。读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架小飞机在我们头顶上低飞而过，吵得我们什么都听不到。它却去而复返，始终在头顶盘旋。 “汪！汪！”巴雷叫道，他长长的手臂在空中前后地挥舞着，甚至还捏着鼻子发出厌恶的声音。 但是，连雨水都无法浇熄大家的热情，更何况是那架飞机！有人唱起歌来，其他人随之唱和着。最后，这架飞机还是离开了。有人想，它大概是没油了，所以不得不飞走。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巴雷说，一点也不是。你会觉得它是被大家唱的歌给赶走的。 歌声越来越强，越来越深沉，也越来越神秘。巴雷只懂得三个俄语单词，其他的则一窍不通。但即使有这语言上的障碍，他们还是齐声高歌，那个叫马格达的女孩哭得连眼睛都快要掉出来。欧利方虽然喉咙都唱哑了，但下山的时候，还对着天向上帝宣誓，说他要把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印出来，不只是已经拍成电影的那些，还有他所写的一点一滴。并且也说当他回到他那华丽的城堡之后，要自掏腰包来办成此事。 “巨无霸就是有股热心肠！”巴雷松了口气而露齿一笑地解释着，并且转过头来面向我们这堆听众，但主要是对着奈德。“有时那些情绪会延续好几分钟！”然后他停顿了一下，又皱起眉头，摘下那副怪异的圆框眼镜，仿佛如释重负。他一一望着每个人，似乎是为了提醒自己所站的立场。 他们最后下山了，大家仍然哭得泪流满面。此时，同一个小个子的苏联男子走了过来，口中叼着一根香烟，用英文问巴雷说他们是不是美国人。 又一次，克莱福抢在前头发问，他的头慢慢地抬了起来，用锐利得像刀锋一样的语调问道：“同一个苏联男子！什么同一个苏联男子？你从来没有说过呀！” 被克莱福很不愉快地打断后，巴雷不高兴地把头抬了起来。“他就是那位朗读者，那位在帕斯捷尔纳克坟前读诗的家伙。他问我们是不是美国人。我说不是，感谢上苍，我们是英国人。” 此时我注意到了，并且，我想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此时巴雷被指定作他们那一群人的发言人，而非欧利方、艾默利，或那位叫马格达的女孩。 巴雷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扮演各个说话的角色了，他的耳朵跟八哥一样灵敏。当他扮演那位年轻男子的时候，话中流露出一丝俄国口音。而在扮演欧利方时，他也能让你听出说话的是个苏格兰人。他模仿别人说话，就好像说话者根本就不是他本人。 “你们是作家？”巴雷学着那位男子的口音问道。 “不是，我们只是出版商而已。”巴雷此次以自己说话的口音回答。 “是英国的出版商吗？” “我们到这儿来参加莫斯科书展。我经营的是一家小书店，书店名叫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这位是陆普书店的董事长，他是个非常有钱的家伙，有一天他会封爵的。他有金卡，也有酒吧，对吧！巨无霸？” 欧利方向巴雷抗议，说他话说得太多了。但这位年轻人要听的还不只这么多。 “恕我冒昧，请问你们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坟前做些什么？”那位年轻人问道。 “我们只是看看，”欧利方又插嘴道，“只是随便看看而已。我们看到了一群人，然后走上前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什么，我们走吧！” 但是巴雷一点都不想走。他被欧利方的态度搞得有点儿生气。他说，他不是来这儿看一位肥胖的苏格兰人拒绝回答一位营养不良的苏联陌生人的。 “我们在此做的，与大家做的没什么两样，”巴雷回答他，“我们只是在向一位伟大的作家致敬。我们也喜欢你的朗诵，非常感人，你做得非常好。” “你也崇拜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吗？”那位年轻人问道。 欧利方这一伟大的民权领袖，此时又再一次板起脸孔，粗鲁地对他说：“我们没有资格评论帕斯捷尔纳克或任何其他的苏联作家。我们在这儿是作客，纯粹是作客而已。我们对苏联的内政没有任何意见。” “我们觉得他非常棒，”巴雷说，“他是世界级的作家，是一颗巨星。” “你们为什么这么认为？”这男子就像是要挑起一场冲突似的问道。 巴雷倒是不为所动，别管他并不是完全相信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被人称夸的天才。别管这个。事实上，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被人恭维得太过分了。但那是出版家的意见，而眼前则将有一场战争。 “我们推崇他的天才和成就，”巴雷答道，“我们也景仰他的人道精神。我们尊重他的家人和他的文化。此外，我们也佩服他在一群豺狼般的官僚环伺之下还能深入俄国人的心，而那些禽兽也许就是今天派飞机来干扰我们的同一批人。” “你能否背诵出他写的文章？”那位年轻人问道。 巴雷解释给我们听，说他就是有这样的记忆力。“我背诵他的诺贝尔得奖演说的第一段给他听。我想，在经历了那段嘈杂的飞机声之后，这应当是很恰当的。” “现在念给我们听，好吗？”克莱福说，好像凡事都需要经过他检查似的。 巴雷低声背着，在我听来，我想也许他真是个很害羞的人。 我像栏中的一个怪物被赶逐 被朋友、自由和太阳 但是赶我的猎人已经占尽上风 我已无路可逃 那位年轻人在倾听的时候，燃着的香烟照着他眉头深锁的脸。巴雷说，一时之间，他真担心会不会有一场风暴平地而起，应了欧利方所惧怕的。 “如果你对帕斯捷尔纳克尊崇若此，何妨来见见我的一些朋友？”这位年轻人建议，“我们是本地的作家，有一栋别墅。能够与杰出的英国出版家们谈谈，我们觉得非常荣幸。” 光是听了他前半段话，就足以让欧利方得了严重的潜水员病。巴雷说，巨无霸对接受陌生俄国人的邀请知之甚多。在这一方面，他是个专家。他知道他们会怎样设计来陷害你，用药来迷你，用一些你羞于示人的照片来威胁你，要你辞去你的董事职务，放弃你封侯封爵的机会。此时，他正在斡旋一个与全苏版权协会联手出版的大计划，最忌被公司发现他有任何不轨的行为。欧利方当那年轻人是个聋子，把这些顾虑低声地说给巴雷听。 “不管怎样，”欧利方带着胜利的语调说，“现在下雨了。我们拿这车子怎么办？”欧利方看了一下他的表。那位叫马格达的女孩则望着地下，而那个小伙子艾默利看了看马格达，心里想：在莫斯科星期六的下午要做坏事可有的是机会呢！但是巴雷他可不这么想。他又看了看眼前这位陌生人，决定不恶人之所恶。他对那女孩或高官厚禄都没有兴趣，于是下定决心，宁愿跟一些俄国浪女一道被拍下照片，也不愿邀宠于这位巨无霸欧利方。于是乎他便让他们搭上了巨无霸的车子，挥别他而去，他和那位陌生人一同留在原处。 “他叫列斯丹诺夫，”巴雷突然间打断了他自己的话，向着沉静的房间宣布，“我想起这位年轻人的名字来了！列斯丹诺夫，他是一位剧作家，负责一家剧院，但没法上演他自己写的剧本。” 沃尔特此时脱口而出，他那高亢的声音瞬时打破了室内的平静。“我的老兄！维塔利·列斯丹诺夫是现代的英雄。五个星期以前，他才刚刚在莫斯科上演了三出独幕剧，大家都对这几出剧报以最热烈的期望。这并非因为他是个异议分子，所以我们就胡乱捧他。” 打从见到他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巴雷的脸上出现了真心的喜悦。我立即有一种感觉——这才是真正的他，直到现在才拨云见日。“啊！这真是太好了！”他以一种像是能分享别人成功喜悦的口气说着，“这真是太好了！维塔利需要的就是这种鼓励。谢谢你告诉我！”他说话的样子看起来还不到他实际年龄的一半。 接着，他的神色再次黯然，又开始啜饮起他的威士忌。“我们都在那儿，”他语气含混地低述，“人越多越好。请来见见我的表弟。请用一个香肠卷。”但是我留意到他的眼神，就像他说的话一样，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似乎他也看得出前面将有一段难熬的考验。 我沿着桌子看过去，那边的鲍勃正在微笑。我想即使他马上就要进棺材了，他还是会照样保持这副笑容。不过，他的笑容里也始终带有老童子军的那种诚恳。我也看到克莱福的侧脸，就像斧头般的锐利，也像斧头般高深难测。沃尔特则一刻也没有安静过，他那聪明的脑袋已经归位，侧头对着华丽的天花板嬉笑，额头上冒着汗，手指尖还揪着食指上的一小撮毛。再看看奈德这位首领，这位既能干又神通广大的奈德，这位精通各种语言，又兼战士、实干家、军师的奈德。他从一开始就坐着凝神倾听，随时注意会议的进展。看着他，我就想到有些人因他们自己过于忠诚而苦，总有一天，这些人会发现他们无事可做。 在这个大而宽敞的房子里，巴雷还是以那种电报似的口吻叙述着事情。有七世纪时代的护墙板、雕梁画栋的回廊、美不胜收的花园、桦树林，另外还有腐朽的椅子、用木炭生的火、下雨时所闻到的蟋蟀气味及常春藤。这间宅第里大约有三十个人，他们在花园里或站或坐，一边烧烤着食物，一边啜饮着美酒，完全无视于恶劣的天气，就像英国人一样。陈旧的车子沿着马路边停放，与撒切尔夫人和她那群贵人执政以前的英国没什么两样。屋子里有一张张友善的面孔，到处流曳着说话声。列斯丹诺夫引着巴雷进来了，大家连头都没转。 “这儿的女主人是一位诗人。”巴雷说，“她的名字叫塔马拉什么的，虽然结了婚，但其实是一位女同性恋者，有一头白色的头发，笑嘻嘻的。她的先生是一家科学刊物的编辑，列斯丹诺夫是她先生的弟弟。那儿的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先生或太太的兄弟。室内笼罩着一片文学的气息。如果你会讲话，而他们又让你讲话的话，就一定会有人听你的。” 从他散乱的记忆中搜寻出的景况，被巴雷分成了三个部分：从两点半雨停时开始的午餐，午餐结束之后接着进入的夜晚，以及被他称为“最后一点”的那段时间。这段时间来到以前，凡是该发生的事都已发生了。就我们的研究，它应该是在两点至四点之间，当时巴雷已经醉得介于悠游仙境和不省人事之间。 午餐开始以前，巴雷都是在各群人之间游走，他说，先是列斯丹诺夫陪他一道，然后他独自一人随便和人聊聊。 “随便和人聊聊？”克莱福怀疑地问道。 巴雷很快地解释道：“只是随便谈谈而已，克莱福。”他用一种很友善的态度向克莱福解释，“我们只不过是边谈边喝酒，没干什么坏事情。” 但是当午餐端上来之后，他们就一同围桌而坐，巴雷坐在一端，列斯丹诺夫则坐在另一端。桌上放着乔治亚的白酒，每个人都使出他们最好的英文，谈着“如果真理阻碍了伟人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话，它还算不算是真理”、“我们应不应该恢复祖先的精神价值观”、“开放政策到底对一般人有无任何正面的影响力”、“如果你要知道苏联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新西伯利亚寄一个冰箱到列宁格勒去”等等的话题。 克莱福又插话进来了，这让我心里很不高兴。他像是一个无聊透顶的人，居然要巴雷说出每个人的名字。巴雷用手掌拍了一下前额，显然已忘了克莱福对他的不友善。“名字！克莱福，噢！上帝啊！有一个男子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授，但我从没问过他的名字。另一位是个化学药品的采购商，他们都叫他药剂师，是列斯丹诺夫同父异母的兄弟。有一个人是苏联科学院的人，但我并没问他的名字，更不用说是他的观点了。” “有没有女士和你们同席？”奈德问道。 “有两位，但是没有卡佳。”巴雷说道。奈德和我都对他的反应敏捷非常惊讶。 “但那儿另外还有人，对不对？”奈德暗示着说。 巴雷慢慢地将身子往后仰，喝着酒，然后又弯了回来，将杯子置于两膝之间，弯腰盖着它，他的脸向下，使尽全力在回想着。 “当然，当然，当然，还有别人。”他同意着说，“总是会有的，是不是？”他说话时的神情真让人猜不透。“但不是卡佳，是别人。” 他的语音变了，从哪儿变到哪儿，我就猜不透了。其意思并不明显，但它意味着悔恨及自我的呵责。我跟大家都在等待着。我想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就要出现了。 “是一位留着稀疏胡子的年轻男子。”巴雷继续说着，眼睛也望着幽暗的一角，好像他最后还是走了过来。“他个儿很高，身穿深色西服，打黑色领带。一张脸表情空洞，也许这就是他留胡子的原因吧！他的袖子太短。黑头发。喝醉了。” “他叫什么？”奈德问。 巴雷仍然瞪着那处幽暗的地方，那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透的地方。 “歌德。”他终于脱口而出，“就像那位诗人歌德。他们都叫他歌德——来见过我们伟大的作家，歌德。他可能已经年过半百，也可能还不到十八岁，瘦得像一个孩子。两颊有淡淡的颜色，非常高，留着胡子。” 当奈德事后将这一卷录音带播放给这组人听的时候，录音带里既听不出大家一言不发的沉默，也听不出任何人呼吸的声音，反而是巴雷乘这时大大地打了一个喷嚏。这是他第一次打喷嚏，以后还多着呢！他打喷嚏的时候，先是头一个回合的枪响，接着就加速变成连珠炮，一连串紧接着发作。再之后，噼里啪啦的速度就在他用手帕遮住脸外加一阵发作之后才慢了下来，最终消失。 “真是糟糕的喷嚏！”他带着歉意解释着。 “我是很聪明的。”巴雷又接着说，“一点也错不了。” 他重新把杯子灌满，只不过这一次是水，不是酒。他慢慢地一点一点喝着，动作中带着旋律，宛如电视还没普及以前，英国每一家幽暗酒吧的吧台上都会摆放的那种喝水的塑料鸟儿。 “好好先生，那就是我。是舞台上表演的能手。来自西方，讲礼节，又很体面。这不就是我去那儿的原因吗？俄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笨到会听我瞎扯的民族。”他的前额又低得要碰到他的杯子了，“那边的事情就是这么回事。你到乡间去散步，最后与一群喝醉了的诗人们辩论自由和责任孰者为重。之后，你去脏兮兮的公共厕所小解时，有人在隔壁侧身问你人死之后是否还有来生。只因你是西方人，所以你就应该知道。你告诉他们，他们也就记下了。事情就是这样。” 他似乎是即将静默不语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让我们来下断语？”克莱福如此建议，他的话中多少有批评巴雷没有资格下断语的意味。 “因为我太优秀了，就是这么回事：心思敏捷，大出风头。算了吧！” 不过，在此的人，没有一位不是想把所听到的一股脑儿全记起来，你只消看看鲍勃脸上愉快的笑容就会明白。“巴雷，我想你对自己是太苛刻了点。没有人该为自己逗趣而自责，你也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而高谈阔论罢了，听起来是如此。” “你们在说些什么？”克莱福对巴雷说，他实在是不解鲍勃的好意。 巴雷耸了耸肩膀。“要如何在两餐饭之间就重建苏联这个王国。杯酒之间达成和平、进步和开放。不用强制而立刻就能解除武装。” “你是不是时常拿这些题目大做文章？” “当我在苏联的时候，的确是的。”巴雷被克莱福不友善的口气给激怒了，没好气地说。不过，他的不快都是瞬间就消失了的。 “我们能否知道你们都在讲些什么？” 但是巴雷此刻不是在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克莱福听，他是在说给自己和房间里所有的人听，说给与他同样在此作客的人听。一点接着一点，慢慢地道出了他一生中的荒唐行为。“停战能否成功，并非取决于军事，亦非取决于政治，而是取决于人类的意志。我们必须要决定我们要的是和平还是战争，并且早做准备。因为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就得看我们所掌握的是什么。”他停顿了一下，“这是我的当务之急。”他再一次选择了奈德，向他解释道，“为了准备辩论，我遍读文章。” 他似乎觉得有必要作更多的解释，于是又开始说话。“那个星期中，我就好像是他们的专家一样。我曾经想过我的公司可能会很快就订下一本书，那是在书展中，有个情报贩子要我拿下一本关于苏联开放政策与和平危机的书的英国版权。都是些过去和现在的主战派写的文章，对战略重作评估。而他们找了一些六十年代的老政客签了出书合约后，真正的和平最后就会来临吗？这只能显示这些人在离职以后仍具有一点影响力罢了。” 他再次向我们道歉，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觉得有必要先减少他可能会带给我们的震撼呢？聪明的鲍勃，以他坦率的个性，应该早就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了。 “对我来说，这个主意蛮不错的！巴雷。我能看出来，一旦你们取得了版权，一定有利可图。也许你自己也可以赚上一笔。”他一边说着，还一边诡异地笑了笑。 “你有所隐瞒，”克莱福话中带刺地说，“而且你已推敲过这整件事，这就是你要告诉我们的吗？我了解，要让一个人重述酒后的奇思怪想，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你能尽力而为，我们会感激不尽的。” 我很奇怪克莱福到底学到了些什么，如果他有学到的话？而他又是在哪儿学的？到底是谁招他、惹他了？情报局是在哪儿找到这些蠢蛋的，而居然还让他们我行我素，在这儿横行霸道？ 还好，巴雷面对再一次的攻击，始终保持着风度。“我说我相信戈尔巴乔夫。”他平静地说，说完又喝了一口水。他们也许不相信，但我相信。“我说西方的工作是去找他另外一半的底细，而东方的责任是承认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半的重要性。我说如果美国果真把停战看得比送一些笨蛋上月球或是在牙膏上搞一些粉红色的线条还要重要，那东西双方老早就和解了。我说西方最大的罪恶就是相信我们如果在武器竞赛上多浪费些金钱，就可使苏联破产，而其实他这么做，是拿全人类的命运来赌博。我又说，我们挥了挥军刀，就给了苏俄头子们一个借口把大门深锁，到处驻扎军队。” 沃尔特哼的一声，发出了一阵笑，然后立即用手掩住他难看的牙齿。“噢！老天，所以，我们该为苏联的病态负责了！真是荒唐到了极点。你难道没有想到他们是自作自受吗？你难道没有想到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关在他们的偏执狂里？没有，他并没有想到，我可以看得出来。” 巴雷听了他这番话仍然不形于色，继续他的自白。“有人问我，我认不认为核武器已经为人类维持了四十年的和平？我说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这就好比说滑铁卢和塞拉耶佛之间的和平是靠火药来维持的一样没有道理。我说，无论如何，什么是和平？原子弹没有阻止过朝鲜战争，也没有阻止过越战。它没有让捷克免去被人吞并的命运，也没有遏阻过柏林被封锁的事实，更没有让柏林墙不矗立起来，或让阿富汗不遭侵略。如果说这就是和平，那么，让我们试试没有核弹，我们能不能缔造和平。我说，现今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太空中进行试验，而是在人性中进行试验。美苏两个超级强权必须携手合作来捍卫这个世界。我可是蛮机灵的！”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些胡说八道的事情？”克莱福问道。 巴雷似乎也不知道。他好像突然之间变得很随和，而且也变得很腼腆似的。“之后，我们就谈到了爵士乐。”他说，“比克斯·贝德贝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莱斯特·杨。我自己也奏了一些曲子。” “你是说有人有萨克斯风？”鲍勃兴奋得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他们还有些什么？低音鼓？一组十件鼓？巴雷，我可不相信。” 我起先以为巴雷是要走出去。突然之间，他不再紧绷着身子，而是站了起来，先向四周看了看，然后略带歉意朝着门口的方向走了过去。奈德也警觉性地站了起来，因为他怕布拉克会先他一步去抓他。但是巴雷走到一半，就停在一张矮桌旁站着。接着蹲在桌前，开始一边用手指头轻轻地敲着桌边，一边鼻子里还轻轻哼着“巴巴巴巴”的声音，在他用手模拟着各种乐器的伴奏下，唱着曲。 鲍勃已经迫不及待地拍手了，沃尔特也是一样。我和奈德则笑着。惟独克莱福一人不觉得有任何可赞赏之处。巴雷表演完了，又把他的杯子拿了回来，重新坐了下来。 “然后他们就问我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椅子。 “是谁说的？”克莱福说话的语气中带着使人厌恶的怀疑。 “是在场的某个人，这有什么重要的吗？” “我们何妨假设凡事都重要。”克莱福说。 巴雷又装着他的苏俄腔调说话，听起来黏黏的，又有压迫感。“‘好！巴雷，就算你说的都对，又是由谁来主持这些在人性里的试验？’我就说：‘由你们。’他们听了都非常惊讶地问：‘为何是我们？’我回答说，‘因为一旦有剧烈的变动，俄国人要比西方人容易承受。他们的领导阶层人数少，又有一群深受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中，你很难登高一呼，就让众人听你的。他们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很满意，我也一样。’” 甚至连他对民主的伟大价值所采取的如此直接而又丝毫不留颜面的攻击，也没有使温和而忍让的鲍勃动怒：“巴雷，我想，你这是一竿子打翻了一条船的人，但我认为你讲的话里面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但你有没有建议过他们，什么是应该做的？”克莱福还是不死心，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说也只有乌托邦了。我对他们说二十年前我们视为白日梦的事，今天已经是我们惟一的希望，而不管我们谈的是裁减军备，还是生态，还只是人类的存亡。戈尔巴乔夫了解这点，但西方国家不希望他能了解。我希望西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起来高声疾呼。我又说西方必须要先建立一个榜样，而不是等人家去立好榜样让他们去依循。要让这一座山崩塌下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如此片面的裁减军备！”克莱福说着，两手鼓掌然后交握在一块儿，“妙啊！说得好啊！”不过他这个“好”，真正意思是“不好”。 但是鲍勃对这话却是非常感兴趣。“你对这个题目涉猎不深，却能如此高谈阔论？”他问道，“巴雷，你真有两把刷子！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我吸收知识的速度能有你那么快，我就会非常引以为傲了。” 也许他口中的“真有两把刷子”的真正意思是“太了不起了”，但巴雷听了并没有为其所动。 “你把我们原先对你的看法都给改变了，不过，那位名叫歌德的人有没有什么举动？”克莱福问道。 “没什么举动，另外那人加进来聊，歌德没有。” “但是他在一旁听着？睁大眼睛听吧！我可以想像得到。” “我们那时是在重新规划这整个世界。我们把雅尔塔会议又重新开了一遍。除歌德以外，大家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个不停。他既没吃，也没有讲话。因为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聊，所以我就不断地想刺激他讲。而他的反应只是脸色越来越苍白，喝得越来越多而已。最后，我不再尝试了。” “歌德从未讲过话。”巴雷继续以那种神秘的自我批判的语气说着。整个下午只见歌德一语不发地听着，眼睛像是在凝视一个看不见的水晶球。他也会笑，虽然不一定是周围有任何可笑的事情发生了他才笑。他也会在别人喝着酒时，到饮料桌前去拿另一杯伏特加酒，再走回来，然后就在别人小干一杯的时候，他却三口两口就把手中的酒给喝光了，他是那种能以沉静来影响别人的人。跟这种人相处，你到头来就会想他到底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快死了呢，还是有了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当列斯丹诺夫带大伙儿进到内室听立体音响所放的考特·贝西的演唱时，歌德也顺从地尾随进来。就在巴雷已经不再对歌德存有任何奢望之后，歌德却开口讲话了。 很少开口问问题的奈德，这会儿插进来问道：“其他的人对他的态度怎样？” “他们很尊敬他。他是他们的福神。他们会说：‘我们来听听歌德怎么说。’此时他会推一推他的眼镜，并且举杯向他们敬酒。除了他自己，大家都在笑。” “女人们也笑吗？” “每个人都笑。他们对他很是顺从，几乎已经到了凡事礼让的地步。他们说：‘伟大的歌德来了。’”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他住在何处，在何处工作？” “他们说他工作的地方不许人喝酒。因此，对他来说，那一天是他的饮酒假。他们一直不断地为他的饮酒假而喝酒庆祝。他是某人的哥哥，大概是塔马拉的吧？我不知道。也许是表哥也说不定，我没有认真去弄清楚。” “你认不认为他们在保护着他？”克莱福问道。 巴雷停了下来，一言不发。他停顿的时候，与别人都不一样。他很少持续专注于眼前事物，他的心思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撇下我们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不知他的心会不会再回来。 “是的。”巴雷突然脱口而出，连他自己都被自己的声音给吓着了，“是的，是的，他们的确是在保护他，一点儿也不错。他们都是他的忠实拥护者。” “保护他什么？” 又是一阵沉寂。 “也许是保护他不用为他自己解释。我那时候没这么想，但我现在是这么认为。是的，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为什么他不应该为他自己解释？你能否提一个不是杜撰的理由？”克莱福问道，他的用意，已经很明显是要再度激怒巴雷。 但是巴雷并未被惹火。“我从不杜撰。”他说，而且我认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他的心思又飞走了。“他是极具权威的，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又回过神说。 “那是什么意思？” “是那种沉默，像是在滔滔雄辩。但即使你竭尽所能倾听，也只能听到他的脑子里在滴答滴答地转着。” “但是却没有人告诉你说他是天才或是什么的？” “没有人告诉我，我不需要人家告诉我。” 巴雷看了看奈德，看到他点点头，表示他了解了。行家一伸手，就知道对方的底细如何。奈德有一种本事，在你还在琢磨着话中意思的时候，他早已把你从头到尾给摸透了。 鲍勃又有了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人抓着你的手，向你解释说为什么歌德会嗜酒成癖？” 巴雷发出了一声近乎放肆的笑声。他这一声大笑，听起来委实有点儿恐怖。 “我的老天！你在苏联喝酒，是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理由的。没有一个俄国人能担得起自己清醒时可能会制造出的问题！” 他又陷于沉默，再次蒙上愁苦的阴影。他皱紧了眉头，低声自语，不知在祈求着什么。也许他大概是在祈求神明惩罚他自己吧！之后，他突然从这种冥想中一跃而出。“我在半夜的时候被人晃醒。”他笑着说道，“‘老天啊！我在哪里？’我转头一看，这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折叠椅上，身上还盖着一床红色的毯子。起先，我还想自己是到了美国，是睡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挂有蚊帐的阳台上。我想不起为什么自己只在皮里德尔基诺吃了一顿午餐之后就跑到美国来了。然后我就记起了他们已经停止和我谈话，而我也已经谈腻了。没有什么个人的原因。他们也都喝醉了，而且他们也厌倦了在喝醉时讲外国话，所以，我就抱着一瓶威士忌到阳台上休息。有人丢了一床毯子到我身上，免得我被露水冻着。当时，天上挂着一轮明月。我想我一定是被月亮给唤醒的。之后，我就听到这个男子的声音。他非常地清醒，英语说得毫无瑕疵。我那时心中想：老天！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新的客人来。‘有些事情是必经的劫难呀！巴雷先生。但有些事情比非忍受不可更为不幸！’他说。他是引用了我在午餐时所讲的话。这些话是摘自我以和平为题，足以震撼天下的演讲。我环顾了四周，看到这位九尺高、留着胡子的‘秃鹰’在我上方盘旋，手里抓着一瓶伏特加，被风吹动的头发轻拂着他的脸颊。他蹲了下来，膝盖靠在耳朵的附近，倒了酒在杯子里。‘哈啰！歌德。’我说，‘你为什么还没死，看到你在这儿真好。’” 巴雷方才获得的自由，此刻又再被关入监牢。他的脸又蒙上一层阴霾。 “然后，他又念了一段我在午餐时所讲的长篇大论：‘所有的牺牲者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我笑了，但是笑得并不长。我觉得发窘，觉得反胃。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这个人整个午餐时间都坐在那儿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十小时之后，突然他却像录音机一样把我所说的话一句不漏地复述出来，在我听来，心里真不是滋味。 “‘你是什么人，歌德。’我说，‘你不喝酒，不听人讲话的时候，是以什么为生的？’ “‘我不是正人君子。’他说，‘我专门发表下流的理论。’ “‘能够认识一个作家总是好的。’我说，‘你最近都在写些什么？’ “‘什么都写，’他说，‘历史、喜剧、谎话、爱情。’说着说着，他就谈到他所写的东西上面。那些东西都是摆在太阳底下就会融化的奶油，因为它们没有一致的观点。不过我倒注意到，他说起话来，一点也不像作家，他太害羞了。他会嘲笑他自己，而且就我所知，他也嘲笑我。我不是说他没有权利这么做，而是说他这么做，听起来实在没多大意思。” 又一次，我们看着巴雷的侧面，等着他魂游四海归来。是我们紧张，还是他在紧张？他举杯喝了一口，转了转头，口中不知道在说“不好”还是“他妈的”。这不但连我们这些人听不懂，恐怕连那个麦克风都无法录进去。我们听见他的椅子咯啦咯啦地响，好像湿了的柴火一般。在录音带上听起来，像是他在发动武装攻击一样。 “然后，他又对我说：‘噢！巴雷先生，你是一位出版商。你要不要问我是从哪里得来的那些灵感的？’我听他这么讲，心里就想：出版商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老兄，但你心里到底要对我说些什么呢？‘好！歌德，你从哪里获得你的灵感的？’‘巴雷先生，我的灵感来自于——第一……’他开始数起来了。” 巴雷此时也张开了他那长手指头，开始数了起来，话中的俄国口音几乎轻到让人察觉不出来。又一次，我被他那缜密的音乐性记忆力所震撼。他对字句的记忆力，似乎还不及他对音乐的强。那些在充满了乱七八糟的礼堂里演奏的音乐，只要进了他的耳朵，恐怕就再也褪不了色了。 “‘我的灵感是来自于——第一，从三十年代柏林咖啡馆中用的那种纸桌巾而来。’然后他喝了一大杯伏特加酒，同时深深吸了一口夜间的空气，‘第二，从那些比我更有天才的竞争对手。第三，从各国军人和政客们脑子里所存在的卑劣幻想而来。第四，从那些被纳粹强迫征召，后来又被解放的科学家而来。第五，从那些伟大的俄国人而来，这些人都是对民主怀抱着极大的期望，但也因此受尽各方的摧残却仍至死不渝的人。第六，从一个偶然踏进我心扉里的杰出的西方知识分子。’很显然的，他指的就是我。因为他说了这话之后，眼睛就死瞪着我，看我作何反应。他像一个早熟的孩子，直直地瞪着我。他的目光中传递出一股股像生命般重大的信息。然后，刹那间他又变了，变得多疑起来。俄国人都是这样。‘你在午餐时的确表演得很精彩。你是如何说服列斯丹诺夫邀请你的？’这句话分明就是一种冷嘲热讽，意味着我不相信你。 “‘我从没有要说服他，’我说，‘这是他的想法。你又要安什么罪名在我身上？’ “‘任何想法都不是专属某个人的，’他说，‘你把它放在他的脑子里，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做得很有技巧，恭喜你了。’ “之后，他不再对我冷嘲热讽，他突然死力抓住我的肩膀，好像他就快要淹死了似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病了还是失去了平衡。那时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觉得他可能是要吐了。我试着要去帮助他，但又不知如何着手。他浑身热得像地狱一样，并且不停地冒汗。他的汗水滴到我身上，头发已全湿。然后，他的声音又直灌入我的耳朵，他站得太近了！我往后退了一下，但他又跟了上来。 “‘我相信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他口中说道，‘你已经说到我的心坎儿里去了。请你向我保证，你不是一个英国间谍，我就答应你一件事。’” “他的话句句正确。”巴雷似乎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而我也记得他讲过的每一个字。” 巴雷说到“记得”这个词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受一种折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这么常想到汉娜的原因吧！ “可怜的帕尔弗莱！”有一次，她以一种近乎残忍的语气嘲笑我，一边在镜前审视着她光溜溜的身子，一边啜饮着伏特加酒：心里准是盘算着要回到她的丈夫身边去。“你既然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又怎能忘得掉我这么一位女子呢？” 巴雷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有这种影响力，能在言谈举止之间就触动别人的中枢神经，在他们的内心最深处激起了共鸣？说实在的，我很怀疑。不过，也许歌德就是这么地受了他的感召了吧！ 底下的这一段是从未经增删、涂改或注解的。为了保持原样，我将录音带的内容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做成笔录。这段记录关系到以后所有故事的发展，我们称它为“里斯本接触”。当大西洋两岸的炼金术士和神学家你来我往地展开谈判、彼此各不相让的时候，一场精彩的好戏就此开演： “‘我不是什么间谍，歌德，我现在不是，以前也从未担任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是。也许是你那行，可不是我的。我们来谈谈下棋怎么样？你喜欢下棋吗？我们来谈谈下棋好了。’ “他似乎没听见我在说话。‘你不是美国人？你也不是谁的间谍，甚至不是我们的？’ “‘歌德，说实在的，我已经有点烦了。我不是谁的间谍。我是我！我们现在要么就谈下棋，要么就请你另找话题，好吗？’我想我这么讲就能让他闭嘴吧！但他还是没有。他说他精通棋艺，在下棋的时候，若是一方心生一计，而没被对方看穿，或对方的注意力已经松懈，那么你就会赢。下棋时理论就是实际，但在生活中，尤其是在某种形式的生活，你会碰上一种这样的状况：一位棋手会对另一位棋手产生一种非常怪异的幻想，甚至有时他会自己创造一位他所需要的敌人。他问我同不同意他的说法，我对他说我完全同意。然后，他不再谈棋了，他用俄国人喝醉酒时的那种说话方式来谈他自己。他说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只为了讲话给我听。他又说他像浮士德一样，生就两个灵魂，而这也就是他们管他叫歌德的原因。他母亲以前是个画家，但是她画她眼中所见之物，因此，很自然的，官方既不允许她办展览，也不允许她买颜料，因为我们眼睛所见到的任何东西都属国家机密。同时，即使你画的是想像作品，那也是国家的机密。即使这种所谓的机密根本永远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它还是国家机密。而且，如果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它就更是最需要保守的机密。他说他的父亲在劳改营里待了十二年，最后死于心力交瘁。他说他父亲的问题是：他是一个殉道者。受害人已经够糟了，圣人更糟。他说，但殉道者根本就是生不如死。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同意，但我是个很讲礼貌的人，而且当一个人抓住我的头，告诉我他父亲是坐过什么十二年牢才死的，我即使再不同意，也不预备和他争了。 “我问他的真实姓名。他说他没有真名字，他说这个名字是他的父亲取的。他又说在任何高尚的社会里，大家残害无知的人，但在苏联却完全相反，因此他们残杀他的父亲，因为他不像他的母亲，他拒绝因为心碎而死。他说他要对我做这个应许。他说他爱英国人。英国人是欧洲的精神领袖，是努力不懈的人群，是欧洲伟大理想的统合者。他说英国人了解说话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而在苏联，已经没有人会再相信行动了，因此下至升斗小民，上至居高位者，无不以空言代替行动、代替真理。现在连这种空言都无人愿意听，原因是大家既然知道无法改变现状，便也就懒得再去理会。否则，知道如何改变现状而又妄图改变者，可能连工作都不保；而不知如何改变者，也就只好永远安于现状了。他又说苏联之所以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是因为他们渴望成为欧洲的样子，但最后却注定变成美国样子，而美国人以物质的逻辑毒害了全世界。他们认为如果我的邻居有一辆车子，我就必须要有两辆。如果我的邻居有一把枪，我就必须要有两把。如果我的邻居有一枚炸弹，我就必须要有更大的，并且越多越好，至于这些炸弹能不能击中目标，则还是其次的问题。所以，我所需要做的，只是想像我的邻居会有多少把枪，并且再把数字加倍，这样，我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去制造我想制造的东西。他问我同不同意他的看法。” 这真是个奇迹，他一口气讲到这儿，居然没人插嘴，甚至连沃尔特也吭都不吭一声。巴雷停止说话，大家也都三缄其口。房间内静得连椅子的吱吱声都听不到。 “我同意，我完全同意，歌德。任何事情都比我被问是不是英国的间谍要来得好。之后，他开始谈十九世纪的伟大诗人和神秘学家比居林。” “是佩切林！”沃尔特终于忍不住失声怪叫了起来。 “对！是佩切林。”巴雷点头说道，“佛拉迪米尔·佩切林11。佩切林要为人类牺牲他自己，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母亲倒在他脚前。他问我听说过他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佩切林去爱尔兰当修道士。但是歌德无法这么做。因为一则他无法拿到签证，二则他也不喜欢上帝。佩切林喜欢上帝，但他不喜欢科学，因为科学没把人的灵魂放在眼里。我问他多大年纪，我问的是歌德，不是佩切林。他现在看起来像是只有七岁，但又似即将步入一百岁。他说他离死比生更近，他说他已五十，但又像才刚出娘胎不久。” 沃尔特又插了进来，但这一次比较温和，像是在教堂里的人，不像他平常失声怪叫的样子。“你有那么多的问题可以问却不问，反单挑他的年龄问，有何理由？此刻问他多大年纪，又有什么重要性？” “一来是他令人不安，二来他除了皱眉头以外，脸上看不出一丝皱纹。” “而他说的是科学，不是物理，是吗？” “是科学。然后他就开始背诵佩切林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翻译，先讲俄语，再讲英语。‘……憎恨自己的国家、渴望它毁灭是多么快意的事情……只有它毁灭了，全人类才有复兴的一丝曙光。’我也许不是说得一字不漏，但也八九不离十了。他说佩切林了解一个人在爱他的国家之同时亦有可能憎恶其制度，佩切林疯狂地爱着英国，歌德也是一样。他们爱英国是正义、真理、自由之国度。佩切林认为出卖自己的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要你所出卖的是你所憎恶的，并且为你所爱的去奋战。现在，假设佩切林已经拥有了苏联的极大机密，他会怎么办？非常明显的，他会把这份秘密给英国人。 “我这时再也受不了他了。我觉得极不自在，他却又靠了过来。脸贴着我的脸，吐着气，咬着牙，活像是一部蒸汽机。他的心脏都快迸出他的胸膛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碟子一样。‘你喝了什么东西？’我说，‘可的松？’ “‘你知道你在午餐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吗？’他说。 “‘没说什么。’我说，‘我不在那边。有两个家伙先批评我。’他还是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 “‘你说，今天一个人要有英雄的思想，方能做一个正人君子。’ “‘这话不是我先说的，’我说，‘我所说的话都不是我第一个说的，而是听来的。现在，请你忘掉我说的话，回到你的同胞那儿去吧！’他对我说的话置若罔闻，却又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手细得像女人，但力气却像钢铁。‘请你答应我，如果我有勇气做英雄的思考，你起码得做一个正人君子。’ “‘好了！’我说，‘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去拿点儿东西来吃吧！他们还剩一点汤，我闻到了。你要喝汤吗？汤？’ “这时，我虽然不能说他是在哭，但他满脸都已经湿了，白皙的皮肤被痛苦的汗水所湿透。他紧抓着我的手，就好像我是他的神父一样。‘答应我！’他说。 “‘但是我又能答应你些什么，你总得对我说清楚啊？’ “‘答应我你会做个绅士。’ “‘我不是绅士，我是个出版商。’ “他听到我这么说，就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发笑。他笑得很大声，笑声里还夹杂着莫名其妙的啧啧声。‘你不能想像我从你的拒绝中获得了多大的信心。’他说。 “他说到这儿，我就站了起来，慢慢地、轻轻地，尽量不惊动他。但他又抓住了我。 “‘我每天都犯科学上的罪，’他说，‘我把犁头当做宝剑。我误导我的上司，也误导了你的。我一直不停地扯谎。我每天都在不断地摧残我里面的人性。请你听我说。’ “‘我必须要走了，歌德仁兄。我旅馆里的那些女客房经理都一定在熬夜等我回去呢！放开我，好不好！你会把我的手给弄断的。’ “‘抱紧我。’说着，就把我往他怀中一拉，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肥胖的大男孩一般，而他却是如此瘦弱。他须发全湿，身体却在燃烧。 “‘答应我！’他说。 “‘我答应！答应！’我边说边用力想抽出身来。 “‘好吧！’我说，‘如果你能成为英雄，我就做一个正人君子。就此一言为定，好吗？现在，请让我走，行行好吧！’ “‘你答应了？’他说。 “‘我答应了！’我一面说着，一面把他给推开。” 沃尔特又在叫了。我们事先对他的警告以及奈德、克莱福或我自己对他的严厉眼色，都无法让他再沉默不言。“但是，你相信他吗，巴雷？他有没有骗你？他早已摸清你的底子，请问你作何感想？” 又是一阵沉默。一阵更长的沉默。终于，他开口了。“他是喝醉了。我这一辈子里，也许有两次像他一样醉，就说是三次好了。他整天都在喝那玩意儿，而且一直不停地喝，像灌开水似的喝。但他说出来的话倒是清清楚楚。我相信他。他不是那种你不愿意去相信的人。” 沃尔特又在怒吼了。 “那么，你相信他什么？你想他在跟你谈些什么？你认为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他老是在跟你闲扯淡，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却只字不提。他说对他的上司，也对你的上司扯谎。他表面上是在谈棋，但事实上谈的又不是棋，他到底在聊些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加油添醋？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我知道为什么了！你是只驼鸟，爱把头埋在沙中。‘你不知道，因为你不想知道。’你就是这样。” 带子里的下一个声音是巴雷一边在房间里踱着步子，一边诅咒着自己：“该死！该死！该死！”他喃喃自语，不停地说着。接着，就是克莱福的声音。如果有那么一天，该由克莱福来宣布宇宙毁灭时，他也会用这种要死不活的声调的。 “我很抱歉，但我们需要你的大力帮忙。”他说。 很讽刺地，这次我居然会相信克莱福是真的抱有歉意。他是个技术人员，和活人打交道颇觉不自在，现在他就像是一个现代化学校里的土气间谍。他相信事实才是惟一可以采信的资料，任何悖离此项原则的人皆为他所不齿。他除了对自己的飞黄腾达和他那部有一道刮痕就不能开出车库的银色奔驰车有兴趣之外，如果还有什么热衷之事，那一定就是有武器和有权势的美国人了，要是克莱福能发挥才智，“蓝鸟”就必定是个已被破解的密码，或是一枚人造卫星或中央情报机构委员会，那么巴雷也用不着出世了。 而奈德却刚好相反，反而因此而更想冒险。他先天的气质和后天的训练就是要做一名情报人员的头子和统御众人的领袖。间谍的侦察工作就是他必备的本事，也是他所热衷的，他不喜欢搞情报界的内部争斗，而宁愿把那些交给克莱福。就好像他把分析的事情都交给沃尔特一样。就他所从事的工作来说，他是一位果断的艺术家，而这也是所有与人性打交道的人所必须要有的特质。对于克莱福而言，人性只不过是一个乏味的名词，因此，他也就安之若素地接受现代主义者的名号。 5 我们已经移到了奈德和巴雷最初谈话的那个图书室。布拉克已经在那儿布置了一个银幕和幻灯机。他把椅子摆成马蹄形。在他的脑海中，每张椅子都是专为某个特定的人设立的。布拉克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和所有心怀鬼胎的人一样，总喜欢出一些怪点子。他也从监听装置里听到了我们之间的谈话。虽然他很不喜欢巴雷，但他暗淡无神的眼眸里还是流露出一股兴奋的神采。巴雷懒洋洋地坐在鲍勃和克莱福之间，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在这个秘密的审讯里，他是个沮丧的贵宾。布拉克打开那台幻灯机的时候，我正从侧面端视着他的脸庞。他先是低头沉思，继而在第一张幻灯片打到银幕上的当儿，猛然地抬起头，瞪视着银幕。奈德就坐在我旁边，一语不发，但我可以感觉得出他克制着强烈的兴奋。二十个男性脸孔一一地跳过了我们的视线，其中大部分是苏联的科学家，这些人都以快速的步伐参观位于伦敦的档案室，而中情局也被认为有办法取得蓝鸟的资料。有些人的照片出现不止一次，有的前一张是留有胡子的，下一张里胡子又刮掉了。照片中的某些人比他们的实际年龄年轻了二十岁，这是因为从这些人的档案资料中也只能找到他们二十年前的照片的缘故。 “都不在这些照片里面。”当所有准备好的照片都放映完后，巴雷对他们宣称。突然，他把手插进了头发中，像是被针刺了一下。 鲍勃就是不相信他所讲的。他怀疑你的时候和相信你的时候一样都面露笑容。 “巴雷，你难道就这么有把握，连一点儿转寰的余地都没有吗？你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你喝得烂醉如泥，记得吗？我自己也曾经醉过，当时连我自己姓甚名谁都记不起来了呢！” “真的一个也没有，老兄。”巴雷说着，又陷入沉思。 现在轮到卡佳了，不过巴雷并不知情。鲍勃很谨慎地把场面转换到她的身上。中情局的现场拍摄技巧真是相当地道。 “巴雷，这是在莫斯科出版展览会上的一些男男女女。”他乘着布拉克准备放第一张幻灯片的时候故意若无其事地说着，“他们都是你在苏联旅行时可能碰过面的人，譬如说是在接待处、书展、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等等。如果你看到任何人，是你曾经见过的，就请他停下来。” “我的天哪！那是李诺拉！”鲍勃还没讲完，巴雷就很高兴地指给他看。此时，银幕上是一个非常结实的女人，她有一片像足球场一样的背。照片中，她正漫步于一条柏油路上。“蓝妮是SK的重要人物。”巴雷补充着说。 “SK？”克莱福脱口而出，就好像他才挖出一个地下的秘密社团。 “是全苏图书进口代理公司的简称。SK是苏联订购及经销外国图书的总部。至于他们订购的书会不会到那儿，是另一回事。蓝妮是个有趣的人。” “知道她的另一个名字吗？” “西诺维娃。” 鲍勃以笑容证实了他说得没错。 他们又放了几张给他看，而他挑出来的都是他们知道他知道的。但是，当他们把放给尼基看的那一张卡佳的照片，就是那张卡佳穿着大衣，头发梳了上去，手中拿着手提袋下楼梯的照片给他看的时候，巴雷却说：“跳过去。”他的反应与刚才观看那些他不认识的人，是一样的。 但鲍勃此时感到非常挫败，他说：“请暂停在这里！”语气是如此的不悦，即使是尚在襁褓中的婴孩也知道这帧照片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因此，布拉克停住了，我们也跟着屏住呼吸，停顿在那儿。 “巴雷，这位有一头黑发、大眼睛的女孩是莫斯科十月出版公司的人。她的英语说得非常好，一如你和歌德一样。据我们了解，她是一位编辑，专门负责审核苏联出版品的英语翻译。怎么，没有印象吗？” “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会碰上她。”巴雷说。 就在这时，克莱福向我点了点头，把他交给了我。交给你了，帕尔弗莱，他是你的保证人，吓一吓他。 我在做教化的工作时，总是会用一种很特别的声音。它特别的程度，理当可以把结婚宣誓时的恐惧都给凝结起来才对，但我并不喜欢这种声音，因为汉娜讨厌这种声音。如果我的职业要我穿上一件假冒的白色外衣，那么，此时就是我给病人注射那一针毒剂的时候了。但是那一晚，就在我单独与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却选择了一种更具保护色彩的声调，并且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许甚至可以说是返老还童的帕尔弗莱，也是一个汉娜曾经发誓过一定要战胜的帕尔弗莱。我对巴雷讲话的时候，不是将他看成一名缓刑犯，而是把他当做朋友一样，并且先给予一番警告。 现在我们就要谈交易了，我说。尽量用我能够想得出来的非专业术语。现在我们要在你的颈子上套上一个圈套，你得小心了！得好好考虑才行。 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我都是要他们坐着。这次，我让巴雷站起来随意走动。因为我看得出，他站起身来背着手、踱着步，要比他坐着来得自在。感情用事，即使为时极为短暂，也是很危险的。但是，并不是英国所有劳什子的法律都可以阻止我这么做。 当我瞬间对他生了好感之际，我才注意到一些事，是我在人多时未曾留意到的。我注意到他的身体是如何地远离我，就好像他在刻意抵挡他那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性，免得自己一受到别人的要挟，便会不由自主地屈从。还有，我也注意到他的胳膊，无论他自己是多么想要驾驭它们，它们还是不住地颤动着，好像是死命地想从一件禁锢它们、让它们不得自由的制服中挣脱出来。 除此以外，我又想到自己目前所遭遇的挫折。到现在我还不能在够近的距离内观察他，而必须在他不停地来回穿梭、走过一面镜子前方的时候，才能利用瞬间瞄他一眼。即使时至今日，他在我的感觉里，距离仍然十分遥远。 我也注意到，在他时而注意聆听我的训诫，时而心神他往、悠游于九霄云外之时，其内心所隐现的挣扎和凄凉。往往在听我讲完两点之后，就兀自跑开去消化它们，而每次他这么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正面对一个强有力的后背，这个后背行将屈从于他那顽抗不羁的前半身。 我也注意到，当他回到我身边的时候，眼睛里一点也没有其他那些听了我这一席充满智慧话语的人所显露出来的卑躬屈膝、令我看了都觉恶心的眼神。他没被我的话给吓着，甚至可以说，我的话可能压根儿都未触及其内心。相反，他的双眸倒令我觉得很不自在，就像他头一次见到我、打量我的那个时候的感觉一样。他那双眼睛太真实、太清澈，也太没有武装，即使他再怎么挥舞双拳，都无法保护它们。我觉得，我或任何人都有可能填塞进它们里面，并且将他占为己有。但这种感觉却令我吃惊，仿佛变成一种对我的威胁，甚至让我担心本身的安全。 我想到了他的档案。在漫长的一生中，他行行走走，真可以说是撞得头破血流。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毁灭自己。然而他又是这么不在乎。他求学的记录真是可怕，那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名声，居然是用打架换来的。打到最后，他连下颚都被打破了，被送到学校的医务室。后来因为读经时喝醉酒，而被校方开除。“我前一天晚上就喝醉了，先生，我不是故意的。”结果，他还是免不了一番训诫，然后被开除学籍。 我想，如果我能够想出一些他曾经犯过的滔天大罪，就准能把他吓个半死，对他和我来说则方便多了。也不会像现在，虽然费尽了气力，仍然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奈德已经把他一生的记录都给了我，包括他的健康记录及他怎么一掷千金、如何玩女人、娶了多少个太太、生了多少个儿女。他缺点虽多，但却绝非大奸巨恶之人。也许，这就足以诠释他这个人。也许，他一直追求着徜徉在浩瀚大海里的梦想，因此才不惜一而再、再而三以己身去撞击人生道路上的岩石，以此向造物主抗议，用以换取更大的际遇，或就请上帝再也不要去烦他？但是，话说回来，果真让他如愿以偿，他还会不会奋不顾身，撞得满身是血？ 突然，在我根本还来不及觉察的时候，我们的角色已经主客易位了。他站在我的面前，向下俯视着我。大伙儿都还等在图书室里，而我也已经听到他们不耐烦的声音。声明书就摆在我的桌前，但他此刻在读的是我，而非那份声明书。 “那么，你有何问题没有？”我抬起头望着他老高的面孔问道，“你在签字以前还需要知道些什么？”我自始至终都用那种特别的腔调，为的是要保护自己。 他起先还有一点迷迷糊糊的，然后就开始觉得好笑起来。“为什么问我呢？你自己不是有更多的答案想告诉我吗？” “这是一项不公平的交易，”我很郑重地警告他，“你已经身不由己地承受了一个大秘密。你虽然没有特意要去知道它，但既然知道了，你就无法摆脱它。就你所知道的，已经足够使一个人，也许还外加一个女人为你丧命。这种情况，让你产生了一个需要保密的身份，也带来了一个逃脱不掉的义务。” 上帝啊！帮助我，我又想到了汉娜。他已经唤起了汉娜在我内心深处所种下的痛楚，仿佛她是个刚愈合的伤痕。 他耸耸肩，似乎把负担卸得一干二净。“我不知道我到底知道些什么？”他说。 有人在重重地敲打着门了。 “要你这么做的意义在于：对方可能想要告诉你更多的事。”我说。我的态度比起刚才又软化了许多，因为我要让他知道我在替他着想，“你所知道的，也许只是个开头，他们希望你去发现更多的东西。” 他终于签了字，是连看都没看就签了的。他像一个梦魇般的客户。他可能把自己的命都给签掉了还不知道，也不在乎。他们在门外敲门，但我还是在证人栏中签上我的名字。 “多谢了！”他说。 “嗯！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收好笔，心里想着：我终于让他就范了。克莱福和其余的人进来了。此时我的心里有了一股冰冷的胜利感。他虽狡猾，但我还是让他签了字。 然而，我的另一半却是处在羞愧和不可思议的挂虑之外，感觉到我已经在我们自己的阵营内点燃了一把火。从此刻开始，谁也不知道这把火将会如何蔓延开来，更没有人知道会有什么人能将它扑灭。 下一幕惟一可以称道的是它的简短。想到鲍勃，我心中就难过了起来。他既非狡猾之人，亦非顽固之辈。他有话就会直说，但这也并非是什么罪过，即使是对干情报的他而言。与奈德和克莱福比较起来，他较像前者。而且，其作风也比较接近英国情报局，而不像兰利的美国情报局。有一段时期，兰利曾拥有许多像鲍勃之类的人，而且比他更为优秀。 “巴雷，截至目前你对歌德所提供的情报性质如何，有没有什么概念？我指的是那份情报的全部内容。你需要我再详细解释吗？”鲍勃问话的方式怪怪的，不过脸上还是堆出了他惯有的笑容。 我记得，庄尼曾对尼基提出过相同的问题，并且，那一次他还因管人闲事而吃了苦头呢！ “我能有什么概念？”巴雷回答道，“那个玩意儿我连看都没有看过一眼，我又能有什么概念？” “你确信歌德没有再给你什么别的指示吗？没有什么私下的耳语，就像作者对出版家所说的那种。譬如说，如果你们双方都信守诺言，那么，他会对你再提供些什么之类的话？除了他在皮里德尔基诺告诉你的那些话以外，他还有没有再对你述说任何有关武器装备和假想敌之类的事情？” “我已经把我所记得的都一五一十告诉你们了。”巴雷边说边摇了摇头。 鲍勃现在又像先前的庄尼一样，开始眯起眼看着放在桌子底下的那一份简报。所不同的是，鲍勃现在是真正感到不悦了。“巴雷，你在过去七年中曾经去过苏联六趟，在这六次造访中，你曾否与任何的支持和平分子、异议分子或其他非官方的那一类人物有过接触？” “这么做犯法吗？” 克莱福插了进来，说道：“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巴雷居然照着他的话做了。有些时候，克莱福表现得真是十分卑微，令人不得不感动。巴雷说：“那儿的人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物你都碰得到，鲍勃。譬如说，表演爵士乐的、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记者、艺人等等。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抱歉。” “那么，就让我换个话题来请教你，你在英国有没有与这种支持和平的人士打过交道？” “从来没有这种印象。” “巴雷，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〇年间，你曾经和一个蓝调乐团一起演奏过。你可知道他们当中有两个人曾参加过禁止核武器竞赛的运动和其他的和平团体？” 巴雷似乎有些不解，问道：“真的吗？你可知道他们的名字？” “如果我告诉你这两人是密克斯·伯温和伯特·温德利，你会不会感到惊讶？” 巴雷畅快地笑出声来。除了克莱福以外，大家都非常吃惊。“噢！老天啊！鲍勃，我还以为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那个密克斯啊！他根本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共产党。如果他手中有炸弹的话，他一定会把上下议院都给炸掉的，而伯特也一定会举双手赞成。” “他们闹同性恋吗？”鲍勃露着微笑说。 “完全正确。”巴雷同意他的看法。 已经获得整件事情完整轮廓的鲍勃，收起了他的那一张纸，向克莱福使了个眼色，表示他已经都问完了，于是乎奈德就向巴雷提议到外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应了奈德之邀作陪的沃尔特向前走了一步，打开门。奈德一定是把沃尔特当做了他的跟班，因为沃尔特对他向来惟命是从。巴雷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拿了一瓶威士忌和一个杯子，并且把它们塞进他那件丛林夹克的口袋里，一边一个。我怀疑他这么做是故意要吓吓我们。如此打点妥当之后，才慢步跟在他们后面，撇下我们三个人无言相向。 “你轰炸他的问题是罗素·薛里顿设计的吗？”我友善地问鲍勃。 “近来罗素太机灵了，那些玩意儿他已经不管啦！哈瑞。”鲍勃以明显的憎恶答道，“罗素经历了不少事情。” 中情局的内部权力争斗甚至对于置身其中的人都是一个谜，当然对于咱们十二楼那些老板而言，他们更是无从知晓——至于我们如何假装，那是另一回事。但在争权夺势的热潮中，薛里顿的名字老是排行榜上的热门人物。 “那么是谁授权给他们的？”我仍就问题追问，“是谁征调他们的，鲍勃？” “也许是罗素。” “你才说罗素太机灵了！” “也许他必须让那些权贵安心。”鲍勃不安地说，他点燃烟斗，挥灭火柴。 我们定下心来等奈德他们。 那株绿叶成荫的大树在靠近码头的一个公园里。我曾在树底下站过、坐过，看着旭日从码头升起。露水沾湿了我的雨衣。我曾经听着（虽然心中不解）一位面貌庄严的老者，在那个地方教训他的徒众。他的徒众彼此年龄相仿，并且都称他为教授。这株大树的周围环着一圈木凳，凳子上面被铁栏杆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座位。巴雷就坐在这张凳子上，奈德和沃尔特各坐在他的左右边。巴雷说，他们先是在水手们休息的酒馆里谈，后来又跑到山顶去谈，但是奈德为了某种原因，不愿提及他们曾经在山顶上谈过话。现在他们又回到他们原先谈话之处。布拉克在那部租来的车里强自打起精神看着他们越过草坪。几台起重机从道路另一边的仓库那儿开了过来，车子的唧筒和渔夫的吆喝声也传了过来。现在的时间是清晨五点钟，但码头从半夜三点就已经人头攒动了。破晓时，原已聚拢的云朵现正破散开来，犹如上帝创造世界的第一天。 “你去找别的人吧！”巴雷说道。他在此前已经借着不同的方式说过几次了。“我不是你们的人。” “不是我们找你的，是歌德。”奈德说，“如果我们知道一种方法，能不借着你就能联络到他，我们会不假思索就去做。但他要的就是你，他也许等了十年才等到像你这么一个人，一个他认为可以托付的人。” “他找我因为我不是间谍，”巴雷说，“因为我会唱抒情调。” “你现在也不是间谍呀！”奈德说，“你是一个出版商，他的出版商。你所做的只不过是和你的作者，同时也与我们合作。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 “你既有魅力又富机智，”沃尔特说，“但却嗜酒如命，你已经被耽误二十年了！现在是你大放异彩的时候，你的机遇到了。” “我在皮里德尔基诺早已大放异彩过了，每次去那儿我都是光芒四射，让人目不暇接。” “你大可放松心情，”奈德说，“在伦敦花上三个星期，一边准备，一边等你的签证，再快快乐乐地在莫斯科待上一个星期，然后你就可以永远自由了。” 生性谨慎的奈德，非常技巧地避免使用“训练”这个词。 下面轮到沃尔特开口了。他的话既是督促，也是谄媚，而且两样都过了头，但奈德并不加以干涉。“不用管钱的事，巴雷比钱重要得多了！这是一次报效国家的大好时机，许多人一辈子都巴不得有这种机会。他们梦寐以求，频频来信求我们，但都不能如愿以偿。而且当你完成了任务之后就可以退居幕后，享受作为一个英国人所得到的好处。即使你对它不屑一顾，它还是你的。这是你的权利，是一件值得你为它去放手一搏的权利。” 奈德料得一点儿也没错。巴雷笑出声来，并且对沃尔特说：“算了吧！”或是这一类的话。 “这对你那位作者来说，也何尝不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你好好地想过，就会同意我的说法。”奈德以他一贯的朴实语调说道，“你会保住他一条命的。如果他所给的真是他国家的机密，你最起码可以为他找到完成心愿的人。你是哈罗公学毕业的，对不对？”他突然加上这一句，好像他才刚刚记起来一样。“我好像是在什么地方看过你曾在哈罗念过书？” “我只是在那儿待过一阵子而已。”巴雷只说了一句，沃尔特就笑出声来，而巴雷居然也顾不得礼数，也跟着笑了。 “你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前申请要加入我们这一行？你记得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么做吗？”奈德问道，“是一种责任感，对不对？” “我不想待在父亲的公司里。我的老师替我出主意，要我在小学里教书。我的表哥李昂诺则教我去当间谍，但你们不要我。” “是的，不过我们这回可不能再拒绝你了。”奈德说。 这三个人就像是老朋友一样，默默审视着码头。一艘海军军舰的索具像项链一般拖曳着。 “你可知道，我曾幻想过会有个上帝？”沃尔特突然哼唱起来，对着海随意地说，“我确信自己是个对上帝非常虔敬的人，再不然就是个失败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们的历史必须赶紧找出一个上帝来。你读了多少有关科学的东西？没有，你是不会去读的。你是属于对技术毫无所知的那一代人。如果我问你什么是几级烧伤，你大概会认为我说的是烤面包吧！” “大概吧！”虽然沃尔特是在贬他，但巴雷还是同意地笑了。 “再问你一个，什么叫做CEP，有没有概念？” “能不能不要只说缩写字母？” “好，它的全名叫做circular error probable，怎么样？” “我不懂。”巴雷没好气地回答，表示他有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脾气。 这一次倒是沃尔特没听清楚巴雷的话。“再调整，我要再调整什么？用什么去做调整？”巴雷不愿再多费唇舌去答复他。 “好，非常好。再来，在圆场中常称做BMF的又是什么？这种话应该不会再让你的耳朵觉得刺耳了吧！它可是地道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呀！” 巴雷耸了耸肩。 “BMF是苏联的SS9型超级火箭。”沃尔特说道，“它在美苏冷战那几年被拖出来亮过相。体积庞大到你无法想像的地步，后来被冠上一个声名狼藉的称号——‘脚印’。怎么，这个名字你也没听过吗？‘脚印’？别担心，你会对它产生印象的。我们现在所讲的‘脚印’是在苏俄荒原上的三个窟窿。它们看起来就像美国‘义勇兵’飞弹地下发射室及指挥中心的形状。我们现在搞不懂的是它是不是由三个可以分别对准目标的弹头所制成的，并且苏联是不是就因此有能力一举射中三个美国的地下发射室？不愿作如是想的人可以说这三个脚印只不过是侥幸而已！而那些愿意相信的人却又敢跟你打赌，说那些弹头是用来对准首都，而不是用来对付地下发射室的。相信的人胜了，于是可以参与‘反弹道飞弹’（ABM）的计划，至于他们的理论在三年后就被推翻，那就不用提了。反正他们是熬过来了。我想你已经被我搞糊涂了。” “你也从来没有让我弄清楚过。”巴雷说。 “但是他学得很快。”沃尔特越过巴雷的身体，向奈德保证，“搞出版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是胸有成竹的。” “多知道一些事情又有何妨？”奈德有一些不高兴，他的语气就好像是一个好人，被别人深奥的谈话给搞迷糊了。“我就是搞不懂这一点。我们不是在要求你去建造一个巨型火箭，或是按按钮。我们只是在要求你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对敌人的认识。如果你不喜欢核事业，那更好。而且如果到头来敌人转变成了朋友，也无妨啊！” “我认为冷战应该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巴雷说。 还没等他讲完，奈德以一种非常吃惊的口气大叫：“噢！我的天啊！”他倒抽了一口气。 但是沃尔特可没像他有这么好的自制力。他假装成很生气的样子，也许他真的很生气。他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变幻莫测的人。“那是一种无耻的政治矫饰和虚情假意的友谊！”他嗤之以鼻地说，“我们现在正陷于历史上最大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局面，而你却告诉我说它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你知道吗？你之所以会这么讲，是因为有一堆政客发现这么讲能够让群众支持他们，也可以甩掉一些陈旧的玩意儿。那个邪恶的帝国现正摆着卑躬屈膝的姿态。不错，他们的经济是一团糟，意识形态也已摇摇欲坠，并且在他们的背后也给扯了后腿。不过，不要因此就对我说因为他们如此如此，所以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你讲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所以我们才要一天二十五小时地监视他们，每当他们一有动静，就踢他们屁股。天知道十年之后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你应该了解，如果你遗弃歌德，美国人就会去找他。”奈德以他对事实的观察所得向巴雷透露出他的观点，“鲍勃不会放他走的，他也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你不要被他表面上那种温文有礼的态度给骗了。如果事情真的变成这样，你又将如何自处？” “我不要和我自己相处。没有人比我自己更难相处的了。” 一朵乌云还没遮盖到日光以前，就已经碎成片片了。 “事到如今，”奈德说，“我明知这么讲很不君子，但我非讲不可。在保卫你的国家上，你要做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是一个消极的角色？” 巴雷仍然在思索，试着寻找出一个答案，而沃尔特已代他答复了，而且语气决绝，不容分辩。“你来自一个自由的社会，而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说。 码头上的喧闹声随着日光渐渐升高。巴雷慢慢地站了起来，揉搓着他的背。他的背部，就在腰围上方，似乎有个部位长久以来老是痛个不停。这也许就是他驼背的原因吧！ “任何有良知的教会都早该把你们这些王八蛋统统活活给烧了。”他忧心忡忡地说着。他转向了奈德，从他那小得可怜的眼镜里看着他，说道：“我不是适当的人选。”他警告他，“你如果用我，你就是个大傻瓜！” “我们都是不适合的人。”奈德说，“我们却经常办一些不适当的事情。” 巴雷穿过了草坪，手拍打着裤兜找他的钥匙。他走进一条边街，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布拉克尾随其后缓缓而行。巴雷打开了前门锁，进了门，反手把门给关上。这栋房子像是一个楔形的物体，靠街的那一面很窄，后面很宽。他压下了另一扇门的开关，然后爬上楼梯，每一个步伐的速度一致且稳当，因为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她是一位好女人，她没有错。她们都是好女人。她们都是对他怀有任务的女人，就像汉娜也曾一度对我身负任务——要救赎他，将他改变过来，使他把一切的天分集中起来往一个方向发展，要帮助他从头开始，脱离以前的种种，完完全全地重新开始。而巴雷呢？他已经激励了她如此做，如同他已鼓励了她们所有人一样。当她们站在病床旁边的时候，他也曾经与她们站在一块，好像他自己并不是一个病人，而是医疗小组的一员。她们会如此盘算着：“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可怜的老家伙医好，教他正常去工作？” 惟一不同的是，他就像我一样，从来就不信这套疗法会有何屁用。 她筋疲力尽地躺着，脸朝下，大概已经睡着了。她已经把那间公寓清理干净，就像是囚犯清理自己的牢房，丧家清理墓地一样，她已经把这个她不可能改变的世界清扫得一尘不染。旁人也许会告诉巴雷，说他对自己太过严苛。女士们也经常对他说，不应该老是对过去失败的婚姻耿耿于怀。其实，巴雷比别人更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自己与凡事之间有段距离，当时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已是无药可医了。 他碰触了一下她的肩膀，但她一动也没有动，所以他知道她是醒着的。 “我得去大使馆了。”他说，“在伦敦有人悬赏要我的人头。我必须回去亲自面对那些麻烦事，否则他们会拿走我的护照。” 他从床底拖出了一个皮箱，开始把她为他烫好的衬衫装进去。 “你说过，这次你不回去的。”她对他说道，“你已经为英国效忠了，你自己说的。该做的不都已经做了！” “他们已经为我订了早班机位，一早就得走，我自己也无能为力。几分钟之后，他们派的车子就会来接我。”说完，他走到浴室去拿牙刷和刮胡刀。“他们把所有的罪名都加在我身上，我自己也无能为力。” “那么，我就得回到我的丈夫身边去了。”她说。 “你也可以待在这儿，你可以使用这栋公寓和这里的一切。只消几个星期，所有的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 “如果你没有说那些话，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会有。我会乐意跟你偷偷在一起。你应该看一看你自己写的信，听一听你自己说过的话。” 巴雷没有看她，径自走过去拿他的皮箱。 “以后千万别再对别人来这一套了。”她说。 她的冷静此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她开始啜泣，直到他离开。当我第二天一早面对着她，把一份声明放在她面前，问她巴雷到底对她透露了多少，还是一点儿也没有的时候，她仍啜泣着。她把所知道的都给抖了出来，但还是宁死也要护卫着他。如果是汉娜，也一定会这么做的。即使她的幻梦都已经破碎，还是会维持着她过度的忠诚。 奈德和他那些苏俄司的一伙人也只剩三个星期时间来将巴雷训练成材。整整三个周末及十五天时间，巴雷要待到下午五点钟才能从他的办公室溜出来。 但是奈德从头到尾对这个工作一点儿也不放松，就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才有能力来应付它一样。奈德从早到晚紧盯着那些训练人员，甚至连他自己也是一刻没放松过。而天生善变的巴雷，一有个风吹草动，就会摇曳不止。不过，他到底还是走了下来，并且在他将离开的时候，显现出一本正经的态度。他“似乎”对我们这一行的伦理全盘接受，而毫无一点儿异议。他对沃尔特说，毕竟“表面”不就是惟一的“存在”吗？天啊！是的，沃尔特高兴地叫道，而且不仅是就咱们这一行而言！所有男人的身份不也正是一种掩护吗？巴雷坚持地这么认为。他又说：在这个奥秘的星球上，那不正是个值得居住的地方吗？沃尔特对他说正是，并且劝他乘着房价还未上涨，赶紧取得这个地方的永久居留权。 巴雷从一开始就喜欢沃尔特，喜欢他那种柔弱（现在在我眼中看来）和变幻无常的个性。他似乎在最初就知道他抓着一个要送往轧碎机工厂的人的手。有时，巴雷的神色空洞得就像是打开的坟墓一样。似乎，巴雷若不像是心情不定的人，巴雷也就不是巴雷了。 他最喜欢奈德为他营造的那种属于家的气氛。奈德天生就有一种本事，善于应付像他这种个性飘忽无常的人。奈德为大伙准备晚餐，让大伙能够一边吃一边聊个痛快。奈德总是能让他和大伙打成一片，让他跟老帕尔弗莱下棋。其实，奈德是要借着下棋来匡正巴雷，疏解沃尔特在他身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只要你高兴，随时欢迎你来。”奈德友善地拍着我，对着我说。 就这么地，我就成了巴雷口里所说的老哈瑞。 “老哈瑞，我们来下一盘棋，好吗？老哈瑞，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吃晚饭？老哈瑞，你那只脏玻璃杯在哪儿？” 对于邀请鲍勃，奈德的态度谨慎。不过，他从不邀请克莱福。这是奈德的表面做法，而巴雷是奈德的人。他的心中非常清楚，绝不会把一个巴雷最讨厌的人拉进来搅和的。 为了找一处安全的地点，奈德选中在伦敦一处叫武士桥地区的一座爱德华式的别墅。在这个地区里，巴雷没有任何的熟人。克莱福反对这项选择，因为花费太高，但是当他知道是美国人出钱时，也就没话说了。这栋房子坐落在一个死巷子里，从哈洛德步行走去，不到五分钟的距离。我是以“道德研究与行动会”的名义把这里给租下来的，这是一个以慈善事业为名目的机构，我在数年前曾向政府登记过，为的就是要在这种情况时使用它。我安排了情报局里一位名叫寇德的女士在那儿负责打点，当然，我也免不了让她宣誓参加蓝鸟的教学计划。顶楼的育婴室被改成一个小型的教学室。这个房间，与这栋房子里所有的房间一样整洁舒适，而且里面也装设了监听装置。 “这是你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住所。”就在我们带他看这整栋房子的时候，奈德对他说道，“如果你要睡觉，你可以睡这间。这是你的钥匙。你可以随意使用电话，但我们势必会监听的。所以，如果你有私人电话要打，你最好到马路对面那个公用电话亭去打。” 为了查探究竟，我已经把马路对面的那个公用电话都纳入我们的监听范围了。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要照顾到美国的强大利益才这么做的。 由于巴雷和我都睡得不长，当别人进门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下棋了。他是一个性急、易冲动，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对手，但在我心里有一种算计的癖性，是他所没有的。而且，我更能适应对方的弱点，而他却不能。毕竟，我读过他的档案。但我始终记得，有几次当我布好了战局，他只消瞄上几眼，就三两下打得我招架不住，只有弃械投降的份儿了。 “将军！哈瑞，认输吧！不然就吊死你。” 但是，当我们再把棋局摆起来，我就觉察出他的耐性似乎已经都消失殆尽。他开始时两手轻摆，过了不久，就没人知道他魂游何方了。 “你结婚了吗，哈瑞？”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我回答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在乡下有太太，我自己则住在城里。” “你让她一个人住在那里？” “已经自己一个人住几生几世了。”我不经意地说，心里想，实在不应该这么回答他的。 “你爱她吗？” “你这老家伙！”但他还是瞪着我，坚持要知道。 “我想，是隔着老远的在爱着她吧。”我勉强说道。 “她也爱你吗？” “我想是的。我问她的时候，她会这么说。” “有孩子吗？” “有一个男孩，都已经三十好几了。” “你平常会抽空去看他吗？” “圣诞节时我们会寄卡片给对方，在参加婚礼丧礼时，也会碰面。我们有一套维持友好的方式。” “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是搞法律的，现在可赚钱了。” “他快乐吗？” 我生气了。这些日子以来，我是极少生气的。快乐和爱的定义何在关他屁事。这个老家伙，我有权利接近他，他却没有权利接近我。不过，还有比我生气更重要的事，就是我还得让他看出我正在生气。我恐怕他已经看出来了，因为我看到他正瞪着我，眼中带着关切的神情。他心中一定在想：眼前这个人，家里一定发生过悲剧。之后，他就红着脸，掉转头，想找一些分散大家注意力的东西，好缓解目前这种尴尬的气氛。 “他没有不乐意，长官，我会把东西装好的。”有一位叫甘第曼先生的人，是一位最近才发展出的身体麦克风专家，告诉奈德说，“他虽非天才，但不仅肯听，而且记得牢。” “他是一位绅士，奈德先生。我就是喜欢他这样的人。”有一位受命教导巴雷街上技巧入门的女性监视员这么对奈德说，“他既有脑筋又富幽默感，我常说要做侦探，先有这两样就成了一半啦！” 后来，她承认遵守局里的规定，拒绝过他的追求，但也因为他而阅读了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书。 “这整件事情简直就是一种骗人的把戏嘛！”巴雷在上完一堂秘密书写技巧的课之后，用一种刺耳的声调说着。但他对它的喜欢，一点也没有改变。 算账的日期接近了，他变得对我们百依百顺。局里有一位坐着轮椅的会计人员，名叫克里斯托弗。他花了五天时间，把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的账目给彻底清查了一遍。当我推着他走进来的时候，巴雷并没有表现出他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 “不过，出版界每个卑鄙的家伙都破产了，克里斯托弗！”他很不以为然地说着。一边哼着歌，一边按拍子在客厅里踱步，手还把威士忌酒杯拿得好开，好配合大步子。“像巨无霸的那种大人物吃树叶，我们吃树皮。”然后，他又换了一种和缓的声音说道，“你们有你们的方法，我们有我们的。” 但是奈德和我都没有骂每个卑鄙的家伙。克里斯托弗也没有。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次行动。我们心里忧心忡忡，想到说不定什么时候巴雷就会出师未捷先破产。 “但我可不要什么鬼编辑，”巴雷一边叫道，一边对我挥舞着他那副饱经风霜的眼镜，“我付不起钱请一位鬼编辑。如果我雇用一位鬼编辑，我那些在伊莱的姑妈们会气得把她们的吊袜带都给爆开的！” 不过我已经把他那些神圣得不可侵犯的姑妈们给摆平了。在鲁尔斯的一次午餐上，我极尽所能地讨好潘朵拉·威尔·斯科特女士，这位女士因为极端信仰英国国教派，所以被巴雷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者”。我自称是外交部的一级主管，以一种让人深信不疑的语调向她解释，说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不久就会秘密收到一笔洛克菲勒奖助金，做拓展英苏双方文化交流之用。但她不可对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否则这笔钱就会落到其他更有资格获得的公司手中。 “嗯，我相信我们比任何其他的公司都更有资格获得这笔奖金。”潘朵拉女士一边伸出手来刮起她最后一口的龙虾碎渣，一边蛮有自信地说着。 我故意恶作剧，问她我能否跟她的侄子见个面。 “门都没有。这件事由我来跟他说。他连钱和粪都分不清，而且人家只要给他一颗糖，他什么话都会跟人家说的。” 巴雷急需一位替他打点一切的人，这件事突然间变得很迫切了。“你来看这个广告。”奈德当着巴雷的面舞动着一张最近的报纸文化版。它上面写道：某素有威望的出版公司诚征俄文助理编辑，年龄二十五至四十五岁，专于处理小说及技术性古籍，请备履历表。 第二天下午，伦纳德·卡尔·维克娄就出现在诺福克的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那间大部分都已经抵押出去的办公室里。 “我为你物色到一位天使，巴雷先生。”声调低沉的邓太太在通话机里问着巴雷，“我要不要请他飞进去见你？” 一个大步走来的天使！背着一个小巧的袋子。他的额头高耸，不带一丝忧虑，头顶上顶着天使般的卷发。蓝色的眼睛里看不出一丝罪恶。他有一尊天使的鼻子，不过歪得实在厉害，任何人只要看一眼，都会情不自禁地想伸手把它扭直。奈德已经告诉过巴雷：就像面试平常人一样地接待他。伦纳德·卡尔·维克娄，生于一九六四年，是伦敦大学斯拉夫和东欧学院的荣誉毕业生。 “噢，是你，太好了！请坐。”巴雷口中念念有词地抱怨着，“是谁把你带进出版界的？这行业可不是人待的。”也难怪，他中午才和一位说话比他还要刺耳的女小说家共进过午餐，并且刚才的经历直到现在都还没消化干净呢！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c “嗯，事实上，我这几年都在‘进展’着这样的事情呢！先生。”维克娄说着，脸上还带着天使般的笑容。 “噢，如果你来我们这里，你当然不会马上有进展。”巴雷虽然是在警告他，但还是克制住自己，没有说出带有攻击性的言语，“你可能会继续、持久地干下去，甚至也可能会干得很成功，但只要我坐在这张椅子上一天，你就不可能马上有进展。” 就在同一天的晚上，当我们三人走上那狭窄的楼梯，预备与沃尔特一起开会的时候，他对着奈德咆哮道：“不知道这个家伙是在学狗叫还是在学猫叫。” “他两样都学得很好。”奈德说。 沃尔特的讨论课程将巴雷牢牢控制住，每次都有这样绝佳的表现。巴雷所喜欢的人都是对生命的掌握力薄弱的人，而沃尔特看起来就像是每当站起来时，就会从世界的边缘摔下去的那种样子。他们会谈商业的技巧，会谈原子的理论，谈到不管“蓝鸟”是谁，都无可避免要继承的苏联科学恐怖故事。沃尔特实在教得太好，一点都不会让对方知道他的主题是什么，而巴雷对他所讲的也太专注，专注到连问也不会问了。 “控制？”沃尔特这只大老鹰愤愤不平地对他吼着，“你连控制和解除武装都分不清吗？你这个傻瓜？你刚刚不是在说要解除世界的危机？这种没有见地的话你也说得出口？我们的领袖们苦心孤诣地在寻找危机，我们的领导人物是靠着危机吃饭的。他们花了一辈子的工夫把这个世界搞得四分五裂，就是希望能找着机会恢复他们日益衰颓的生命力。” 巴雷听了他的教训，不但没有生气，还坐着把身子往前倾，一边叹息，一边拍手，一边还大叫着要他再继续讲下去。他会向沃尔特挑战，跳到他脚边，大叫道“可是——你他妈的停一停！”他的记忆力强，领悟力高，与沃尔特预测的完全相符。而他在科学上的无知，在面对第一次攻击时，也就是当沃尔特对他发表他的恐怖入门演讲，细数人类种种愚行的时候，早就已经俯首称臣了。 “没有办法可以置身事外的。”他带着满足感这么宣布着，“你不要梦想你可以置身事外。魔鬼是不会回到瓶子里去的，相反，对立是永远的。那种包围会越来越紧，武器一代强过一代。结果，对双方来讲，就永远不会有安枕无忧的日子到来。对那些大角色们来讲不会有，对那些成天抱着一个装了炸弹的皮箱，到处要去炸飞机的小角色来讲也就更不会有了。我们听那些什么‘威胁已经远离’的鬼话已听得都腻了。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就知道威胁永远不可能远离，永远不可能的！” “那么，谁来拯救我们呢，沃尔特？”巴雷问道，“你和奈德吗？” “不可能，我不相信有什么东西会来拯救我们的。”沃尔特反驳道，“没有任何国家的领袖愿意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臭名，让人家说是他让自己的国家在一夜之间被人给颠覆了。并且，我想，我们这些金玉其外的领袖们，绝大部分都是自我陶醉似的不愿去自杀吧！真是得感谢上苍！” “那么，就没有其他的指望了？” “就凭人类自己，是不太可能有希望了。”沃尔特满意地说。他不止一次认真地考虑要接受圣职，而非秘密任务。 “那么，歌德想要完成的，又是什么呢？”巴雷又一次发问，语间带着些许恼怒。 “我想，他要拯救这个世界，我们大家也都想这么做。” “怎样去拯救？他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那就有待你去查明了，对不对？” “他到目前为止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为什么不能知道？” “我亲爱的孩子，不要这么孩子气好不好？”沃尔特开始暴躁起来，但是奈德很快地就插进来。 “你是该知道你需要知道的。”他带着一份冷静的权威性说道，“你是信差。这就是你在此受训的目的，这也是他要你担任的角色。他告诉我们在苏联有许多东西是起不了作用的。他已经勾画出一幅图画，显示出苏联无所不在的失败。这些失败包括了无能、腐化、散漫等等。最重要的是，送到莫斯科的资料是经过窜改的。也许他所言属实，因为故事来自于他。也许编故事的另有其人。这个故事实是在费人猜疑。” “我们认为这是真的吗？”巴雷仍然穷追不舍地问道。 “你不能知道。” “为什么不呢？” “因为人一被审问，没有不招供的。今天你找不到一位英雄。你会招，我会招，沃尔特会招，歌德会招。所以如果我们告诉你知道他们些什么，我们就是冒了向他们招供的危险。我们是不是知道他们的某一项特定的秘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可资找出他们这项秘密的软件，或是器材，或是公式，或是超级的秘密地下电台。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呢？他们就会采取侵略性的行动，以确保我们不会继续用这种方法来刺探他们。” 巴雷和我下着棋。 “你后来有没有想过，也只有当你们分开，你们的婚姻才会有作用？”他问我，好像我们先前那次的谈话根本就没有打断过。 “我确信我们还是确实相爱着。”我不由自主地发着抖回答他，一面赶紧把话题岔开。 这是他最后的一晚，寇德小姐为他准备了一条鲑鱼，盛在银盘子里面端上桌来，鲍勃与我们一起为他送别，也为他预备了一瓶麦芽制的威士忌和两瓶圣塞瑞白葡萄酒。巴雷在这种欢乐气氛中仍是维持着他若有所思的样子，直到沃尔特最后的一席演讲才将他从这个地球的无风带给拉了回来。 沃尔特突然颤着声音大声地说道：“现在的关键是为什么？”他一边拿起我的酒杯，一边说着。他那尖锐刺耳的声音充斥整个房间。“这就是我们在追寻的。我们要的不是资料内容，而是动机。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如果我们信任他的动机，我们就能信任他这个人。而只有当我们信任他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才能信任他的东西。人类起源之始既非因那道神谕，亦非行为，更非那条笨蛇，而是为什么？她为什么会去摘那苹果？她是穷极无聊了吗？还是她好奇？抑或有人施惠给她？还是亚当要她去摘？如若不是，那又是谁？所有的女孩子都拿魔鬼来作掩饰，而忽略了他。她是不是为了某个人而作掩饰？光凭‘因为苹果就在那儿’这句话是不够的。这句话也许可以在埃弗勒斯特峰，可以在天堂行得通，但是这对歌德，对我们，或对我们那勇武的美国盟邦却没有用。我说得对不对，鲍勃？” 就在我们大家捧腹大笑的时候，他却眯着眼睛，把声调提得更高了。 “或者，我们就拿那位迷人的卡佳来说吧！为什么歌德要挑选她？为什么他要她冒着生命危险，替他办这事？又为什么她甘愿替他办这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又必须知道。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对她作透彻的了解，因为在我们的职业里，信差就是信息本身。如果歌德是真心的，那个女孩就危在旦夕了。那是一种付出。如果他不是，她又会怎样？是她自己发明那些资料的吗？她和他真的保持联络吗？或者，与她联络的是另有其人？果真如此，那又会是谁？”他伸出软弱无力的食指指着巴雷的脸，“然后，就是你，先生。歌德认不认为你是间谍？有没有其他人告诉他说你是间谍？去做一只仓鼠吧！把所有你能拿到的金块都储藏起来。愿上帝祝福你和所有你所碰到的人。” 我小心地再斟满了一杯酒后，我们又开始喝酒。我记得当大家陷入深沉的静默中时，能清楚地听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沿着河水传过来。 第二天一早，在巴雷起程的几个小时以前，我们终于让他看了一眼他在里斯本声嘶力竭嚷着要看的资料：歌德的笔记本。不过，所不同的是，这份资料是在极机密的情况下由兰利传真过来的。连同厚厚的书脊和画满幼稚图画的书皮都一一让他过目。 他一言不发地用双手把它接了过来。他在众人的注视之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出版商。他打开第一本笔记，瞥了一眼书中央的空白处，再用手掂量掂量重量，然后一下子就把它翻到后面，似乎是在思量要花多久才能把它给读完。然后他又拿起第二本，随手翻了一页，看了看里面密密麻麻的字体，神情中似乎是在抱怨：这本笔记写得密密麻麻，而且还是用手写的。 之后，他一下子把三本笔记通通又过目了一遍，从图看到内文，看到那些龙飞凤舞的诗句。这时他头往后仰，并且侧向一边，好像是不愿骤下断语似的。 当他抬起目光的时候，我还是注意到他的心思早已飞到遥远的一座山——那一座属于他自己的山上去了。 在巴雷离去之后，奈德和布拉克到巴雷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公寓做了一次例行检查，但发现不出什么能够显示他心境的线索。在他零乱的桌上，他们找着了一本他惯常用来记载一些琐事的笔记本。最后一项记载似乎是最近的。据我们推测，那极可能是他从史蒂薇·史密斯12的后期作品里摘录下来的两行诗句： 我并不太怕那黑夜， 因为它是我还未认识的朋友。 奈德谨慎地把它放到档案里去，但是没作什么记录。似乎没有什么迹象显示巴雷在这第一次行动的前夕，心情是很紧张的。 在一张已经丢到字纸篓里去的旧账单背后，布拉克发现了一句引言。他最后还是在鲁特克的作品13里找着了这句话。为了他自己不愿意透露的原因，他一直拖了几个星期，才提及这件事，那句引文是： 我通过去我必须去的地方来学习。 6 卡佳从睡梦中一下子醒了过来，立即想到就是今天，就像她事后说服自己的那样。她是个从禁锢中解放了的苏联女子，但是迷信还是在她身上扎了根。 “一切都是命定的。”后来她告诉自己。 在那破旧的窗帘外面，阳光在莫斯科北边乡下的水泥广场上缓缓地出现。周遭挂满晒洗衣物的砖造房，像衣衫破旧的粉红色巨人般拔地而起，伸向空荡的天空。 她心想，现在是星期一。我还躺在自己的床上。我终于摆脱了那条街了。此刻她脑中想的，是她的梦。 虽然已经醒了，她还是又躺了一会儿，漫游于她秘密的世界里，努力地想把心里头的各种恶兆给甩掉。当她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时，就立即以她素来练就的灵巧，一下子从床上跃起，钻到浴室那破烂的帘布之后，冲起澡来。 尼基观察得一点也没错，她的确是个美女。她的身材高挑，虽然丰满却一点儿也不臃肿。她有浑圆的腰、强健的大腿和一头乌溜溜的黑发。当她把挽着的头发放下来时，那真是可以用“奔放”两个字来形容。她的脸蛋有些艳丽但是充满了灵气，而且似乎可以让四周的事物都生出朝气来。无论是穿着衣服或是裸露，她的姿态无一不带着优雅。 洗完了澡，她使出浑身的力气把水龙头关上，再用拳头狠狠地挝了它一下，意思是说：你给我关上。哼着哼着，她拿起了一个小镜子，踏着大步走回房间穿衣服。她又想到梦里的街道：到底是在哪条街上？是在列宁格勒？还是在莫斯科？虽然是冲了澡，还是没有把她的噩梦给冲掉。 她的卧室非常小，是这小小的公寓三间房里最小的一间。它只能算是房间里的一处凹室，里面也只有一个衣橱和一张床。但是卡佳已经习惯了这个仅够容身的小房间。她盘起头发，用卡子卡了起来。这是她上班时候的发型。她的动作快速而性感，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优雅。说真格的，如果卡佳不是因为工作上的职位关系而能够获得额外的配给，她的房子一定远比现在小上二十平方米。因为她的叔叔马特维跟她同住，使她多分配到九平方米，而那对双胞胎和她自己的神通广大，让她获得了其余的十一平方米。现在，她对房子已经不再有更多的要求了。 也许，她梦中的街道在基辅，她想。因为她记起了最近曾经去那儿一游。不，基辅的街道宽敞，但我梦中的却是狭窄的。 就在她穿衣服的时候，整条街道的住户都已苏醒过来了。卡佳满怀喜悦地聆听着这个平凡世界的例行晨起公事。首先，由墙的那一边传来了哥格李兹家的闹钟声，时间恰是六点半。接着，那只凶巴巴的猎犬大声嘶吼着要人让它出去。可怜的哥格李兹，我一定要带点什么礼物给他们，她想着。上个月娜塔莎的母亲病逝；星期五奥塔的父亲因为脑中长瘤而住进了医院。我要带一些蜂蜜给他们，她这么想着。就在这一刹那，她发现自己正对着以前的情人照片发出一个很别扭的笑容。他是一个俄籍犹太画家。他曾经不顾自然生态，想把一窝子的蜜蜂养在屋里。他待她很不好，她的朋友都看得出来，也都这么认为，但是卡佳心中却一直替他辩护。他是一位艺术家，也许还是一位天才呢！他懂得怎么去爱，虽然他时常对她发火，但也曾让她拥有过欢笑的日子。无论如何，她也曾爱过他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天真理想。 就在哥格李兹家的声响过去之后，沃克豪夫斯家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孩就开始折腾人了。过不了一会儿，他们家那台新买的日本音响，就隔着地板传来阵阵美国最新流行的摇滚乐声。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到这个玩意儿？卡佳又一次坠入了沉思：伊莉莎白一直不停地怀孕，而沙夏一个月只赚一百六十块。沃克豪夫斯家的声响刚停，卡波夫斯家的又来了。他们放的，都是莫斯科电台的节目。一个星期以前，卡波夫斯家的阳台塌了下来，压死了一位警察和一只狗。而街坊邻居们却只为这只狗善后呢！ 卡佳俨然成了大家的供养者。每个星期一，她会拿到有人在星期六私自从乡下运上来的新鲜鱼类和蔬菜。这是因她的朋友唐亚有一位表弟，私底下为一些小自耕农做买卖。该打电话给唐亚了。 想到这儿，她也想到了音乐会入场券的事。她已经决定，一到办公室，就把那两张爱乐音乐会的入场券要来，那是一位叫巴辛的编辑在劳动节酒醉时对她失礼求爱而答应给她表示赔罪的。卡佳根本从未注意过他对她的追求呢！但是巴辛总是在为着什么事情折磨着他自己。其实，他要这么做，关她屁事！尤其是他以音乐会入场券作为手段。 在午餐休息时间，买过东西之后，她就会用这两张票子去跟那位服务生莫罗索夫交换东西。莫罗索夫答应为她留着二十四块进口香皂，都是用非常漂亮的包装纸包着的，有了这些漂亮的香皂，她就可以去买一卷用纯羊毛织成的绿色格子布。这格子布是那位布店经理特别答应为她保留的。这天下午，在招待那些匈牙利外宾的酒会结束之后，她就会把那卷布交给奥尔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曾受过她好处的人，在她那架以家中的老胜家缝纫机换来的东德制缝纫机上做两条牛仔裤，好给两个双胞胎当做生日礼物。若有剩的，就拿去塞给那位牙科医生，请他私下为双胞胎检查一下牙齿。 就这么决定了。再见了，音乐会。 电话是摆在马特维叔叔睡的那间房里。那是从波兰进口的，很珍贵。这是从弗洛狄亚的工厂里偷摸出来的。感谢上苍，他在最后出国时，没带走它。她踮起脚尖走过熟睡中的马特维身边，一面温柔地看了他一眼。马特维是她父亲最钟爱的弟弟。她拿起电话机走过了迂回的走廊，放到自己的床边，一决定要先跟谁通话，她就立即拨号了。 有二十分钟之久，她打了一圈电话给朋友，电话中尽是谈些什么东西可以在哪里买到之类的事，但也有一些谈心的话。有两次，她刚把电话放下来，马上就有人打给她。最近刚崛起的捷克电影导演昨晚在索亚家过夜。亚历山德拉说他实在太惊人了，今天她要冒生命危险打电话给他。但是，她要用什么话做开场白呢？卡佳绞尽了脑汁，终于想到一个借口。有三位前卫艺术家将在铁路工人工会展出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邀请他陪她去参观呢？亚历山德拉听了她这番提议之后很是高兴。卡佳想出的主意总是最好的。 每个星期四晚上，在前往什瑞米特耶弗机场路边的一辆冷冻卡车后座可以买到黑市的牛肉，这是柳芭说的：去问一名叫詹安的大块头，但是不要让他接近你。在克罗普特金街的后面有一处商店里有古巴菠萝拍卖，这是奥尔嘉说的，还提到去找一个叫德米特里的人，并且付他双倍的价钱。 电话打完了，卡佳这才开始为纳沙扬借给她的那本有关限武的美国书头痛。纳沙扬是十月出版公司非小说类的新任编辑。没人喜欢他，也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弄到这个职位的。但是大家都注意到，他负责保管一部复印机的钥匙，而这项特权更让他有模有样地摆足了官僚架子。她的书架放在走廊，上面的书多得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还嫌不够摆。她死命地找着：这本书是个渗透破坏的奸细！她要把这本书给请出去，跟纳沙扬一起给请出去。 “那么，有谁要翻译这本书呢？”她曾经在他到她的办公室闲逛、偷瞄她的信时，冷冷地翻着她那堆尚未阅读的手稿，面色严肃地问过他，“是不是因为如此，所以你才要我去读它？” “我认为这本书会引发你的兴趣。”他答道，“你是个母亲，也是一位自由派——不论这是什么意思。你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亚美尼亚形势总是趾高气扬。如果你不想借它，那就不要借。” 她终于在休·沃波尔和托玛斯·哈代的书之间找着了那本讨厌的书。她把书拿了出来，用报纸包好，塞到手提袋里。然后把那个袋子挂在前门的门把上。她这么做，是因为最近她老是会惦记着每一件事，但也老是把事情给忘掉。 这个门把手是我们一起从跳蚤市场买回来的，她想着想着，心中充满了怜悯。弗洛狄亚！我那可怜又让人无法忍受的丈夫，怀着你那由来已久的乡愁，现在被降级到与五个气味难闻的离家男人住在一起，他们就像你一样！ 电话打完了，她匆匆浇过盆栽，然后去唤醒她的双胞胎。他们正各自斜躺着熟睡在那张床上。卡佳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心中又有些不忍。有一会儿，她甚至没有勇气去碰他们。最后，她堆起了一脸笑容，好让他们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妈妈的笑脸。 之后的一小时，她把自己的时间完全给了他们。这是她每天要做的事，她为他们煮粥，为他们剥橘子，和他们一起疯疯癫癫地唱着歌儿。最后唱的是《热情者进行曲》，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俩人齐声咆哮，下巴缩紧，就好像那些革命英雄一样。而他们所唱的曲子，也包含了一些纳粹的进行曲，不是有意为之，但卡佳是了解的，并且一再地被他们这种可人的模样儿逗得开心异常。他们喝茶的时候，卡佳为他们准备饭盒。塞吉的午餐是白面包，安娜的则是黑面包，两人的面包内各夹了一块肉饼。午餐准备好了之后，是给塞吉扣上扣子，帮安娜拉直红领巾。在她为两个宝贝梳头以前，她分别亲了两人一下，因为他们学校的规矩就是“仪表整洁是苏维埃人民对国家效忠的一种表示”。 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之后，她蹲下来，把双胞胎揽在怀中，就像她最近四个星期以来的每个星期一所做的那样。 “现在，如果妈咪有天晚上没有回来，或者必须赶着去参加一个会议，或是探望一位病人，你们应当怎么做？”她单刀直入地问他们。 “打电话给爸爸，叫他回来陪我们。”塞吉一边说着，一边挣出了母亲的怀抱。 “我会照顾马特维叔公。”安娜说。 “那么，如果爸爸也不在，你们又该怎么办？” 他们开始吃吃地傻笑起来。塞吉所以会笑，是因为这个问题让他觉得心中不安，而安娜呢？是因为潜意识里感觉灾难要来了而害怕。 “去找奥尔嘉阿姨。”安娜叫着，“把奥尔嘉阿姨的金丝雀时钟给扭紧，让它唱歌！” “那么，奥尔嘉阿姨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们会不会唱那首歌？” 他们唱着唱着，然后三个人就笑成了一团。甚至在他们出门下楼梯的时候，孩子们还在不停地笑着。这幢楼房的楼梯间，年轻人把它当做爱巢，醉鬼们把它当做酒吧，有些人则把它当厕所。卡佳手携着这两个子女，步入阳光当中，越过公园上学去。 “你今天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同志？”卡佳用嘲弄并夹杂着命令的语气问塞吉，一边再把他的衣领理直。 “尽心尽力服务人民和党。” “还有呢？” “不要让维塔利·罗哥夫偷我的午餐！” 两个小孩挣开她爬上石阶之后，又是一阵笑声。卡佳对着他们挥别，一直到他们消失。 在地铁里，一切都是那么醒目，即使隔着距离。她眼见行人都是那么地忧郁，而她自己似乎不属于他们这一群。她又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读莫斯科的报纸。这在前几年是无法想像的。那时的报纸除了拿来擦屁股和塞通风口以外，一无用处。有时候，卡佳也会读一下报纸，若是不读报纸，她手中也会拿着一本工作上需要读的书或手册之类的东西。但是今天，就算她昨晚所做的梦已经完全从记忆中褪去，她也有太多的事情要想。她要为她的教父煮碗鱼汤，以弥补那天的顶撞之罪。她还要忍受那位上了年纪的塔提雅娜·塞吉耶芙娜的钢琴课，她老是说卡佳不专心学，说她太草率。她仿佛还在梦中的街上跑着，醒不过来，也许是街道在后面追她。这大概就是她差点忘了换车的原因吧？ 终于到了办公室。这栋办公大楼看起来十分阴冷，到处是剥落的木片，水泥地阴湿。她一直在想，与其拿这里作为国家的出版机构，倒不如充当泳池来得恰当。进了门，一眼看到工人在穿堂锤着、锯着，她心里不免一阵吃惊。有一秒钟，她甚至还想到可能是为了处决她，正在赶搭绞刑架呢！ “这笔修缮费老早就在我们的预算里了！”老莫罗索夫曾气喘似的对她说，他通常总有一些小道消息可告诉她，“钱早在六年前就已经拨给我们了，但是直到现在，那些官僚才同意签字动工。” 电梯像往常一样，总是处于维修状态。她心想，在苏联电梯和教堂总是在维修。她走上楼梯，用非常快的速度爬上去，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爬得这么快。她向照面的每个人匆匆道早安。后来想起来，她怀疑是不是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在潜意识里催促着她快速前进。因为，就在她一脚踏进门时，桌上的电话已在那儿不停地响着，仿佛催人快把它给拿起来，好解除它的痛苦。 她拿起了电话筒，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喂！”但很显然的，她似乎说得太快了些，她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用英文请奥拉娃太太听电话。 “我是奥拉娃太太。”她也用英文回答他。 “是叶卡特里娜·奥拉娃太太吗？” “请问你是谁？”她笑着回答道，“你会是彼得·温西14爵士吗？请问你是哪一位？” 有一位愚蠢的朋友正在开我玩笑吧？柳芭的先生也许又要我跟他幽会。再不然，她也想不出会有谁了。 “噢，恐怕你大概不认识我。我的名字是斯科特·布莱尔。是伦敦的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出版公司的巴雷·斯科特·布莱尔。我是出版商，来此地办些事。我想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尼基·蓝道。尼基要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你。真是久仰了。” “你好！”卡佳说着，并感觉有一团乌云朝她罩了过来。她的胃部有些隐隐作痛。就在这时，纳沙扬踱着步子走了进来。他两手放在口袋里，一脸的胡子。他以这样不修边幅来象征知识分子的深度。看到她正在打电话，他耸耸肩，向她摆了下脸孔，希望她能马上把电话给挂掉。 “你好啊！卡佳·波里索芙娜。”他带着调侃地说。 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又开始说话了，语气强而有力，让她觉得对方是个身材高大的人。他的语气充满自信，因此她猜想对方是个自大的人，是那种身穿昂贵服饰，谈吐高雅，讲话时两手放在背后的那种英国人。 “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会打电话给你。”他说，“很显然，尼基答应你去找一些简·奥斯丁作品的旧版本给你，并附赠你原书的原版图画，对吗？”他一句接一句地说着，一点时间也不给她说“是”或“不是”。“只不过，我这次只带了几本过来；不过这些版本都是非常好的版本。我想请问你是不是可以安排个你我都方便的时间，好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纳沙扬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他照着往常的习惯，在她的文件盒里拨弄着。 “你真好！”她对着话筒说道，但语调冷淡至极。她已经板起了脸孔，脸上一点表情和生气都没有，这是做给纳沙扬看的。她已经封闭起心灵，这是为她自己好。 “尼基也送给了你一堆杰克森茶叶。”对方继续讲着。 “吨？”卡佳会错意地问道，“你说什么？” “说实话，我甚至还不知道杰克森的店还开着。他们过去在皮卡迪利，就在隔着哈查德的店几步远的地方开着一家很不小的店。无论如何，现在我面前就摆着他们出品的三种茶叶。” 他的声音突然消失了。 他们一定把他给抓了，她这么想着。他未再开口讲话。这也许又是我在做梦吧？！老天爷！我该怎么办呢？ “……阿萨姆、大吉岭和奥伦治嫩叶红茶。嫩叶红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听起来倒像是一种外国鸟似的。”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一种什么植物吧！” “我想你是对的。不管怎样，问题是我要如何把这些茶叶拿给你呢？我能不能带到什么地方去给你？或者是请你到我的旅馆，我们喝一杯、见个面？” 她开始欣赏他那种绕着弯子说话的技巧了。他正利用时间使她逐渐恢复镇定。她用手指拢了一下头发，发现居然还蛮整齐的。 “你还没告诉我你待在哪家旅馆呢？”她反问道。 纳沙扬向她猛扭了一下头，表示反对她再继续讲下去。 “哦！我居然忘了告诉你，真是糊涂呀！我在敖得萨旅馆，你知道敖得萨吗？从那家旧澡堂一直往上走。我已对这里产生莫大的好感，我一直都会住在这里。白天的时间我都在开会，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坐飞机来访问，就无可避免地会有这些事情。但是目前我晚上的时间还算是相当自由的。你可以利用晚上来找我。我的意思是说，就今晚如何？我们要把握现在，今晚如何？” 纳沙扬已经点燃了他的第五根香烟。他这么做是故意的，因为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她讨厌烟味。烟点着了，他把它高高举起，然后用他那女人般的小口吸吸它。她对他冷笑着，但他装作没看见。 “其实也挺方便的。”卡佳用她最军事化的语调说，“今晚我必须去你那儿附近参加一个官方式的酒会，欢迎从匈牙利来的贵宾。”她又加上了下面这一句话，心里也不清楚是说给谁听的，“我们已经期待这一天好久了。” “好极了！能不能说个时间呢？六点或是八点？什么时间你最方便？” “酒会是在六点钟开始。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 “大约八点半，好吗？你记住我的名字了，是吗？斯科特·布莱尔。斯科特，就像是第一个登陆南极的那个斯科特；而布莱尔就像是一支喇叭。我很高，神情有点憔悴，大约有两百岁那么老，戴的眼镜厚到连我自己都看不透。但是尼基说如果有人要问苏联维纳斯长什么样儿的，你就是最好的写照，所以我想我无论如何都会认出你的。” “这真是胡说八道！”她一边叫道，一边忘情地笑了。 “我会在楼下的大堂专诚等你。但是，我想我还是给你我房间的电话号码以防万一。你有铅笔吗？” 就在她挂上电话的那一瞬间，积压在她心里的另外一种情绪像是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她转向纳沙扬，两眼闪现出怒气。 “格利戈里·提格兰诺维奇！不管你的职位是什么，你都没有权利到我的房间如此胡闹！检查我的书信，偷听我跟别人的电话。这是你的书！如果你有话对我说，待会儿再说！” 然后，她就翻出了一叠有关古巴农业合作团的翻译手稿，并且用她冰冷的手，开始一张一张地翻，假装是在数那一叠稿子。等到她打内线给纳沙扬，那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你必须要原谅我的无礼。”他说，“我的一位密友在上个周末去世了。我的心乱得一塌糊涂。” 午饭的时间到了，她已经改变了原有的计划，让莫罗索夫去等候他的入场券吧！让那位店老板等他的漂亮肥皂吧！让奥尔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等她的布吧！她先走路，然后搭上巴士，不是出租车。下车后她又步行，穿过一处中庭又一处中庭，直到她找到所要找的那处破旧小屋。旁边就是那条巷子。“当你需要我的时候，你就到这儿来找我。”他曾经说过，“那位工友是我的一位朋友。他连谁做了这个暗号都不会知道。” 你必须要对你所做的有信心，她提醒自己。我有，我绝对有。 她手中拿着一张明信片，那是列宁格勒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印制的伦勃朗画的明信片。“我爱你们大家。”她的明信片上这么写着。签名的人是“阿里娜”，还画了一颗心。 她找着了那条巷子。这条巷子现在就踩在她的脚下。这就是她噩梦中的巷道。她按了门铃，按了三声，然后把那张明信片从门底的缝里塞了进去。 这天早上真是太美了。莫斯科的天空发亮，一景一物都好像在向你招手。沉浸在这么美好的一天里，真该把一切不快都抛置脑后。巴雷打完了电话，就走出这家旅馆。他站在温暖的人行道上，松弛他的手腕和肩头，并且头也转了一转。他把心思移向外面的世界，让这个城市用难闻的气味和那难听的声音掩盖他的恐惧。俄国汽油的味道、烟草的气味、廉价的香水味和河里的水味，没有一样不臭。我在这儿还要待上两天呢！真是受不了！街上稀疏的骑兵与过往的交通车互相呼应着。喷着烟的大卡车在布满坑洞的马路上彼此追逐。轿车的窗户全都漆黑一片，没有任何标志的建筑物在使用年限未满之前就已经布满了裂痕。这到底是办公大楼呢，还是学校？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在门口抽着烟，等待着。司机们在他们的车里看着报纸，也在等着。一群面色凝重、一言不发的人目不转睛地瞪着一扇门，也在等待着。 为什么这里老是吸引着我？他心中觉得奇怪，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这一生中的点点滴滴。最近，这种回忆已经变成了他的习惯。我为什么老是回到这儿呢？想着想着，他的心情变得明朗起来，他是不习惯害怕的。 因为他们的知足，他找出答案了。因为他们比我们能过苦日子。因为他们喜欢无政府状态、他们那种混乱的恐怖，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张。 因为上帝总是找各种借口不愿光顾这儿。 因为他们普遍的无知及无知中迸发的光辉。 因为他们的幽默感，比起我们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他们是这个过度开发的世界中最后的处女地。因为他们是这么努力要像我们一样，却远远落后。 因为在那巨大的战场中，有一颗悸动的心，而那个战场就是我自己。 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她已经这么告诉我了。他在她的声音里听到些什么呢？是防备吗？防备谁呢？她自己吗？还是他？或是我？在我们这一行里，信差就是信息。 看外面，巴雷告诉自己，外面才是惟一存在的地方。 地铁里，一群十几岁的女孩穿着棉质的长袍，另一群男孩穿着厚棉布夹克。他们朝目的地快步地走，为的是要去工作？抑或去讲习？阴沉的表情为一句话而转变为笑脸，看到他这个外国人，他们就用冷冷的眼光打量他：他那圆圆的、凸出的眼镜，他那破破烂烂的鞋子，他那帝国主义的西装。在莫斯科，巴雷·布莱尔算是见识到了中产阶级端庄的服饰。 在人群中，他让人潮带着他走，而不管到底是走向何方。排队买食物的人排成了一排，他们显得毛躁不安，与他胸有成竹的心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些衣衫褴褛的工人英雄和退伍军人通过人群时，胸前的胸牌在阳光照耀下闪呀闪的。他们当中有一种无论是跋涉到何地都已经嫌晚了的气氛，即使是慵懒也都含着一股抗议的气氛。在这种清新的空气下，无所事事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就好像因为无所事事，他们也就不必改变什么。又因为不必改变什么，他们也就一直停留在他们所知的有限事情上，即使这么做阻碍了他们，让他们无法达成目标，他们也不在乎。 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 到了宽阔的河边，巴雷又开始闲荡起来。在河的那一边，克里姆林宫那一尊神话般的圆顶高高地耸入无云的天空。这是一个向天吐着舌头的耶路撒冷，他想。有这么多的楼塔，却没有一座钟。有这么多的教堂，却找不到一位会开口祷告的人。 他突然听到有人在他身旁对他讲话，他猛然转过身去，发现是一对老夫妇，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正在问他那一条路通到什么地方。但是，巴雷挖空了脑子，也只记得几个俄文单词。那是他常听到的一首歌的歌词。 他笑了笑，摆出一个道歉的表情。“不要对我说俄语，老兄！我是一位贪婪的帝国主义者，是英国人。” 那位老年人握着他的手腕表示友善。 在他去过的任何一个外国都市里，都会有人以他不懂的语言询问他所不知道的地方，而只有在莫斯科，才有人因为他的不懂而对他友善。 他重拾脚步，边走边停在那些店铺的窗户旁，假装看一看店里陈列些什么。木制的娃娃是预备卖给谁的？盖满了灰尘的蔬菜罐头，也可能是鱼罐头吧？一捆捆被压扁了的罐头挂在红绳上，被可怜的十瓦灯泡照着。里面都有些什么？也许是茶叶？或是一罐一罐的药品？他又走回到他的旅馆来了。一位醉眼惺忪的农妇拿着一束用报纸包着的郁金香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真是太好了！”他一边叫着，一边翻着他的口袋，找出了一张卢布纸币。 一辆绿色的“拉达”车就停在旅馆出口外，车上的散热器被撞坏了。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全苏版权协会”。那位司机靠在车子的引擎盖上卸下雨刷，以免被宵小偷去。 “斯科特·布莱尔？”巴雷问他，“你在找我吗？”那位司机对他一点儿都不理睬，继续他的工作。“布莱尔？”巴雷继续问道，“斯科特？” “这些是给我的吗，老兄？”维克娄已来到他身后，问道。“你很好嘛！”他小声地又说道，“后面半个人影也没！” 维克娄会在你背后替你把守着，奈德已经这么告诉过他。维克娄会知道你是不是被人跟踪了。除了维克娄还有谁？巴雷心里这样想着。昨天晚上，就在他们刚进旅馆登记住房的时候，维克娄就消失不见了，一直到午夜，当巴雷都要上床睡觉了，才透过窗户，看见他站在街上和两个穿牛仔裤的年轻人谈话。 他们进了汽车，巴雷就把那束郁金香丢到后面架子上。维克娄坐在前面的座位，以极为流利的俄语和司机亲切地闲谈着。那位司机突然大声地笑了起来，维克娄也笑了。 “能说给我听听吗？”巴雷问道。 维克娄已经这么做了。“我问他是不是愿意在女王到此访问的时候为她驾车。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如果你要偷，去偷一位百万富翁，如果你要勒索人，就去勒索女王。’” 巴雷把车窗放下来，边哼着曲子边敲着窗框，一直到八点十五分以前，他除了闲逛以外，无事可做。 “巴雷！欢迎你莅临这个‘蛮荒危险区’！看在老天的份上，请你不要和我在门口握手。我们已经是麻烦不断了。你的气色真好。”亚力克·萨巴提尼就在他们有时间互相打量的时候带着警告的语气抱怨着，“我能不能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喝醉？你在谈恋爱吗？你又离婚了吗？你最近究竟在干什么？弄到要求来跟我坦白的地步？” 萨巴提尼拉长了脸，用十足精明的目光审视着他。那凹陷的脸颊上始终戳印着界限分明的阴影。 巴雷初认识他的时候，萨巴提尼已经是以假工作为名的一名可疑翻译。现在，他仍然是一位可疑的“重建”计划英雄，穿着大号的白领衬衫和黑色西装。 “我已经听到了‘消息’，亚力克。”巴雷解释道，他塞给他一束用褐色纸包起来的过期《时代》杂志时，旧日的癖好又袭上心头。“每晚十点过后躺在床上好好地看一本书。来见一见我们的俄语专家李思·维克娄。他对你了解得比你自己都多，是不是啊，维克娄？” “哦，谢天谢地！终于有人了解我了解得这么清楚了！”萨巴提尼抗议道，并且很委婉地拒绝了那一份礼物，“近来我们对自己越来越没把握了？因为我们这个苏联大谜团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台。顺便问你一下，维克娄先生，你对你的新老板所知多少？举例来说吧，你有没有听说过他现在已经一手承担起重新教育苏联人民的责任？我告诉你，以他的高瞻远瞩，居然能看见有一亿的苏联人口正饥渴地想在他们空余时间内充实自己。他正准备把各种各样的书卖给苏联人民，例如：如何自修希腊文、三角和如何做家务等等。我们必须告诉他说，在苏联那些在马路上闲逛的人都认为自己不堪造就。因此，他们一空下来就喝得烂醉如泥，你知不知道，虽然如此，为了讨好他，我们还是买他的书。我们买的是教大家如何打高尔夫球的书！你想像不到我们会有多少人被你们那套资本主义者所玩的高尔夫球给迷住吧？”他越来越急促地说道，“并不是我们这儿有资本家！噢！老天！不是的。” 他们足足有十个人围坐在一帧木头镶框的列宁像下面的一张黄桌旁。萨巴提尼滔滔不绝，其他的人不是在听，就是在抽烟。就巴雷所知，其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签合约或是核准一份买卖。 “现在巴雷，你说你这次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为了买苏联的书，究竟是什么意思？”萨巴提尼挑起了他的眉毛，把指尖对放在一块儿，有一点福尔摩斯的架势。他单刀直入地要求巴雷说明。“你们英国人是从来不买我们的书的。反之，你们总是让我们买你们的书。还有，你现在破产了。这是从伦敦来的朋友跟我说的。他们说，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已经呼吸不到上帝的空气和苏格兰的威士忌了。我个人认为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你为什么还要来？我想你此行的目的只是想找个借口来看看我们罢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那张黄桌在阳光下浮动着，而它的上方弥漫着一堆烟气。黑白照片里的卡佳身影在巴雷的心中来了又走了。魔鬼是所有女孩的借口。他们拿着漂亮的列宁格勒杯子喝茶，萨巴提尼仍然提出他惯有的警告，警告不要直接跟苏联的出版商做交易。他选择维克娄作他的听众，告诉他全苏版权协会正在不分昼夜地和这个世界上其余的部分打仗，而且这场仗还有得打呢！两个脸色苍白的人晃了进来听他们谈话，但又晃了出去。维克娄请人抽法国香烟以博取好感。 “已经有人在我们这儿投资了一笔资金，亚力克。”巴雷从头解释给他听。 “时代已经改变了。苏联人口在今日的世界上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我只需告诉那些有钱的小伙子说我要为苏联市场出版一系列的书，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双手把钱奉上了。” “但是，这些人，就算他们是你口中的小伙子，他们也会很快长大成人的。”萨巴提尼实在是只老狐狸，听他这么一讲，就马上警觉起来，脸上立刻堆起了笑容，说道，“特别是当他们希望从你这儿得到回报的话。” “我在我的电报上不就是这么说的吗？亚力克，你一定是没时间读。”巴雷一边说着，一边卖弄着他的实力，“如果事情真如我们所计划的那样，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在一年之内就可以针对苏联的读者出版一系列的东西，包括小说、非小说、诗、青少年读物及科学书籍等等。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系列大众医药常识的书籍，全部都是平装本的。这些书籍一旦流通，也就带动了作者的名气。我们希望真正的苏联医生和科学家们能够有所奉献、付出。我们不要出什么在外蒙古牧羊或是在南极洲捕鱼的书籍，但是如果你们有什么非常好的题材可以向我们建议，我们会在书展上宣布书目。如果事情进行得顺利，我们在明春就会推出六种不同的书。” “恕我无礼！请问你现在有自己的班底替你卖书吗？或是你还得靠着上帝的帮助，就像从前一样？”萨巴提尼以他特有的优雅姿态问道。 巴雷强忍住要告诉萨巴提尼注意他的礼节的冲动，说道：“我们正和几位大出版商商谈分销的事宜，最近就会宣布结果了。不过，小说除外。因为我们会扩充人马来推销小说的。”他说着说着，不禁从心底怀疑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古怪的安排，或者他们到底有没有做过安排。 “小说仍然是我们公司的主力，先生。”维克娄帮助巴雷向他解释道。 “小说一定得是一家公司的主力。”萨巴提尼纠正了他，“我会说小说是所有马拉松式竞赛里最重要的项目。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浅见。小说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高过诗，高过短篇故事。但请不要乱引用我的名句。” “嗯，让我这么说吧！小说是文学里面的超级大国，先生。”维克娄带着阿谀的口吻说道。 萨巴提尼非常的满意，转身对巴雷说道：“就你所谈的小说而言，我们想提供我们自己的翻译人员，然后在翻译上另抽百分之五的版税，如何？”他说。 “没有问题！”巴雷糊里糊涂地就答应了他，“最近，我们公司经常付出这个价码的。” 但是，出乎巴雷意料的，维克娄很敏捷地插了进来，“对不起，容我插上一句，这是双重的版税呀！我认为我们是不可能付得起这么高的酬劳的。你一定误解了萨巴提尼先生所讲的话了。” “他说得对！”巴雷说着，立即坐直了身子，“我们哪有能力付那么高的百分比呢！” 巴雷开始觉得他是一个变戏法的，正准备进行他下一幕的动作。巴雷从他的手提箱里拿出一个卷宗，再从里面拿出六份企划书，摊开来放在阳光下。“我们在美国的客户在第二页有所说明，”他说，“我们这项计划的合伙人是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我们公司买下俄文书的所有英文版权，然后卖到北美洲给他们。他们在多伦多也有一个姊妹公司，因此我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加拿大，对不对，维克娄？” “对的，先生。” 维克娄是如何能够这么快就学会这么多的？巴雷心里想。 萨巴提尼仍在研究那些企划书。他把那份洁白又硬挺的企划书一页接一页地翻了过去。“这份东西是你印的吗，巴雷？”他挺有礼貌地说。 “在波多马克印的。”巴雷说。 “但是波多马克河离波士顿城非常的远啊！”萨巴提尼故意卖弄他对美国地理的熟悉，“除非美国人最近把这条河给搬了家，不然的话它还是在华盛顿市啊！波士顿和这条河之间会有什么吸引力？你所谈的是一个旧的公司还是一个新的，巴雷？” “这家公司在这一行算是新的，但是做生意的历史已经很久了。他们是生意人，目前搬出了华盛顿，到了波士顿。他们投资各种行业，例如电影、停车场、老虎机、应召女郎和可卡因。出版只是他们的一个分支而已。” 但是他的耳朵里却响起奈德的话。“恭喜你了，巴雷。鲍勃刚才得到他在波士顿的一个朋友应允，答应让你入股。你要做的只是花他们的钱。” 而鲍勃呢？他站在一旁，脸上堆出客户般的笑容。 十一点三十分。还差八个小时四十五分就到八点十五分了。 “那位司机要知道当他遇到女王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维克娄很热心地从他的椅子上向后喊着，“她会不会收贿赂？住在一个由两个凶蛮的女人管辖的国家里有何感想？” “告诉他的确是很难受，但是我们都经受得起的。”巴雷打了一个哈欠，说道。 巴雷从口袋里掏出小酒瓶喝了一口，然后就靠在椅背上睡了。当他清醒时，发现自己已经尾随维克娄走过一个拘留所的通道。除了那些被监禁的人的哭喊声以外，他所听到的，也只有茶壶煮开的鸣笛声，还有拨算盘的声响在阴郁的黑暗中所激荡起的回音。过了一刻，维克娄和巴雷就站在一家英国铁路公司的办公室里。那些办公室是一九三五年建的，爬满苍蝇的灯泡和废旧风扇在铸铁做的屋椽上摇摆着。包着头巾的大个子女人坐在像炉子大小的西里尔语打字机面前打着字。布满灰尘的架子上塞满了账簿。摆满了浅黄色卷宗的鞋盒从地板一直堆到窗台。 “巴雷！老天啊！欢迎大驾光临！他们告诉我你终于得到了一笔钱。是谁给你的？”一位穿着卡斯特罗战士装的中年人越过了重重障碍来到了他们面前，“我们直接做交易好吗？管他那些劳什子全苏版权协会的人干吗？” “尤里，见到你真好！来见一见维克娄，他是我们的编辑，会讲俄语。” “你是间谍？” “只在我空闲时间是，先生。” “老天！好家伙！看到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弟弟。” 他们是在麦迪逊街。屋子里有活动百叶窗、墙上的统计图表、扶手椅。尤里很胖，很热心，是个犹太人。巴雷带了一瓶黑标威士忌给他，也带了紧身衣给他美丽的新婚夫人。打开威士忌瓶盖，尤里坚持要把酒倒在茶杯里喝。他们开始谈苏联的种种，他们谈及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会不会被批准？布罗德斯基呢？他们又谈英国下层社会的一群作家，谈他们如何利用门道邀得官方的宠幸，因此得以在苏联享有大名。他们所谈的，有的巴雷尚未听过，有的令巴雷恶心。谈话间，有时骤笑，有时干杯，有时谈在英国的朋友近况，有时又谈全苏版权协会当中有谁已经作古。苏联现在每一刻钟都在改变，巴雷知道吗？他有没有看到上星期四莫斯科报上所登载的消息，跟潘雅特的新法西斯狂热有关？他们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那种反犹主义以及他们除了自己以外无人不反的消息？他知道那则发生在欧贡约克有关弗洛伊德的消息吗？编辑、设计师、翻译人员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大家都醉了，即使那些反对喝酒的人也醉了。接下来，一位名叫米夏的大作家被大家推介出来，坐在大家能够看到的地方。 “米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坐牢。”尤里面带歉意地说着，说完之后大家哄堂大笑，“不过，如果他幸运的话，他们迟早会送他进监牢的，如此，他的作品就可以在西方出版！” 他们又谈到苏联小说作品中最近有哪些大作。够得上尤里标准的，也只有八部。“每一部保准都会是最畅销的书，巴雷。如果你把它们给出版了，你就可以为我在瑞士银行开一个户头了。”他找了一个塑料袋，把那八本不能出版的手稿复写本给装了起来，交给维克娄保管。在这里，像复印机和电子打字机之类的东西还是当局管制的违禁品。 他们又谈到戏剧和阿富汗。“我们很快就会在伦敦碰头！”尤里大声说道，像是一个把所有赌注都疯狂赌光了的赌徒。“我把我的儿子送去给你，你也把你的儿子送来给我好吗？你听我说，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交换人质，大家就不会彼此轰炸了。” 巴雷开讲的时候，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连米夏这位大作家也保持沉默。维克娄为他做翻译，但尤里和其他三位反对维克娄的翻译，而米夏则反对他们所提的反对。于是乎，气氛就开始变得凝重了。 有人想知道为什么英国一直到现在还是由法西斯式保守党所统治，为什么无产阶级不把这些个浑球给踢出去。巴雷引一句别人的话告诉大家说：民主制度除了对别人好以外，其实是世界上最坏的制度。没有人笑，也许他们早已听过这类的论调了。既然大家的笑声已竭，倒不如乘着酒兴还在，就此打住此一话题。有人面色凝重地问道：英国人自己都还在奴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人民，又怎能向世人宣扬人权？有一位年约九十，身着舞会装束的老者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支持南非那可恶的政府？巴雷说：我不支持，我真的不支持。 “你听我说。”尤里站在门边说道，“你离那个狗娘养的萨巴提尼远一点好吗？我不是说他是克格勃的人，我说的是他需要一些去他妈的好朋友来帮他重新回到这个圈子里来。而你是个好人，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们已经拥抱了好几次。 “尤里。”巴雷说，“我的老妈曾告诉我说你们全都是克格勃的人。” “连我也是吗？” “你最特别，她说你是最坏的。” “我爱你！你听到没有？把你的儿子送来给我。他的名字叫什么？” 一点三十分了。距离他们预定赴约的八点十五分又近了一个钟头。 黑色的木材，丰富的食物，毕恭毕敬的仆役，整个气氛像是男爵狩猎的小屋。他们现在正坐在“作家协会”阳台底下的长桌旁边。亚力克·萨巴提尼再一次主持这个会议。有些六十年代颇有潜力的作家晃了过来，听了一下又晃了开去，临走还把他们那些伟大的思想给一并带走了。萨巴提尼指出哪些是最近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哪些又是他认为即将进去取代他们的。文化官僚推开椅子，站起来练习着他们的英语。维克娄做翻译，巴雷则到处散发着他的光芒。大家手中都拿着果汁或是黑标威士忌。巴雷向萨巴提尼保证，说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好，就好像他是个世界问题专家一样。 他轻率地引用季诺维也夫的话：“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完蛋？当大家不再等着进坟墓的时候吗？” 这是指列宁的陵墓。 这次，掌声不再如此的震耳欲聋了。 两点钟了。依照新订的饮酒法，并且也恰如其时，侍者端来一瓶酒，萨巴提尼则从巴雷陈旧的手提箱中诈出一瓶伏特加酒。 “尤里是不是告诉你，说我是克格勃？”他很悲哀地问道。 “他怎么会呢？”巴雷一本正经地说着。 “你不要以为他只对你一个人讲，他对所有的西方人都是这么说的。事实上，有时我会替尤里担心，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差劲的出版商，所以，像他这么样的一个犹太人如何能获得地位呢？他的小儿子上个星期在萨格斯克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你又如何为他解释呢？” “这不是我的问题，亚力克。为自己想，也要替别人想，到此为止。”说完，他侧着脸说，“维克娄，我们回去吧！我已经清醒了。” 六点钟以前，巴雷又参加了两个大型聚会，并且奇迹似的推掉了将近半打晚间的其他邀约。他回到旅馆，打开了水龙头冲澡，打算让自己清醒清醒。维克娄透过门对他大声重复刚刚听到的那些出版界人士所说的笑话。维克娄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受奈德之命，一定要紧跟着巴雷寸步不离，直到事情办完为止，以防他一时怯场，或说错了台词。 7 在苏维埃伟大的开放政策进行到第三年的这个时候，敖得萨旅馆在苏俄水平粗劣的旅行业中，虽然算不上顶好，但也不是最差的。但这家旅馆还真是够破的，更可笑的是这还不是人人都能住得进去的。它只收卢布，不收美金，连客人到它的酒吧喝酒都不能支付外币。好几个从明尼苏达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旅行团，团员个个哭丧着脸，吵着叫着要找回他们丢掉的行李。此地照明极差。那一盏一盏的铜灯和挂满了画的餐厅只会引人想起它过去惨淡的历史，而绝不会让人觉得苏俄如今是一只浴火凤凰。当你从那摇晃颤抖的电梯中走出时，面对着你的是那一层楼客房经理的晚娘面孔。她窝在那间包厢里，四边挂满了脏兮兮的钥匙以及陈旧的电话。和她面对面的接触之后，你马上就会觉得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最令人讨厌的学校。 然而，到目前为止，苏俄的改革也还仅及于“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地步。 不过，话说回来，对那些专程来此看改革的人来说，近日的敖得萨显得颇有朝气，仍然是蛮幸运的。负责接待的女性在冷峻的目光后面，仍然保有一颗温柔的心；而大家也都知道她们是不会在你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要检查你的通行证。她们会向你眨眨眼，示意你赶快上电梯，如果你对餐厅经理施一点小惠，他就会引你到一处幽静的雅座。每晚的六点到八点之间，一楼的大厅就变成了万国盛会的场所。有从塔什干来的穿着入时的行政官员，有来自土库曼和乔治亚、目光森冷的党工，有从阿克尔港来的海军工程人员，此外，更有从古巴、阿富汗、波兰、罗马尼亚、东德来的大老粗。这些人从机场乘坐大巴到达旅馆，一窝蜂地下了车，挤到阴森的大厅里，去向地主国致敬，并且把一箱箱的随身行李拖到演讲台。 而巴雷自己呢？虽然是被人逼着从异乡来干特务的，但到了这步田地，也只好随遇而安了。 首先，他坐了下来。他之所以会坐下来，也是因为有一个老女人捶着他的肩膀，命令他就座。他坐的地方靠近电梯。坐下之后不久，旅客们放在他四周的皮箱和包裹就把他围了起来。最后，他移到了一尊柱子旁边，让柱子挡着他，并且频频向四周的人道歉。他看着玻璃门开开关关，一会儿因众人阻隔而在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出现了。他一手拿着简·奥斯丁的《爱玛》在胸前舞动着，另一手则提着他从希思罗机场带来的一只非常难看的手提袋。 辛好，卡佳来了，也把他从人群中给救了出来。 他们的这次约会不是秘密，而他们的举止也毫无不可告人之处。在同一瞬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进入对方的眼帘。卡佳仍然被人潮挤着进入大门，而巴雷则举起他手中的书挥舞着。 “哈啰！我是巴雷，你好！”他叫道。 卡佳消失在人潮之中，又带着胜利的姿态钻了出来。她听到他呼喊吗？不过，她到底是笑了，也看到了尼基所说的订婚和结婚戒指。 “你该瞧瞧我是如何想尽办法离开那个宴会的。”她越过重重的人头向巴雷打着手势。也许她的意思是说：“我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法叫到出租车。” “一点儿也没关系！”巴雷向她回了个手势。 当她蹙着眉头翻查手提袋，找寻她的身份证给那位便衣人员看时，巴雷真是心疼得要命。这位便衣人员当晚的任务就是站在大厅里盘问所有走进大厅的漂亮女子。她拿出的是一张红色卡片，所以巴雷猜测那是作家协会会员卡。 而此时，巴雷自己也不得不用他那还不算顶破的法语向一位巴勒斯坦人解释，说他可不是那些和平代表团里的一员，而且，老天啊！他也不是这个旅馆的经理。说实在的，这个旅馆到底有没有经理，连他都怀疑了。 维克娄此时则站在楼梯中间，观察这整件事情的发展。他后来说他从未看过比这次两人在公开场合见面更好的一次会面。 巴雷和卡佳这两位演员各穿着不同的戏服：卡佳演的是大型戏剧，她穿着蓝色的衣服，衬着老式的花边领。这一套打扮，曾经让尼基着迷过。而巴雷呢？他演的是低级的英国喜剧，穿的是他父亲留给他的细条纹西装。对他来讲，这套西装的袖子实在是嫌小了。除了这套破西装外，他脚上还穿了一双快磨破了的鹿皮靴。这么旧的靴子，恐怕也只有收集古董的会看得上眼。 他们照面的那一刹那，彼此都吃了一惊。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还算是陌生人。促成这两个陌生人在这儿见面的是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与他们俩之间的距离，比起他们彼此间的距离都要近。放弃了想要过去在她的面颊上正式献上一吻的念头，巴雷这一下子倒觉得自己被她的双眸所迷惑了。她的双眸不只是非常的黑，而且黑得发亮；同时，睫毛非常浓密。看到这双眼睛，他不由得怀疑她是不是天生就有两套睫毛。 巴雷的脸上显露出一副难以形容的愚蠢表情，某些英国人碰到美女时经常就是这副德性，因此卡佳也不由自主地想着，想着她在和他通电话时所产生的那种直觉也许是对的：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高傲自大的人。 就在这时候，他们已经接近到可以感觉得出彼此体温的距离，巴雷甚至还闻得到卡佳的化妆品香味。四周的人仍然以各种语言彼此交谈着。 “我想，你一定是巴雷先生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着，并且一只手搁在他的前臂上。她这么做，是因为她想用触觉来证实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 “是的，我的确是。哈啰！那你也一定是卡佳·奥拉娃了，也就是尼基的朋友。你好吗？” 照片虽然不会说谎，但也不会说出真话。巴雷望着她的胸部随着呼吸起伏，这么想着。照片不会显示一个女孩子脸上的红晕，好像她刚刚才目睹了一场奇迹，而你是第一个听她讲这奇迹的人。 大厅中川流不息的人潮重新让他恢复了该有的知觉。任何人，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会面，都不可能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长久寒暄的。 “这样好了。”他说着，好像突然之间想起了一个很不错的主意。“我请你吃点面包好不好？尼基要我一定得好好地请一请你。你们在那次展览会上相见，他告诉了我。他这个人真是个大好人，有天使一样的心肠。”他一面说着，一面引她走向楼梯边，那儿的一处牌子上写着：“自助餐”。“他是个有趣的家伙，有时也是挺叫人烦的，当然，谁不是呢？” “噢，蓝道先生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说话的样子，可以看出她是把巴雷当做一个未验明正身的听众，但她的语气又十分动听。 “而且很可靠。”巴雷同意她的说法，又加了一句。当他们爬上一楼之后，巴雷觉得有点气喘吁吁了。“如果你要求尼基做一件事，他会做，但他会用自己的方法做，而且从不把他的想法泄露给别人知道。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好朋友的表征，你认为呢？” “依我的看法，一个人若是不谨慎，是不可能交到朋友的。”她的回答好像是照着一本婚姻手册上所讲的，“真正的友谊必须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 而巴雷呢？听到这么意义深远的话，他不可能没察觉出她的论调和歌德的论调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相同点。 在一个靠帷幕的地方，有个三十尺长的柜台，是专门用来放食物的。此时，上面除了一盘饼干以外，什么也没有。柜台后面，三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大块头女人分别戴着透明塑料做的盔帽，一边守着一个炭炉上的茶壶，一边彼此辩论着。 “尼基对书也是挺有自己一套看法的。”巴雷说着，两人在绳子所形成的障碍前面找到了座位坐下。“‘愚蠢的知识分子’，如法国人说的。请来壶茶，女士们！” 那三个女人仍在彼此争辩着。卡佳看着她们，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突然，出乎巴雷意料，她抽出了她的红色通行证，拿在手上挥了一挥，一个字也没讲，那三个人中的一个就赶紧丢下其他两人，去架子上拿了两个杯子，并且把它们重重地往两个碟子上一摔，好像她是把上了火药的老来福枪一样。她装满一壶开水之后，仍然怒气冲冲地把一个瓦斯炉给点燃了，再把那个水壶往炉子上一放，怒气依旧地走回到她的同志身边去。 “要吃饼干吗？”巴雷问道，“要点鹅肝酱吗？” “谢谢，我刚才在招待会上已经吃过蛋糕了。” “哦，那个蛋糕很好吃吗？” “不怎么好吃。” “那么，那些匈牙利人呢？都很好吗？” “他们说的谈的没有什么重要之处，我可以说他们都很陈腐。我们苏联这边不该邀请这些人来的。对付外国来的人，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人，我们总是有点儿放不开。” 两人一时之间都有点儿词穷了。巴雷记起一个他在大学里认识的女孩。她是将军的女儿，皮肤像玫瑰花瓣一样。她活着似乎就只为保护动物的权利，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跟当地的一个男人结了婚。卡佳脸色阴沉地望着房间的那一端，那儿有十几张桌子很整齐地排成几列。维克娄就在其中的一张桌子旁与一个像他一般年纪的人讲着笑话。另一张桌子上，年纪较长、穿着马靴的一位先生正跟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女子喝着柠檬水。他手臂张开，好像是向人诉说他丢光了财产一样。 “我怎么没想到为什么没在电话里请你吃晚餐。”巴雷说着，两眼再一次与她的目光相对而视。他也再一次地觉得自己好像要陷入她的眼睛里。“我想，也许每个人都不愿意一下子就进展得太快。不是人人都能放得开的。” “即使你请我，我也不方便。”她蹙着眉头答道。 水壶开始发出滚热的吱吱声了，而那些恋战不休的女侍们居然连看也不看一眼。 “在电话里办事，总是这么困难，你不觉得吗？”巴雷说着，“就好像是让自己对着一堆塑料花讲话，我是说，不是对着真人的面孔讲话。我个人很讨厌这种怪里怪气的东西。你呢？” “讨厌什么？对不起，我没有听懂。” “电话！隔着一段距离和人说话。”水壶开始冒水喷在瓦斯炉上了。“你没法看到别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法想像他们会是什么样儿。” 马上切入主题！他告诉他自己，就是现在。 “前几天我才跟我在出版界的一位朋友谈起同样的事情。”他以同样的愉悦语气，同样的音量，继续说了下去，“我们在讨论一个人送给我们看的书时说的。我已经拿给他看过，是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做的。而他则对这本小说着迷得要命。他说这是他多年以来看过的最棒的小说。他甚至说这是一颗炸弹。”她的眼睛小心翼翼地对着他直视。“但是，多么奇怪！连一张作者的照片都没有。”他装腔作势地继续说道，“我甚至连那位作者姓啥名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他是从何处得到资料，学到技艺等等的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像我听到一首曲子，但无法确定它是勃拉姆斯的作品，还是科尔·波特的作品一样。” 她蹙着眉，把双唇抿进去，似乎是要把它们弄湿润一点。“我认为不应该侵占一位艺术家个人的隐私。有些作家只愿意以不具名的身份写作。天才就是天才。天才是不需要任何解释的。” “嗯！我所讲的，也并不是什么解释不解释的问题，而是真实性的问题。”巴雷解释道。沿着她面颊骨的地方有一些汗毛，但却不像她的黑发，而是金色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是知道出版业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个人写了一部有关缅甸北部山区民族的小说，那么，读者就绝对有权利问，他是否到过明斯克以南的地方。特别是把这部小说当做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时。根据我的这一位密友告诉我的，这部小说是一部足以震撼世界的作品。我想，在这么一件非比寻常的事件上，你绝对有权利要求作者站出来，证实他的资格吧！” 那位年长的女人比别的女人都要勇敢，她把滚烫的水注入那个茶壶。第二个女人打开现钞柜，第三个女人正抓把茶叶盛到手提吊秤上。巴雷把手伸进裤袋，拿了一张三个卢布的钞票出来，那位站在收银台的女人看到之后发出了失望的嘀咕声。 “我想她是要零钱吧？”巴雷呆呆地说，“我们不也都缺零钱吗？” 正说着，他看到卡佳把三十个小铜板放到了柜台上，笑了笑。她笑的时候，嘴角有两个小小的酒窝。他拿着书和袋子，她拿着那一盘碟子和杯子跟在他后面。但是就在他们到达桌边的时候，她向他说了一段具有挑战性的话。 “如果一位作家有必要证实自己所言属实，那么为他出版书的出版商岂不更应如此吗？”她说。 “哦，我是赞成各方面都要诚实。底牌在桌上亮得越多，大家都会越好过。” “据所得到的消息，那位作者是从一位俄国诗人处得到灵感的。” “佩切林，”巴雷答道，“我查过他的资料，他在一八〇七年出生于基辅的戴莫卡。” 她的嘴唇就着杯子的边缘，眼睑垂了下来。虽然巴雷的心里还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但此时也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从她头发中露出的右耳。傍晚的光线从窗外照了进来，她的耳朵在光线的照射之下，成了半透明的。 “那位作家从一位英国人那儿得到了一些有关世界和平的灵感。”她以一种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态度说。 “你想他会想再见那位英国人一面吗？” “我可以问问他，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位英国人想再跟他见一面。”巴雷说道，“他们之间有太多可谈的事了。你住在哪里？” “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 “你的孩子住在哪里？” 对方停顿了一下。巴雷这回心里又升起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他想自己可能已在不知不觉中问了不该问的话。 “我们住的地方距离机场地铁站很近。那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机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寓。巴雷先生，你预备在莫斯科待多久？” “一个星期。能否给我你所住的公寓地址？” “不方便给。你在莫斯科的时候，都会待在这间敖得萨旅馆吗？” “除非他们把我赶出去。你的先生在哪儿高就？” “那不重要。” “他是不是干出版的？” “不是。” “他是作家吗？” “不是。” “那么，他到底是干哪一行的？作曲家？镇守边界的战士？厨师？他是如何让你活得这么安于现状的？” 听他一连串地讲了这么多，她再一次展露微笑了。她的笑似乎不仅让她自己开怀，同时也让他高兴了起来。 “他是一家木材公司的经理。”她说。 “他目前在经营些什么？” “他的工厂预造房子给乡下使用。我们离婚了。在莫斯科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得是。” “那么，孩子们呢？是男孩？女孩？都多大了？” 他这句话让她的笑容倏然僵住了。他一度想到她会愤然拂袖而去。她抬起头来，板着脸，眼中充满了愤怒。“我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是双胞胎，现在八岁。他们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你的英语讲得好极了，比我的还好。好像井水泉涌而出。” “谢谢你。我对外国语言有一种天生的理解能力。” “不只这样，真不可思议，就好像简·奥斯丁的英语无人能出其右一样。你是在哪儿学的？” “在列宁格勒学的。我在那儿上学。英语也是我热爱的一种语言。” “你大学是在哪儿上的？” “也是在列宁格勒上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来的？” “在我结婚的时候。” “你和他是怎么结识的？” “我先生和我从小就认识。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一起去过夏令营。” “你钓鱼吗？” “不但钓鱼，还抓兔子。”她说着说着，又笑了。她璀璨的笑容似乎可以照亮整个房间。“我先生弗洛狄亚的童年是在西伯利亚度过的。知道怎样在冰上睡觉。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并没考虑到知性价值观的差异。当时我认为一个男人所能学的事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懂得如何剥兔子皮了。” “我正在想你与那位作者是怎么认识的。”巴雷解释道。 他看出她的挣扎，也注意到她眼神中闪现着时时刻刻都在变动的情绪，一下子向他倾泻而来，一下子又缩了回去。突然，她拢了一下那飞散了的头发，拿起她的手提袋。“请你替我谢谢蓝道先生，谢谢他送的书及茶叶。”她说，“下次如果他再来莫斯科，我会亲自再向他道谢的。” “请不要走。我需要你告诉我。”他放低了声音，并且，突然以一本正经的态度说，“我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去处理那些手稿。单单我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那些个手稿到底是谁写的？歌德又是什么人？” “很抱歉，我必须回去照顾我的孩子了。” “难道没人代你照顾他们吗？” “当然有。” “请你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你得很晚才能回去。告诉他们你碰到一个好人，他要跟你谈一整个晚上的文学。我们好不容易才见到面，我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问你。” 她收起了简·奥斯丁的书，向门口望了望，快步走了出去。巴雷就像一个死缠不放的推销员，亦步亦趋地跟在她的旁边。 “拜托！”他说，“再待一会儿，我知道我这个英国出版商有多么差劲，见了一位漂亮的苏联美女又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正经事儿。我不会骗人，也不会说谎。跟我吃晚饭好不好？” “不方便。” “改天晚上方不方便？我该怎么办呢？拿一尊神像来烧吗，还是放一根蜡烛在我的窗前？你是我此行的目的。请帮助我，然后我才能帮助你。” 他的恳求让她不知如何是好。 “能不能把你家的电话号码给我？”他坚持着。 “不方便。”她低声说道。 他们走下了宽阔的楼梯。巴雷向头顶上望了望，看到维克娄和他的朋友站在那儿。他抓住卡佳的手臂，力虽不猛，但也足够使她停住了脚步。 “那什么时候？” 他仍然握着她的手臂，握住的地方，就在她手肘上方肌肉最丰满的那部分。“我今晚也许会打电话给你。”她带着怜悯的眼光答道。 “不要也许。” “我一定会打给你的。” 他待在楼梯上，看着她走向人潮边缘。她似乎在那儿先做了一口深呼吸，才伸展身手，挤进了人潮之中，朝着大门前进。她的全身都已为汗水湿透。围在她颈子上和背部的围巾也已被汗水浸湿。此时，他强烈地渴望喝上一杯。不过，比喝酒更强烈的一种欲望，是要拆除那只缠绕在他身上的麦克风。他要把这只麦克风踩成碎片，然后用挂号信寄去给奈德亲收。那个鼻子弯弯的维克娄，此时三步并作两步地下了楼梯。他露出牙齿，像个贼一样，尽跟他讲些萧伯纳俄文传记的无聊话。 她走得很快，边走边找出租车。天上乌云密布，看不到半点星光。能看见的，也只有宽阔的街道和从佩特罗夫卡方向闪现的极光。她此时需要跟他保持距离，也需要跟自己保持距离。她的内心生出了一种恐慌，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反感，这种恐慌正威胁着要吞噬她。他不该谈那对双胞胎的。他没有权利打破一种生活和另一种生活之间所筑的纸墙，他更不该用那些官僚的问题来折磨她。她已经信任他了，而他为什么还不信任她？ 她转到一处街角，继续走着。他是个标准的帝国主义分子：虚伪、纠缠不休，并且一点儿也不信任别人。一辆出租车掠过去了，没有注意到她。另一辆则慢慢驶近，听她呼喊着她要去的目的地，又疾驶而去，去找寻更能赚钱的生意，譬如搭载娼妓，运家具，运黑市的蔬菜、肉、伏特加酒，以及为游客运送随身行李等等。雨开始下了，来势汹汹地刷落了下来。 他那什么鬼幽默。还有，他所调查的，根本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再也别想要我跟他接近了。她应该去搭地铁的，但是又怕那种密封的感觉。不过，他也跟多数英国人一样，看起来蛮吸引人的，甚至在笨拙之中也隐含着优雅。他机智，并且毫无疑问也很敏感。她从没想到他会距离自己这么近。也许是她自己跟他太过接近了吧！ 她一直走，一边稳定情绪，一边找车。雨下得更大了。她从袋子里取出一把折伞撑开。就在她走到一处十字路口，准备过街的时候，一个开着蓝色“拉达”车的男子把车开了过来，而她并没有招呼他。 “生意如何，小姐？” 他到底是开出租的，还是强盗？她管不了这么多了，一屁股坐上了车，并且把自己要去的目的地告诉了他。这个男子开始跟她大声讲话了。雨点像在落冰雹似的打在车顶上。 “我很赶。”她说着，并且把两三张卢布递给了他。“我很赶。”她又重复了一遍，并且看了看表。自己心里也觉得奇怪，是不是大家在匆匆忙忙赶往医院途中时都会看表。 这个男子似乎也把她的托付很当一回事。他开得飞快，但口中还是不断地讲着话。雨水朝着车子打开的车窗扑了进来。从他口中，她得知他有位体弱多病的老母住在诺夫哥罗德。一天，她在爬梯子采苹果时摔了下来，不省人事。当她醒来的时候，两脚已经上了石膏。雨水像急流般地滚满了车前的挡风玻璃。他一直都没停下来把雨刷给装上。 “她现在如何？”卡佳一边问，一边试着把发巾绕到头发上。一个急着赶到医院去的女人是不会跟别人谈他们家的痛苦的，她心想。 那名男子把车子停了下来。她看见了那一扇大门。雨已经停了。今晚的气温很暖和，空气中也散发着甜甜的香味，她甚至都怀疑刚才是不是真的下过雨。 “哪！”那个男子一边说，一边把她刚才给他的一张卢布退还给她。“下一次，好吗？你叫什么名字？你喜欢新鲜蔬菜，或是咖啡，还是伏特加？” “拿着！”她打断对方的话，并且把钱往对方的手里推。 那扇门一直是开着的。往门内望去，坐落在尽头处的，可能是一排办公室，里面闪着几盏昏黄的灯光。门的后面是一排石阶，已经被周围的泥土和瓦砾埋掉大半，只剩下一条往上的通道，勉强可供人行走。卡佳向旁看了一下，看到了停着的救护车，蓝色的灯光懒洋洋地闪着，司机和医护人员围坐成一团抽着烟。在他们脚下横放着一个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女人。她受伤的脸部转向一侧，似乎是在躲避另一次袭击。 他挺照顾我的，她的心思转向了巴雷，想了一阵子。 她匆匆地走上坐落在她眼前的那一栋灰色房子。她记得，这栋房子是但丁设计，卡夫卡盖成的。医院的职员到这栋大楼里偷药，再把偷的药卖到黑市去。她也记得，这里的大夫们夜里都加班，为的只是让家里的妻小过得好一点。在这个地方，人所能见到的只是那些被这个帝国遗弃的人渣。他们既无势力，亦无门道。就在她踏着坚定步伐穿过那两扇门的时候，她的脑海中好像有一段旋律跟着她行进。一个女人冲着她过来，卡佳没有把她的证件拿出来，而是拿了一个卢布给她。这个大厅像是一个游泳池，到处充满了回音。在一处大理石的柜台后面，坐着几个女人。除了当中的一个以外，其他人对四周的人都是视若无睹。一位穿着蓝色制服的老人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着盹儿，他的双眼盯着一台破破烂烂的电视。她越过了他，进入一个走廊。走廊中排满了病床。上次她来的时候，走廊中还没有病床。也许是他们这时为了接待一个重要人物，而把这些病床清掉。一位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的实习医师正忙着给一位老女人输血；穿着白罩衣和牛仔裤的护士在一旁协助他。没有人呻吟，也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问为什么他们必须死在走廊上。一个透光的牌子上写着“急诊室”。她跟着进去，你得装得就像那个地方的主人一样，他在第一次就跟她这么讲过。她每次来，都装出这副样子，每次都很管用，到目前仍然管用。 候诊室原先是个已废弃不用的演讲厅。里面灯光昏暗，像是夜间的囚房。讲台上，一位面如圣人的护士长坐在那儿。在她面前，候诊的人排着长长的一队，好像等待撤退的军队。演讲厅里，一大堆没人管的病人等在阴暗的灯光下，有的呻吟，有的咆哮。伤口经过粗略包扎的伤员躺在椅子上。醉鬼们不是懒懒地睡着，就是大声地在那儿赌咒发誓。空气中充斥着消毒药水、酒和血迹的味道。 还要等十分钟。她发现自己的心思又不知不觉回到巴雷身上——他那直射的熟悉眼神，他那无可救药的莽撞口吻。我为什么不把家中的电话号码给他呢？他抓住她的手臂时，她好像感觉到她的手臂一直就是被他抓着的。“你是我此行的目的。”她选了一张靠近那扇标着“厕所”的门前边的破椅子坐了下来。你在这儿死掉了，可能都不会有人问你姓什么。那儿是门，那儿的一个小房间被他们当做衣帽间来使用，她先预习着。然后，就是厕所了。电话在衣帽间，但是没有人会去用它，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在那里，线路不忙时也没有人能打进医院。这部电话是为一位身份特殊的大夫预备的，他用它来联络他私人的病人和情妇，直到他调职为止。不知是哪一位白痴把电话装在柱子后面，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它一直就在那儿。 你又是怎么知道有这么些地方的？她曾经问过他。这个入口，这个房间，这部电话，坐下来等着，你都是怎么知道的？我到处漫游！他不等她讲完，就已经在回答她的话了。此时，她也已看到他觉也不睡地迈步走在莫斯科的街道上。他在那儿徘徊着，是在找食物，还是找她？我是满脑子鬼灵精的异教徒，他曾经这么告诉过她。我走路是要陪伴我的心灵，而我喝酒，是要躲避它。当我停下来的时候，你就在我的身旁，我可以看到你的脸贴在我的肩膀上。 他会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他倒下为止。而我也会跟着他走。 就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一位身穿橘红色斗篷的农妇已经开始用乌克兰语祈祷了。她手中抱着一尊小圣像，跪在地上，她的头盖过了圣像。每祈祷一次，她的头就低得更深，一直到她那光秃秃的前额抵住锡制的框架为止。她的眼中闪现着泪光。当她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卡佳看到泪水从她的眼睑里流了出来。她想，在星光闪烁的时候，我也会像你一样。 她想起他曾经告诉过她，他去西伯利亚的一处停尸间参观的事情。那是一个处理死人的工厂，就坐落在他曾工作过的一个鬼城里。他告诉她尸体都是从一个槽里出来，被人放在旋转台上，男女杂陈，然后就是冲洗，贴标签，再由一位夜间在那儿工作的老妇把他们身上所有的金子剥下来。死之为奥秘，与其他的奥秘没有什么两样。所谓奥秘，是一次只给一个人看的东西。 你为什么总是要拿死亡的意义来教育我？她曾经带着厌恶的心情这样质问他。而他的答案居然是：因为你曾经教过我怎么活。 他曾经说过：这部电话是全苏最安全的一部电话。即使在我们这些情报机构里的那些丧心病狂之人，也不会想到要窃听医院急诊室里没人用过的电话。 她记起了他们在莫斯科最后一次晤面。那次是那一年冬天最冷的一天。他从一个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的车站搭火车远道而来。他没有买票，搭的是末等舱。他像别人一样，塞了十个卢布在那位列车长的手中，就这么一路坐了来。他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个堂而皇之的人民公仆们，这些日子都变得中产阶级起来了，连怎么跟工人相处都不知道了。她曾经想像他那一副流浪汉的模样，穿着厚厚的内衣，躺在原本是放行李用的顶层卧铺上，听着老烟枪们的咳嗽声和老酒鬼们的满腹牢骚。车厢里的气氛加上从热水器中漏出来的水蒸气，让他都快窒息了。不过，尽管双目所及尽是令他毛骨悚然的景象，他也从来只字未提。那种景象，会是什么样的地狱啊！她想着，难道说，还得被你自己一手所创造的东西给折磨吗？你要知道，你的功业越大，人类的灾祸就越深。 她看到自己和其他数以千计的人一样，风餐露宿在卡山斯基的火车站，守候在昏暗的日光灯底下，翘首期盼着他的到来。有人谣传，说这班火车脱班了，脱轨了，甚至被取消了。浓密的雪越发下得大了。那班火车到了，也再没有发动过。我再也不用花这么多的脑筋去想那么多的谎话。车站的管理人员把甲醛倒在厕所里，整个大厅都充满了难闻的气味。她戴着弗洛狄亚的毛皮帽，因为戴起这顶帽子，脸上大部分都会被遮住。她的马海毛披肩覆盖住她的下颚，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包在羊皮大衣里。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么强的欲望——那是一次隐藏在皮毛衣服底下的热和饥渴。 就在他走下火车，踏着烂泥迎向她时，她的身体又僵又狼狈地挺立在那儿，就像个男孩。当她在拥挤的地铁里站到他身旁时，他一贴向她，她就几乎想大叫出来。她向亚历山德拉借了公寓用。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先生一起到乌克兰去了。她把前门打开，让他走在前面。有时候，他好像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或者，反正都是她在计划的，所以他也就不管这么多了。有时候，她很怕碰触他，因为他很脆弱。但今天则不然。今天她撞他，用尽所有的气力去抓他，丝毫顾不得技巧和温柔地把他拉过来，为的只是要惩罚他让她数月以来尝尽了相思的苦楚。 而他呢？他抱着她，就像过去她的父亲抱她一样，他的腰丝毫没有接触到她，而他的肩膀居然还能保持着稳定。就在她推开他的那一刹那，她知道他把所受苦难都埋到她体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你是我惟一的信心，他一边用紧闭的嘴唇亲着她的眉毛，一边轻声说道。卡佳，我现在要告诉你我决定要做的，你要用心地听。 那位农妇跪在地上，轻抚着她的圣像，先把它压在胸前，又把它放到嘴边。卡佳不得不越过她走到通道上去。一位穿着皮夹克，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已经坐在长椅的那一端。他的一只手臂缩进了衬衫里去。她想他的手大概是断了。他的头向前倾着，就在她经过他的时候，她注意到他的鼻梁也断了，不过却已治愈了。 那个放电话的小房间黑漆漆一片。一只破掉的电灯泡无用地挂在那儿。一个很大的木制柜台挡住她去那个小房间的路。她努力想把盖子打开，但发现它实在太重了，于是只好钻了过去。她站在空空的衣架和没有被拿走的帽子之间。那个柱子现在距离她只有一尺。有一个牌子，上面用手写着“不找零”，而她也只有借着那一扇开开关关的门才能看到这牌子上的字。电话还是像往常一样，放在它原来放的地方，但是当她走到它面前的时候，她却几乎无法在黑暗里看到它。 她瞪着它看了看，希望它会响起来，她的恐惧感已经消逝了，她又变得稳重。你在哪里？她在心中这么喊着。是在你的那些邮递号码中的一个呢，还是在你的地图上所画的那些点里的某一个点呢？哈萨克吗？在中伏尔加河区吗？还是在乌拉尔山？她知道这些地方他都去过。在过去，她能凭肤色判断他是否在户外工作过。有几次，他看起来好像是在地底下待过几个月的样子。你和你那可怕的罪恶感都跑到哪儿去了？她在心中想着。你和你那让人听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的决定又到哪里去了？在一个小镇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电报局吗？她想像他是被捕了。她有时会这么想，想像着他双手被绑，关在一间小屋中，面色苍白。他们把他拴在一个木马上，不断地鞭打他，而他一动也不动。电话铃响了。她拿起了话筒，听到一个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 “我是皮雅特。”他说。这是他们之间的暗号，是特意用来保护他们的。如果我落在他们手中，而他们又逼我打电话给你的话，我就告诉他们另一个名字，这样你好躲起来。 “我是阿里娜。”她答道。连她自己都觉奇怪，她居然还讲得出话来，这一瞬间过了之后，她就什么也不再担心了。他还活着。他没有被捕。他们没有打他。他们还没有把他拴在木马上。她觉得懒懒的，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他还活着，他正在对她说话。这是事实，不是情感，他的声音起先很遥远，并且只有一半像他的声音。来来回回地诉说，只有事实。告诉他，我谢谢他亲自到莫斯科来。告诉他，他的作为像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我很好，你好吗？ 她把电话挂了。她太虚弱，不能再多说了。她回到那一间演讲厅，和大伙一起坐在椅子上。她深呼吸着，心中知道没有人会来管她的。 那个穿着皮夹克的男孩仍然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她又注意到他那弯弯的鼻子了。她再一次想起了巴雷，并且很感谢他的存在。 他穿着衬衫躺在床上。他的卧房是从一间大寝室辟出来的一间房，不但空气不流通，而且还充斥着每一间苏联旅馆都会有的水龙头交响曲：从水龙头滴出来的水不断地滴答流着，流到那间小浴室的水槽里，再加上那个无时不在痉挛的冰箱所发出的呻吟声。他正从一个漱口杯里面吸着威士忌，假装在那无用的床头灯下阅读。电话就在他的肘边，旁边放着他记事的笔记本。电话无论有没有挂在架子上，都可能是“活”的，奈德一再地警告过他。但是这部电话不会，巴雷想。就像已绝迹的渡渡鸟一样的死绝，除非她打电话来，否则这电话就是死的。他正在读马尔克斯的精彩小说，但是书的印刷之差，对他来讲，就像是有刺的铁丝网一样；他被这差劲的印刷给搞得头昏脑涨，非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推敲。 先是一辆车子驶过了街头，继而一位行人步行经过。然后，雨势小了，无精打采地打在玻璃框上。既没有哭叫，又没有笑闹，莫斯科就这样地又回到了她那宁静的时空。 他还记得她的双眸。这双眼睛里看到我的什么了？他想，一定是我身上的这些纪念品。我穿着我父亲的西服，我是一个隐藏在自己的表演背后的差劲演员，除了脸上的油彩以外，已经一无所有了。她要找的，是我里面的信念，但我让她看到的，却是我这个高级英国人道德上的破产。她要找的是未来的希望，但找到的却是一个已经结束了的历史陈迹。她要找的是门路，但她在我身上看到的，却是一张写着“已预定保留”的条子，所以，她只看了我一眼，就跑掉了。 我是为谁而被人“预留”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伟大的日子或强烈情感，我要将我自己给“预留”起来？ 他试着去想像她的身体。有那样的一张脸，谁还需要什么身体？ 他喝了一口酒。她有勇气，她有困难。他又喝了一口。卡佳，如果这就是你，那么我就是为你而被预先保留的。 如果。 他心里在想，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多知道她一点。除了老实以外，实在也没有什么方法了。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一段已经是久远到都已尘封的时间，他错把智慧当美丽，但是卡佳的确是这么聪明，这回把这两种特质混淆在一起没关系。曾经也有过另一段时期，老天！他错把才德当美丽；但是在卡佳身上，他几乎能够见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形象，好像是图画中那些头上有着光环的圣人一样。如果她现在突然探头进来，告诉他说她刚才亲手谋杀了她的孩子，他也会立刻为她找出六种理由，告诉她罪不在她。 他又倒了一杯威士忌，意识里模模糊糊地记起了安迪。 安迪·马奎第是一名小号手。现在正躺在医院里，他的头被切开了。他的太太含糊地说是甲状腺的毛病。当他们初次发现他有这毛病的时候，安迪不愿接受手术。他宁愿去做一次长泳，并且一去不复返，他说。因此他们就一起喝醉了，并且计划好去卡布里岛旅行，等到吃了最后一顿丰盛的餐点，喝了一加仑的红酒之后，就下到那脏兮兮的地中海里，预备就此晨泳不归。但是，当他的甲状腺毛病又犯了的时候，安迪想了一想，觉得他还是宁可苟活不愿贸然一死，因此就转而选择接受手术。除了脊椎神经之外，他们把他的脑袋与身体分了家，就让他靠着管子维生。所以，安迪还是活着，只不过他已经不再为任何事情而活，也不再为任何事情而死。他只是诅咒着为什么当初没有趁着还有时间，赶紧去游泳，并且为自己找出一种意义，一种死亡所不能吞噬的意义。 打电话给安迪的太太，他想着。问问看她的先生如何了。他看了看表，计算着在安迪的太太真实或是非真实的世界里，现在究竟几点了。他的手刚要拿起电话筒，又放了下来，因为他怕电话铃会响。 他想起了他的女儿安西雅。安西雅真是一个好女儿。 他想起了他住在城里的儿子海尔。对不起，我把家业都给败光了，海尔。但是你还是有一点时间去挽回的。 他想起了在里斯本的那栋公寓，以及那个哭得心都碎了的女孩子。他边想就边起疙瘩。不知那个女孩现在怎么了。他又想到了其他的女人，但是他的罪恶感却又不像平时那么深，所以他也为此纳闷着。他又想到了卡佳。他的心里非常清楚，他一直都在想着她。 有人在敲门。她已经来找我了。她正穿着一件家常衣，衣服里面则是全裸。巴雷，她小声地说，你以后还会不会一直爱我？ 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她是既无前情，亦无续集的一个人。她不是属于那种让你竖起大拇指叫好的连续剧里面的人物。 是维克娄，他的守护天使，正要检查他所保护的人。 “进来吧！维克娄，要喝一杯吗？” 维克娄抬起了他的眼帘，问巴雷她打过电话没有。他穿着一件皮夹克，上面有几滴雨。巴雷摇了摇头。维克娄替他自己倒了杯矿泉水。 “他们今天推荐给我们的书，我已经看过几本了，先生。”他说，“我想，你可能会把几本非小说的书目加以更改。” “维克娄，告诉我一些新消息吧！”巴雷友善地说着，一边趁维克娄往椅子上坐下去的时候，在床上伸展他的四肢。 “嗯，他们给我们的书当中，我只想跟你谈一种，那就是讲饮食和运动的健康手册。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列入我们合作的书目之一。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与他们最好的一位插画家签约，并且借此提升俄国人的影响力。” “放手去做吧！天是没有界限的。” “嗯，我得先问一问尤里。” “去问他吧！” 一段沉默时间。让我们再排演一次吧！巴雷想道。 “噢，顺便提一提，你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俄国人都用‘方便’这个词。” “噢，是的。”巴雷说，这种事情恐怕是没有人会问的吧！ “他们想到的词是俄文词‘方便的’，但它同时也有‘合适’的意思。因此，也就无怪乎有时候它会把人给搞混了。我的意思是说，它有时会让你觉得是不方便，又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是不合适。” “的确是。”巴雷一边啜饮他的威士忌，一边想了很久才这么说道。 之后，他一定是打盹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的下一件事情是：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手拿起听筒靠上耳朵，而维克娄站在他的身旁。这儿是苏联，因此她没有道出她是谁。 “回心转意了。”他说。 “我很抱歉这么晚才打电话给你。我有没有吵醒你？” “当然有，你随时随地都在打扰我。那一杯茶很够分量，真希望可以维持得久一点。你现在在哪？” “我想你曾邀请我明晚吃晚饭。” 他伸手找他的笔记本。维克娄递给了他。 “中饭、午茶、晚饭，这三样都请。”他说，“我要去哪里接你？”他振笔疾书，写下了地址，“顺便问一下，你家的电话号码多少，我想知道，以防万一我迷路了，或你迷路了。”于是，她也把自己家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不过，是很不情愿地给的。这么做，违反了她的原则，但她还是给了。维克娄看着他把号码写了下来，然后乘着他们还在谈话的时候轻声离开了房间。 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巴雷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借此把心情稳定下来。跟漂亮、聪慧、有才德的女人在一起，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她们固守着什么立场。她是针对我来的呢，还是我只是她众多的仰慕者里的一个呢？ 突然，莫斯科带给他的恐惧感，像暴风雨一样地向他袭来。就在他最没准备的时候，就在他一整天奋战不懈之后出乎意料地冒了上来，像雷一样地击打着他的耳鼓。当这种感觉好不容易过去之后，沃尔特那难听的声音又再度在脑海中响起——“她真是跟他联络的吗？这些资料是她自己发明的吗？她是否与别人有联络，如果是的话，那又是谁？” 8 苏俄司地下室的状况室中，气氛非常紧张，就像是要对敌方发动一个持久性的夜间空袭。奈德坐在他那张发号施令的桌子后面，面前摆着好几部电话。一有电话响起，他就会拿起话筒，以简洁的语调，一个一个音节地吐出话来。有两位女助手轻轻地把电报散放在他的桌面，并且把“外送公文”盒给清理干净。两个邮局里用的时钟，一个指的是伦敦时间，另一个指的莫斯科时间，好像是双胞胎月亮似的挂在房间墙上。在莫斯科，现在是午夜，在伦敦则是晚上九点钟。他的下属为我打开房门时，奈德连头也没抬起来看我一眼。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早就得以脱身。整个早晨，我都在财政部的律师事务所里，下午又和从切尔滕纳姆来的律师在一起。晚餐我负责协助招待一个从瑞典来的代表团，直到他们整装出发去赴一个已经排定了的音乐会。 沃尔特和鲍勃弯着腰在看一幅莫斯科市的地图。布拉克正用内线与密码室通话。奈德正聚精会神地研究一篇看起来似乎是很冗长的目录。他挥手叫我坐在椅子上，并且推了一堆刚刚送来的通讯译码到我面前。这些东西从开头就写得很潦草。 九时五十四分：巴雷打电话到十月公司给卡佳，打通了。他们已经约好二十时十五分在敖得萨旅馆见面。待续。 十三时二十分：不定跟踪者曾跟着卡佳到××街的十四号。她递了一封信到一处我们认为是空屋的房子里去。照片会由包裹尽速寄到。待续。 二十时十八分：卡佳已经到达敖得萨旅馆。巴雷和卡佳在餐厅里谈话。维克娄和一名不定跟踪者正在观察。待续。 二十一时五分：卡佳离开敖得萨旅馆。他们谈话的内容摘要随后送到。录音带由包裹尽速寄到。待续。 二十二时整临时报告：卡佳已经答应今晚打电话给巴雷。待续。 二十二时五十分：卡佳到了××医院。维克娄与一名不定跟踪者负责跟踪。待续。 二十三时二十五分：卡佳从一家医院里一部已没人使用的电话，接到一个别人打给她的电话。她讲了三分二十秒。待续。 整个通讯到此突然中断了。 间谍的工作就是被拉往极端的常态。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克莱福今晚是否有生意可忙？”奈德问道，好像看到我就让他想起了什么。 我回答他，克莱福今天整晚都会在他的套房里。他今天一整天都被关在美国使馆中。他已经告诉过我，有事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他。 我有车，所以我们就一起到了总部。 “你有没有看过这一份鬼文件？”奈德拍拍膝上的档案夹问我。 “那是什么样的鬼文件？” “是‘蓝鸟’文件的分发表。上面记载着所有阅读过蓝鸟资料的人和他们的主管。” 我很谨慎地不让自己涉入太深。奈德在行动作业中的坏脾气是有名的。克莱福办公室门上的那一盏灯是绿色的，意思是说：有种你就进来。 “这‘必须告知名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克莱福？”奈德一看到他，就挥着那份分发表问他，“我们给了兰利一堆高度敏感、又找不出来源的文件。结果，一夜之间，他们就找了一大堆毫不相干的人来。我是说这到底是什么，好莱坞吗？我们已经派了一个人在那儿，而另外还有一个投诚的，他现在人在何处我们都不知道，而这个消息就已经传遍了？” 克莱福在那张金黄色的地毯上踱着步子。他有一种习惯，每次在跟奈德辩嘴时，他就会一下子全身像是纸牌一样地转了过来。 “所以你就认为蓝鸟分发表上的阅读名单太长了？”他的口气，妤像是一个手握证据的人。 “是的，你也理应有同样的看法，罗素·薛里顿也该如此。那个五角大楼科学联络组是个什么东西！还有那个白宫学术顾问团又曾在他们的国家里搞过什么玩意儿！” “你希望我只挑高层人士，并且限制蓝鸟只能给两国之间的情报委员会看啰？只有大头们可以过目，职员和助手都请避开，你要告诉我的是不是这个？” “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覆水重收的话，是的。” 克莱福假装在忖度此举的得失，但我知道，奈德也知道，克莱福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得失问题。他所考虑的，是谁赞同什么事情，谁又不赞同，然后他再衡量一下该站在谁的一边。 “第一，我刚才所讲的这些高尚绅士里，没有一位有能力不借着专家的指引，就能够将蓝鸟的所有资料给理出个头绪来。”克莱福恢复了他不带一丝火气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不要让他们拿着这份资料在那儿蛮干，就得允许他们把这些人给加进来，并且甘冒我们可能会付出的代价。至于防御情报小组，他们的海军、陆军、空军、白宫评估人员等，也都是一样。” “这是那个罗素·薛里顿讲的，还是你讲的？”奈德问道。 “我们怎么能够在把那么一大堆复杂的资料给他们看的同时，却要求他们不要征召他们的科学小组来参与其中？”克莱福仍然坚持着他的观点，并且干净利落地就想把奈德的问题敷衍过去。“如果蓝鸟所讲的是真的，那么，他们就需要尽他们所能地去帮助了。” “如果！”奈德回嘴道，口气里带着愠怒，“如果蓝鸟所讲的是真的，我的天哪！克莱福啊！你比他们更差劲。你要知道，有二百四十个人在那张表上，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太、有一个情妇和十五个最要好的朋友。” “第二，”就在我们都已经忘了还有个第一的时候，克莱福继续说道，“这不是我们的情报机构所能处理的事情；要处理，也得靠兰利的。”他在奈德还没来得及插嘴进来的时候，就把头一转，朝着我说了下去，“帕尔弗莱，你说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我们和美国人订的合约里，是不是有规定我们得把所有的战略资料先给兰利过目？” “在战略资料上，我们是得完全依赖兰利的，”我承认的确是有这么回事，“他给我们他们想要我们知道的资料，而相对的，我们得把我们所发现的一切让他们知道。这种事情不会有太多次，但条约上就是这么规定的。” 克莱福细心听完，并且表示我说得没错。他在冷漠中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野蛮，让我觉得奇怪。如果他还有良心，我也要说他的良心不会太好过。他这一整天都在美国大使馆中干些什么？他究竟拿了些什么东西给什么人？为什么要给他们？ “在我们这个单位里，很多人都误解了一点，”克莱福又继续说道，这一次，他是直接对着奈德说，“他们以为我们和美国人是在同一条船上。其实不然，特别是在谈到战略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并不是在同一条船上。在我们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战略分析家能够和美国的战略分析家相提并论。我们是一条小船，一条毫不起眼的小船，而他们是伊丽莎白女王号。我们没有资格告诉他们该如何驾驶他们的船。” 就当我们被克莱福振振有词的说法给震慑住的时候，他的热线电话响了。他迫不及待地跑去接，因为他总是喜欢在下属面前接听热线电话。不过，他运气不好，是布拉克打来找奈德的。 卡佳刚才打电话到敖得萨给巴雷，他们已经同意晚上会面，布拉克说。莫斯科的情报站要求奈德立即同意他们对这次会面所提的行动建议。奈德立刻就离开了。 “你跟那些美国人都在搞些什么？”我问克莱福，但他懒得回答我。 第二天，我整天都在跟那些瑞典人穷聊。苏俄司里，恐怕很难有比现在更生气蓬勃的时候了。间谍的工作就是要等待。约四点时，我溜回房间，打了个电话给汉娜。这种事情我偶尔为之。四点钟的时候，她已经从兼职的癌症研究所回来了，而她的丈夫从来没有在七点以前回家过。她告诉我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根本没心在听。我告诉她我儿子亚伦的一些事清：他现在正在伯明翰和一位护士打得火热。那位护士是个好女孩，但配不上亚伦。 “我待会儿再打给你。”她说。 她有时会这么说，但她从来没有打过。 巴雷走在卡佳的身边。他可以听到她的脚步声，就像是紧跟在他自己脚步后的回声一样。在充满狄更斯风味的莫斯科，那些墙壁片片剥落的大厦浸浴在死气沉沉的灰暗灯光中。第一栋大楼的中庭光线昏暗，第二栋大楼则是完全漆黑一片。垃圾堆里，几只猫正瞪着他们。两个留着长发，看模样可能是学生的男孩正隔着一排包装箱打网球。另有一个男孩斜靠在墙壁上。他们的面前有一道门，上面被人信手涂鸦地涂下一些书和一轮新月。“注意看红色的标记。”维克娄已经告诉他了。她的脸色苍白。他心想，也许他自己的脸色也跟她一样苍白，因为如果他的不是，那可真是个活生生的奇迹了。有些凡人是不可能变成英雄的，而有些英雄也不可能倒着回去变作凡人。他想着想着，心里不由得觉得康拉德这句话说得实在有道理。而巴雷·布莱尔呢？也不可能成为英雄的。他抓住了那个门把手，用力地拉了一下。她在后面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她头上戴着一条头巾，身上穿着雨衣。门把手是转了，但门还是纹丝不动。他用两手推了一推，不动。他又使出更大的劲儿。打网球的那几个男孩用俄语对他嚷嚷起来。他立时停了下来，觉得背后好像有火在烧着。 “他们说也许你应该踢门。”卡佳说着，他往后看了看她，令他非常惊讶的是，她居然是笑着说话。 “如果你现在能笑，”他说，“那么你快乐的时候又有多美？” 但是他多半是说给自己听的，因为她并没有回答。他踢了踢那扇门，它终于降服了，吱吱嘎嘎地开了。那几个男孩笑了起来，又回头打他们的网球去了。他踏进了黑暗之中，她跟在后面。他按了一个开关，但是灯没亮。门砰的一声关了起来，他摸着黑找门把手，但却找不着。这一下子，他们真的是站在一片漆黑之中。扑鼻而来的，尽是猫、蒜头以及地沟油的味道。除此以外，他们还可以听到一些别人家里的音乐声和争吵声。他划了根火柴棒，眼前出现了三级楼梯、半部自行车，然后就是一个入口，通到一个脏兮兮的升降机。然后，他的手指就被烧到头的火柴棒给烧着了。维克娄已经说过：你上到四楼，注意看红色的标记。我在这种黑漆漆的鬼地方怎能看见什么红色的标记！上帝答复了他的问题——楼上亮有一盏微弱的灯光。 “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她礼貌地问了一句。 “这是我一个朋友住的地方，”他说，“他是个画家。” 他推开了那扇升降机的门，又推开了那个铁栅栏。还没等他说“请”，她已经越过他，站在升降机上，向上望着，等着它向上爬升。 “他离开这儿几天。这是一个可以谈话的地方。”他说。 他又注意到她的睫毛和眼中的湿气。他想安慰她，但她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悲伤。 “他是个画家。”他又说了一遍，好像这么说就会使一个朋友变成合法的了。 “是官方的画家吗？” “不，我想不是，我不知道。” 维克娄为什么没告诉他那位画家是个什么样子的精彩人物？ 就在他要伸手按那个按钮时，一个戴着玳瑁眼镜的女孩手里抱了一个塑料熊在他们身后跳了上来。她说了一句问候辞，卡佳的脸上现出了光彩，也对她说了一句相同的话。升降机不住颤抖地往上爬升，那个按钮在经过每一层楼的时候都会像玩具枪一样跳起。到了三楼时，那个女孩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声再见，而巴雷和卡佳也同声向她道了再见。到了第四层楼，升降机猛然一下停住了，就好像它是碰到天花板一样，或许它果真是的。他扶她出了升降机，并且尾随她跳了出来。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通道，里面充满了婴孩身上的乳臭味，也许那儿有一大堆婴孩吧！就在那个通道的尽头，看上去似乎是一面空白的墙上，一个红色的箭头指示他们左转。他们顺着一个木制楼梯向上攀登。在最后一级楼梯上，维克娄像一个小妖精似的蹲在那儿，借助于一盏机械工用的照明灯，正在读一本厚厚的书。巴雷和卡佳经过他上楼的时候，他头连抬也没抬起来一下，但是巴雷注意到卡佳一直都在盯着他看。 “怎么啦？看到鬼啦？”他问她。 她听得到他说的话吗？他又听得到他自己说的话吗？他曾经讲过话吗？他们现在到了一间长形的阁楼上。从瓦片之间的裂缝可以望到天空，屋檐上抹满了蝙蝠的排泄物。脚手架工人所用的板子横放在托梁上。巴雷抓住她的手。她的手掌宽而有力，又干燥。这只手交到他手上，仿佛也把她的生命全都托付给他。 他小心翼翼地前进，闻到了松节油和亚麻仁油的味道，也听到屋外的风拍打着房子的声音。他走在两个水槽之间，看到了一个像实物般大小的纸制海鸥，两个翅膀张开，悬挂在一根横梁上，绕着线在旋转。他把她拉向身后。越过海鸥的后方，挂有一块条纹状的帘布，绑在一根横杆上。如果没有海鸥，就没有聚会，维克娄说过。没有海鸥就意味着流会。那是我的墓志铭，巴雷想。“没有海鸥，他就不用开会了。”他把帘布扯向一边，进入了一间画家的画室，并且再一次把她拉向身后。在那间画室的中间，立着一个画架及一个给模特儿坐的箱子。那是这位画家以前用过的设备，维克娄说过。一个八成是那位画家自己做的天窗嵌进了屋顶。窗框上涂了红色的记号。俄国人是不信任墙壁的，维克娄解释过了，所以她最好是在屋子外头说话。 那一扇天窗打开了，吓走了一群鸽子和麻雀。他点头示意，要她先爬上去。他注意到她在弯腰时那修长身躯流畅的动作。他随着她攀登了上去，一边揉着他的背脊，一边咒骂着。他们站在屋顶两面山墙之间的铅皮槽上，那个槽的宽度仅仅够他们立足。虽然眼睛看不到底下街道上往来的车子，但是脚底下可以感受得到隐隐传过来的震动。她面对着他，而且跟他靠得很近。就让我们待在这儿别走了，他心里这样想着，你的眼睛，我，还有天空。他又在揉搓他的背，紧闭双眼以抵抗疼痛。 “你受伤了？” “没什么，只是我的脊骨曾伤到过。” “蹲在楼梯上的那个人是谁？”她说。 “他是为我工作的。他是我的编辑。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负责把风。” “他昨晚在医院里。” “什么医院？” “昨晚，在和你谈完话之后，我必须赶到一个医院去。” “你生病了吗？不然你为什么去医院？”巴雷停止了揉背，问道。 “那不重要。他在那儿。他看起来胳膊断了。” “他不可能在那儿的。”巴雷说，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他在你走之后，整晚都和我在一起。我们讨论俄文书。” 他看到她脸上的疑虑消退了。“我当时一定累了，你得原谅我。” “让我现在告诉你我已经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如果你认为不好，可以告诉我。我们先谈话，谈完了我就带你去吃晚餐。如果那些人民的监护人昨晚窃听到我们的电话，那么他们就一定已经预知我们会去吃晚餐。这个画室是我一个画家朋友的。他是一个爵士乐迷，就像我一样。我没法告诉你他的名字，因为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我从来也没有知道过。我曾经想我们可以带一瓶酒给他，看看他画的画，但是他不在。我们待会儿一起去吃晚餐，谈谈文学和世界的和平。虽然我的名誉不怎么好，但我没敢追求你，我被你的美腿给震慑住了。这样安排，你可满意？” “很方便。” 他蹲了下来，拿出他为自己预备的半瓶威士忌，旋开了瓶盖，“你喝这玩意儿吗？” “不喝。” “我也不喝。”他希望她会蹲在他旁边，但她还是站着。他倒了一小杯酒在盖子里，然后把酒瓶放在他的脚边。 “他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是指那位作者。歌德。他是什么人？” “那并不重要。” “他的单位是什么？公司？他的邮政信箱号码？他的职务？他的实验室？他在哪儿工作？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儿瞎扯。” “我不知道。” “他都住在什么地方？你也不会告诉我这个的，是吗？” “他在许多地方待过。要看他在何处工作而定。” “你是如何和他碰面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该告诉你些什么。” “他要你告诉我些什么？” 她支支吾吾地说着，就像是被他抓住了把柄。她蹙着眉头。“只要有需要，我都会告诉你，我应该信任你的。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这是他的个性。” “这么说来，是什么让你欲言又止？”没有回答。“你想找到这儿来是为了什么？”没有回答。“你认为我喜欢在莫斯科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吗？” “我不知道。” “你如果不信任我，为什么要送那些资料给我？” “是为了他，我才送那些资料的。并不是我选定你的，是他。”她情绪激动地回答着。 “他人现在在何处？在医院里？你如何与他联络的？”他抬头看了看她，等她回答。“你为什么不干脆说出来，看一看会有什么结果？”他对她建议道，“他是谁，你又是谁？他是靠什么谋生的？” “我不知道。” “在那犯罪的夜晚，凌晨三点钟的时候，那位在阳台上的人又是谁？”又没有回答。“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把我拖来，蹚这浑水？是你先发动的，不是我。卡佳？是我，我是巴雷·布莱尔。我会开玩笑，我会学鸟叫，我会喝酒，但我也是个朋友。” 他喜欢看她瞪着他的时候，那种一言不发的样子。他喜欢看她用眼睛来“听”他说话的神情，和她每次讲话的时候，那种恢复了的友伴之情。 “从来没有什么人犯过罪，”她说，“他是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和职业是什么并不重要。” 巴雷一边想着这句话，一边啜了一口酒，“所以，你平常就是这么为你的朋友服务的？替他们把违法的手稿偷偷地送到西方去？”她除了会用眼睛“听”以外，还会用眼睛“想”，他想。“他有否跟你提过他的手稿里都在谈些什么东西？” “当然，他绝不会没经我的同意，就让我处于危险中的。” 他察觉到她语气中的保护色，他憎恶这种保护色。“他告诉过你那里面是些什么？” “那本手稿谈到我国多年以来，都在预备种种可以大量屠杀人类的恶毒武器。它画出了一幅在我国国防工业各层面贪污腐化的图画。它也说出了管理上的种种弊病和道德上的缺失。” “这是很笼统的。除了这些，你还知道些更详细的细节吗？” “我对于军事事务并不熟悉。” “这么说，他是军人啰？” “不是。” “那么，他是做什么的呢？” 又是一阵沉默。 “但是你赞同他这么做，把那些东西传递到西方去，是吗？” “他不是要把它传递到西方去或传递到任何政权去。他尊敬英国，但这也不重要。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要让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们彼此坦诚相待。这对消灭武器竞赛有所帮助。”她仍然防着他。她平淡地把这些话全说了出来，就好像她已把这段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了。“他相信，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应该消除科学的滥用以及应该对此负责的政权。他讲哲理的时候，是用英文讲的。”她又加上这么一句。 而你现在正在听我讲，他想。用你的眼睛听，听英语。在你心中还在想着是不是应该信任我的时候。 “他是不是科学家？”他问道。 “是的。他是科学家。” “不管什么科学家，我一概都不喜欢。他搞的是哪一门的科学？是搞物理的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 “他的情报来自各方面，精密度、瞄准点、指挥与管制、火箭发动器。他是单单一个人吗？是谁给他那些资料的？他又如何能知道这么多？”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这是很显然的。我的朋友也并不多。他不属于一个集团。也许他也监督其他人的工作。我不知道。” “他是高高在上的吗？是大主管？他是在莫斯科工作吗？是在总部工作的吗？他干的到底是什么差使？” 她对每一个问题都摇了摇头，“他不在莫斯科工作。我也不曾问他，而他是从来不告诉我的。” “他测试过很多东西吗？” “我不知道。他到过很多地方。全苏他都去过。有时他在烈日底下工作，有时他在风雪酷寒之中工作，有时他既晒太阳，又挨冻。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向你说过他在哪个单位工作？” “没有。” “他的邮政信箱号码？他的上司名字？他同事或下属的名字？” “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些事情的。” 但他相信她。当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相信南就是北，他也会相信小孩子是由一种南美洲的树上长出来的。 她看着他，等着他问下一个问题。 “他明白出版这些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他问道，“我的意思是，对他来讲？他知不知道，他在玩的东西有多么危险？” “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行动，并且只有当后果发生的时候才能考虑到后果。”她似乎是在期盼着他讲一些话。但他已经知道了要慢慢地来，“如果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向前走一步。如果我们一次就想达成所有的目标，就什么目标也别想达到。” “那么你呢？他有没有想过一旦这些东西曝光之后，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后果？” “他都想过了。” “那你呢？” “自然。这也是我的决定。不然的话我为什么会支持他呢？” “那么，孩子们呢？” “这么做是为了他们以及他们那一代好。”她说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坚定的决心和些微的愠怒。 “还有，对于你们的祖国苏联呢？” “我们认为宁可让苏联灭亡，也比让全人类灭亡要好得多。最大的负担是过去。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不单单是苏联。我们把自己视为消灭过去的人。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消灭我们的过去，又如何能够建造我们的未来呢？除非我们已经把旧有的想法都给清除干净了，我们是无法建造一个新世界的。为了表达真理，我们也必须准备做反对的使徒。他这段话是引自屠格涅夫。一个虚无主义者就是不会把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不管那种原则是多么的受人尊敬！” “那么你呢？” “我不是虚无主义者。我追求的是人道主义。如果我们受命要为将来扮演某种角色，我们就应该扮演。” 他在她的声音里搜寻，想看看是否能够找到任何可疑的线索，但是他失败了。她在语气中的表现是完全的自信。 “他谈这种论调有多久了？一直都在讲吗？还是最近才开始这么说呢？” “他一直都在追求理想，这是他的本性。他永远都是喜欢极端的批评，但都是建设性的批评。有一度他甚至相信那种灭绝人类的武器已经厉害到足以消灭战争的地步。他相信这些武器可以在军事当权派心中产生一种改变。他被那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所折服，认为最厉害的武器中也藏有最大的能量，能够促使和平的实现。在这一方面，他极端热衷于美国的战略理论。” 她开始对他发动攻势了。他可以感觉得到，她的心里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她现在苏醒了，并且向他咄咄进逼。在莫斯科的天空下，她，经历过太多的寂寞和剥夺，此时把她所有的不信任都一股脑儿地抛开。 “那么，又是什么让他改变了？” “他亲眼目睹我们军事和官僚体系的颟顸和无能，已经有好多年了。他看到这成为我们进步的绊脚石。这是他的说法。他受到开放政策和世界和平展望的激励，但他也不是乌托邦的信徒，也不是消极派。他知道没有任何事会无中生有。他知道我们的人民受到蒙骗，没有团结的能力。新的革命必须要由在高位者发动，由知识分子来发动，由艺术家发动，由当政者来发动，由科学家来发动。他希望能遵循我们领导阶层的教训，贡献出他一己百折不挠的力量。他常引一句苏联的名言：‘如果冰层很薄，你就得走快一些。’他说我们活在一个我们早已不再需要的时代太久了。只有当这个时代结束时，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而你也同意他的说法了？” “是的，并且，你也同意，不是吗？”她的眼中充满了热火。她的英语实在太好了，是在修道院里学的，从古典文学里学到的。“他说他听到你用类似的话批评过你的国家！” “他在生活的一些小节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注重的地方？”巴雷问她，“我的意思是说，他喜欢看电影吗？他喜欢开什么样的车子？” 她把头转了开去，他只能对着那空旷的天空，看着她的侧脸。他又喝了一口酒。“你说过他可能是个物理学家。”他提醒她。 “他可能是受过训练的物理学家。我相信他一定也精通工程方面。就他所从事的工作范围，要划分出其中的差别是很难的。” “他是在哪儿受训练的？” “他在学校就已经被人视为神童。十四岁的时候，他荣获了数学奥林匹克奖。他的成就被登在列宁格勒的报纸上。他去了里特莫，后来在大学里做博士后研究。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巴雷说，但让他警觉的是，她在皱眉头了。 “但你并不讨厌歌德，相反的，你还激发他的灵感。他经常引用他朋友斯科特·布莱尔的话：‘如果出卖国家就会有希望的话，我们都应该出卖我们的国家。’你确实说过这话吗？” “里特莫是什么？” “里特莫是列宁格勒机械和光学研究所。他从大学开始，就被送到新西伯利亚，在那儿的科技城——阿卡得格罗多克研读。他通过科学博士的甄试资格，取得科学博士头衔。他真是无所不能。” 他本来想逼她讲出他到底是无所不能些什么东西，但又怕逼她过甚，于是他转了个话题，让她说说她自己的事。“那么，你又是如何与他扯上关系的？”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当时你几岁呢？” 他觉察得出来，她又沉默了下来。然后，她又突然醒转了过来，好像提醒了自己目前的状况是安全的，或者，自己所处的境况是非常不安全，而做不做更进一步的妥协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 “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很聪明。”她说着，脸上绽放出浓浓的笑意。 “当时那位神童几岁？” “三十岁。” “我们现在所谈的事发生在哪一年？” “一九六八年。他心中仍对和平存有理想。他说他们绝不会派坦克进攻捷克的。他说：‘捷克是我们的朋友，就像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样。如果是华沙的话，他们也许就会派坦克进去了。但我们绝对不会派兵进攻捷克的，绝不会的。’” 她已经完全地背对着他。在她身上集结了太多女人的特点。她背对着他，朝着天空说话，不过她还是把他拉进她的生命里来，并且把他当做心腹知交。 当时是八月，在列宁格勒，她说。她那时十六岁，是做学生的最后一年，攻读法文和德文。她是学校的校花。她崇尚和平与那种最不切实际的革命方式。她那时已经是个准女人，自认为已经成熟了。她谈到她自己时，语气中都带着讥讽。她那时已经读过一些心理、哲学著作，如弗洛姆、奥特加·加塞特和卡夫卡的著作，她也看过电影《奇爱博士》。她认为沙卡洛夫的想法是对的，但方法不对。她很关心苏联的犹太人，但是她对他们的看法和她的父亲是一样的，认为他们的麻烦都是自找的。她的父亲是在学校里教人文学的教授，而她所上的学校又都是为列宁格勒权贵子弟所预备的学校。那时是一九六八年的八月，但卡佳以及她的朋友还能够对政治有所期待。巴雷努力地回忆，想想他自己是否曾经生活在对政治的期望之中，但最后认为那是不太可能的事。她不停地讲，就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再阻止她说下去。他希望能够再次握住她那只他在上楼梯时曾经握过的手。他更希望他能够拥抱着她，最好可以托住她的脸，并且以亲吻来代替听她讲情史。 “我们相信东方和西方正在拉近彼此的距离，”她说，“当美国学生示威反对打越战，我们为他们骄傲，并且把他们视为是我们的同志。当巴黎的学生掀起暴动时，我们真希望我们能和他们并肩站在街垒旁边，身上穿着他们的制服。” 她再度转过身子，越过肩膀朝他笑了一笑。一轮弯弯的明月出现在她左侧的天空中，巴雷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感觉，觉得这种景象好似预示了某种厄运征兆。有一群海鸥停在对街的一栋房屋顶上。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他想。 “在我们家的大杂院里有个人一连失踪了九年，”她说，“有一天早晨，他回来了，假装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父亲邀请他来吃晚餐，并且整晚放音乐给他听。就我懂事以来，我从来没有遇过任何一位像他这样活生生地遭受压迫的人，所以我很自然地就希望他能讲一些集中营里的恐怖故事给我听。但是他想做的只是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在那时候，我并不了解有些人所受的苦是言语所不能形容的。我们听到捷克又发生了更激烈的改革。我们相信这些改革不久之后就会降临到苏联，以后我们就会有硬币可用，并且也可以自由地去旅行了。” “你的母亲在哪儿？” “她死了。” “她是如何死的？” “她死于肺炎。她在生我的时候就已经病了。八月二十日在科学家俱乐部里，有一场不对外开放的戈达尔电影放映会。”她声音变得激昂了起来。“请帖上请的是两个人。我父亲知道那部电影似乎不太高尚之后，就不愿带我去。但我坚持要去。最后他因为我可以趁机学学法文，就让我陪他去。你知道那个在列宁格勒的科学家俱乐部吗？” “我不能说我知道。”他边说边往后面靠。 “你看过《筋疲力尽》吗？”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我还主演了呢！”他说，她在他啜饮着威士忌的时候笑了起来。 “那么你就应该记得那是一部非常紧凑的电影。是不是？” “是的。” “那部电影是我看过的电影中最具震撼性的一部。大家都被深深吸引住了。不过对我来说，那就像雷劈一样。那个科学家俱乐部是在瓦河的堤防旁边，有着古老的光荣历史。里面有大理石台阶和非常低的沙发，穿着紧身的裙子坐在上面很不舒服。”她又回到原先侧身对着他的姿势，头向前倾着，“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和一个像回教寺院的房间，里面挂着重重帘幕和厚厚的地毯。我父亲非常钟爱我，也非常关心我，而且对我也非常的严格。当电影完毕之后，我们到了一间有木头镶板的餐厅。我们坐在一张长桌旁边，我就在那儿遇到了叶可夫。我父亲替我们介绍。‘这里有一位从物理世界新来的天才。’他说。我父亲有时对年轻人说话时会话中带刺。叶可夫是个非常英俊的人。我曾经听过一些有关他的事，但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他看起来是多么的脆弱，脆弱得像个艺术家，而不像是科学家。我问他当时在做什么，他说他回到列宁格勒来，是要恢复他的纯真。我笑了笑。当时才十六岁的我，给了他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对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属于大家的科学家居然还需要寻求纯真。他对我解释道，说他在阿卡的格罗多克曾经因在某一方面展现了过人的才华，而被军方看中。在物理学上，和平与军事用途的研究工作有时是没有什么分界可言的。现在他们什么都愿意提供给他，包括特权、金钱，以供他做研究。但是他仍旧拒绝他们，因为他希望保存精力用在和平研究上。这种态度惹火了他们，因为他们一向都是征召科学家中的精英分子为他们工作，而且从来没有人敢拒不从命。因此他又回到了他的老学校，为的就是要回复到他的纯真。他原先想研究理论物理，并且寻找有力的人士赞助他，但他的态度让他们不情愿帮他的忙。他无法获准再住在列宁格勒。他畅所欲言，我们的科学家是可以畅所欲言的。他也对格罗多克充满了热情。他也谈在那时颇受人瞩目的一些外国人，还有一些从斯坦福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很有才气的美国人，还提及英国人。他对我们描述了当时在莫斯科被禁止展出，但是在格罗多克却获准的一些画家。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一席话，充满了生气，我们毫无拘束地交换着意见，而且，我相信他和我也互相仰慕着。‘除了苏联以外，什么国家会让著名的指挥家里希特和罗斯托波维奇来特别为科学家们演奏，让奥库兹哈娃来演唱，让沃兹涅先斯基来朗诵他的诗？这个世界是一个我们这些科学家必须为他人贡献心力的世界！’他开着玩笑，而我笑得就像一个成熟的女人。那段时间里，他非常机智，也非常脆弱，和今天的他没什么两样。在他身上，有一部分是拒绝长大的。这一部分是他艺术家的一面，也是他身为完美主义者的一面。他在那时已经对当局的无能口诛笔伐了。他说格罗多克的超市上有这么多的蛋和香肠，顾客们却一窝蜂地从新西伯利亚倾巢而出，在早上十点的时候，就把架子上的货品全都抢购一空了。为什么不让那些蛋巡回叫卖，而非得让人老远去买呢？果真能这么做，不就会好多了吗？他说，那个地方没有人收垃圾，而且电力老是中断。有时垃圾在街上堆得有人的膝盖那么高，而他们却称这种鬼地方为科学的天堂！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发表了另一个早熟的意见：‘那就是天堂里最伤脑筋的问题，’我说，‘天堂里是没有人会去收垃圾的。’这句话逗得大家都开怀大笑，我那时就出尽了风头。他描述一位上了年纪的守卫努力地想要理解这些新来者脑子里的想法，结果却摇着头走开，像是第一次看到拖拉机的农夫一样。没关系，他说，我们会越来越进步的。他说那一列被斯大林给推翻的革命装甲列车最后还不是照常行驶，它的下一站一定是火星。就在这时候，我父亲语带讥刺地插了进来。他觉得叶可夫太聒噪了。他说：‘可是，叶可夫·叶佛瑞莫维奇啊！火星不就是象征战神吗？’叶可夫听他这么一说，立刻就变得沉默了。我那时从未想到一个人会转变得这么快，前一分钟还表现得趾高气昂，下一分钟就变得垂头丧气了。我责怪父亲，对他很是生气。叶可夫努力想振作，但父亲已经让他绝望了。” “叶可夫有没有跟你谈到他的父亲？” 她跨坐在屋顶上，前脚顶着斜着的屋瓦，她的长腿在她身前伸展开来，衣服紧紧地裹在上面。她身后的天空变得更加深沉了，月亮和星星爬得老高。 “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死于太过聪明。”巴雷解释道。 “他参加集中营里的一场暴乱。他是绝望了。叶可夫在他父亲死后好几年才知道这件事。某天有一位老者去叶可夫家中，说他枪杀了他的父亲。他曾经在那一个集中营里担任过警卫，他受命执行枪毙的任务。有几十个死刑犯就这么地在靠近佛库塔铁路终点站的附近被机关枪扫射而死。叶可夫那时才十四岁，但他还是宽恕了这位老者，并给了他一些伏特加酒。” 我做不到，巴雷心想。我可没有这么大的度量。 “他父亲是在哪一年被射杀的？”他问道。要做一只仓鼠。这是现在惟一适合你做的事。 “我想那是在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吧！由于叶可夫一直都不肯讲话了，在座的人就开始你一嘴我一句地谈论起捷克的局势。”她继续用那完美的古典英语说道，“有些人说执政的那一帮人会派坦克去镇压，我父亲非常相信这一点。又有些人说他们若是这么做，也无可厚非。我父亲说无论此举有无引人非议之处，他们都会这么干的。只要他们高兴，赤色沙皇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就像白色沙皇一样。我们的政权一定会赢，因为这个政权从未输过，因此，这个政权就是我们的诅咒。这是我父亲的断语，后来变成叶可夫的。但是叶可夫当时仍然宁愿相信革命。他希望他自己死的时候能够死得值得。他当时专心地听我父亲讲话，但他后来又变得激进起来。‘他们是不可能派坦克进攻捷克的！’他说，‘革命万岁！’他用拳头猛捶着桌子。你见过他的手吗？就像钢琴家的手。他一直在喝酒，我父亲也是，他变得很生气。父亲希望别人不要打扰到他，让他独自悲观。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文学家，不喜欢被一位在他眼中傲慢无礼的年轻科学家所顶撞。也许，我父亲是嫉妒他，因为在他们两人发生争吵时，我已彻底地爱上了叶可夫。” 巴雷又啜了一口威士忌。 “你不觉得很震惊吗？”她愤慨地说着，但笑容又回到了她的脸上，“一位十六岁的女孩子会爱上一位三十岁经验老到的男人？” 巴雷并不觉得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她似乎需要他的印证。“我没什么话可说，但大致上，我觉得你们两人都很幸运。”他说。 “酒会结束时，我向父亲要了三个卢布，要和我的友伴到塞佛咖啡店去吃冰激凌。在那次的招待会中，有好几位学术界名人的女儿也参加了，其中有些是我学校的同学。我们成了一个小团体，我邀请叶可夫加入我们。就在我带他过来的途中，我问他住在何处。他告诉我他现住在波普夫教授街。他问我‘波普夫是谁？’我笑了。‘大家都知道波普夫是谁。’我说。波普夫是一位伟大的苏联发明家。他发明收音机。我告诉他，远在马可尼发射电波以前，他就把电波发射出去了。叶可夫并不太清楚。‘也许波普夫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他答道，‘也许是共产党发明了这个人，为的就是要拿首先发明某某东西这件事来满足苏联人的幻想。’从这件事上，我知道他仍在为了不知他们将怎样对付捷克而挣扎着。” 巴雷实在不觉得她讲的有什么聪明之处，但还是聪明地点了点头。 “我问他是住在公家宿舍，还是单独的住所？他说他与一位在列宁格勒机械和光学研究所的朋友在外合租一间房子，这位朋友是在特别的夜间实验所工作，所以他们很少会碰得着面。我说：‘那么带我去你住的地方看一看。我希望知道你住得舒不舒服。’他是我的初恋情人。”她简单明了地说，“他极端脆弱，就像我所预料的一样，但他也极为热情。” “好！”巴雷说，他的声音非常轻，所以，或许她没有听到。 “我和他在一起共逗留了三个小时，最后乘坐最末班地铁回家。父亲一直在等我，当我对他说话时，变得就像是一个陌生人到他家去拜访一样。那一晚我没睡。第二天我听到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知道坦克一如父亲所料，已经进入布拉格了，而父亲还是感到很失望。但我关心的不是父亲。我那天没去上学，而跑去看叶可夫。他的室友告诉我说可能在‘西贡’可以找着他。‘西贡’是在涅夫斯基普罗斯别克的一处自助餐馆，是诗人、卖药的小贩们以及投机客聚集的地方，不是教授的女儿们会去的地方。我到那儿的时候，他在喝咖啡，但他也已经喝醉了。他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一直在喝酒。‘你父亲是对的，这个政权总是会赢的。’他说，‘我们是以自由之名，行压迫之实。’三个月之后，他回到了新西伯利亚。他心中非常苦，但他还是回去了。‘这是在潦倒而死，抑或是妥协而亡之间作一抉择。’他说，‘由于不管怎么选择结果都是死，那么我们不如就选择比较舒服的方式。’”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巴雷问道。 “我很以他为耻。我告诉他他是我的偶像，但现在他令我太失望了。我一直在读斯汤达的小说，所以我对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个了不起的法国女主角。不过，我相信他已经作了一个不正当的决定。他已经是一个言行不符的人了。我告诉他，在苏联，许多人也都像他这样。我告诉他除非他改正他不正当的选择，否则我永远不再和他讲话。我提醒他要像我们两人都尊敬的小说家E.M.福斯特一样。我告诉他必须言行一致。自然，我很快便回心转意，而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恢复了以往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已不再罗曼蒂克；而且，当他有了新的工作时，他写给我的信里头已经没有当初的那种温馨。我以他为耻，也许也以我自己为耻。” “所以你就嫁给了弗洛狄亚？” “是的。” “而你也还是让叶可夫在你的身旁？”他在话中故意暗示这是非常平常的事。 她的脸立刻就红了。她皱了皱眉，说：“有一阵子，叶可夫和我还暗中维持着关系，但不是常常，只是偶尔而已。他说我们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我们彼此都看着对方，要完成各自的使命。他是对的，但我还是不了解他对我的影响力或是我对他的影响力究竟何者为强。我想如果我们再多见几次，我们可能就不再需要对方。当我了解了事情并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样，我就停止和他见面。我爱他，但是我拒绝再见他。同时，我也怀了弗洛狄亚的孩子。” “那么你们俩又是什么时候再碰面的？” “在上次莫斯科书展结束之后。你是他的催化剂。他那时正在度假，喝酒喝得很凶。他已经写下许多内部文件，也发出许多正式的申诉。他写的，没有一样使当局为之所动。不过，我倒是认为他已经使当局很恼火了。那时你又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你让他在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把他的思想变成文字，而他又让文字变成了行动。这对叶可夫来说，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第二天，他用了一个托词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来，他已经借到了一间朋友的公寓。当时我和弗洛狄亚的关系已经有了裂痕，虽然我们仍然住在一块儿，那是因为他那时正在等待分配到一间公寓。当我们坐在叶可夫朋友的公寓里，他对我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你已经让他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想清楚了。他对我这么说：‘那个英国人已经把这个谜题的解答给了我。从现在起，只有行动，只有牺牲一途了，文字是我们苏联社会的诅咒，是行为的替代品。’叶可夫知道我与西方的出版商时有联络，所以他要我从我们外国访客的名单里寻找你的名字。他立即着手预备一份手稿。为了他，我心里好害怕地问他：‘你如果喝醉了，怎么能写东西？’他回答我说他喝酒是要维持生命。” 巴雷啜了一口威士忌，“你有没有告诉弗洛狄亚有关叶可夫的事？” “没有。” “弗洛狄亚发现了吗？” “没有。” “那么，谁知道？” 似乎她也一直在问她自己同样的问题，因为她丝毫不假思索地就答了出来。 “叶可夫什么事情也不告诉他的朋友，这我能确定。如果那栋公寓是我借的，我会说我借它完全是为私人的用途。在苏联，我们有秘密，会孤独，但是我们不谈私人的事。” “那你的女性朋友呢？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暗示她们吗？” “人可不是天使。如果我要求她们帮助，她们就一定会做出某种假设。多数时是我在帮助她们。就是这样。” “那么难道没有人帮助叶可夫编辑他的手稿吗？” “没有。” “他的酒友也没有。” “没有。” “你为什么能够这么肯定？” “因为我能肯定他在思想上是完全孤立的。” “你和他在一起快乐吗？” “能否说清楚一点？” “你喜欢他吗？爱他吗？他会让你发笑吗？” “我相信叶可夫是一个伟大而又脆弱的人，没有我他绝对活不下去。要成为完美主义者就要像小孩一样天真，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我相信如果没有我，他一定会崩溃的。” “你想他现在崩溃了吗？” “叶可夫必定会说：哪一种人才是精神健全的？是那种计划要屠杀全人类的人，还是采取步骤防止它发生的人？” “那么，两种事情都做的人健全吗？” 她没有回答。他是要激怒她，而她也知道。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嫉妒，所以他要腐蚀她的信心。 “他结过婚吗？”他问道。 愤怒掠过了她的脸，“我不相信他结过婚，但这并不重要。” “他有小孩吗？” “你这个问题是多么荒唐呀！” “这个情况本身就是这么荒唐。” “他说只有人类会拿自己的孩子做牺牲品，而他已经决定绝不制造牺牲品。” 巴雷想，除了你的以外，但他没有说出口。 “所以，你就投入他的事业了？”他单刀直入地说，把话题又扯回到歌德身上。 “我虽投入，但还是有限，而且也不清楚细节。” “而从来都不知道他做的工作是什么？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所知道的，只不过是从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道德问题上推论出来的东西。‘如果要拯救全人类，我们先得杀掉多少人？如果我们能拿得出的计划都摆脱不了灭绝人性的战争，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谈为和平奋斗呢？而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选择目标，如果我们连基本的准确度都没有？’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当然知道他的为难处。当他告诉我人类最大的危机，其实并不在于苏维埃所拥有的实际兵力，而是人类对此产生的错觉时，我并没有向他提出质疑。相反的，我鼓励他要言行一致，该拿出勇气时就要拿出勇气。但我并没有质疑他说的话。” “罗格夫？他从来没有提过罗格夫这个人吗？阿卡迪·罗格夫教授？” “我告诉过你，他是不跟我谈他的同僚的。” “是谁说罗格夫是他的同僚？” “我是从你的问题中推想出来的。”她激烈地反驳。不过他还是相信她说的。 “你又是如何与他联络的？”他问道，又恢复了刚才和缓的语气。 “那不重要。当他的一位朋友接到通报时，他会通知叶可夫，而叶可夫会打电话给我。” “他那位朋友知不知道这份通报是何人所发？” “他没有理由知道。他知道那是一个女人所发，仅此而已。” “叶可夫害怕吗？” “由于他讲勇气讲了这么多，我想他是害怕的。他会引尼采的话，说：‘至善就是无所惧。’他也会引用巴斯特纳克的话，说：‘美的根本……’” “那你呢？” 他的目光转了开去。在对街的那几幢房子里，灯光透过窗户照射了出来。 “我必须要为所有的孩子着想，而不能只为我自己的孩子着想。”她说，而他注意到两行热泪已经从她双颊流了下来。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并且哼了几小节的歌。当他再看她时，那两行泪已不见了。 “他谈到那个大谎言。”她说着，好像她才刚刚记起来。 “什么大谎言？” “事无分大小，都是谎言。甚至连重要性最低的作战武器中的备用零件，都不例外。即使送到莫斯科的结果都是谎言。” “结果？什么结果？什么东西的结果？” “我不知道。” “试验结果？” 她似乎忘了她的否认，“我相信是试验结果。我相信他所说的是试验结果被故意歪曲，为的是要迎合那些将军的命令以及那些官僚们规定的生产需求。也许是他个人把它给歪曲了。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有时他也会谈一些他人拥有，但也引以为耻的种种特权。” 这是张购物清单，沃尔特曾经这样称呼它，其实是张问卷调查表。巴雷带着逐渐减轻的责任感，在心中把最后一项问题删除。“他有没有特别提到某一项计划？” “没有。” “他有没有讲过他曾经涉及过什么样的指挥系统？有没有说过现场的指挥官是受谁的控制？” “没有。” “他有没有告诉你要防止错误的发射，必须采取什么行动？” “没有。” “他有没有暗示，他从事资料处理的工作？” 她累了，“没有。” “他有没有偶尔也获得升迁，或者是奖章之类的奖励？或者是在他一路高升的时候举行过什么盛大的酒会？” “他除了说那些人都腐化不堪以外，从没有提过升迁之类的事。我已经告诉你他可能太过于喜欢批评那个制度。我不知道。” 她已经开始在回避他。她的脸已被她的头发遮住，看不见了。 “其他的问题，你最好自己去问他。”她说着。她的语气就好像是一个人已收拾好行李，预备要走了。“他希望你能在星期五和他在列宁格勒见面。他那时会在那里的一个军事科学研究单位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天边起风了，巴雷感觉到夜晚的一阵寒意。虽然天空还是很黑、很开阔，并且那一轮新月也还挂在天上，散发出一种温暖的光辉，但是这阵寒意仍像一朵冰冷的云覆盖着他。 “他建议了三个地方，三个时间。”她继续以她那种平稳的语调说着，“三个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你都去，一直到他出现为止；如果他办得到，在这三个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里他会赶上一次。他要我代他欢迎你来，他说他爱你。” 她说出了三个地点，看着他把它们全都写在日记本里——用道歉做暗语。然后她等着他好好地打了一个喷嚏，再看着他站起身来，诅咒上帝。 他们像一对精疲力竭的情侣，在地下室里用餐，旁边有一条灰色的狗和一个拿着吉他唱着蓝调的吉卜赛人。到底这个地下室是谁的？谁让它存在那儿？或为什么让它存在？巴雷压根儿也没有想要去研究。他知道的只是曾经在一次现已被人遗忘的书展期间，他和一堆疯狂的波兰出版商到过这儿，并且和他们在此拿着萨克斯吹奏过一曲《祝福这间屋子》。 他们谈得不甚畅快，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也随着谈话在拉长。终于，巴雷了解，在卡佳的心目中，他的地位并非如自己想像的那般重要。他凝视着她，感觉到自己所能给她的，她无一不是已有了十倍之多。要是照他往常的做法，她早已听到他以热情的口吻告诉她，他爱她。想到自己与卡佳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关系，如今又陷入了这种僵局，巴雷知道如果要打破这种僵局，自己得先采取些非常手段不可，但是面对着卡佳，他又实在找不出什么非常的手段来对抗她。他审视自己的一生，好像就是重复着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复活尝试，一个失败过去了，另一个又接踵而至。他骇然地发现，自己居然是生活在一个讲求物质文明的社会中，他本身很少关心这个社会，更遑论这个社会中充斥的论调了。这一切的种种，在她面前，他更是只字都不敢提。因为他知道，提起这些，只会破坏他在她心目中的印象；而目前，他除了给她这一点点可怜的印象之外，也已经一无所有了。 他们谈书。他看着她的注意力随着谈话飘走。她的烦躁写在脸上，虽然他唱作俱佳，但是她的心已不知去向。即使她在说话，她的语调也是平淡干涩，言语更是叫人觉得索然无味。突然，他想到他为何不告诉她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的由来，并且向她解释那条河和那个城市事实上并不连在一块。上帝到底还是帮了他，他终于做到了。 还不到十一点，餐厅就打烊了。他只好陪着她沿着那条了无生意的街道，一直走到地铁车站。此时，他逐渐领悟到，他到底在她心目中留下了一些鲜明的印象，虽然这一点点的印象还不及她在他心中所留下的。她挽着他的手臂，手指放在他的前臂上，迈开大步，依循着他的速度行走。电梯门开着迎接她。枝状吊灯在他们的头顶上闪烁着，好像圣诞树一样。他给她一个正式的苏联式拥抱，先是左颊，再是右颊，然后再一次左颊，才和她道别，挥手送她离去。 “巴雷先生，我想看到的就是你！真巧啊！上车吧！我们送你回家！” 巴雷爬进了车子，维克娄以他那活像空中飞人的身段迅速钻进了后座，坐在那儿为巴雷取下他后背上的录音机。 他们把他载回了敖得萨。放他下车之后，他们还有工作要做。旅馆的大厅就像是浓雾中机场的候机室一样。昏暗中，每一张沙发和摇椅上不是坐着就是斜躺着客人。这些人并不是旅馆里的房客，他们只是在这儿花一些钱买个临时的地方栖身而已。巴雷和善地瞟了瞟他们，皱起了眉头。这些人有些穿着紧身连衫裤，有些穿得正式一些。 “嘿！还有人醒着吗？”他叫道，声音挺大的。没有人响应。“有人想喝杯威士忌吗？”他一边问，一边从口袋中搜出他的酒瓶。还剩三分之二呢！他先把酒瓶拿到嘴边大大地喝了一口做个示范，然后递给了第一个伸手向他要的人。 维克娄在约摸两个小时之后找到他时，他就是这个样子——蹲在大厅里，周围有一堆带着感激的心情与他共度夜晚的酩酊客。 9 奈德、我，还有一大伙人在状况室里活像早期的那些崇拜者一样围着布拉克的录音机。我问奈德：“到底谁是克莱福新结交的美国人呢？” 伦敦的大钟指着六点。维多利亚街还没有开始清晨的怒吼呢！录音机的轮轴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好像众白头翁聚在一块儿发出的合唱。录音带半个钟头之前才送达我们办公室。带子在快递信差送来以前，先是在邮袋里被送到赫尔辛基，再搭特别班机到诺索特。如果奈德肯接受那些搞技术的同僚诱惑，我们就可以省下这一大笔昂贵的邮费。我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兰利的魔术师曾经郑重地发过誓，说他们发明的新玩意可以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传送口头情报而不致机密外泄。但是奈德毕竟是奈德，他有自己的主见。 他坐在桌子后面，一手遮着文件，另一手在上面签字。签完之后，他把文件折叠起来，放在它所属的信封里，再把信封口封好，交给了他的一位助手——个儿高高的艾玛。等了这么久还没回答我的话，我不再抱任何希望了。而这时，他突然开口了。 “他们是专门投机取巧的一帮人。”他说得很急促。 “是兰利派来的？” “天知道，都是些安全人员。” “是谁派来的？”我坚持要知道。 他摇了摇头，看他的样子，他实在是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是他刚刚签的那份文件惹恼了他，这是那些美国来的滋事分子让他如此不愉快呢！来的共有两个人。从伦敦站来的庄尼正在招呼他们。他们穿着海军的运动上装，蓄着短发，一身摩门教徒般的干净，看了真是让我觉得有点恶心。克莱福站在他们中间，不过鲍勃倒是很坦然地与沃尔特并肩站在房间的另一端。沃尔特看来有点神情憔悴。我初想可能是时间还太早的缘故。即使是庄尼，也不免因在场的人，而显出了一些无精打采的样子。看着这些同事个个面色憔悴，我也立即受到感染。这些个既冷漠又生疏的脸孔跟我们这项任务，尤其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根本扯不上一丁点儿关系。他们就像是一群吊丧的人，在这儿等着为一个他们老早就知道要死的人致哀罢了。但是，他们到底为谁致哀？我再一次看了看沃尔特，我的忧虑更深了。 我又看了一眼那些新来的美国人。多么瘦削，多么整洁，多么没有个性。安全人员，奈德已经说过了。但是，为什么要派他们来？又为什么要现在派他们来？他们为什么什么人都看，就是不看沃尔特一眼？又为什么沃尔特什么人都看，就是不看他们一眼？还有，为什么鲍勃跟他们分开了坐？为什么庄尼不断地看着他的双手？终于，我的思绪被打断了。 我们听到脚步声踏着楼梯而上，布拉克已经把录音机打开了。我们听见当啷一声，又听见巴雷在背碰到窗架时的咒骂声。然后，在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之后，他们攀上了屋顶。 就在他们讲的第一句话传到我的耳中时，我就猜到他们是在“开会”。巴雷和卡佳高高在上地对我们讲话。很快地，我们就忘了在房间里，还伫立着两位一动也不动，表情像刽子手般的陌生人。 奈德是我们当中惟一拥有耳机的人。用耳机听起来就是不同。我后来发现，戴上耳机来听，你可以听到莫斯科的鸽子在屋顶上走来走去，以及在卡佳的话语中夹带着急促的呼吸声。经由身体麦克风的录音，也可以听到巴雷心脏的跳动声。 布拉克把屋顶的那一段完全播放完毕之后，奈德喊了声停。全场只有那些新来的美国人无动于衷。他们的棕色眼珠子扫过我们每个人，不知在看些什么。沃尔特的脸红了。 布拉克接着把他们在晚餐时的对话播放了出来。大家仍是屏息静听；没有人叹息，清喉咙，也没有人鼓掌。甚至在他把录音机停下来倒转带子的时候也没有丝毫动静。 奈德拿下了他的耳机。 “叶可夫·叶弗瑞莫维奇，姓不详，物理学家，一九六八年时年三十岁，因此，他一定是在一九三八年出生的。”他边说，边从他面前的那堆纸中拉出一张粉红色调查单，开始在上面写字。“沃尔特，你有什么提议吗？” 沃尔特抖擞了一下精神。他似乎很烦，语调中也欠缺平日的那一份意气风发。“叶弗瑞姆，苏联的科学家，其他的名字不详，他是叶可夫·叶弗瑞莫维奇的父亲，于一九五二年春一次暴乱之后被枪杀于佛库塔。”他瞄都不瞄手上的拍纸簿一眼，就全数说了出来。“不可能会有那么多叫叶弗瑞姆的科学家因为太聪明而被处死，即使在那可恶的斯大林时期也不可能。”他带着感伤的语调又加上了这最后一句。 听来也许荒谬，但我还是想像着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泪光。也许的确是有人死了，我一边想着，一边又再度地看了一下我们这两位摩门教徒。 “庄尼？”奈德一边写着，一边问道。 “奈德，我想我们要记下波利斯，其他名字不详，鳏夫，六十年代后期在列宁格勒大学担任人文学的教授。”庄尼说着，不过仍然看着他的手。 奈德拿起了另外一张调查单，在上面填了一些字，然后顺手丢到他的外送公文盒。那样子就好像他在随兴丢一张钱币。 “帕尔弗莱，要加入吗？” “帮我查一下列宁格勒的报纸好吗？奈德。”我尽可能地装腔作势，心里想着克莱福的那两名美国人一定又把他们的棕色眼珠子对着我瞧。“我想调查一九五二年数学奥林匹克奖的候选人、创办人以及奖牌得主。”我笑着说，“并且，为了安全起见，我想你不妨连同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三年的都一起调查了。再者，我们可不可以把他在学业上得到的所有奖牌都一并查个清楚？你难道没听她说：‘他通过科学博士的甄试资格，取得科学博士头衔，他真是无所不能。’我们可不可以做点这方面的调查，谢谢。” 当所有的资料都汇齐了，奈德看了看四周，找艾玛为他把那些调查表格拿到档案室去。但沃尔特似乎觉得不太痛快，突然决定临时轧上一脚。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奈德跟前，伸出手腕在空中挥舞着。 “我要自己查所有的资料。”他的口气似乎是庄严得有些过了分。正说着，就顺手把那捆粉红色的东西抓到胸前，他说：“这场战争太重要了，不管我们档案室里那些战略专家有多么不可抗拒，也绝对不能留给他们去查。”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些摩门教徒是以什么样的眼光目送他一直走到门口，然后，就在我们听着他的脚步声咚咚地远去时，这两个人还彼此相望着。不知为什么，随着沃尔特的离去，我的脊骨着着实实地为他发了一阵寒。 一个小时之后，就在我刚回到总部办公室自己的办公桌后不久，奈德打内线电话对我说：“出去呼吸一下乡村的新鲜空气如何，告诉克莱福我需要你。” “既然他都打了电话来，你最好还是走啰？”克莱福说道，紧接着又与他那些摩门教徒进行密谈。 我们从停车场里借了一辆快速的福特。当奈德开车时，我几次想跟他说话都被他打断。他把档案交给我，叫我读。我们驶入了伯克郡的乡村，他还是一言不发，甚至当车内的电话铃响起，布拉克传来他早先要求查证的一些事情时，他也只是咕噜一声：“请说。”而当对方说完之后，他就又回到他的沉思里去了。 我们开出伦敦已经有四十里了，脚下所经过的，是人类所发现的最肮脏的星球。我们到了一处现代科学的贫民窟，地上的青草永远都是修剪得整整齐齐。古老的门柱各有一个由沙岩雕刻而成、已被侵蚀的狮子把守着。一位身穿棕色运动夹克的人很有礼貌地为奈德开了门，他的一位同事正拿着一个检验器在车底下拨弄着。然后他们很客气地拍了拍我们进行搜身。 “你们要将公文包一起带进去吗？” “是的。”奈德说。 “可以打开让我们看看吗？” “不可以。” “那么，就请把公文包放在这个箱子里，好吗？我想里面应该没有未曝光的底片吧，先生？” “请便。”我说，“就放在箱子里。” 我们看着他把那一只公文包放在一个绿色的看起来像是煤箱的东西里，然后又把它拿了出来。 “谢谢你们的合作！谢谢！” 那一辆蓝色大货车似乎对我们说“跟我来”。一只大狼狗在后窗对着我们蹙着眉头。用电路启动的大门开了，门后修剪过的草屑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橄榄树的枝叶向着日落方向伸展着。此时，一朵蕈状的云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们进入停车场，一对兀鹰在漫无光彩的天空中盘旋。干草场被高高的铁丝围了起来。不冒烟的砖房在人工的洼谷中若隐若现。一块告示牌警告这块区域中的人在某些地带必须要穿上保护衣。一个骷髅标志下写着：“请务必小心”。那辆货车在前面以一种出殡行列的步调缓慢开着。我们摇晃地绕着弯走，看到空荡的网球场和铝制的高塔。一排排彩色的管子在我们的身旁引领我们到了一群绿色的小屋。在这群小屋的中间（小山丘的顶上）竖着那个核时代以前最后的遗迹。那是一间伯克郡的砖造小屋，大门上镶着一块石板，板子上写着“所长室”。一位身材壮硕的人踏着铺得非常散乱的小径来迎接我们。他穿着一件鲜绿色的运动上衣，领带上有一个金色的网球拍状夹扣，袖口塞着手帕。 “你们是从总部来的。很好。我是奥马拉。你们两位谁是奈德？我曾吩咐他在实验室里等候通知。” “对的。”奈德说。 奥马拉有一头金灰色的头发，说话时声音模糊成一团，一听就知道嗓子已经被酒精给破坏得差不多了。他的颈子肿胀，运动员的手指上布满红褐色的尼古丁斑点。在我们来访的途中，奈德虽然很少讲话，但还是告诉了我：“奥马拉的手上有一长串长头发科学家的资料。他的身份一半是职员，一半是安全人员，其实都是狗屁。” 一进了绘图室，立时使人觉得室内显现出的整洁，必是拿破仑从战俘里挑选出来的一班佣人细心伺候的结果。连壁炉上方的砖块都被擦得发亮，而砖块间的突出石膏横条也被漆成白色，看来清新可人。我们坐在上面有玫瑰花样的扶手椅上，喝着主人倒给我们的酒。漆黑得发亮的横梁上挂着的铜器向我们闪耀着光芒。 “我刚从美国回来。”奥马拉说着，言语之间好像我们跟他是相交多年的老友似的。他抬了抬眼镜，接着又说：“你们常去吗？” “偶尔。”奈德说。 “不常。”我说，“有任务时才去。” “事实上，他们向我们借调了一大堆人去那儿。有的在俄克拉何马、内华达和犹他州。大部分被派出去的人都很喜欢那儿，也有些人挺想家的。”他喝了口酒，顿了一下，把口中的酒吞下去。“我曾去加州的利弗莫尔拜访过他们的武器实验室。那儿真是个好地方，有上等的客房，所有的设备一应俱全。他们要求我们去参与一个讨论死亡的研讨会。想到这个你就会吓得半死，但是那边的人似乎相信会议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且，那酒真是太棒了。我想，如果你曾经把一大堆人推下火坑，你可能就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了。”他又喝了一口酒。在这个时辰，这个小山丘真是够安静的。“我真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曾在这个问题上好好地思考，特别是年轻人——上了年纪的人终究是比较神经质一些，他们可以记得起天真无邪的童年，如果他们曾经有过的话。如果你死得快，你的命运也结束得快；死得慢命运结束得也比较和缓。我从未明了，但我觉得可以让人重新想一想身为万物之灵的意义和价值。不过，我们已经进步到第四代了。减少了不少痛苦。你们玩高尔夫球吗？” “不玩。”奈德说。 “我也不玩，”我说，“我曾学过，但学不出什么名堂来。” “很棒的高尔夫球场，但是他们要我们租用一堆笨车子，那么就算死了也不会被看到。”他又喝了一口酒，依旧是慢条斯理的。“温特尔是个很古怪的人，”他咽了一下口里的酒，向我们解释道，“这些人都很古怪，不过温特尔尤其古怪。他搞过社会主义，搞过基督教。现在则搞打坐，搞太极。他结婚了，感谢主，他上过文法学校，但讲话还算通顺。还有三年退休。” “你告诉他多少了？”奈德问道。 “他们一直认为他们受到怀疑。我已经告诉他没有这回事，并且要他在事情过去之后把他的笨嘴巴给闭紧了。” “你想他会吗？”我问道。 奥马拉摇了摇头，“他们大部分都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淡忘这件事，不管我们用多大力气去踢他们。” 有人敲门了，是温特尔。一个五十七岁，看来却像是学生的人。他走了进来，身材虽高，但驼背，一头灰色的头发。他穿着一件无袖的套头毛衣，身上挂着牛津背包，脚上套着鹿皮靴。他坐了下来，两膝合并在一起，手中的雪利酒举得远远的，好像是拿着一个他搞不清内容的化学蒸馏器。 奈德把他的坏脾气搁到一边，板起他那专业的脸孔。“我们现在干的，是跟踪苏联的科学家。”他说，语气尽可能地平淡，“我们是要监视他们在国防建设上的动态，并没有什么非常刺激的。” “这么说来，你们是干情报的了。”温特尔说，“虽然我先前没有说出口，但心里是这么想的。” 他的话让我想到他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人。 “管你自个儿的事吧！”奥马拉脸上挂着笑容提醒他道，“他们是英国人，而且，他们跟你一样，有工作要做。” 奈德从一个卷宗里取出两张打了字的纸，交给温特尔。他把手中的杯子放下来，伸手接过去。他取纸时手势看似要投降，手指弯曲的方式，就像一个跪地求饶的人摆出的。 “我们正在试图把一些已经差不多被人遗忘的旧资料拿来物尽其用。”奈德说。在其他时间他是绝少会用这种闲谈的语气说话的。“这是你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去了阿卡的格罗多克回来之后所作的汇报资料。你记不记得有一位弗克斯霍尔少校其人？这份资料虽然并不是什么文学名著，但你提到的两三位苏俄科学家的名字，我们实在是很想作进一步的了解，如果他们还健在，而你也还记得起来的话，那就太好了。” 温特尔戴上一副看起来格外古怪的钢边眼镜，就好像是要防范有人会拿瓦斯来攻击他似的。 “就我所记得的，我当时在作汇报时所讲的，弗克斯霍尔少校向我保证，我所讲的一切都是出于自愿，而且都会被当做极机密文件看待。”他正经八百地发出以上宣布，接着又说，“因此，我对于事隔二十五年之后，居然看到我的名字以及我讲过的话公开登载在一份政府部会的列档公文中，觉得十二万分惊讶。” “这是你老兄能够流芳百世的最佳时机，所以，我想我还是闭上嘴巴，在一旁洗耳恭听吧！”奥马拉向他建议道。 此刻，我像是要调解一个原本感情和睦的家庭里的两个好斗者一般地插了进来。我建议温特尔不妨看在我俩老远跑到这儿来请教他的份上，多担待一点。我问他是否可以对我们描绘一下列在最后一页上的那几位苏联科学家，还有，最好是讲一下他参加剑桥队时亲身经历的事情，并且，希望他不会介意我们提出一两个抽丝剥茧的问题。 “关于此点我不想使用‘队’这个词，谢谢你。”温特尔像一只骨瘦如柴的兀鹰，抓住了这个字就死不肯放地反驳道，“即使我要用，也不会把它用在英国人身上。‘队’这个词代表了它的成员都怀着同样的目的。如果你说我们是剑桥的一群人，我承认；但若要说我们是剑桥的一个‘队’，我可不赞同了。有的人是想借此机会出门远游一趟，有的人是想借此机会大大地自我吹嘘一番。我特别是指卡洛教授而言的，他对自己在加速器方面所做的工作夸张得过了头，结果着实被人家给修理了一顿。”他的腔调中带着很浓的伯明翰口音，但我们还不至于听不懂。“这个团体里，有一小撮人也确实是带着意识形态上的动机而去的。他们相信科学是没有国界之分的，而全人类应该为了彼此共同的利益而交换知识。” “那些蠢货。”奥马拉很帮忙地向我们解释。 “去那儿的有法国人，美国人也不少，此外还有瑞典人、荷兰人，甚至也有一两个德国人。”温特尔似乎没有听到奥马拉的话，继续说，“去的人，就我看来，每个人都带着一些希望，而俄国人更是满怀着热望。是我们英国人自己在拆自己的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 奥马拉嘴里咕噜咕噜地不知在讲些什么，随后又喝了一口酒。但是奈德的笑容，即使看起来有些做作，还是促使温特尔继续讲了下去。 “那个时候，还是赫鲁晓夫掌权的时代。我想你们一定还记得，这边是肯尼迪，那边是赫鲁晓夫。有些人说，金色的年代正在向我们招手。那个时代的人谈赫鲁晓夫，就像今天的人谈戈尔巴乔夫一样。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但在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热心，比起今天大家所谓的热忱，可是既真诚又自动自发得多了。” 奥马拉打了一个呵欠，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看。 “只要我们知道的，对他们几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也是如此。”温特尔说着，声音中逐渐凝聚起自信，“我们读我们的报告，他们读他们的。我肯定卡洛根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们什么也不对他讲，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位班森，是搞自动控制的。他为我们争了不少光。除了他以外，我们这边还有我。敝人那场演讲还真的是非常成功呢！虽然这句话是由我自己说出口的。老实说，自从那次之后，我再也没听到过那么热烈的掌声了。就算他们到现在还在谈论那次轰动一时的演讲，我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壁垒倒下来了，倒得非常快，实在是快到简直真的可以听到它们撞在演讲厅上的声音。‘交流，不要划定界限’是我们的标语。其实‘交流’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当时的情景，尤其是当你看到最后一天晚会上大家畅饮伏特加酒，或是在场的女孩，或是听到大家的交谈声，你就会同意我的说法。当然，克格勃的那伙人一定是在现场监视着大家，这些事情我们全知道。我们在离去以前谈得甚是慷慨激昂，虽然也有人不作此想。但不是我，我是一个爱国的人。不过，谁都拿我们没办法，他们的克格勃不行，我们的人也不行。”他好像是碰到了一个他拿手的话题，话匣子一打开就说个没完。“我在这儿顺便告诉你们，他们的克格勃，就我看来，是大大地被人误解了。就我从权威方面得到的消息，他们克格勃可是经常保护苏联最好的知识分子呢！” “我的天哪！你可千万不要说我们没有。”奥马拉说。 “还有，我绝对相信苏联当局的话，无论在任何时候，他们与西方国家交换科学知识时，他们总是稳赚不赔。”温特尔说话时，他的头一下子倒向我这边，一下子倒向奈德那边，活像是铁路信号灯，他的手掌心朝上，苦恼似的抵着他的大腿，“他们也有文化，不过不是你们那种将艺术和科学混为一谈的文化；而是那种完人的文艺复兴式梦想。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什么很有文化的人，我没有时间。但对有兴趣研究的人，他们的文化一直是在那儿的。当然，我也了解，有人并不赞同我的讲法；不过没关系，我所说的话中，有的只不过是恭维之辞罢了。” 讲到这儿，温特尔需要擤一擤鼻子了。为了擤鼻子，温特尔先把他的手帕摊开放在膝上，再用手指尖顶着它准备开始擤。奈德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赶紧开了口。 “呃，现在，我想是不是可以来看看你给弗克斯霍尔少校的那几个苏联科学家名字。”他说着，把我手中握着的那一束文件拿了过去。 此刻，我们已经进展到来访的真正主题上了。房间里的四个人中，我想也只有温特尔还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为，我看见奥马拉那泛黄的眼珠子已经抬了起来，带着一种既忧郁又机敏的眼神研究着奈德的脸。 奈德一张一张像发牌似的翻着那束文件。在文件上，他已用绿笔先把名字圈了出来。这些人当中，有两人已经知道是过世的了，另有一人目前被整肃。他在测试温特尔的记忆力，预先提示他哪一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塞吉？温特尔说。老天！对！就是塞吉！但是，他当时有另外一个名字呢？波普夫？波普维奇？对啦！是普洛托波普夫！塞吉·普洛托波普夫。他是燃油工程专家。 奈德耐心地诱导他，已经说出三个名字了，再来试试第四个。他引导着温特尔，再度唤起了他的回忆：“呃，再想一秒钟，想不出来再说不，也还不迟。真的记不得吗？好，我们再来试一试沙维列夫。” “又来了？” 短短时间内，我注意到温特尔像一般的英国人一样，对俄国人的姓氏并不怎么灵光，但是对于他们的名字倒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沙维列夫。”奈德重复道。我又再次看见奥马拉的目光盯着他。奈德盯着手中的文件，他的样子让人看来也许是有一些太过于随便。“对，就是沙维列夫。”他念着那份文件，“‘年轻，有理想，健谈，自称是人道主义者。他专攻粒子物理，是在列宁格勒长大的。’这是根据你对弗克斯霍尔所说的，是在许久许久以前说的。我漏掉了什么没有，比方你不输给他？沙维列夫？” 温特尔笑了，笑容中带着讶异。“那么，这的确是他的名字啰？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对我来说，他仍然是叶可夫，你知道吗？” “非常好，叶可夫·沙维列夫。你还记得他父亲或祖父的名字吗？” 温特尔摇了摇头，脸上仍然带着笑容。 “除了对他原始的描述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 我们必须等待。温特尔对时间的观念和我们的不一样。并且，看了他一脸不自然的笑容，我们也知道他的幽默感也和我们不同。 “叶可夫是个极其敏感的人。我们不敢在全体会议上问他问题，而得在会议完后，有点仓促地扯扯衣袖引他注意，才问：‘对不起，先生，能否请教你一点问题？’记住！得是个好问题。他们也说，他是个非常有素养的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方式。我听说他在诗朗诵会上大出风头呢，而他的确是有一套。” 温特尔的声音渐渐变小了，我怕他是想要杜撰了。有些人没什么话可讲，但还是想让你继续不停地听他讲下去，就经常会这么做。还好，他只是回到他的记忆里去搜寻搜寻；或者，他只是想用他的手指敲一敲脑袋，把他那尘封已久的记忆给唤回来。 “叶可夫总是在人群之间游荡来游荡去。”他说，脸上还带着那种充满优越感的笑容，令人生厌，“他总是窝在一张椅子边上，很热心地听人家讨论。他的父亲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我不知道是什么。他们说他父亲也是一个科学家，但是后来被枪决了。他们杀人就像杀蚂蚁一样。有一大堆的科学家就是这样被他们杀了，不是吗？我在报纸上读到的。即或他们没有被杀害，也会被关在监牢里了。他们最好的飞机都是像图波列夫、彼特里亚可夫、科罗廖夫这些最伟大的航空技术明星在监牢里设计出来的。雷姆辛是在监牢里研究出一种热引擎用的锅炉。他们最原始的火箭研究计划也是在监牢里面完成的，是由科罗廖夫主持的。” “老兄，讲得好。”奥马拉说。他又感到不耐烦了。 “给我这一块石头。”温特尔继续说道。 我看到他的那只手，手心向上，再一次放到他的膝盖上，握着那块想像中的礼物打开又闭上。 “石头？”奈德问道，“叶可夫给你的？你说的是摇滚乐吧？不，不是，你说的是一种地质学的样品吧！” “当我们这些西方人离开了阿卡丹，”温特尔又重新开始说了，就好像为我们和为他自己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了。说真格的，如果你们曾在最后一天看到我们那一群人的样子，你就会相信我讲的话了。我们让那些俄国籍的主人哭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们把我们又抱又吻，鲜花塞满了整辆车，即使是卡洛教授也哭得涕泪纵横。我们这些西方人把我们所有的物品都卸了下来，包括书本、纸张、钢笔、手表、刮胡刀、牙膏，甚至我们的牙刷等等都给了他们。如果我们带着唱片的话，我们也会给他们的；此外，不用的内衣裤、领带、鞋子、衬衫、袜子，除了那些我们还需要用来让自己回家时像个样儿的行头以外，都全数给了他们。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不约而同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事先讨论过，也没有想过要这么做。每个人都是出于自动自发的。当然，有的人给的要比别人多一些，特别是那些美国人，他们比较冲动些。我听说一个人为了带一个想出国想得要死的女孩出去，跟她行了名义上的婚礼。我没有，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是一个爱国的人。” “但是你也把你的一些好东西给了叶可夫。”奈德一边假装着在日记本子上很费劲地写着，一边说。 “我开始是，是的。我那么做，就像是在公园里把我的宝物拿出来喂小鸟一样。你选了一只没东西吃的小鸟，尽量让他吃得胖一些。此外，我不得不给年轻的叶可夫，他太热情了。” 他的手已经僵硬了，手中空无一物，手指尖正努力想并拢起来。另一只手举到眉毛上，掐了一下肉。 “‘这个给你，叶可夫。’我说，‘抢得慢的人总是会吃亏的。你太害羞了，对自己的健康不好。’那个时候，我有一只刮胡刀，还有电池、变压器，都装在一个质料好的携带盒里。但是他似乎不是那么愿意拿。他把它放在一边，继续不断地讲着。然后，我才了解他要给我一样东西。就是这块石头，是用报纸包起来的。当然，包得并不漂亮。‘这是我国国土的一部分，我把它送给你，谢谢你的演说。’他说。他要我去爱它好的一面，不管有时从它外表上看来是多么的不好。他说一口漂亮的英语，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都没他说得好。说实在的，如果你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真是有点惭愧。我把这块石头保存了好几年，一直到我太太有一年做春季大扫除时才把它丢掉。我有时会想找个时间写信给他，但一直都没写。他有一副傲人的样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我们都认为科学能够统治这个世界，我想现在就是这样了，虽然我确信它统治的方式不对。” “他有没有写过信给你？” 温特尔想了这个问题想了好一段时间才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是不是？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会有什么邮件被卡在半途到不了目的地，或者是被谁卡住的。” 我从公文包里拿了一叠照片递给奈德。奈德在奥马拉的注视之下将它递给了温特尔。温特尔一张一张地看了过去，突然间，他大声呼叫了出来。 “就是他！叶可夫！这就是给我石头的那个人。”他把那张照片递给了奈德，说，“你自己看，看他那对眼睛！你能说他不是一个专会做梦的人吗？” 这张照片是从一九五四年一月五日的列宁格勒晚报上剪下来的，再经过照片组处理之后恢复面貌的。这张照片上，叶可夫·叶弗瑞莫维奇·沙维列夫是一个才不过十几岁的天才。 还有其他的名字。温特尔在奈德的引导下费力地想着。他故意布下一些假的线索来混淆他的思路，一直到他确定沙维列夫在温特尔心目中的意义与其他的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为止。 奥马拉手拿着杯子送我们出去到停车的地方。沿途他说：“你们实在是够聪明的，居然把王牌都掌握住了。上次我听见沙维列夫的时候，他还在他们最黑暗的哈萨克主持一个试验场。他那时梦想能有法子在机密绝对不外泄的情况下，研究他们自己的一套遥测系统。他现在做些什么？想把那个地方卖掉吗？” 我很少像现在这样喜欢我的工作，但是我们的会面地点以及那一处地方让我实在不好过，奥马拉则让我加倍地不好过。而我更是不常在抓住一个人的臂膀之后，又缩回我的手。 “我想你应该已经签过官方秘密文件了吧？”我尽可能小声地问他道。 “事实上，我早就签了那份鬼文件。”奥马拉说道。 “那么，你知道所有由官方提供给你的消息，以及你对这些消息所产生的任何想法，都永远是大英帝国的财产。”我又一次曲解了法律；但是，没关系，我马上又让他宽了心，“所以，如果你喜欢这儿的工作，希望有一天能获得升迁、退休之后还有一份养老金的话，那么我就建议你从此将今天会面，和我们方才所谈论的所有名字都给忘掉。谢谢你的美酒，再见。” 回程的路上，奈德将蓝鸟的身份已经获得证实的消息，借着电话以暗语通知了苏俄司之后，就再度保持沉默。不过，当我们回到维利多亚街的时候，他又突然决定不放我回去。“你还是留在这边。”他命令道，并且要我先他一步走进地下室。 一进入状况室，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幅欢乐的场面。在正中间的是沃尔特，他的姿势就像是一位艺术家，站在一块和他一般大小的白板面前，用彩色蜡笔在上面写着沙维列夫一生中的点点滴滴。就算他身上再加披一袭罩衫，头顶再加戴一顶宽边帽，也不会比现在看来更为潇洒了。再看他一眼，我不禁回想起那天早上心中升起的一股令我毛骨悚然的忧虑。 在他周围，我是说在他的身后（因为那块白板是钉在墙上时钟的正下方），站着布拉克、鲍勃和我们管密码的职员杰克，以及奈德的女助手艾玛，和一位名叫佩德的在苏俄司档案室担任要职的女职员。他们手中拿着香槟，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含意不同的笑容。不过，鲍勃的笑意中，看得出一些愁绪，似乎他心中压抑着一种说不出的苦楚。 “一个孤独的决策人物，”正在用朗诵方式演讲的沃尔特，听到我们下来之后，停顿了一下，但是并没有转过身来，“一位年过半百的成功者，努力抖落中年生命的障碍，心中想着自己已行将入木，而此生仍一无所成，其实，我们之中谁又不是如此呢？” 他退后了一步，然后又突然向前，用粉笔写下一个日期。然后，他就拿起香槟酒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我突然觉得他实在是有点恐怖，好像在死人脸上化妆。 “自从他成人之后，他就生活在他们的秘密中心，对外隔绝。”他继续肆无忌惮地讲着，“但是他保持缄默，作着自己的决定，愿上帝祝福他。他气历史，历史却有可能把他给杀了。”他又为了一个日期，和“奥林匹克”这个词，继续说道，“他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如果生得早一点，他就会被送去洗脑；如果生得晚一些，他就只能找一个狗屁差事糊口而已。” 他又喝了一口酒，仍然是背对我们。我看了看鲍勃，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仍是若有所思地瞪着地板。我又瞥了一下奈德，他的眼睛望着沃尔特，但是他的面部毫无表情。我又看了看沃尔特，发现他的急迫呼吸声中带着挑衅的意味。 “他是我发明的，的确是，”沃尔特宣布，似乎对于四周惊慌景象浑然不觉。“我好几年前就预测到他会这么做了。”他又写了“父被处死”这几个词。“即使在他们征召他之后，他这只可怜的羔羊还是尽力地做好。他没有偷偷摸摸，也不愤世嫉俗。他心中存着疑问，但是就一个科学家来说，他是一个好军人。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觉醒了，而且觉悟到自己的天才居然是浪费在无可救药的一班人身上，而且还把这个世界带到了毁灭的边缘。”汗珠从他的太阳穴上流了下来，他用笔狠狠地在白板上写着：“在哈萨克的一〇九试验场罗格夫手下工作。他已经迈入了苏联八十年代的男性更年期革命，但是自己还不知道。他听过苏联一切的谎言，他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经历过赫鲁晓夫短暂的光明时期和勃列日涅夫长期的黑暗期。但他还是不死心，还想在他有生之年让自己的文章传之于世。而新的口号仍在他耳边响着：从高层开始改头换面，开放、改革、勇气、重建。他甚至还想过要变节。” 虽然他有点儿气喘了，但他的手还是飞快地写着“遥测精确度”，“他们会在哪儿登陆？”他咬文嚼字，不断地喘着气说着，“这么多的飞弹瞄准了这么多的目标发射，会有多少枚命中？什么时候会命中？皮肤的扩张性及温度是多少？地心引力是做什么用的？这些都是关键性的问题，而蓝鸟知道答案。他知道，因为他是管飞弹发射通讯的人。他能让美国人听不到，这就是他的技术。因为他发明了干扰系统，可以避开美国在土耳其和中国大陆的超级监听装置。远在罗格夫一手遮天，在莫斯科蒙骗他的主子以前，他就已经对所有事情的真相了如指掌了。根据蓝鸟的说法，逢迎拍马正是罗格夫的专长。他说：‘维塔利·罗格夫教授是一个专门舔人屁股的马屁精。’他在笔记本里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一点儿也没有言过其实，罗格夫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逢迎拍马、见利忘义、一点儿骨气也没有的马屁精，一个为了达成目标、换取奖章、赢得特权而不择手段的小人。他的这番话可以让我们想起什么人？当然不是我们亲爱的克莱福。所以蓝鸟打破了禁忌，他向卡佳道出了他的痛苦，而卡佳对他说：‘不要只是坐在这儿啜泣，要起而力行。’老天啊！就这么的，他果真就做了。凡是他能做的，他都写给了我们。皇冠上的珠珍加倍了又再加倍。原先是要用来规避敌人的设备，这下子反而成为助敌的工具。‘遥测’是用明码，回溯式解码可帮助我们把它查出来。如假包换的真实情报，在他还没有粉饰去欺哄莫斯科那些狗屁官员以前，他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们。好，干得好，他这个傻瓜，但，谁又不是呢？谁又比他强了？”他把杯中剩酒一口气喝完了。我看到他的脸涨成了深红色，显出了他的痛苦、羞涩和愤慨。他把手中的酒杯往我手上一推，同我说道：“生活就是这样，一团糟。”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他越过我走上了楼梯。我们听到他开了门，然后反手把门重重地一关，就走到街上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对克莱福发了火。他对我解释道：“沃尔特是一个负担。对我们来说，他可能只是稍微异常了点，但是对其他人，他……”说到这儿，他突然停顿了一下，改换了口气说道，“我已经把他交给训练部门。”说到这里，他又恢复了那种漠然的态度，“他惹火了那边的人。” 他的意思是指大西洋对岸的人。 如此，沃尔特，优秀的沃尔特，就这么失踪了。而我也猜对了，我们从此就没有再见到那些摩门教徒，克莱福也绝口不提他们了。他们只是兰利的信差，还是他们到此作裁决，并且坚持要求执行他们要求的惩罚呢？他们是兰利派来的呢，还是奈德对着克莱福抱怨蓝鸟分发的表那件事情的时候，极力反对的那些团体里面的一个呢？或者，他们是奈德恨之入骨的那种人，那种专门对付犯人的精神科医生呢？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制造出来的效果可是让整个苏俄司都感受到了。而沃尔特的消失，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挨了我们最好的盟友的一记冷枪。鲍勃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为此还很不好意思。即使是面貌坚如铁石的庄尼也表现得局促不安。 “我要你更接近这次的作业核心。”奈德告诉我。 似乎，大家对沃尔特的失踪都感到怅然若失。 当我和汉娜一道走路时，她对我说：“你看起来又坐立难安了！” 是午饭的时候。她的办公室距离摄政公园很近。天气暖和时，我们会在那儿一起吃三明治。有时候我们甚至一起逛动物园。还有些时候她把那个癌症研究所关了起来。我们上床去了。 我问到她的先生德瑞克。我们之间很少谈到他。我问她德瑞克还有没有再发过脾气？他有没有再打过她？有时，当我们整日都泡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是德瑞克促使我们在一起的。但是今天，她并不想谈德瑞克。她想知道我为什么心情不好。 “他们解雇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我说，“其实，并不是把他给解雇掉，而是把他打入冷宫了。” “他做了什么错事？” “没有什么。他们只是决定以后不想再见到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高兴。他们为了满足一些要求，收回了对他的忍耐。” 她想了一想，说：“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还是积习未改？”她的语气暗示着像我一样，不，是像我们一样。 我为什么老是回去找她，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是去探访犯罪的现场吗，还是第一千次回头寻求她的饶恕呢？或者，我之所以会去找她，就像是重游我们的母校一样，为的只是要去回忆我们年轻时在那儿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汉娜仍然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这一点很值得安慰。当然她的头发逐渐灰白，身材也逐渐发胖。当她回眸一笑的时候，我看到她那勇敢而又脆弱的笑容，就跟二十年前一样。我告诉自己她终究是没有被我毁掉：“她还好得很。”看看她，她不是正在笑，而且也毫发无损吗？是德瑞克作践她，不是你。 但是我也不敢确定，一点儿都不确定。 那面曾让在克里姆林宫城垛上观望巡视的斯大林怒气难消的大英帝国国旗，正无精打采地飘扬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院中。在它后面的那栋奶油色宫殿，就像是一个等待被人切开的结婚蛋糕，那一条河流温顺地流淌着，清晨的大雨打在它油滑的背上。在那两扇铁门旁，两位苏联警察正在检查巴雷的护照。雨打在护照的油墨上。年轻的那一位抄着他的姓名；年长的那一位则看着他的照片，比对着他落魄的身形。巴雷身穿一件棕色雨衣。他湿透了的头发黏在他的头皮上，看起来比他正常的身高要稍嫌矮一些。 “说老实话，这是什么天气嘛！”穿着一身格子花呢褶裙，等在大厅里的女孩喊叫着说，“哈啰，我是费莉希蒂。你就是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是吗？经济参事正等着你呢！” “我原先以为你们那些管经济事务的先生小姐们都在另一栋大楼上班呢！” “噢！你说的是商务人员，他们和经济人员是两码事。” 巴雷跟在她摇摇摆摆的发辫后头上了一座古老的楼梯。每次他进入英国政府的办公大厦，总是有种走错路的感觉，今天这种感觉更是强烈到了极点。来自汉普斯德当地的文件递送员吹着走调的口哨。送牛奶的车子在地板上摇摇晃晃地拖行着，发出咕隆咕隆的声音。时间是早晨八点，而英国的官场此时还没有正式苏醒过来。那位经济参事是一位留着一头银发，矮胖身材的苏格兰人。他的名字是奎格。 “布莱尔先生！久仰久仰！请坐！你喝茶还是咖啡？不过，它们的味道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正在想办法改进，也许要慢慢来，但也快了。” 他拿了巴雷的雨衣，把它挂在办公室里的一个衣架上。在桌子上方，一个装框的照片中，女王骑马的英姿点缀着整个房间。照片的侧边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的字句警告来客在这房间里讲话是不安全的。费莉希蒂端了茶和饼干进来。奎格谈话时显得精力充沛，似乎是等不及要把心里所知道的一股脑儿全告诉别人。他红润的脸上映出刮过胡子之后的光芒。 “噢，我听说你闪避全苏版权协会的那些盗匪，闪避得真是精彩极了！他们有没有谈些正经的？你和他们谈出些东西没有？还是他们只是给你些莫斯科的法兰绒？这边的工作，都是让人穷忙，连忙些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他们很少跟人交易，交易成功的东西更少。对他们来讲，所谓获利的动机，就跟勤劳一样，是压根儿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他们谈的永远都是些扯也扯不完的东家长西家短。我一再地说，这种无可救药的懒惰和无法达成的幻想放在一块儿，是永远做不出个什么像样的玩意儿来的。大使最近在他的书信中一再引用我的话。我们不用核发信用贷款给人家，也没有人来申请。我问你，以这种建立在懒散、部落意识和隐蔽失业率之下的经济，你让他们怎么可能有所收获？他们什么时候方可从这种桎梏中解脱出来？如果他们真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景象呢？要答案，只有上帝才知道。在我看来，这儿的书市就像是他们整个难处的一个小缩影，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不停地讲，一直到他似乎认为巴雷和那些麦克风都已经听够了为止。“呃，我们今天早上谈得真是愉快，我可以这么对你说，你已给了我很多可供我参考的东西。我们若失去这儿的消息来源，做起生意来就危机重重了。你想不想四处去看一看？” 他点了点头做命令状，然后就带头走过一个通道，走向一扇装有窥孔的门前。他们走近时，那扇门自动开了，走进去之后，又自动关上。 奎格是你的联络人，奈德已经对他说过了。他虽然很糟，但他会带你去见你的领导。 这个房间给巴雷的第一印象是一间黑暗的病房。再看一眼之后，他倒觉得这里像一间蒸气浴室，因为不但灯光是从地板的一角透射出来的，而且整个房间里还有一种松香味。之后不久他就断定这整个浴室是被悬挂在半空中，因为他觉察出脚底下有些摇晃。 他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渐渐地，眼睛能够看清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第一个人的后方墙上挂着一张海报，上面画着一个英国士兵，正在捍卫伦敦桥。第二个人的上方，画有一幅在英国铁路下方的温德米尔湖在暮色中消退的景象。 “干得好！巴雷。”坐在英国士兵下方的那位，操着一口像奈德一样稳重的英国口音大声地说道，“我叫派迪，是帕特里克的缩写。这位是赛伊，他是美国人。” “嗨！巴雷。”赛伊说。 “我们是驻在本地的传令使者。”派迪向他解释他们的身份，“当然我们能做的其实很少。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提供交通工具和人手。奈德特别要我们向你致意，克莱福也是一样。要不是他们在这儿已经是声名狼藉的话，他们也会来和我们一起干这种令人焦虑不安的工作。干我们这一行的随时都得面对危险。我看，危险就快要降临到我们头上了。” 他讲话的时候，那昏暗的灯光投射在他身上。他的肌肤多毛而柔软，粗粗的眉毛和分开两边的眼睛让人一看就感觉他是个玩命的人。赛伊的皮肤则显得光滑而细嫩，不但看起来是都市人的样子，而且年纪也比派迪年轻个十来岁。他们两人的四只手都搁在一张列宁格勒的街道地图上。派迪的衬衫袖口有些磨损了，赛伊身上穿的则是一件速干衬衫。 “顺便问你要不要继续？”派迪说着，好像在说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如果你要退出，那是你的权利，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退出吗？你怎么说？” “萨巴提尼会宰了我的。”巴雷喃喃说着。 “为什么？” “我是他的客人。他为我付账，为我安排节目。”说着说着，他就把手抬到额头上擦着，好像这样能够把脑子挤一挤，说出他该说的话来，“我该怎么对他说？我不能对他挥手拜拜，只说我要去列宁格勒，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会认为我是疯了。” “你就对他说是去列宁格勒，不是去伦敦呀？”派迪抱着和善的态度追问道。 “我还没有拿到签证呢！我已经到了莫斯科，我不必去列宁格勒。” “但就算是多管闲事吧！” 又是一段漫长的迟延时间。 “我需要跟他谈谈。”巴雷说，好像这就是他的解释一样。 “跟谁谈？萨巴提尼？” “歌德，我必须要去跟他谈谈。” 巴雷习惯性地用右手腕背擦了擦嘴，又瞧瞧手，好像是要看它有没有流血。然后喃喃地说道：“我不会欺骗他的。” “你即使欺骗他，也不会有什么不对。奈德要的是合伙，不是欺骗。” “我们也一样。”赛伊插嘴说。 “我是不会对他施诡计的。我要么就对他直说，要么就根本不说。” “奈德也不希望你对他使诈，”派迪说，“他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会给。” “我们也是。”赛伊说。 “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巴雷，你在美国的新贸易伙伴。”派迪看着摆在他面前的一份报告，重新换了一种口吻，“这家出版公司的主持人是一位亨西格先生，是吗？” “是的。”巴雷说。 “你见过他吗？” 巴雷摇摇头，畏缩地说：“只在合约上看过他的名字。” “你所知道有关于他的，难道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吗？” “我们在电话上谈过几次。奈德认为，应该让他们听到我们两个在大西洋的越洋电话上通通话，以作掩护。” “但是，除此以外，你脑子里面就再也没有对他的其他印象了，是吗？”派迪一直追问。他不怕被人视为迂腐，也要问个一清二楚，“对你来说，他不是个在某一方面蛮吸引人注意的人？”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有钱，并且在波士顿有公司的名字。在电话上听起来，他只是一个声音而已。这就是他给我的印象，仅此而已。” “那么，你和当地第三者的对话中，就拿你和萨巴提尼来讲吧，他们并没有把亨西格当做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人物啰？你并没有告诉他们说亨西格有胡子，或是装了一只义腿，或是在性生活上有什么样的怪癖等等。如果人家把他当做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一定会想到的某些特征？” 巴雷想了想这个问题，似乎是抓不着脑门儿。 “没有吗？”派迪问道。 “没有。”巴雷说，再次笨笨地摇了摇头。 “所以，假设有一个情况发生了，”派迪说，“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的亨西格先生是既年轻，又富精力，有冲劲，现在正陪着他的太太在欧洲度假。现在是度假的季节。他们此刻正在赫尔辛基的马斯基旅馆。听说过马斯基旅馆吗？” “我曾经在那儿喝过酒。”巴雷说，他说这句话的样子就好像是羞于启齿。 “亨西格先生也像所有任性冲动的美国人一样，现在正带着太太朝列宁格勒而去。我想，是冲着你去的？是不是呀，赛伊？” 赛伊开颜而笑，满怀好意。他的脸很尖，一旦说起话来就露出一脸生动的聪明样。 “亨西格夫妇要雇请导游来个三日游，巴雷。他们在芬兰的边界申请护照、导游和巴士，整个巴士有九码长。他们是直来直往的正派人物。这儿是苏联，而他们是第一次来。对在波士顿的人而言，‘开放政策’算是挺新鲜的事儿。他已在你身上投资，当他知道你在莫斯科不停地花钱，于是要你放下一切，尽速赶往列宁格勒，带着他的钱袋并且向他报告事情的进程。对年轻的大亨来讲，这是正常的作业程序。你瞧见问题没有？在哪些方面，没有为你设想到？” 巴雷的头脑开始清醒了，视野也跟着头脑清晰了。 “不。挺好的。如果你们能让它奏效，我就能够。” “首先，英国时间的今天早晨，亨西格会从马斯基旅馆打电话给你，他听到你的答录机。他是从不对答录机说话的。”赛伊说，“一个小时之后，他拍电报到萨巴提尼那里给你，副本给了莫斯科英国大使馆的奎格，要求你这星期五到列宁格勒的埃佛诺卑斯卡亚旅馆，也就是欧洲旅馆和你见面。他的旅行团就留宿在那家旅馆。萨巴提尼接到这个电报之后也许会坐立不安，但由于你是在花亨西格的钱，所以我们预测萨巴提尼除了向市场的力量低头以外，也别无选择了。明白了吗？” “是的。”巴雷说。 派迪又继续说道：“如果他有常识的话，他就会帮助你把签证换了。如果他不高兴，维克娄可以随时找人帮你办好。依我们的看法，你实在不用觉得对萨巴提尼有太多的亏欠。你不用对萨巴提尼卑躬屈膝或抱歉连连。你应该痛快点，告诉他说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亨西格的家庭是名门望族。”赛伊说，“他是一位很好的公务员，他的太太也是。” 他突然停顿了下来。 巴雷好像是一个仲裁者，一下子看到了一个犯规的人，忙不迭地把手臂伸了出来，指着派迪。 “等一会儿，你们两位！不管他们两位有多么好，如果他们一天到晚都被锁在一辆游览车上在列宁格勒四处游玩，那又有什么用呢？” 派迪立即从刚才的错愕当中恢复过来，说道：“赛伊，你告诉他。” “巴雷，在他们星期四晚上到达欧洲旅馆时，亨西格太太就会取消许多参观列宁格勒的机会。亨西格先生也不会出游，因为他心爱的太太正因玉体欠佳而卧床不起呢！他会和她一起待在旅馆里，绝无问题。” 派迪把那一盏灯和电瓶放到列宁格勒的地图旁边。卡佳给的三个地点都已被红笔圈了出来。 巴雷快到傍晚时才打电话给卡佳，大约是在他算计好她会把她的回形针藏起来的时候。他已经睡过午觉，并且喝了几杯威士忌提神。但是当他开始讲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太大了，于是把声音放低了下来。 “呃，哈啰！你顺利到家了吧？”他说着，声音连自己都觉得陌生。“火车没有变成南瓜或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吧？” “谢谢你，那不是问题。” “好，太好了，我打电话来只是问问，真的。并且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这么美好的夜晚。还有，我要暂时跟你道别了。” “也谢谢你，昨晚真的是很有收获。”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碰面，你明白吧？我必须赶着去列宁格勒一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必须改变原先的计划。” 一阵冗长的沉默。“那么你就必须坐下来。”她说。 巴雷觉得奇怪，不知他们两人当中是谁的神经出了毛病。“为什么？” “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在准备出远门的时候，先要坐下来。你现在坐着吗？” 他可以听得出她愉快的声音，他也感受到了那份快乐。 “其实，我正躺着，这样可以吗？” “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出远门躺着的。你必须坐在你的行李上或是一张椅子上，稍微叹一口气，然后在你的胸口画一个十字。不过，我想躺着也有相同的效力。” “说的是。” “你会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来吗？” “这一趟不会。我想我会直接从那儿飞回学校去。” “学校？” “英国，这是我自己发明的笨话。” “那代表着什么？” “那代表着负担、不成熟、愚昧无知，都是英国人才有的通病。” “你有很多负担吗？” “一整箱。但是我已学会了把这些清理干净。我昨天对别人说我没有负担，结果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不说有？也许他们会更吃惊也不一定。” “是的，昨晚就是碰到了这个困难，对不对？我没有机会谈我自己。我们谈你，谈各年代的伟大诗人，谈戈尔巴乔夫，谈出版。但是我们遗漏了一个真正重要的话题——我。我会特别再来一趟，再来烦你。” “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觉得厌烦的。” “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能够带给你？” “你说什么？” “下次我再来的时候，你希望我带些什么给你？电动牙刷？纸发卷？还是简·奥斯丁的其他书？” 一阵沉默的等待。 “我希望你旅途愉快，巴雷。”她说。 和萨巴提尼吃的最后一次中饭，仿佛是个没有尸体的守灵过程。他们有十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全是男人，是在一家尚未完工的新旅馆楼上大厅中惟一的一群客人。侍者摆上食物后，又退到老远去了。萨巴提尼必须差人去找他们才行。没有酒，而且，除非萨巴提尼和巴雷挖空心思挤出一些话来，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沉默。餐厅里放着五十年代的唱片，音乐中有许多敲击声。 “可是我们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盛大的宴会，维克多要把他的萨克斯借给你，我的一位朋友自制了酒，答应送我们六瓶。还有一些疯狂画家和作家会来。所有的材料都已齐备，足足可以让我们痛快地玩上一整晚。而且你还可在周末休息恢复精力。告诉你那美国的波多马克浑蛋去下地狱吧！我们不喜欢你把他看得这么慎重。” “亚力克，我们的大亨就像你们的官员一样难缠。如果把他们得罪了，我们可有苦头吃了。你们也是一样。” 萨巴提尼笑容里既没热忱亦无宽恕，“我们甚至认为你会被一个莫斯科小美女给迷得魂不守舍。难道那个卡佳都无法把你留下吗？” “谁是卡佳？”巴雷正想着为什么天花板没有塌下来，却听到自己这么回答。 餐桌的四周引发了一阵嗡嗡的喧闹声。 “这是莫斯科，老兄。”萨巴提尼非常得意地提醒他，“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知识分子的圈圈是很小的。我们虽然都没钱，但是打当地的公用电话是免费的。你和卡佳·奥拉娃在一处餐馆卿卿我我地用餐，隔天早晨就会有至少十五个人知道这件事。” “那纯粹只是公事。”巴雷说。 “那你为什么不把维克娄先生带在身边？” “他太年轻了。”巴雷说。他这一说，引起在座的客人又是一阵笑闹。 开往列宁格勒的夜车在离午夜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要启动了。苏联的火车一向如此，好让那些官僚们能够把第二天的口粮都给算在旅程费内。一个包厢共有四个床位，巴雷和维克娄睡在位于下面的两个床位。后来，来了一位金发的胖女人，她坚持和巴雷对换床位。睡在第四床的那个人一看就知道很有钱。他不常说话，但英语说得很典雅，带着一股忧郁的气息。他起先穿着一套律师式样的黑色西装，继而换上一件可以给小丑当戏服的宽条纹睡衣。不过他的心情始终没有开朗起来，好和他穿的睡衣相称。大家看来都相安无事时，事情又来了。那个女的说，除非同一包厢的三个男士都跑到外头去，否则她连帽子都不脱。三人拗不过这女的，只好从命。不过，当她从走廊召回这三人后，再拿出她在家中烤好的糕饼招待他们以报答他们的殷勤表现时，大家又都笑了。她看着巴雷倒酒，觉得非常稀奇，所以又逼着大家享用她做的香肠，并且不止一次地为撒切尔夫人的健康举杯。 “你是打哪儿来的？”大家一切就绪之后，那位面带哀愁的人隔着中间的走道问巴雷。 “伦敦。”巴雷说。 “是从英国的伦敦，不是从月球，也非从星球来的，而是从英国的伦敦来的。”那位哀愁的人替巴雷证实道。说完话之后，一转头便睡了。不过，就在几个小时之后，火车进站时，他又打开了话匣子。“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吗？”他问话的时候，甚至连弄清楚巴雷是否清醒了都不愿意呢！ “我想我不太清楚。” “如果安娜·卡列尼娜今晚和我们在一起，并且和我们谈她的事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她抛弃那位挑剔再三的沃仑斯基的所在。” “真的吗？”巴雷一头雾水地说。他的威士忌已经喝完，但是那位仁兄还有乔治亚白兰地。 “这里以前是沼泽，现在也还是。”那位哀愁的人说，“如果你要研究苏联的毛病，那你就得住在苏联的沼泽中。” 他指的就是列宁格勒。 10 那一栋栋豪华宅第头上的天空，笼罩着一片片像棉花，又像羊毛似的厚云，让这些浓妆艳抹的漂亮府邸平添一层浓厚的阴凄。公园中有人在放着夏日音乐，但夏日的光景却早已跑到那浓密的云层后头去了，只剩下一抹雾气，在带有威尼斯风格的水道上游移不去。巴雷走着。他每次到列宁格勒，都会产生一种感觉，就好像是走在别的城市一样，现在是布拉格，现在又到了维也纳，现在又到了巴黎，也许还有些许摄政公园的味道呢！就他所知，没有别的都市像列宁格勒一样，把她的羞耻隐藏在这么多张甜美的面具后面，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她一样，会以她的笑容向你发出这么多惹人厌的问题。是谁在那门庭深锁的虚假教堂里做礼拜？他们敬拜的是谁的上帝？有多少具尸体曾经填塞了这些优美的运河？又有多少具尸体冻结成冰，浮在水面，流入大海？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像这座城市一样，用多得让人数不清的野蛮来装点她那美丽的纪念碑？即使是街上的人群，虽然讲话讲得慢条斯理的，行为亦端庄而保守，彼此交谈的时候还是难掩虚伪。巴雷走马观花，似乎与一般的游客并无两样，但骨子里，他却像所有干间谍的一样，在心里面倒数计时，巴雷觉得自己也与他们一样虚伪了。 他已经和那位从美国来的大亨（也许不是大亨）握过了手，还慰问了他正在病中的太太。这位太太其实也并没有生病，而且，大概也不是他的太太。 他也指派一位并非他部属的部属，去为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紧急事件进行救援工作。 他正等着与一位其实不是作者的作者约会。这位不是作者的作者其实正等着要在一个城市里殉道，而在这个城市里，殉道是不值钱的，无论你是站着排队等或是抢在别人前头越过关卡，都不需花你一分钱。 他已经是害怕到麻木的阶段了。连续四天，他都酒醉到深夜。 他终于变成了列宁格勒的一分子。 走着走着，他猛然意识到自己脚下所站的是涅夫斯基大街15，他知道要找的地方是一个诨名叫西贡的自助餐馆，一个诗人、卖药的和投机客聚集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让大学教授的女儿来的。“你父亲是对的，那个政权总是会赢的。”他脑海里浮现出卡佳叙述叶可夫对她讲的话。 他身上带了一张街道地图，那是派迪给他的礼物。地图用德文作注，另外还加了多种语文的解释。赛伊则给了他一本《罪与罚》。那是一本烂得透顶的企鹅平装书，翻译奇差，差到让巴雷倒足了胃口。他已经把这两样东西都放到一个塑料手提袋里。这是维克娄坚持的，它不像其他普通的袋子，而是个显眼的袋子，它上面有着像怪物一样的美国香烟广告，五百码以外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似乎他生命中的惟一任务就是尾随拉斯科尔尼科夫16。在他命中注定的旅程中去暗杀那一位老妪，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正寻找一个通往格里鲍耶陀夫运河的中庭。铁门开启之后，就看得见它，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在那儿为人遮阴。他漫步似的晃了进去，眼睛斜视着他的企鹅小书，然后小心翼翼地看着那扇污秽的窗户，好像他已料到窗户里面那些典当商的血会从那已经泛黄的油漆中渗出来一样。只有偶尔几次，他转眼看了看不远处英国上层社会的一些禁区，以及禁区里面的一些外来事物，如过往行人，或只经过那儿却没做什么的人们，或是那一扇大门，通往只有当地极少数人才知道的普列汉诺娃街。这极少数人，根据派迪的说法，包括那些年轻时在列宁格勒机械及光学研究所读书的科学家。但是，巴雷穷目所见的那些人，却看不出有回头的迹象。 他已经开始气喘了。一种反胃的感觉像是气袋一样灌满他的胸膛。他到那扇门前并打开它，走过一个穿堂，爬上了短短的几级楼梯走到街上去，他看了看左右两边，再比较了一下街道左右两旁景色的差异，而维克娄那只可恶的麦克风正顶着他的背。之后又折回，慢步走过中庭，回到那株树下。现在，他又回到了运河旁边，坐在一个板凳上，把街道地图摊了开来。十分钟，派迪曾经说过，并递给他一只运动的秒表，来取代他那只已经不可靠的传家之宝。十分钟过去了，那么这次会面不成了。 “你迷路了吗？”一位面色苍白的人问他道。这个人很老，老得不够格做童子军了。他戴着意大利赛车手所戴的那种眼镜，脚下穿着耐克运动鞋。他的苏联英语有一种美国腔。 “我差点走迷了路，老兄，谢谢你。”巴雷礼貌地说，“我就是喜欢这样乱逛。” “你要卖什么给我吗？香烟？酒？还是钢笔？你要交换毒品、现款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 “谢谢你，但我很好，什么都不要。”巴雷回答道。他把自己放松了下来，说话也跟着就没那么快，“如果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我会更好的。” “你可要见一见各国人士吗？包括姑娘。我可以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苏联，别人可是想看都看不到哟！” “老兄，跟你说实话吧！我不相信你这种人会知道真正的苏联是什么样子。”巴雷说，又回头去看他的地图，那个人慢吞吞地走开了。 派迪已经告诉过他，在星期五即使最伟大的科学家都不免从俗一番。他们会把一个星期的工作给结束掉，喝个烂醉。在未来的三天，他们都会长醉不醒。他们会拿自己研究的成果彼此炫耀，交换心得。他们在列宁格勒有的是人会招待他们。招待他们的人会为他们准备很丰盛的大餐，让他们逍遥自在，达到忘我的地步。如果你的朋友真要见你，这是他能够脱身的第一个机会。 我的朋友，我那位拉斯科尔尼科夫朋友。不是他的朋友，是我的。如果我放得开的话。 这一个约会的时间已经过了，还有两个可去。 巴雷站了起来，揉了揉背。他在心里盘算着，还有时间去继续他未完成的列宁格勒文学之旅。再度经过涅夫斯基大街，他看到那些风霜满面的顾客。他在心里面默祷，希望他们把他当做同种人：“我是你们中间的一分子！我分担了你们的惶惑！接纳我！把我藏起来吧！不要再看我！”他镇定一下情绪，看看四周，看起来很痴呆，傻乎乎的样子。 他的后方是喀山天主教堂，前面则是一家书局，这是像巴雷这样的好出版商所流连忘返的地方。巴雷从窗口看进去，然后再往上看到它头顶上那个残破的尖塔，和令人恶心的圆球体。但是他并没有待太久，因为他怕万一被楼上编辑室里的什么人给认出来。他走进西利亚波娃街，并且进了一家在列宁格勒这个地区算是较大的百货店。店里摆设的尽是些“二战”时期的英国时装和这个时节派不上用场的毛皮帽子。他大大方方地进了入口处，中指上吊着手提袋，把地图摊开作掩护。 不要在这里，他想。看在老天的份上，千万不要在这儿。找一个隐秘性好的地方吧！拜托！歌德。 “如果他选的是商店，就是算好了要和你在公开场合见面，”派迪说，“他一定会伸出双手，并且对你喊着：‘斯科特·布莱尔，不会是你吧？’” 第二个十分钟里，巴雷的脑子里空无一物。他先是瞪着地图，接着又把头抬了起来，瞪着天花板。他盯着姑娘看，而在列宁格勒夏季里的一些姑娘也回敬了他的眼神。但是她们那机警的目光并没有使他更为放心。他又把头埋到地图里去了。汗，像弹珠一样地滚过他的肋骨。他幻想身上的那只麦克风会短路。他又再度清了一下喉咙，因为他怕他会说不出话来。但是当他试着要润湿一下嘴唇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舌头已经软了。 十分钟到了，他又等了十分钟，因为他认为这是他亏欠人家的，欠卡佳、欠歌德，还有欠他自己。他把地图折了起来，但是折的方法不对，好在他也并非要折得多好。他把地图塞到那个华而不实的塑料袋里。他重新返回人潮当中，结果发现，他已能像别人一样地走路——不会突然脚步踉跄，不会筋骨突然噼啪断裂，倒栽葱似的跌在柏油路上。 他沿着涅夫斯基大街逛了回去，到达安尼克大桥，找到斯莫尔尼的七路无轨电车，要在列宁格勒的众间谍们会合之前，赶往那儿赴第三次的约会。 两个身穿牛仔裤的男孩在他前面等公交车。在他后方，还排有三个包头巾的妇女。电车来了，男孩们跳了上去，他也跟在他们后头上了车。那两个男孩大声地说着话。有一位老人站了起来让其中的一位妇女坐下。巴雷脚下一个不稳，几乎滑倒。他心里想：我们是善良的一群人。如果能够就这样整天待在一块儿，彼此作伴，那该有多好。一个小男孩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不知道在问他什么事情。巴雷灵感一来，突然把袖子卷了起来，把派迪送给他的腕表展示给他看。那个男孩研究了一下，嘴里发出愤怒的吐气声。电车叮当一声，停了下来。 他一定逃避了，当巴雷进入公园时为求安心这样想着。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头来。他倒畏缩了，但是，谁能怪他呢？ 但是，就在此时，他看到他了。歌德！卡佳口里那个伟大的歌德，伟大的思想家和情圣。在你走入碎石路的时候，他会坐在你左边的第三张板凳上。一个虚无主义者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事情的。 歌德正在读报纸。他看起来很清醒，但身高好像仅及他原来的一半。不过，他当然还是穿着他那套黑色西装。在看到眼前的歌德竟是这种朴实平常的样子之后，巴雷原先消沉的心又开始跃动起来。那一位伟大诗人的阴影消失了。他曾经平滑的脸上现在也刻下了岁月的痕迹。在这位蓄着胡子、坐在公园板凳上呼吸新鲜空气的俄国人脸上，是看不到活泼两个字的。 但歌德浑然未觉，他坐在一圈好战的苏俄圣人的包围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铜像正一言不发地把他们的阴郁之色逼射在他身上。 就在这个一切似乎是极其平常的当儿，巴雷突然想起了“斯摩拉”这个词。它的意思是焦油。在斯莫尔尼这个地方，彼得大帝曾为俄国第一批海军储存了焦油。 坐在歌德身旁的那些人看起来都和歌德一样正常。这天的天气也许有些阴暗，但是刚露脸的太阳已经行了奇迹。因此，那些好市民们都不约而同地剥了衣服，男孩子们裸露上身，女孩子们则像一枝枝枯萎被扔掉的花朵。一些臃肿的女人穿着丝质胸罩趴卧在歌德前面的草坪上，听着收音机，嚼着三明治。他们的谈笑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有一条碎石子路通到那张凳子边。巴雷走上去，看着叠起的地图后面的一些事项。奈德曾经说过，在现场，在这行讨厌的行规进行之时，消息来源就是“主角”，由“主角”来决定要会面或是喊停。 巴雷距离他的“主角”有五十码之远，但是那条路就像用尺画线一样把他俩连在一块。他走路的速度是太快抑或太慢？一度，他差点和迎面而来的一对游客撞个正着，接着他差点被从后头赶上来的游客推到一旁。如果他没注意到你，你就再等五分钟，再试第二次，派迪这样跟他说过了。他的眼睛瞟过地图，看见歌德的头抬了起来，似乎是已察觉到他就在跟前。他看见歌德的两腮以及深陷的眼窝。然后，他把报纸折了起来，好像是在折露营的人所用的毛毯。他注意到歌德有些笨拙，与他的举止不太一致。他就像巴雷心中的倒计时，像瑞士城里的一个时钟，精准得有些过分：现在，我要抬起苍白的脸孔。现在，我要用白旗敲打十二下。现在，我要站起来，并且大踏步走开。报纸被折了起来。歌德把它放入口袋，带着一种老师的姿态看了看他的腕表。之后，他好像是某人发明的一个机械人，步入行人队伍，大步大步地向着河边走去。 现在，巴雷的步伐随着歌德移动了。他的猎物正向一列停放着的汽车走去，巴雷的眼睛和脑子一样地清醒，跟着他亦步亦趋，也到了那一列车子面前，又看他走到瓦河边，河水流得很快。河边的清风吹来，他的夹克立时鼓胀了起来。一艘汽船从河面上驶过，但是船上的游客鲜少有一丝愉快的表情。又有一艘运煤船驶了过去，从烟囱里冒出了黑黑的浓烟，映在摇曳的河面上煞是漂亮。歌德斜靠在栏杆上望着河水出神，好像是在计算着河水的流速。巴雷朝他走过去，眼睛瞟过他的地图快步地往前走。即使当歌德操着那口非常纯正的英语，也就是在皮里德尔基诺的阳台上让他惊醒的英语，他也没立时反应过来。 “先生，对不起！我想我们认识。” 但是巴雷起初并没理会他。因为这个声音太过紧张，带着极大的试探性。巴雷继续看着地图上的资料。他一定是个探子，巴雷对自己说。要不然，他若不是个卖假药的，也是一个拉皮条的。 “先生？”歌德重复道，就好像现在变成是他自己不能确定了。 在眼前这个陌生人一再地坚持之下，巴雷终于很不情愿地抬起了头。 “我想，你是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是从英国来的了不起的出版家。” 到了此刻，巴雷终于不能不承认眼前这人说的是对的。他佯装成怀疑的眼神迅速变成了说不出来的喜悦。于是他伸出了手。 “哦！我该死！”他小声地说，“感谢上苍。能在这儿再遇见你真是太好了。我们曾在那一次丢脸的文学聚会上相遇，而咱们俩是惟一清醒的人。你好吗？” “噢，我好得很。”歌德费力地想凝聚勇气，但听来非常的勉强。巴雷握住他的手，发现它满是汗水。“我不知道在列宁格勒还有什么时刻比现在更好的了，巴雷先生。多么可惜！我今天下午有一个约会。你能陪我走一段吗？我们可以交换些意见吗？”他的声调很不自然地低了下来。“能够不停地走动，是最安全的。”他解释道。 他已经抓住巴雷的臂膀，并且拖着他快速沿着堤坝走。他表现出的急迫，使得巴雷的脑子里不断地思考着对策。巴雷瞥见这个在他身旁走动的身影，他那苍白的双颊，那几乎把他拖垮了的痛苦、害怕和忧虑。他看见那担惊受怕的眼神，紧张地瞟着每一张过往行人的脸孔。他惟一的直觉是要保护他，为了歌德，也为了卡佳。 “如果我们能走上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一艘叫做阿芙乐尔的战舰。革命的发动，就是由它发射空炮弹开始的。但是下一次革命会从巴赫的几句简单的乐句发起。是时候了，你同意吗？” “不但如此，而且还没有指挥呢！”巴雷带着笑容说着。 “噢！也许由你吹奏的那些爵士乐发起呢！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你应当用萨克斯吹奏莱斯特·杨的曲子来宣布我们的革命，你读过李巴克夫新写的小说吗？被压抑了二十年，就可以写成一部经典之作？我想这是个饱受浩劫的时代。” “但是还没出英文版的呀。” “你读过我的没有？”那一只瘦细的手已经抓住他的臂膀了，而那咄咄逼人的声音也已经变成低声细语。 “就我所能理解的那一部分，我是读了。” “你认为如何？” “很勇敢。” “仅此而已吗？” “很有感情。就我所能了解的，好极了。” “我们在那一天的夜晚互相有了了解。那是奇迹？你知道我们俄国人说：‘一个渔夫总是会看到另一个在远方的渔夫的。’我们都是渔夫。我们必须以我们的真理去教育成千上万的人。” “也许我们有心要这么做。”巴雷怀着疑惑的口气说着。他觉得那瘦削的脸孔正看着四周转来转去，“我必须和你讨论一下，歌德，有一两个问题。”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的，我也是。谢谢你来列宁格勒。你打算什么时候出版它？必须要快。这儿的作家通常得等个三年五载才会看到他们的作品出版，即使他们不被关在牢里。但我等不及，苏联没有时间，我也没有。” 一列拖船驶近了，另一条两人划的轻型小舟也在河中泛起了一阵阵的涟漪。一对情侣在栏杆上拥抱。在教堂的阴影下，一个女人正摇晃着婴儿车，空着的一只手上拿着一本书在读。 “我在莫斯科的有声图书展没有现身，卡佳把你的手稿给了我的一个同行。”巴雷谨慎地说着。 “我知道。她必须要冒一次险。” “这件事你是知道的，但是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他回到伦敦之后找不到我，所以就把这些东西给了能够辨别这些东西价值的人，他们都是专家。” 歌德在惊讶中猛然回过了头，他的身躯立刻被恐惧的阴影所笼罩。“我不喜欢专家！”他说，“这些人是专门囚禁我们的。我对专家的藐视，胜过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你自己就是一个专家，不是吗？” “就是因此我才知道！专家全是无可救药的人。他们会解决问题，无论是哪个政权雇用他们，他们就服务于哪个政权。有了他们，这些政权才得以坚立不摧。若是有一天我们受酷刑，那么折磨我们的一定是那些专家。如果有一天我们被吊死，那么吊死我们的也一定是那些专家。你难道没有读过我写的东西吗？这个世界若是被毁灭，它不会毁在疯子手中，而是毁于那些充满理性的专家和那些超级无知的官僚手中。你出卖了我！” “没有人出卖你！”巴雷生气地说，“如果你要怪，也只能怪那些手稿到了不是你想要它去的地方。我们的官僚不像你们的官僚。他们读过它，也钦佩它，但是他们需要知道更多一些你的事。除非他们能够相信这些信息的来源可靠，否则他们是不会相信这些信息的。” “但是他们到底要不要出版它？” “首先他们必须要确定你并不是个骗子。而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你谈谈。” 歌德迈开步伐疾走，还一边拖着巴雷。他的眼睛望着前方，汗珠从太阳穴滚流而下。 “我是个附庸风雅的人，歌德。”巴雷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着他转开去的脸说着，“我对物理所知的仅止于《贝奥武夫》17、女孩以及温啤酒。太高深的物理，我是一无所知的。卡佳也是一样。如果你硬要走这条路，请你和专家去走，不要把我们扯进去。这就是我要来跟你说的事。” 他们越过一条通道，走进了另一处草坪。一群学童自动把队伍散开让他们通过。 “你来这儿就是要告诉我你拒绝出版啰？” “我怎能出版呢？”巴雷反驳着。此时，他又被歌德的绝望给激怒了。“即使我们能够把这个手稿弄出个样子来，我问你，卡佳怎么办？她是你的信差，记得吗？是她把苏联的国防秘密转给另一个国家的。而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不是在这儿可以用三两句玩笑话就可以带过去的。如果他们果真查出是你们两个人干的，当第一本书出现在书摊的那一天就会是她的死期。这种事情哪是我这个出版商下得了手的？你认为我可以回到伦敦，在那儿按一个钮，就让你们俩在这里消失掉？” 歌德在喘气了，但是他的眼睛也因而停止扫视人群，而盯在巴雷身上。 “听我说，”巴雷请求着，“请你暂且等一等。我了解，我的确了解。你有天才，但你的天才被错用了。你知道这个政权是坏到了极点，而你也渴望能洗涤你的灵魂。但你不是基督，也不是佩切林。你什么都不是。如果你要自杀，那是你的事，但你这么一做，会连她一起被杀掉的。如果你不在乎谁会被你杀死，那你也应该根本不在乎谁会因你而获得拯救。” 他们朝着一处可以野餐的地方走了过去。地上留着被锯下的大树树根，被当做桌椅使用。他们并排坐着，巴雷打开了他的地图。他们弯下身去，假装在研究它。歌德仍然想着巴雷的话，并且把他的话和自己的目的加以衡量。 “我只有现在，”他终于低声地解释道，“我是个没有明天的人。在过去，我们急迫地做，努力地干，为的是将来。但我们现在必须要为现在而做，并且一点差错也出不得。错过了今天就错过了一切。苏联的历史是不会给我们再来一次的机会的。在我们跳过了一个地狱之后，她绝不会再给我们机会踏出第二步。一旦失败，她就绝不会放过我们：另一个斯大林，另一个勃列日涅夫，另一次清算，另一次恐怖专制的冰河时代。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我就会是先锋，但若它停止开了倒车，那我就会变成另一个革命先烈。” “卡佳也会。”巴雷说。 歌德无法再稳住他的手指，就干脆让它们在地图上面游走。他看了看四周，继续说道：“我们现在是在列宁格勒，巴雷，这是革命的摇篮。没有人能够不先牺牲就获得胜利的。你说我们需要在人性上做一个实验。那么，当我正准备实践你所说的话时，你又为什么如此担惊害怕呢？” “你那天领会错了我的意思。我不是你想像的那种人。我只是会说说而已。你那天碰到我，碰巧我讲的话正中了你的心坎。” 歌德以令人惊吓的控制力张开了他的双手，双掌向下，覆盖在地图上。“你不必提醒我，对我说：人之所言，并不等于他之所行。”他说，“我们新一派的人谈开放，谈放弃用武，谈和平。所以，让他们去开放，去放弃用武，去谈和平。我们认为他们只不过是虚张声势。所以你要搞清楚，在此一时刻，他们是不可能让时钟逆着转的。”他站了起来，再也不能忍受桌子对他的限制了。 巴雷站在他身旁，说道：“歌德，看在上帝的份上，放轻松点。” “去他妈个轻松！就是轻松要人的命！”他又开始在踱步了，“我们像贼一样地把秘密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上，也并没有打破秘密的诅咒！看看，我是活在一个多么大的谎言里啊！而你居然叫我仍然保守秘密，这个谎言是怎么苟延残喘下来的？是凭谎言。我们伟大的梦想又是怎么会支离破碎成这一片片碎屑的？是因为你们要保密。你们用什么方法让自己人对你们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的？是靠保密，靠遮掩。如果你必须把我的作品先让你们的间谍过目，那就这么做吧！但是同时也把它出版出来，好吗？这是你答应过我的，而我也就这么地相信了你，我已经把一本笔记本放到你的手提袋里去了，里头包含着更多的故事。你们那些白痴要问我的诸多问题，这本笔记本中都有答案。” 他们走着，河上的微风吹走了巴雷脸上的热气。看到歌德发热的躯体，他隐约感受到歌德纯真的心灵，这似乎就是他愤怒的源泉。 “我希望你出版它的时候能加个封套，封套上只有字。”他说着，“不要放图，拜托。不要有煽情的设计。你听到我说的话吗？” “我们连书名都不知道呢！”巴雷反驳道。 “请你用我的本名发表吧！不要规避，不要用假名。用假名就等于是创造另一个秘密。” “我甚至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他们会知道的。以后卡佳会告诉你，还有我新写的那些内容，他们绝对会知道的。账不要记错。每隔六个月，把钱寄给需要用钱的人。这样，就没有人会说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歌德！”巴雷说。 “怎么啦？你害怕了？” “来英国吧！他们会把你偷渡出国。他们有的是办法。当你离开这里之后，你就可以尽情地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给全世界知道。我们会租亚伯特大厅给你使用。如果你还嫌不够，我们还会安排你上电视，上广播电台，只要你说得出的，我们都做得到。事情完了之后，他们会给你一张护照和金钱，你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澳洲。” 他们又停了下来。歌德听到了吗？他了解了吗？在他眨也不眨的眼睛里仍然看不出半点端倪。他的眼睛瞪着巴雷看，好像他是广大地平线上距离遥远的一个小点。 “我要的不是背叛我的国家！巴雷。我是俄国人，而即使我在这儿只有短暂的前途，但我的前途还是在这儿。你会不会为我出版？我极需要知道。” 巴雷在争取时间。他伸进夹克口袋，抽出那本赛伊给他的封面都已磨损不堪的小书。“我要给你这个，”他说，“这是一个纪念品，纪念我们的会面。他们要问你的问题就在这本书的内文中。另外，书里还有一个在芬兰的地址，你可以写信给他们；还有一个莫斯科的电话号码和一些指示，告诉你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应当说些什么。如果你要直接和他们做交易，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玩意儿可以给你，让你和他们的沟通更加容易。”他把书放在歌德张开的手掌上，而它也就一直待在那儿。 “你会不会出版我的书？会或不会？” “他们要知道如何才能联络到你。他们必须知道这一点。” “告诉他们找我的出版商就能找到我。” “把卡佳拉出这个漩涡之外，让那些间谍跟你联络，让卡佳置身事外吧！” 歌德的目光转到巴雷的西装上，并且逗留在那儿，好像他的西装有哪点让他看不顺眼。他悲伤的笑容就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你今天穿了身灰衣服，巴雷。我的父亲是被身穿灰色衣服的人送进了监狱。是灰色的人毁了我辉煌的事业。请你要格外注意，否则他们也会毁了你的。要我等着你出版我的书呢，还是另外找个有人格的人来做这件事？” 面对这个问题，巴雷几乎无法回答。他规避的机制已经失灵了。 “如果我能控制那些素材，并且能够把它变成一本书，我会出版的。”他答道。 “我是问你，会或不会？” 只要他要求的不过分，你什么都可以答应他，派迪已经说过。但是，什么样的要求才算不过分？“好，”他答道，“好的。” 歌德把那本书递还给巴雷，而巴雷在一片迷惘中，又把它收回，放入他的口袋。他们拥抱在一起，巴雷闻到他身上的汗味和变味的烟草味儿，并且再度感觉到他们在皮里德尔基诺道别时那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歌德刚才出其不意地抱住巴雷，现在又突然挣脱了他。歌德环顾了一下四周，似箭一样地转身朝着那个无轨电车的站牌跑过去。巴雷在目送他离去时，也注意到在那家自助餐馆外面的树阴下，有一对夫妇也同样地目送着他离去。 巴雷先是打了一个喷嚏，接着又重重地打了好几个喷嚏。然后，他的喷嚏一发不可收拾地打个不停。他走回公园，把头埋在手帕里，肩膀颤抖着，一边还继续打着喷嚏。 “为什么？斯科特！”亨西格一边抢着把欧洲旅馆最大一间卧室的房门关上，一边叫着。他的口气，就像是个非常忙碌的人，在等了许久之后所表现出的不耐烦。“斯科特，今天我们发现了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请进来。你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回来？给梅西打个招呼。” 他的年纪约有四十出头，很有活力且善解人意。他堆出一脸和善的表情，让巴雷一看就觉得温暖。他一边手腕上戴着一串象毛，另一边戴着一串金色的手环，腋窝部位的棉布衫上有着半月形的汗渍。维克娄出现在他身后，很快就把门合上了。 双人床上铺着橄榄色的床单，就位于房间的正中央，床上躺着亨西格太太。她三十五岁左右，娇小玲珑，没有化妆。散乱的发卷懒洋洋地垂在她的肩头上。一位身穿黑色西服、戴墨镜的人局促不安地徘徊在她的床前。一个医生出诊时用的医疗箱打开着放在床前。亨西格继续用做作的口气说话以应付房里的监听装置。 “斯科特，来见见美国在列宁格勒总领事馆的彼得·伯恩斯托福大夫。他是一位好大夫。我们都曾受益于他。梅西好得很快。维克娄先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家旅馆那些旅游的人，还有诊所都是他安排的。你今天进展得如何？” “好得很。”巴雷脱口而出，有一会儿差点说错已拟好的对白。 巴雷把那个手提袋往床上一丢，再从他的夹克口袋里拿出那本歌德拒绝收受的小说，照样掷了出去。他的手颤抖地脱掉夹克，再把那只麦克风装置从他衬衫上拔了下来，扔到袋子和书的地方。巴雷手伸到背部腰带上，维克娄想助他一臂之力，结果被他拒绝了。他把那个小录音机从他背上抽了出来，也甩到床上。梅西隐忍不住骂了一句“混账！”赶快把她的双腿移到床的另一边。巴雷走到了流理台，把威士忌从酒瓶倒入他的漱口杯里，一只手抱在胸前，像是被人射伤了。然后，他喝酒，一口接一口，忘却眼前完美无缺的套招。 亨西格的身材虽然壮硕，但行动却像猫一样轻盈。他抓住那只袋子，把里面的笔记本拿了出来，又把它递给了伯恩斯托福。伯恩斯托福把它塞到挤满药瓶和仪器的医药箱里，很快就神秘地看不见了。亨西格把那本小说也递给了他，也消失不见了。维克娄拿了那个录音带和装置，然后这两样东西也进了箱子。伯恩斯托福很快地把箱子盖上，紧接着就给病人开了份菜单：四十八小时之内不许吃固体食物，亨西格太太，如果你需要的话，那就喝杯茶，吃一片全麦面包也可以。不管你有没有觉得好一点，都要继续吃抗生素。他还没说完，亨西格先生就插嘴进来。 “大夫，如果你到波士顿的话，假设你有任何需要，我是说任何需要，这儿是我的名片，你留着……” 漱口杯还拿在手上，巴雷站在盥洗盆前，怒目注视着镜中的自己，此时那个乐善好施的大夫带着那个即将远行的箱子走到门口了。 巴雷回想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夜晚，回想他在世界各地曾度过的夜晚，只有这一晚是最凄凉的。 亨西格已经听闻有一家合作餐厅刚刚才在列宁格勒开张，所谓“合作”的意思，就是指私人经营的。维克娄查问过，它已经客满了。但亨西格不是个好惹的人物，在他密集的电话和小费双重攻势下，他们终于加了一张桌子，离舞台只有三步远，台上那出吉卜赛歌舞剧是巴雷看过的最糟、最吵闹的。 就这样，他们在那儿坐了下来，庆祝亨西格夫人奇迹似的痊愈。歌手们的轻歌妙舞透过手提电子扩音器，听来益发觉得刺耳，没完没了。 就在他们四周坐着的，是蛰伏于巴雷心中的道德所素来憎恶、但却从未见过的俄国人：并非秘密的资本主义特权分子、因为经营产业而致富的暴发户以及招摇过市的消费群，还有党内的权贵人士和敛财的吸血鬼、身上珠光宝气且浑身洒了西方香水及苏联除臭剂味道的女人们，而侍者都竞相穿梭在那些富商巨贾的席位之间。 “巴雷，我要你明了一些实情，”亨西格身子向前倾，靠在桌子上，对巴雷吼着，“这个国家正在改变。我在这儿可以嗅得到希望，嗅得到商业的气息。我们在波多马克的人也正希望能如此。我觉得很骄傲。”他虽然声嘶力竭，但他的声音早已被那震耳欲聋的乐声掩盖住了。看他嘴形又重复地说了“骄傲”这个词，但即使他再用力，也抵挡不住那一百万分贝的吉卜赛音乐。 但是麻烦在于，亨西格和梅西都是修养到家的人物。而他们个人的这项优点，却使得情况变得更为糟糕。随着痛苦一直不断地拖延，巴雷逐渐进入了充耳不闻的无我境界。就在外界那刺耳的声音里，他找到了一处最可靠的空间。从这个空间毫无遮掩的窗户里向外凝视，巴雷可以看到苍白的列宁格勒夜晚。你走到哪里去了，歌德？他问。当她不在你身边时，是谁取代了她的地位？在你抓住她的头发，要她跟你一起去为天下苍生自我毁灭时，是谁在为你缝衣补袜、洗碗烧汤？ 他们一定是趁他有点儿不省人事时回到了旅馆。因为，就在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靠在维克娄的肩膀上，周围都是一些来自芬兰的酒鬼，面带羞惭地在大店里跌跌撞撞着呢！ “那个餐会真是好极了！”他逢人就讲，“乐队的演出真是精彩！谢谢你到列宁格勒来。” 但是就在维克娄拖着他往床边走去时，巴雷心里那个仍然保持清醒的部分回头越过肩头，扫视了下方宽阔的楼梯。就在靠近出口的黑暗里，他看见了卡佳，她坐在那儿，两腿交叉重叠着。她的手提袋放在大腿上。身穿黑色夹克。一条白色的丝质领巾在下巴处打了个结。她的眼端视着他，脸上带着她惯有的紧张笑容，既悲伤又充满了希望，并且渴望着爱。 当他的目光从混沌中很快地清醒过来时，他看到她对着一位侍者说了一些漂亮而机灵的话，于是，他才看清她只不过是列宁格勒一名在钓寻欢客的妓女罢了！ 第二天，在英国这边的欢迎声中，我们的英雄终于要回家了。 奈德不要有任何排场，不要有任何美国人在场，当然更不要有克莱福在场。但他决心要有所表示，因此，我们就开车到格特维克，并且由于我们事先就已经叫布拉克手举一张“波多马克”的牌子站在入境关卡内，于是乎就好整以暇地在候客室里等。与我们在一块儿的还有外事部的人，他们正在那儿为是谁喝了琴酒而争吵不休！ 我们等着，飞机延误了时刻。克莱福从格罗斯凡纳广场打电话来问：“他回来了没有，帕尔弗莱？”就好像他挺希望巴雷能待在苏联似的。 半个小时又过了，克莱福又再度打了电话来。这一次是奈德接的，他通常在打电话时，如果没有人突然闯了进来，是很少会挂人家电话的。但是今天不同，维克娄溜了进来，像一个合唱团里的小歌手露出他的牙齿笑着，他不但笑着，而且还同时对奈德使出警告的眼色。 几秒钟之后，巴雷进来了。除了脸色比较苍白以外，他的样子就跟他的档案照片一模一样。他一进来，还没等布拉克把门关上，就脱口而出：“大家伙好哇！那个婆婆妈妈的机长，说话不清不楚的，说了半天，到底说些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搞懂。真想把他给宰了。” 就在巴雷暴跳如雷的时候，维克娄小心地解释着他不高兴的原因。当他们的飞机飞出列宁格勒时，机上已被一群来自英国的商人占满了。巴雷一看这批人，就说他们是那种最没教养的雅痞。不过，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上看来，他们也的确是的。其中有几个人在上飞机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而其他人在上了飞机之后不久也都步上他们的后尘。当飞机升空之后才几分钟，那个被巴雷视为煽动分子的机长宣布飞机已经飞越苏联的领空。大家一阵叫嚣之后，空姐就跑上跑下地沿着走道发放香槟。之后，他们就一起叫喊着“英国万岁！” “每次都来这套！”巴雷板着脸怒叫道，“我要写信给那个航空公司，我要……” “你不会做出这种事的，”奈德和善地打断了他的话，“如果你这么做，你会使我们为你卷进一场无谓的纷争。如果你一定要发脾气，也请你以后再发。” 他一边说，一边上前握住巴雷的手，而巴雷也终于笑了。 “沃尔特呢？”他看了看四周，问道。 “他有事不能来。”奈德说，但巴雷似乎已经失去了再追问下去的兴趣。他喝酒时，哭了出来，手也剧烈地颤抖。奈德事后对我说，这是士兵从战场回来之后的常态。 11 以后三天，就像是一架撞毁了的飞机残骸，正进行事后审慎的检查，希望能发现出技术上的失误。不过，说实在的，能够发掘出来的，实在少之又少。 经过了在机场的一阵发泄之后，巴雷已经逐渐恢复过来。他在车子行进途中经常自顾自地发笑，并且以他那种习惯性的羞怯看着沿路他所熟悉的路标。他也打了好一阵子的喷嚏。 奈德已经决定让巴雷先在武士桥的那间房子里过一夜，再放他回自己的公寓。我们一进屋子，巴雷就把他所有的行李都扔到客厅，把手环绕在寇德小姐的脖子上，对她宣布他对她的爱是多么的诚实无伪，并且奉上一顶维克娄或任何人在事后都不记得他在何时购买的山猫皮帽子。 就在这时候，我偷偷地告退而出。克莱福要我到十二楼，去与他面对面地做一个他所谓的“重要会谈”。不过，很显然地，他想做的，只不过是想从我这儿套出一些情报而已。斯科特·布莱尔紧张吗？他有没有失常？他怎么样了，帕尔弗莱？庄尼在那儿听着，很少发言，据他说，鲍勃已经被兰利召回去开会磋商。我只把所见的告诉他，没有删减情节，当然也不会加油添醋。他们两人在听我讲巴雷落泪之后，都不免大吃一惊。 “你的意思是说他想再回去？”克莱福说。 就在同一天晚上，奈德单独与巴雷共进晚餐。不过，这还谈不上作汇报。 这是一段失魂落魄的时期，录音带中，巴雷的音调比正常高了一个音符。我和他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正谈着歌德，但是态度是故作客观的。 歌德已经老了，已经不复当年的活力了。 歌德真的是只惊弓之鸟。 歌德似乎已经戒掉喝酒的习惯。他随时随地都会兴奋。“你应该看一看他的手。哈瑞，他把手放在地图上的时候，抖得很厉害。” 我听他这么一讲，心里就想：你也该看一看你自己的手。你大概不知道你在机场喝香槟的时候，手抖得有多么厉害。 他在那天晚上只提到卡佳一次，还是故意用一种不经意态度提起的。我想，他大概是要让我们知道他可以不带情感就如我们可以控制情绪一样。这倒不是说他狡猾，其实如果我们没教过他，他也不会做得出。现在我们是他情感依系所在，他害怕若失去我们，他将落得无所依靠。 他说，卡佳担心她的孩子远胜过担心她自己。他说这话的时候，又是故意装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态度。他认为大部分的母亲都有相同的表现。不过，另一方面来讲，她的孩子象征了她想要拯救的世界。因此，就某种意义上来讲，她所做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崇高母爱，你同意吗，奈德？ 奈德点头了。没有一件事是比拿自己的孩子当试验品更叫人为难的了，巴雷，他说。 但她真是个好女人，巴雷坚持道，一派施恩者的模样，就他近来的个人风格来说，似乎态度太坚决了点。但是如果你喜欢你的女人有像圣女贞德一样的道德勇气，那么卡佳就是你所要的女人。她不但有勇气，还很漂亮，这些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懂得他在说些什么，就知道他实在有些欠缺含蓄。 由于不能当着他的面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我们都已拿过她的照片来欣赏，所以就只好装着相信他的话。 十一点，巴雷一边抱怨着时差，一边就打起瞌睡来了。我们站在大厅里目送他爬上楼梯去睡觉。 “不管怎么说，那是个好东西，是不是？”他靠着楼梯的栏杆上，透过他小而圆的眼镜对着我们露齿而笑，“我是说他交给我的那本新笔记本。你们不都看了吗？” “那些研究人员此刻正在挑灯夜战，不眠不休地赶着读它呢！”奈德回答道。其实，那些人此刻正像猫狗抢食物一般地抢着看，只是他很难启齿罢了。 “专家都是上了瘾的人。”巴雷说，又笑了一笑。 但他还是站在原地摇晃着，好像是在寻找另一个适当的出口。 “必须有人在那个麦克风上下下工夫了，奈德。它们架在我的背上，把我的背弄得一块青一块紫的。你若预备再送一个笨蛋去，最好能挑背厚一点的，顺便问一下，鲍勃叔叔在哪儿？” “他到处留情去了。”奈德说，“现在，他可有事忙了。他希望最近能见你一面。” “他是不是去找沃尔特了？” “即使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的。”奈德说。他一说完，我们都笑了。 就在当晚，我接到了我太太玛格丽特的一个电话。她说她在巴辛斯托克收到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她认为这张罚单罚得不公平。 “那是我的地方。我已经打停车信号，这时候一个小个子男人开着一辆崭新的捷豹车，白色的，一头油亮的黑发——” 我很不聪明地笑了，并且告诉她说开着捷豹车、头发乌黑发亮的小伙子也不可能在停车的尺度上有额外的权利。但幽默向来就不是玛格丽特的专长。 第二天清晨，星期天，克莱福又要求我到场。首先他盘问我前一晚的事情，然后要我对庄尼说清楚一件事情：巴雷到底算不算是我们局里正式的一员，而如果是的话，是否因加入我们而抛弃过某些权利——譬如说，万一与我们发生争执的话，他的合法陈情权利。我说得有些模棱两可，令他们十分恼火。但是基本上，我的答案是“是的”。是的，他已经放弃了这些权利。或者，说得更确实一点，不管他在法律上有没有如此权利，我们都可以骗他作此想法。 也许我早先没有说清楚，庄尼是哈佛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所以兰利没有必要送一堆法律顾问给我们。 下午，巴雷一刻也没安静下来。于是，我们就趁着晴朗的天气，开车到了处女头那地方，在泰晤士河畔的拖船路上散步。我们返回时，我想可以说巴雷已经作完了报告：对于我们那些分析专家都已经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以及他在行动中的遭遇，都被我们以技术上的方法一一查明了。事实上，能够让他报告的，实在是所剩无几了。 巴雷是不是受到我们的忧虑所影响呢？我们尽可能地装愉快，但是我不得不怀疑那种会要人命的沉滞气氛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也许，他自己本身就陷在一片迷惑的漩涡和泄气的沮丧里，而我们也就跟着他掉了进去。 星期天晚上，我们一起在武士桥吃晚餐。巴雷的态度显得既温和又安静，使奈德认为（其实换了我，也会这么以为）大可以放心送他回汉普斯德了。 他是住在维多利亚街靠东希斯路的一栋公寓里。我们在那儿设的监听岗哨就在这栋公寓的正下方，由一对年轻的夫妇负责。这一户中原先的住户已经被我们暂时转移到别处去。十一点左右，那对夫妇向我们报告，说巴雷独自在屋里走动。他们听得见他走动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他，因为奈德已撤离监视器。他们说，他一直不断地对自己讲话。当他拆开邮件的时候，我们清楚地从监视器上听到一连串愤慨和诅咒。 奈德对他的这种表现始终无动于衷。他已经读过巴雷所有的信件，知道其中并没有什么好费心去防范的内容。 清晨一点钟，巴雷打了电话给他在格雷丹的女儿安西雅。 “ig是什么东西？” “是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里面没有厕所。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坐‘泰坦尼克号’横越大西洋，你会怎么样？” “只能走一半吧。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拿袋鼠和羊交配，会生出什么东西？” “我是在问你莫斯科到底怎么样？” “像一件毛背心。你那位讨厌的丈夫近况如何？” “他现在睡了，但是睡得不好。你带到里斯本的那个俏佳人怎么样了？” “已经雨过天晴了。” “我想她是蛮认真的。” “她是，我不是。” 巴雷接着又打了电话给两个女人，第一个是他的前妻，他仍然对她保有探望的权利，第二位我们手边并没有资料。这两位女人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即使有心，也没有能力给他任何慰藉，因为她们此刻都躺在自己的男人怀中呢！ 在一点四十分的时候，这对夫妇报告，巴雷卧房的灯光熄了。奈德总算是放心地去睡了，但是我在自己的公寓中，却了无睡意。我的脑袋中充满了对汉娜的回忆，巴雷在武士桥给我的印象亦掺杂其中。我想起了他谈及卡佳和她那两个孩子时的惺惺作态。我把它拿来和我不断否定对汉娜的爱作比较，我又回到了当年，当我对她的爱已经影响到我前程的那些岁月。汉娜看起来嘴角有些下垂，我每隔五分钟，就会看到她天真无邪的样子。她的丈夫如今是否带着她婆娑起舞？想到这儿，我笑了。我推测，他喜欢拥着她团团转，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应该带着巴雷那种超脱的口吻才对。说实在的，在我心中，那团秘密的火种已经燃烧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巴雷回到他的公司上班，但是他也同意，如果我们有需要他澄清某些疑点的时候，他会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去武士桥的那栋房子与我们碰面。这种安排，听起来好像是太过疏于看住巴雷了，其实不然，因为奈德现在正与十二楼那些人处于严重的争执中，很可能一到晚上，他要是还不让步，就得面对那些官僚全力的攻击。 但是就在这时候，巴雷却失踪了。 根据监视巴雷的人捎回来的报告，巴雷约在四点四十三分的时候离开了他在诺福克的办公室，比我们预计的要早了一点。他带着他的萨克斯管一块儿离去。维克娄当时正在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后面的房间里打一份莫斯科之行的报告，对他的离去毫不知情。但是布拉克的手下，两个穿着牛仔裤的小伙子跟着巴雷向西沿着河滨大道走去。当巴雷改变心意，他们也跟他一起穿过了苏荷区，到了一处版权代理常光顾的酒吧。他在那儿待了二十分钟之后，又带着他的萨克斯管，气定神闲地走了出来。他招呼了一辆出租车，这两个小伙子中有一个当时与他距离接近到可以听清楚他叫那位司机载他去武士桥。这名干员通知了布拉克，布拉克又打了电话给当时已经等在武士桥的奈德说：“等着，你的客人已经出发了。”我当时在别的地方，正打着别的仗。 就这么样，巴雷失踪了。除了那两个人忘记把那辆出租车的号码记下来以外，谁也不能怪。这两人一时的疏忽，让他们全体在事后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个时候正是交通高峰时刻，要从河滨大道到武士桥可能要开上一个世纪之久。一直到七点半，奈德才放弃了等待，并且忧心忡忡地走回他的苏俄司。 九点钟，当大家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时，奈德很不情愿地宣布司内进入紧急状况。当然，就范围来讲，那些美国人并不包括在内。奈德像平常一样冷静。也许，在潜意识中，他为了要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危机而显得格外镇定，因为布拉克说他在事后就开始打理一些准备工作。他并没有通知克莱福，但是他后来向我解释，在目前这种如临大敌的恶劣气氛中通知克莱福，无异于发了一张会唱歌的电报给兰利。 奈德先开车到布鲁斯伯里，在那儿，本单位那些专司窃听的同仁在罗素广场下面拥有一间可以自由使用的地下室。他从车库里调了一部车，一路开得飞快。当班的监听人员中，为首的是玛丽，她年约四十，一天到晚吃个不停。她脸色红润，至今尚是小姑独处。她的嗜好，就我们所知，除了吃，也就只有那些她听得见却永远也摸不着的声音了。奈德交给她一堆与巴雷有来往的人名单，这些名单都是以前沃尔特从窃听和监视报告中截取出来的。玛丽能够立即把他们网罗到吗？ 玛丽当然不可能。“奈德，曲解规定是一回事，而要我做一打不法的窃听又是另一回事，你难道不知道吗？” 奈德本该表示那几个窃听对象已经是在总部现有的许可范围之内，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在皮姆利柯街打电话找我。我那时刚忙了一天，正预备开一瓶葡萄酒作安慰。我所住的地方是一栋狭小拥挤的公寓，我把窗户打开好把油烟味放出去。我还记得，为了跟他谈话，我还特地把那扇窗户给关了起来。 从理论上讲，窃听的许可状是由内政大臣签发，他若不在，则由他的代理人签发。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任何伎俩可以规避这项限制，因为他也赋予法律顾问一个特权，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动用，不过需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以书面报告。我胡乱地开了授权状，并且在上面签了名，又把瓦斯关掉（我那时候还在炒菜），然后就爬进了一辆出租车。二十分钟之后，我就把那份授权书交在玛丽手中了。不到一个小时，与巴雷有联络的人就全被网罗到了。 当我做完这些之后心里怎么想呢？我想巴雷已经自杀了吗？不，我不这么想，他热爱生命，不到最后关头他绝不会认命。 但是我认为他也有可能不按牌理出牌。因此，我认为在巴雷身上所能做出的最坏打算，也只不过就是当那位机长宣布他的飞机又回到了苏联领空时，他鼓掌叫好而已。 就在同时，布拉克已经说动了警方用紧急广播呼叫市内的出租车司机们，询问有无任何一位曾在五点三十分的时候，在旧康普敦街载过一位手拿萨克斯管、身材高瘦的人。当时的目的地是武士桥，但是在车行途中，这位乘客又改变了目的地。还有，他拿的是高音的萨克斯管，尺寸只有中音萨克斯管的二分之一左右。约十点时，那个司机出现了。这辆出租车一开始的时候的确要往武士桥走的，但是，车子开到特拉法加广场的时候，巴雷突然改变了心意，要那位司机载他去哈雷街。计程表跳到了三镑，巴雷给了他一张五镑钞票，且告诉他不用找了。 在沃尔特的记录帮助之下，奈德奇迹似的脑筋一转，找着了他要找的那个人：安德鲁·乔治·马奎第，又名安迪。在我们的记录中，他曾是个号手，与巴雷仍保持联络。三个星期以前住进哈雷街的慈善修女救济院，底下用铅笔潦草地标注为编号47A，沃尔特在这张小纸上还加注：马奎第是灌输巴雷“人难免一死”观念的导师。 我仍然记得我当时是如何用双手握着奈德车子的方向盘。我们到了救济院，才知道马奎第已经注射了镇静剂。巴雷曾经和他坐了一个小时，他们交谈了几句话。那位刚刚才来值勤的女舍监给了巴雷一杯没有加牛奶，也没有加糖的茶。巴雷曾经拿出他的酒瓶，倒了一点儿威士忌在茶里头。他曾经邀请那位修女喝威士忌，但是被她拒绝了。他问她是否可以为老安迪奏几首他最喜欢的歌曲。在获得她的首肯之后，他轻轻地吹了十分钟。有几位修女聚集在走廊上听他演奏，其中有一位听出那首曲子就是贝西的《忧郁与感伤》。他留下了电话号码以及一张一百镑的支票，给那位在门口摆了钢制收银盘、看来像“赌桌上收赌注的人”。那位女舍监也告诉过他，他若愿意，随时可以再来。 “你们该不会是警察吧？”在我们道别的时候，她面带不悦地问我。 “我的天！不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是呢？” 她摇了摇头，避不作答，但我想我知道她在巴雷身上察觉出些什么。她感觉出他是在逃避、隐藏自己的行踪。 我们兼程赶回了苏俄司，奈德在车上使用了汽车电话，命令布拉克列出所有的俱乐部、音乐演奏厅以及在伦敦地区所有今晚可能演奏爵士乐的酒吧名单。他为了这件事，会尽他所能地召集所有他能够召集到的监视能手。 我另外强调一点微不足道的律师忠告：布拉克或任何一个监视人员都不得限制巴雷的行动，也不得接近他。不管巴雷有无放弃其他的权利，他并没有放弃保护他自己的权利，他是个有权利的人。 我们坐下来等了许久，玛丽这一位监听工作的主管才打了电话过来。这一次，她的音调又甜又娇，“奈德，我想你最好快一点到这儿来。事情有点眉目了！” 我们又赶回了罗素广场，奈德的车速达到了每小时六十里。 到了地下室，玛丽看到我们，立刻带着微笑迎接我们。她的微笑，要到灾难临头时才见得到。她身旁站着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她的名字叫佩西，穿着绿色的工作服。桌上，一台录音机正在转动。 “你他妈的是谁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录音机里传来了一个洪亮的声音，我立即听出那是巴雷的强悍姑妈潘多拉，也就是我曾经招待她吃过午餐的那一位“神圣不可侵犯者”。紧接着传来的，是钱币丢进电话机的声音，而谈话也中断了一瞬间。接着，就听到巴雷很有礼貌地说着：“我想我已经受够了，潘。我现在要跟公司说拜拜了。” “不要讲这种傻话。”潘多拉姑妈失声地说，“你又被乱七八糟的女人给逮住了。” “我是说真的，潘。这一次是真的。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每一次都是说真的。这就是为什么你那套骗人的把戏总是没有人相信的缘故。” “我今早就会找盖谈。”盖·所罗门，在我们的资料里是巴雷的家庭律师，也是巴雷常接触的人之一。“那位新来的维克娄全力接管我的工作。他能力又强，又学得快。” “你有没有追查他是从哪里打的电话？”巴雷挂断的时候，奈德问玛丽。 “没有时间查。”玛丽骄傲地说。 录音带上又传来一个电话铃声。又是巴雷。“雷吉吗？我晚上有演奏，快来！” 玛丽交了一张卡片给我们，卡片上有她写的字：康农·雷吉诺德·科旺，是鼓手，也是神职人员。 “不行！”雷吉说，“我现在要开坚信课。” “不要去了。”巴雷说。 “不成的，那些家伙现在跟我在一块儿。” “我们需要你，雷吉。老安迪都快要死了。” “我们不也是都要死了？该死的！一直都是。” 放到这儿，录音带完了。布拉克从苏俄司打了一个电话来，说是有紧急事件要找奈德。他的监视人员报告：巴雷在一个小时以前在苏荷酒吧现身过，他在那儿喝了五杯威士忌之后，就转往位于国王十字街的诺亚拱门酒吧。 “诺亚拱门？你说的是诺亚方舟吧！” “是拱门。它是在铁路底下的一个拱门形状的酒吧。诺亚是一个身高八尺的西印度人。巴雷曾加入过他们的乐队。” “他一个人吗？” “到目前为止，是的。” “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是一个供人饮酒吃菜的地方。有六十张桌子，有舞台、砖墙，还有应召女郎，大抵就是这样了。” 按照布拉克的想法，所有漂亮的女孩都是妓女。 “那儿有几成满？”奈德说。 “有三分之二的座位都坐满了，并且来客还在增加当中。” “他正在演奏什么？” “艾灵顿公爵的《情人》。” “那儿有多少出口？” “一个出口。” “找三个人组成一队，叫他们坐在靠近门口的座位上。如果他离开了，就跟着他走，但是不要碰他。通知后勤单位，告诉他们我要班·路格立刻把他的出租车开到诺亚拱门酒店门口，并且在那儿把他的旗子放下来等着。他知道该怎么做的。”路格是我们这个单位专开出租车的干员。接着他又说：“那间酒吧里有公用电话没？” “有两部。” “找人占着这两部电话，一直到我赶往那儿为止。他看到你了吗？” “没有。” “不要让他看到了。马路对面是什么？” “是一家洗衣店。” “开着吗？” “没有。” “你就在洗衣店前等我。”他又转过身去对着仍然在微笑的玛丽低声地说道：“在国王十字街的诺亚拱门酒吧有两部电话，现在把它们切断。如果经理另有电话，连那个也切了。我不管工程人员的人手有多么不足，现在就切断。如果外面的街道上有电话亭的话，也把它们切断。现在就干。” 我们放着情报局的车子不坐，叫了一部出租车。布拉克果然在洗衣店门口等着。班·路格的车子停在路边。车门口挂着一张五元九角五分的罚单。奈德的眼睛瞥都不瞥他们一下，就领我走过那张监视人员坐的桌子，推开人潮，直往前面走。 没有人在跳舞。乐队的前排正停下来休息，巴雷则站在一张金色椅子前方的舞台正中央吹奏，背后有低音大提琴和鼓为他伴奏。他的头顶上有一道拱门状的墙，形成了一个共鸣的小室。他仍然穿着出版服，并且好像忘掉把他的夹克脱掉。五彩的灯光在他的头顶上旋转着，偶尔会照射到他流汗的脸孔。他的表情既沉着又冷漠，正一口气吹出一连串长长的音符，而我知道他吹的是一首安魂曲。他为安迪吹，也为所有萦绕在他心头的人吹。有两个女孩不请自来地坐在乐队的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瞪着他看。在他前面，有一排啤酒等着他光顾。在他的身旁，站着那位高大的诺亚，他的手交叉抱在胸前，头低着倾听他的演奏。一曲终了，巴雷从容不迫地，就好像是在为一位朋友包扎伤口一样，把他的萨克斯擦干净，放入箱子。诺亚不让客人们拍手鼓掌，但到处有噼啪的声音，也有人叫着“再来一首”，但是巴雷并没理会他们。他喝了两杯啤酒，同大家一鞠躬之后，就优雅地穿过人群，朝门走去。我们也跟着他走了出去。我们一走到街上，班·路格就把他的出租车开了过来，并且旗子也举了起来。 “毛氏酒店。”巴雷重重地坐到后座上之后，就对他使唤了起来。他又拿出另一瓶威士忌，打开酒瓶。“哈啰，哈瑞。隔着老远恋爱怎么样？” “好，太好了。这是明智之举。” “毛氏酒店到底在哪里？”奈德坐在他身旁问道，而我则坐在前座。 “托夫奈尔公园。就在法尔茅斯湾附近。” “听起来蛮不错的？”奈德问。 “顶尖的。” 不过，让我心生警觉的并不是巴雷惺惺作态的愉悦表情，而是他那种淡淡的语气、了无生气的眼神和他用来包装自己的那种英国礼节。 毛是一位五十开外的金发女人。她抱着巴雷吻了好久，方才让我们坐在她的桌子边。巴雷演奏着蓝调音乐，毛要他留下，我想是要他留下过夜，但是巴雷哪里也坐不住，所以我们就到了坐落于艾斯灵顿的一处音乐比萨店。他在那儿又独奏了一曲。班·路格进来和我们一起坐着喝了杯咖啡，也听了他的演奏。班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拳击手，直到现在还是三句话不离拳击比赛。离开了艾斯灵顿，我们过河到艾乐芳的一家修车厂里听一个黑人乐队演奏灵歌。那时已经是凌晨四点十五分了，但是巴雷仍无睡意，他宁愿和那群人拿着一个品脱大小的瓷马克杯喝加了酒的可可。就在我们好说歹说才把他劝进班的车子里去的时候，刚才在诺亚酒吧里的那两个女孩又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并且不请自来地就坐在车子的后座，一边一个夹着巴雷。 我和奈德在人行道上等待的时候，班对两个女孩说：“你们两人给我滚出去！” “你们不要动，我出去。”巴雷对她们说。 “这不是你们的车子，是那个家伙的。”班指着奈德说，“趁现在还来得及，还不赶快滚！” 巴雷对准班戴着黑帽的头部挥手就是一拳。班的手一挡，像扫蜘蛛网一样把巴雷挥来的拳头挡了回去，一边乘势把巴雷拖出车外，小心地交给奈德，而奈德则同样小心地伸手把巴雷给架住。 班仍然戴着他的黑色鸭舌帽，一下子就钻到车里去，然后一边一个拥着女孩们走了出来。 “我们何不出来透透空气？”奈德对巴雷提议的时候，班已经给每个女孩十镑纸币，让她们消失在夜色之中。 “好主意。”巴雷说。 于是我们就列队而行，慢慢地越过河。布拉克的监视人员殿后，班·路格的车子亦尾随我们而行。码头上，天色渐明。 “我很抱歉！”巴雷过了一会儿，对奈德说，“没有让你为难吧，奈德？”“没什么！”奈德说。 “我只是想玩一点音乐，奈德。”他说完，又转过头来，对着我说道，“你是一个懂音乐的人吧，哈瑞？我的室友以前常在电话中演奏给他的女友听。不过，他只奏钢琴不奏萨克斯。但是他说同样有用。你可以对着你的太太试试。” “我们明天就要到美国去。”奈德说。 巴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淡然地说道：“对你们来说，这很好呀！这个时候去美国正好。我敢保证这时的乡村景色是最好看的。” “其实，这对你也不错呀！”奈德说，“我们认为得带你一道去。” “我带家常便服就可以了吗？”巴雷问道，“还是要我带一件晚礼服，以便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场？” 12 我们搭乘一架小飞机于黄昏时分抵达那个小岛。这架小飞机属于一家大型的美国私人公司。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狭小而树木繁茂的岛屿是属于谁的。小岛的中央地带陷入海中，两端翘起，形同圆锥。因此，当我们还停留在空中的时候，它给我们的印象就像是一个倒塌在大西洋里的贝都因游牧民族帐篷。我猜测这个岛屿长度有两英里。我们看到岛的一端有一幢新英格兰式的楼房，另一端有小小的白色码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管那幢楼叫避暑别墅，因为在冬天没有人会去那儿。它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一个有钱的波士顿人建造的。那个时候，大家都自称是乡村人士。我们感觉机翼正在摆动，带着咸味的空气由嘎嘎作响的机舱窗口吹了进来。我们看见海面上波光荡漾，好像是照在文身人身上的探照灯光，又像看见马儿们在水面上争食。我们还在陆地上看到一座面向西方的灯塔。照我估计，我们已经沿着缅因州的海岸飞了五十八分钟。两旁的树木迎面而来，天空在眼前消失了，飞机突然沿着一条长满了草的跑道边跳边摇地停了下来。跑道尽头蓝迪和他的那一批人，还有一辆吉普车正等着我们。蓝迪看来非常壮硕，美国人中，能跟他比的没有几个。他打着领带，身穿一件风衣。我觉得我认识他的母亲。 “欢迎你们莅临本岛。你们在此期间，由本人负责招待。”他首先握了握巴雷的手。他们一定已经把巴雷的照片给他看过了。“布朗先生，这真是我的荣幸。奈德？哈瑞？” “你真好。”巴雷说。 我们绕到山的一侧的时候，看到背海耸立的松树益发显得黑。蓝迪的那批手下坐着另一辆车子尾随在我们后面。 “你们都是从英国来的吗？撒切尔夫人真是一位好舵手呀！”蓝迪说。 “她随着这条船沉没的时候快到了。”巴雷说。 蓝迪一直在笑，好像他这一路下来刚刚才学会笑似的。布朗是巴雷在这一趟旅途中的代号。即使是护照（由奈德携带着）上，他的名字也是布朗先生。 我们经由一个堤道颠颠簸簸地开到警卫室门口。门开了，我们进去之后随即关上了。我们现在正处于海中的一个岬角上。岬角顶端就耸立着那一幢楼房，隐藏在草丛中的弧光灯将它照射得通明。在楼房两侧隔得很远处，才有草地和被风吹得光秃秃的灌木丛。一个断裂得不成样子的防波堤在海水中不停地晃荡着。蓝迪把吉普车停好了，拿着巴雷的行李，就领着我们走过一条竖着路灯，两旁种有绣球花的路，一直走到一间船尾。在我们到波士顿的途中，巴雷打过瞌睡，也喝醉过，又一直吵着说影片不好看。在小飞机上，他也对着新英格兰的风景皱过眉头，好像它的美惹恼了他似的。但是一等到我们落了地，他似乎就又重新回到他自己的世界里去了。 “布朗先生，我受命接待你在新郎套房住下。”蓝迪说。 “能住在这儿真是再好不过了，老兄。”巴雷礼貌地说着。 “你真的这样想就好极了，布朗先生，老兄？” 蓝迪叫我们经过一个铺了石板的大厅，到了船长室里。室内摆设出自设计师之手。房间角落里有一张铜床；窗户边有一个写字台。墙上挂着船上的装备，令人觉得足可以假乱真。就在一般美国人都拿来当做厨房的小室里，巴雷发现新大陆似的看到一个冰箱，他拉开门，往里头瞧了瞧，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什么东西。 “布朗先生希望在傍晚的时候，他的房间里有酒可喝，蓝迪。如果你的橱柜里有酒的话，他会感激不尽的。” 那一栋避暑别墅是一间童年的陈列馆。在门廊上，槌球比赛用的蜜色木槌靠着一辆满是灰尘的山羊拖车，车里装满了从海边捡回来的龙虾浮标。门廊里有蜂蜡和皮革的味道。大厅里挂着几幅捕鲸船的画。另外，在这几幅画的旁边，还挂着几幅头戴宽边帽的男女画像。我们跟着蓝迪走上了一道宽阔整洁的楼梯，巴雷尾随在我们后面。我们每上一级，都可以看到镶着彩色玻璃的拱形窗户，像是缀着珠宝通往大海的门户。我们来到了一条走廊，走廊的两旁有几间卧室。最大的一间是给克莱福的。从阳台向下俯视，可以看到花园和花园下方的船尾。海那边的大陆也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此时，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下来了。 在一间有白椽的餐室，一位兰利派来的女孩为我们端上缅因州的龙虾和白酒。她有意地尽量将目光避开我们。 我们进餐的时候，蓝迪为我们解释这间屋子的规矩。“在此，我先要拜托诸位不要和那些工作人员称兄道弟。只要和他们道声早安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任何事情要和他们说，最好先对我说，让我来替你们转达。虽然我们为了诸位的方便和安全设有守卫，但我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把你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我们所属的土地内。拜托。谢谢！” 晚餐和演讲都结束了，蓝迪带着奈德到联络室里去，而我则陪着巴雷回到了那间船尾。一股强劲的风吹打着花园，就在我们经过那里，走出那些照明灯之外的时候，巴雷似乎朝着花园鲁莽地笑着。手持无线电话的那些男人看着我们通过。 “下盘棋怎么样？”我们到达他的门口时，我这么问他。 我希望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但是事与愿违，而我也摸不清他此刻的情绪到底如何。他轻轻地拍一拍我的手臂，跟我道了晚安。他的房门打开了，然后又关上，但是就在这么短短的一瞬间，我还是清楚地瞥见了一位步哨的身影，在离我们不到两码的黑暗中站岗。 第二天早上，罗素·薛里顿两手握着我的手，以恭维的语气小声地对我说：“你是一位聪明的律师，也是一位杰出的官员。哈瑞，最近还好吧？” 自从他到伦敦出公差以来，他的样子几乎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他眼睛底下的黑眼圈更黑了一些，更哀伤了些，他身上的蓝色西装也比以前大了一两号，白色衬衫里头还是挺着一个大肚子。六年了，同样那股殡葬业者味道的刮胡水，仍弥漫在这个苏联行动的新负责人身上。 他手下的一群年轻人毕恭毕敬地离他远远地站着，手上抓着他们的旅行袋，像是站在机场，束手无策的一群旅客。克莱福和鲍勃在他的两侧，他们三人像是一队士兵。鲍勃看起来，好像老了十岁。他脸上满布着风霜的笑容取代了他十足的自信。他淡淡地欢迎我们，似乎已经有人警告过他，要他离我们远一点。 大家的心里，已经都打了个底——这场会议就要揭幕了。 看来，下面几天之中，我们这些人一定会相处得相当愉快。大家都兴致勃勃地等待着讨论他们的事情。不过，除此以外，当时的情景，我大概也记不得什么了。 在此，有一件事让我很难以启齿，但是为了巴雷，我不得不讲。因为他从未让那些做主子的人感到难堪。他从未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怪罪到他们头上，不论是当时，或是以后，他都没有过。他对美国人可能都不怀什么好感，但是当他和他们个别谈过话之后，马上就说他们都是好人。这些美国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在晚餐的时候不能和他把酒尽欢的。当然，巴雷也察觉得出来，这些人在彼此交谈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对他不怀好意的词句，但是他也同时对他们的勤勉留有深刻的印象。 要说起勤勉来，那他们可真是勤勉呀！如果单单靠数字、金钱和真正的努力就可以造就出一个智慧的头脑，那么，这个情报局所拥有的智慧可就多得一整个牛车都装不下了。只不过，人的脑袋毕竟不是牛车。更何况，它所装的除了智能以外，还有愚昧。 还有，他们是多么的渴望着被爱啊！巴雷适时地满足了他们的这项需要。即使他们把巴雷整得体无完肤，他们还是需要爱，也需要巴雷给他们的爱！直到今天，他们也还是需要爱，才能完成他们消除、破坏、拆毁外在敌人的目标。 然而，也就是因这种真心本性的流露，才使得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尝到了潜伏着的无可言喻的恐怖。 多年以前，我曾经和一位受过鞭刑的人谈过话。他是一名英国的雇佣兵，曾经在非洲帮过我们一些忙，那时他也是想报仇。在他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鞭挞的痛苦，而是他们事后给他的一杯柳丁汁。他记得他们帮助他回到自己的牢房，他也记得被他们扶着，脸朝下，趴在稻草堆上。但是，这些对他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他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杯新鲜的柳丁汁。一个狱卒把这杯柳丁汁放在他的脸旁，然后就蹲在他的身旁，耐心地等，等他的体力恢复了一些，就喂他喝一些。但是，鞭打他的，也是这位喂他的狱卒。 我们也有我们的柳丁汁，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狱卒。尽管表面上他们头戴耳机，脸上也带着敌意，但是他们的敌意，很快就在巴雷的热情之下融化了。我们到达之后还不到一天，原本我们被禁止接近的那些守卫人员，只要一得空，就踮起脚尖进进出出巴雷的屋子，偷得一两瓶威士忌或可乐，再偷偷摸摸地溜回到他们原来的岗位去。他们感觉得出他是那一种人。他们是美国人，所以为他的名声所迷惑。 有一位老手，名叫艾德加。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员。他在棋盘上赢了巴雷不少钱。我在事后才知道，虽然这儿有百般禁忌，但是巴雷还是设法获得了他的名字和地址。因此，在这一切事情都结束之后，他们仍然可以通过通信的方式继续比赛呢！ 不单是那些守卫对他友好，就连薛里顿的那些手下，甚至连薛里顿自己，也都在审问他时，保持了相当的节制。这种节制使得他们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激烈作风缓和了不少。 不过，就我的观点来说，他们的这种表现，毋宁可以说是大国的悲剧。这一个国家，一个齐聚天下精英、国力达到顶峰的国家，由这些人表现出来却是如此的不堪入目，让我们这些远到之客都很难相信眼前所面对的，是真正的美国。 但是，它的确是。加在我们身上的责罚和凌辱也都是实在的。 审问就在撞球室里进行。为了接待人在那儿跳舞，木质的地板被漆成了暗红色，而撞球台也被排列成环状的一张张椅子所取代。不过，墙上一块象牙色的记分板和带有姓名字母的球杆盒仍然挂在原地。长而低垂的灯泡在室中央形成一个光圈，巴雷就将被迫坐在中间。 奈德从船尾把巴雷带了来。 “布朗先生，我很高兴和你握手。我刚才才决定在我们保持关系的这一段期间，我的名字就叫海格帝。”薛里顿这么说着，“我看了你一眼之后，觉得有点像爱尔兰人。不要问我为什么。”他领着巴雷大步地走向房间的中央，“最重要的，我先要欢迎你到这儿来。你有别人难得有的优点：你的记忆力好，观察力强，又有英国人所特有的忍耐力，当然，还有你的萨克斯。” 在他这种催眠式的马屁之下，巴雷害羞地笑了，并且安然坐在他的贵宾席上。 但是奈德已经坐得笔直，他的手臂交叉放在胸前。而克莱福呢？他虽然也与此事有关，但是他却有意无意地让自己置身事外。他坐在薛里顿那些年轻手下中间，并且把椅子推向后方，好让他们遮住他。 薛里顿还是站在巴雷面前，并且面向下对着他讲话。不过，他讲话的对象却是别人。“克莱福，你许不许我先用一些鲁莽的问题来轰炸一下布朗先生？奈德，你可不可以先告诉布朗先生，他现在身在美国的领土上，如果他不喜欢回答问题的话，他尽可以不要回答，因为他的沉默会被当做一项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有罪。” “布朗先生可以照料他自己。”巴雷说着，脸上也始终带着笑容，好像不太相信眼前的这种情况已经是相当紧张了。 “他能？那太好了，布朗先生！因为以后几天，我们就是希望你能自己照料自己！” 薛里顿走到餐具橱旁边，为自己倒了些咖啡，然后带着他的咖啡走了回去。他的声音给人一种诉说常识的平静印象，“布朗先生，我们现在是在买一幅毕加索的作品，懂吗？在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买同样的一张毕加索的画。两分熟，三分熟，这我们就不必管它。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三个人懂它。但是当你追根究底的时候，真正重要的也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幅画是毕加索画的，还是印度或苏联的什么人在他们的谷仓里拿一堆颜料凑合而成的？要记住这件事。”他一手拍拍自己软软的胸膛，另一手拿起咖啡杯，继续说道，“你要记得，这幅画是不能再卖第二回的。这不是伦敦，这是华盛顿。对华盛顿来讲，情报一定要有用才行。换句话说，情报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做苏格拉底式的超然冥想。”他放低了声调，以怜悯的语气说道：“你是卖情报给我们的人，布朗先生。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在我们找到那一位你口中的歌德以前，你个人是我们目前所能够掌握，最接近情报来源的人。不过，我个人对于能否掌握住歌德，实在非常的怀疑，非常非常的怀疑。” 薛里顿转了一下身子，走到外围坐椅的边上，说道：“你是个关键人物，布朗先生。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一个人。你代表了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件事情里面，你究竟占了多少比例？占了一点？还是比一点还多一点？或是全部？那篇手稿是你写的吗？这出戏是你制作，外加导演的吗？还是，你真的只是你所说的那一部分而已，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 薛里顿叹了一口气，好像这番话从他这么一位温柔敏感的人口中讲出来是一件挺难的事，“布朗先生，你最近的女伴都是同一个人，还是一再地更换呢？” 奈德正要开口，巴雷已经先脱口而出了。但是他的声调显得并不退缩，甚至他的语气也没有敌意。他的态度，就好像他很不愿意破坏我们现在正享受的美好气氛。 “呃，那么你呢？海格帝夫人准不准你来一下呢？或者我们只限于我们年轻时候的习性呢？” 薛里顿根本就没兴趣听。 “布朗先生，我们是买你的毕加索，不是我的。华盛顿不喜欢他的资产流连在单身酒吧里。我们之间的对话必须非常的坦白，非常的诚实。你没有沉默的自由，也不许说挖苦话。我们以前吃过这样的亏，所以现在绝不愿意再重蹈覆辙。” 我想，他的这一段话是专门针对鲍勃讲的。鲍勃又再度把头垂了下来看着他的双手。 “布朗先生可没有流连在单身酒吧里。”奈德很不客气地说道，“况且，这又不是他的资料，而是歌德的。我实在看不出他的私人生活与这件事情有什么狗屁关系。” 克莱福已经告诉过我，要我尽量少开口。他的眼神现在对着奈德重复着同样的暗示。 “噢，奈德，不要这么说嘛！”薛里顿向他抗议道，“华盛顿近来的路况已经演变成你连搭个他妈的公交车，都得等上半辈子时间，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你每隔五分钟就跑到苏联一趟？布朗先生？你要在那儿置产吗？” 巴雷露齿而笑，但已不再是刚才那副轻松的样子。薛里顿把他给吓住了，但这也的确就是薛里顿所要的效果。 “事实上，老兄，我宁愿继承的是那种角色。我的老爸一直认为苏联比美国好，而且因出版了他们的书惹了一堆麻烦。他是个费边主义者，也是个支持新政的人。假使他是贵国的人民，早就上了黑名单。” “他曾受到诬陷、电刑并被冠上不道德的名声——这是他的记录上写的，真是糟透了！多告诉我们一些他的事，布朗先生。他留下什么遗产给你继承？” “这关他什么事？”奈德问道。 他说得对。许久以前，巴雷那位行为怪异的父亲就曾被拿来当做材料大肆渲染，但后来被十二楼以“罪证不足”予以驳回。但是很明显的，情报局并没有这么做，或者说是再也不这么做了。 “就在三十年代，我想你一定也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巴雷继续用他那冷静的声调说道，“他开办了一个苏联书籍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并没有持续多久，但是他既然办了，就义无反顾。而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只要一有了纸张——那时的物资非常缺乏——就印一些亲苏俄的宣传资料，其中大部分是颂扬斯大林的。” “那么，战后，他又做了些什么？是不是利用周末帮他们建柏林墙？” “他原本怀着希望，然后他又不抱任何希望了。”巴雷在一阵思考之后答道。他的沉默，又让他占了上风，“俄国人所做的任何事他几乎都可以原谅，惟独他们施行的高压统治、集中营和把人下放劳改无法使他释怀。他们种种倒行逆施，让他的心都碎了。” “如果俄国人少用一些暴力的话，他的心会不会碎？” “我不认为会加此。我认为他死可瞑目了。” 薛里顿拿着他的手帕擦了手掌，并且，像一位超重的苦海孤雏18，他用双手拿着他的咖啡杯回到了那张放茶水的桌子。他把热水瓶盖打开，向里面悲观地看了一眼，然后又为自己倒了一杯。 “橡树子，”他抱怨道，“他们收集橡树子，再把它压碎，制出咖啡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制造咖啡的。”鲍勃旁边有一张空椅子。薛里顿屈身坐了下去，并且叹息道，“布朗先生，你要不要我替你说出一些身世来？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的功名簿上，是不会留有空白来论述卑微人物的功过，不是吗？所以，任何人，只要他稍有一点名气，都会有一个记录存在。这儿就是你的记录。令尊是一位共产党的同路人，但他后来醒悟了。就在他去世之后不到八年的时间，你去过苏联不下六次。你把公司出版的四种书卖给了他们，并且出版了他们的三种书。这三种书里头，有两种并没有什么卖点，但是另外的一本有关针灸的书却再版了十八次。你虽然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但是我们计算你这几趟的花费，少说也要个一万两千镑，并且你每年的收入也只有一千九百镑。你离过婚，无拘无束，又是英国公立学校毕业。你喝酒就像是只手灌溉沙漠一样。你的那些爵士乐界的朋友都是专门喜欢收集一些唱片，把本尼迪克特的音乐唱成像秀兰·邓波儿那种调调的人。从华盛顿这边来看，你是一个浪荡子，不过，从这儿看，你又挺好的。但是，我如何去向国会那些次级委员会里不耐烦的衮衮诸公解释呢？他们都认定对付歌德资料的方法，就是绑在石头上沉到海底去，因为它危害到美国的军事安全。” “歌德的资料为什么会危害到美国的安全呢？”巴雷问道。 我想，我们都因他的冷静而惊讶。薛里顿当然也不例外。他看着巴雷，装出了些微怜悯的表情，预备向巴雷解释他的困境。现在他站直了身子面对着巴雷，一边摆出一种既警戒又想询问的神态。 “对不起，布朗先生，我没有听懂你的话。” “歌德的资料为什么会让他们这么害怕？如果俄国人射不准，美国军方应该高兴得跳脚才对呀？” “噢，是的，我们是高兴，的确高兴。我们太高兴了。先不管美国的军事投资是不是建立在假定苏联的硬件都准确得像地狱一般的可怕上，也不管这场游戏所玩的，就在于我们要知道苏联飞弹究竟有多么的准确。如果他们真的准，你就可以乘其不备，偷偷摸摸地偷走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让他们来个措手不及。但如果他们的射击不准，那么你最好不要这么试，因为他们那时可在转瞬之间，摧毁你最心爱的二十个城市。也先不要管为了破除苏联先发动攻击而美国在一夜之间沦亡的梦魇，有多少纳税人的钱都浪费了，有多少政客们的话都说烂了，也先不要管一直到今天，‘苏联在武力上超越我们’的这个想法，还一直是拥护星球大战计划者强而有力的说辞，也是华府政客茶余饭后的讨论议题。”大出我意料，薛里顿突然改变了他的口音，操着一口浓厚的南方山林人口音，“现在是我们攻其不备的最佳时机，布朗先生。这个星球太小，容不下两个超级强权，布朗先生。当他们互相倾轧的时候，你是站在哪一边？” 说完之后，他就等着。他那肿胀的脸孔恢复了原有的深沉，是历经许多沧桑的深沉。 “但是我相信歌德，”他继续以一种惊愕的声音说道，“在记录上，从歌德走出他的象牙塔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在收买他。零零星星地买，歌德若是肯被我收买，他就是一个很有用的情报来源。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吗？我告诉你，它告诉我我必须相信布朗先生，并且布朗先生必须对我非常的坦白，否则我就死定了。”他把他的五个指头盖在他的左胸膛上，继续说，“我相信布朗先生，我相信歌德，我相信那一份资料。不过，我现在还是怕得尿都流不出来。” 我在想，有些人改变想法了，有些人已经改变心意了。但是，还是得罗素·薛里顿来宣布他已光明在望。奈德瞪着他，一脸难以置信。克莱福则欣赏墙上的球杆盒，但是薛里顿还是不停地撅着嘴，抱怨他的运气不好。他那些手下，一个用手支着下颚，眼睛紧盯着他那双哈佛鞋子的鞋尖。另一位则透过窗户眺望着大海，好像事实的真相就在那儿一样。 但是，就是没有人看巴雷，似乎没人有这个胆子。他静静地坐着，看起来很年轻。我们已经把来此会遭遇到的事情对他透露了一些，但没有告诉他会发生这种事。不过，起码我们告诉过他，蓝鸟的那些资料不但已经使得美国军事工业鹰派人士如骨鲠在喉，而且还让华府一些极其卑劣的游说组织发出愤怒的叫嚣。 老帕尔弗莱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我开口讲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感觉，觉得现在是一出荒唐的戏剧表演，而我是在演戏。那种感觉就好像真实的人生已经从我们的脚底下溜走了似的。 “海格帝先生是在问你，”我说，“你愿不愿意无条件地接受美国人的询问，好让他们一次就把这个情报来源弄个清楚？你可以说不愿意。那是你的权利。我说得对不对，克莱福？” 克莱福虽然不喜欢我对他来这一招，但不情愿归不情愿，他还是不得不同意了我的说法。然后，他就又回去瞪视他的地平线了。 椅子上坐着的每一张脸孔此刻都一起瞪向巴雷，好像是众花朝阳一般。 “你怎么说？”我问他。 他停顿了一下，说不出话来。他伸展一下身子，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看起来颇有点为难。他耸了耸肩，朝奈德看了看，但是奈德并没有在看他。他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一副呆呆的样子。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他是不是在想，如果他说不，他就会永远见不着歌德，永远也见不着卡佳了？他的心里有没有想得这么远？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笑了，笑中很明显地带着腼腆。 “你想呢，哈瑞？说来让我听听。我想听一听我的代言人怎么说。” “这种问题还是让客户自己说比较好。”我一口就回绝了他，并且对他笑了笑。 “如果不试试，我们怎么都不可能知道结果的，不是吗？” “我想是的。”我说。 于是，就跟以前他经常做的一样，他爽快地说声：“好吧！” “耶鲁就是有这些秘密的社团，哈瑞，”鲍勃向我解释道，“到处都是。就算你听过‘叶桨与骨’、‘卷轴与钥匙’这些社团，你所听到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而这些社团强调的就是团队精神。现在的哈佛呢？哈佛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他们把钱都花在培植个人的才华上面。所以，当我们这个情报局在招募人才的时候，若招募的对象是要具有团队精神的基层人员，他们就到耶鲁去找；而若招募的对象是做领袖的人才呢，就到哈佛去找。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所有的哈佛人都不听指挥，或是所有耶鲁人都只会盲目服从。但是，就一般的传统来讲，的确是如此的。你是耶鲁毕业的吗？昆恩先生？” “不是，是西点。”昆恩说。 到了傍晚，第一个代表团才刚刚抵达。我们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同样的红色地板，同样的撞球灯，陪伴着我们等待巴雷。昆恩坐在顶端，托德和拉瑞坐在他的两侧。托德和拉瑞是昆恩的手下。他们都修饰得白白净净，并且，就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他们看起来也未免太过年轻了一点。 “昆恩是从那儿远道而来的，”薛里顿已经告诉过我了，“昆恩和国防部，和情报单位，甚至和上帝都有来往。” “但是究竟是谁雇用他的？”奈德曾经问过。 薛里顿碰到了这个问题，似乎真的没辙了。他笑了笑，像是原谅一位外国人的无心之言。 “呃，我想，我们都是他的雇主吧！”他说。 昆恩有八尺一寸高，宽肩，大耳。他穿的西装好像是他的护身盔甲。那上面没有奖章，没有职称的标记。他的职称印在他尖挺的下颚和幽黑空洞的眼神中。在老百姓面前，他的笑意中带着愤怒的自卑感。 首先走进来的是奈德，然后才是巴雷。没有人站起来。薛里顿真是会故作谦卑，把他的座位放在所有美方与会者的中央。他温和地替进来的两位作介绍。 昆恩喜欢他们的朴实外表，他已经警告过我们：告诉你们的人不要太过机灵。薛里顿先照着做了。 先开始问话的是拉瑞，他是个外向的人。托德个性沉默又有些孤僻，而拉瑞则戴了一枚超大型的结婚戒指，打了一条花色鲜艳的领带，这两样东西显得突兀而可笑。 “布朗先生，我们必须站在责难挑剔的立场把这件事情彻底地想一想，”他以一种十足的虚伪解释道，“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情报有经过鉴定的，也有还没经过鉴定的。我们现在想鉴定一下你的情报。这是我们的工作，而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吃饭的。请你千万不要认为我讲这话就是在怀疑你，布朗先生。分析的本身是一种科学，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法律。” “我们先得把它想像成一种组织过的拼凑，”坐在拉瑞身旁的托德带着挑战口吻脱口而出，“抽烟。” 拉瑞笑着向巴雷解释托德并不是要巴雷抽根烟；“抽烟”在他们的行话里，是“诡计”的意思。 “布朗先生，两年以前的那天晚上，去皮里德尔基诺是谁的主意？”拉瑞问道。 “大概是我的吧。” “你确定吗？” “我们定那个计划的时候，大家都喝醉了，但是我非常清楚，是我提议的。” “你们喝了很多的酒，是吗，布朗先生？”拉瑞说。 昆恩的大手用力地抓着一支铅笔，就像要把它给捏扁了一样。 “是很多。” “你喝酒会忘掉事情吗？” “有时会。” “那也就是说，有时不会啰！我们已经听过了你和歌德两人都酩酊大醉时所讲的长篇大论。在那天以前，你可曾去过皮里德尔基诺吗？” “去过。” “去过多少次？” “去过两三次，也许四次吧！” “你去那儿是拜访朋友吗？” “是的，我是去拜访朋友的。”巴雷回答的时候，直觉地抬起头来，对美国人的这种问法表示了他的愤怒。 “苏联的朋友？” “当然。” 拉瑞故意拉长了声调，好让“苏联的朋友”听起来形同招认。 “能够把那些朋友的身份和姓名讲给我们听吗？” 巴雷讲出了他那些朋友的身份和姓名。一位作家、一位女诗人和一位文学官员。拉瑞故意拿着笔慢慢地写着。在他边写边笑的时候，昆恩用他那双阴沉沉的眼睛对着巴雷已成文字的话皱眉头。 “布朗先生，就在你们去的那一天，”拉瑞继续说道，“就在第一天，你有没有想到要按几个旧相识的门铃，看一看有谁在，并且打声招呼？”拉瑞问道。 巴雷并没有想过他曾否想过。他耸了耸肩，习惯性地用他的手背擦了擦嘴角，完全是一副爱说谎的样子。 “我想，我当时并不想带巨无霸去打扰他们。我们人太多，他们会吃不消的。我当时没有想过，真的。” “真的吗？”拉瑞说。 三个借口了，我不高兴地数着。其实，只要一个就够了。我瞥了一下奈德，知道他也是作如是想。薛里顿太忙，根本无暇去想。鲍勃正忙着充当薛里顿的手下。托德在昆恩的耳边小声地说话。 “这么讲，去凭吊帕斯捷尔纳克的墓碑也是你的主意啰，布朗先生？”拉瑞追问道，就好像任何人要有这个主意的话，都该引以为傲的。 “是坟墓，”巴雷暴躁地纠正他，“是的，如果我不告诉他们的话，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谁还会知道它在哪儿。” “而且，我也相信，去帕斯捷尔纳克郊外的别墅也是你的提议吧？”拉端看了看他的笔记本说，“如果那些‘狗娘养的家伙’还没有把它给拆掉的话。”他让“狗娘养的”这几个字听起来特别的肮脏。 “是的，我也提议去他在郊外的别墅看看。” “但是你们并没有真正去他的别墅，对不对？你们甚至没有搞清楚他的别墅还存不存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墅从你们的旅程表里删除了。” “那时天下着雨。”巴雷说。 “但你们还有车，而且还有司机，即使他的身上有恶臭，对吗？” 拉瑞又笑了，而且还张大嘴巴，用舌头舔了舔上嘴唇。然后，他闭上嘴巴，做思索状。 “因此，你就召集了那次聚会，布朗先生，而且你也清楚地说出了那次游玩的目的，”拉瑞恢复了他反复无常的声调，“你指定了前往的目的地，领那一群人上山到那座墓碑，不，对不起，是坟墓。你们的人都下山之后，列斯丹诺夫就和你一个人谈话。他问你是不是美国人，你说‘不是，感谢上帝，我是英国人’。” 讲完这些话，拉瑞不但没有笑，连微笑都没有。昆恩看起来似乎是正在极力地隐藏腹部的疼痛。 “布朗先生，也只有你能够记得起那位诗人的诗，并且在那群人讨论这位诗人的功绩时，也只有你能够代表他们发言。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奇迹般地脱离你们那群人，并且在吃中饭的时候，发现你的身旁，居然坐着那位我们称为歌德的人。‘过来会一会我们这位杰出的作家歌德。’布朗先生，我们从伦敦得到一份关于那位企鹅出版公司马格达小姐的资料。就我们所知，这份资料是从一个不会让人起疑心的社交场合获得的。在马格达的印象中，是你希望独自来处理列斯丹诺夫对你的访问。你能否对此作一个解释？” 巴雷又消失了。不是从这个房间消失，而是从我的理解里消失。他已经把疑惑留给了那些臆想者，进入了他自己真实的世界。现在轮到奈德，而不是巴雷本人，因为他无法再坐视这种弄圈套的诡计，忍耐已久的怒气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她也没告诉你的线人，说她正准备把她的男朋友卷到床上去，不是吗？” 如果巴雷不立即接话，奈德的这一反击可能已经达到了它所要达到的效果了。巴雷说：“也许我是故意要把他们给支使开的，”语气虽然冷漠了些，但是已够友好的了。“经过了一个星期的书展之后，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再想跟出版商们混在一起耗时间了。” 拉瑞的笑容里隐含着一种挖苦似的疑问。“真是见鬼！”他说，并且把他那漂亮的脑袋摇了摇，接着把求证的工作交给了托德。 但是，且慢，因为昆恩说话了。他不是对着巴雷说，也不是对着薛里顿说，甚至不是对着克莱福说，不是对着任何人说。但是他说的总是那一套，他那扭曲的小嘴像是一条被钩子钩起来的鳗鱼嘴。 “这个人被振动过没有？” “我们有一个外交礼节上的问题。”拉瑞解释着，并且看着我。 起初，说实在的，我并不了解他的意思。拉瑞必须解释。 “这是我们过去对测谎器的叫法，先生。在我们这一行里，管测谎器叫振动仪。我想你们那儿不使用这个玩意儿的吧！” “在某些场合会用，”克莱福在我还来不及开口的时候，就在我的身旁抢着回答，“如果你坚持要用，我们一定照办。那些会用测谎器的人就快来了。” 到了这个时候，那位在一旁一言不发、久候多时的托德，才把整件事情接手过去。托德说话简单扼要，初和他谈话，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突出之处。但是我以前曾经碰到过像托德这种律师，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不讨人喜欢来做事，还学会用言语上的笨拙来攻击别人。 “请你讲一下你与尼基·蓝道的关系，布朗先生。”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巴雷说，“我们直到老死都不可能互相往来了。我签了一份文件，文件上说我再也不会跟他讲话了。不信的话你可以问哈瑞。” “在做这种安排以前的关系呢？” “我们在一起喝过酒，如此而已。他很够意思。” “但是就社交上来讲，他的阶层不同于你的，是吗？他没有上过哈罗公学，也没有上过剑桥，我说对了吗？” “那又有什么不同？” “你赞不赞成英国社会的结构，布朗先生？” “对我来说，这似乎永远都是现代社会中最令人惋惜的一部分，老兄。” “你说他很够意思。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啰？” “他的个性中有让人很生气的一面，但是我喜欢他，而且仍然喜欢他。” “你从来没有跟他做过生意？任何的生意？” “他替别的出版公司工作。我有我自己的出版公司。我们有什么生意可做？” “没有向他买过任何东西？” “我为什么要向他买东西？” “我想知道当你独自一人时，特别是在共产国家的大都市里，你和蓝道在一起谈论过什么事？” “他一再地吹嘘他是多么多么的有手腕，甚至无往不利。他喜欢听音乐，古典音乐。” “他有没有跟你谈过他的姐姐？他的姐姐至今仍在波兰吗？” “没有。” “他有没有对你表达过他心中的愤恨？你知道，他说他的父亲曾被英国当局虐待过。” “没有。” “你上一次与蓝道之间的私人谈话是在什么时候？” 巴雷终于让心中的怒气形之于色了，“你这么讲，就好像我们是一对同性恋。” 昆恩的脸色并没有变。也许他早已料到会有这一招。 “我问的是什么时候，布朗先生。”托德说。他的语调暗示他的耐心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我想是去年在法兰克福吧！在海西谢·霍天酒店喝了两杯酒。” “是在法兰克福书展吗？” “没有人会为找乐子去法兰克福的，老兄。” “自从那次之后就没有跟蓝道说过话吗？” “即使有也记不得了。” “今年在伦敦的书展也没有过吗？” 巴雷似乎是一下子记起什么东西似的，“啊！史黛拉，你说对了！” “抱歉，能否再说一遍？” “尼基见到了一位过去曾经为我工作过的女孩子，名叫史黛拉。他认定他已迷上她了。说实在的，他会迷上任何人。他要我介绍他们认识。” “而你也做了？” “我试了。” “你为他们拉皮条，你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老兄。” “后来呢？” “我约她六点钟在街角的罗勃克喝一杯，结果尼基来了，她没来。” “所以你就单独一人留下与蓝道在一起了？一对一？” “不错，是一对一。” “你们谈些什么？” “我想是谈史黛拉，谈天气，也许还谈些别的吧！” “布朗先生，过去你在英国是否与苏联公民有过接触？” “我偶尔会和他们的文化官员有些接触，不过他们并不经常有空见我。在大使馆为苏联来访的作家开酒会的时候，我通常也会去。” “我们知道你喜欢在伦敦康登镇地区的一处自助餐馆里与人下棋。” “那又怎么样？” “这个自助餐馆是不是苏联流亡人士经常光顾的一个地方，布朗先生？” 巴雷提高了他的嗓音，但是语调还是保持着平稳，“就算我认识里奥，里奥喜欢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我也认识约瑟夫，约瑟夫是个凡事都要批评的人。不过，我既没有跟他们上床睡觉，也没有跟他们交换过秘密。” “不过，听你不假思索地就能把别人的事说得一清二楚，足见你的记忆力之强，实在是不一般。” 面对这样无礼的挑衅，巴雷还是没有发火。不过，这也使得他的回答更加让人胆战心惊。有一度，真的，他似乎是不愿意再回答了；他身上的那股忍耐力似乎是在告诉他：不用再多费唇舌了。 “对我重要的，我才记，老兄。要是我的心肠没有坏到跟你一比高下，因为那是你家的事。” 托德脸红了，并且越来越红。而拉瑞笑得更开朗了，笑得脸都要裂了似的。昆恩换了一个哨兵般的鬼脸色，克莱福则仿佛什么也没听到。 但是奈德却是笑得好不高兴。甚至沉睡似鳄鱼状的罗素·薛里顿也似乎记起在这么多让人失望的事件里，总算有一件带着那么点朦胧美。 那天傍晚，我和巴雷及他的两位守卫到了离那幢楼房很远的海边散步。我们捡起扁平的石块，比赛谁的水漂打得好。 “我赢了！我赢了！”他一边叫着，一边奋力地把石子掷了出去。 “那些大人物已嗅出异端邪说。”薛里顿在晚餐时对我说。他是在告诉我们现阶段“游戏”的最新动态。巴雷说他头痛，所以要了一份蛋卷在船屋里享用。“这些家伙大部分基于‘安全边缘’的理由而齐聚华府，这也就是说，他们要求增加军费的支出，还要发展新的系统。只要军售工业在未来五十年之内有钱可赚，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他们就算不是和那些武器制造商抵足而眠，也会和这些人同桌共饮。蓝鸟事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而假使这份资料是真的呢？” 薛里顿面露悲哀地又拿了一块胡桃派，然后说：“真的？俄国人打不了仗？他们什么预算都遭到削减，而且莫斯科的那些小丑压根儿不清楚事情真的糟到什么地步，因为在现场的那些人一天到晚都在欺骗他们，好让他们有机会赢得金表和鱼子酱？你认为那就是实情吗？”他吃了一大口，但是这一口并没有改变他面部的轮廓。“你想他们不会作比较吗？”他又为自己倒了一大杯咖啡。“你知道对我们这些主张民主选举的尼安德塔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我们只要看一看苏联怎样，大抵上就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了。苏联那一边若是病入膏肓了，就代表我们这一边也差不多了。这种情形，那些大人物不喜欢，那些厂商当然就更不用说了。”他摇了摇头表示不以为然。“听到那些俄国人没法拿粪做固体燃料？听到他们的火箭引擎不但不能喷火，反而会把东西吸进去？听到他们的早期警报系统所发生的错误比我们的还严重？他们的重装备就连他们自己的狗屋都出不去？还有，我们的情报单位所作的评估夸张到什么样荒唐的地步？你想，他们会怎么想？”他把对那些大人物的厌恶之情完完全全地表露了出来。“如果你必须竞争的对象只是你自己，试问，你又如何去推销你的军备竞赛？蓝鸟是一项要命的情报。有多少领高薪的宝贝专家们会因此而丢掉饭碗，那就全看蓝鸟的了。你要真相，这就是真相。” “那么你为什么要死抱着不放？”我反驳他，“如果这是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那为何还要继续？” 突然之间，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 老帕尔弗莱是不常打断人家的话，使每个人转而带着惊讶的眼光看着他的。自然，这并不是我有意这么做，但是奈德、鲍勃，还有克莱福都死瞪着我，就好像我已经失去了理智；而薛里顿的手下（如果我记性不错的话，在场的一共有两个人）也自动地放下了刀叉，自动地在他们的餐巾上擦着手指。 只有薛里顿好像是没听到一样。他已经认定了一点儿奶酪对他没有什么妨碍。他把手推餐车拉向他这边，并且郁闷地检视着车上的食物，但是我们没有一人能够想像得出那片奶酪正是他的心结。我当时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在拖延时间，心中盘算着到底要不要回答，要如何回答。 “哈瑞，”他很小心地开口了，似乎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一块丹麦点心，“哈瑞，我对上帝发誓。你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献身于和平及博爱的人。我这么做的用意，是要去吓阻五角大楼那些爱吵架的人，让他们不再去告诉美国总统二十只兔子就等于一只老虎，或是在港口两英里以外的每一艘渔船都可能是曳行的苏联潜艇。我也不希望再听到什么在地上挖防空洞以逃避核战争等的狗屁话。我是主张开放政策的人，哈瑞，我对自己又比以往更清楚了一些。我生来就是一个开放政策者，我的父母很久以前就是开放政策者。对我来讲，开放政策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要我的子女能够活得好好的。你可以引用我的话，你也会喜欢的。” “我还不知道你有小孩呢！”奈德说。 “这是打个比方。”薛里顿说。 但是，如果你把薛里顿的外表包装给撕开，你就可以觉察得出他是要把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向我们表白。奈德感觉得到，我也感觉得到。如果克莱福感觉不出来，那是因为他故意装作不知道。这是一种真诚，很少在他的话语里表露出来，而他一向所说的话也不是故意要隐藏真情，只是因一向只传达意思而无从表现，但是自从在伦敦经历那段激烈竞争之后，一种崭新而不可抑制的谦恭已融入他的言谈举止之中。行年五十的他，在经历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之后，用沃尔特的话来讲，罗素·薛里顿正要摆脱他中年生活的桎梏。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喜欢他，但是，就在那一晚我开始喜欢他了。 “布莱迪很精明，”薛里顿打了一个呵欠，警告我们说，“他连草在生长的声音都听得到。”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剖析布莱迪，他就是这么一个精明得像鬼的人物。 你可以从他那张聪明的脸上看到他的精明，也可以从他那坐得纹丝不动的坐姿上看得出来。论年岁，他身上的运动夹克远比他大。他一走进房间，你就知道他以不引人注目为乐。他年轻的助手也穿着一件运动夹克，并且也像他的主人一样，衣衫褴褛得很有格调。 “看起来你似乎是做了一件好事，巴雷，”布莱迪一边用他那轻快的南方口音开始说，一边把他的公文包放在桌上，“你这一路来，有人向你道过谢吗？我是布莱迪，我已经老了，记不清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了。这位是史凯顿。谢谢你。” 又是在撞球室，所不同的是昆恩的桌子和高背椅都被拿走了。换来的是沙发椅，厚厚的椅垫坐起来挺舒服的。外面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当中。蓝迪的女仆已经把百叶窗拉下，把灯打开。起风了，这栋楼房也开始像架子上摇摇晃晃、叮当作响的瓶子一样。布莱迪打开了他的公文包。自从这些人知道这些情报价值的那一天起，他的那只公文包就变成了一块宝石。布莱迪系了一条带有圆点的领带，有时看起来像大学教授。 “巴雷，我是在什么地方读到或是做梦梦到的，你曾经在雷·诺伯的大乐队里吹奏过萨克斯？” “那是在我乳臭未干的时候，布莱迪。” “雷可以说是你碰到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是吗？他演奏出来的音乐，至今无人能比，不是吗？”布莱迪的问题，不是南方人还真问不出来。 “雷是王子。”巴雷哼了一段《切罗基》的音符。 “他有那种政治的想法真是太可惜了，”布莱迪说，“我们都曾经劝过他放弃那种荒谬的想法，但就是劝不醒他。你还跟他一起下棋吗？” “是的，的确是。” “你们俩谁赢？” “我赢吧？我不太清楚。是的，我赢。” 布莱迪笑了，说：“我跟他下的时候，也是我赢。” 史凯顿也笑了。 他们谈伦敦，谈巴雷住的地方是在汉普斯德的哪一部分：“巴雷，我就是喜欢那个地区。在我心目中，汉普斯德代表着文明。”他们也谈巴雷曾经参加演奏过的乐团。“噢，天哪！难道他还在搞音乐吗？如果我是他那把年纪，我连不熟的香蕉都不敢买！”他们又谈英国的政治。布莱迪不得不打听到底巴雷心目中对撒切尔夫人的观念是错在什么地方。 巴雷似乎是不得不好好地想它一想。起先，他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来。也许，他接触到了奈德传来的带有警示的眼神。 “巴雷，这不是她的错，她还没有碰到足以和她抗衡的对手，不是吗？” “那女人是个鬼激进分子。”巴雷对着向他秘密示警的英国人这边怒吼道。 布莱迪没有笑，只是抬了抬他的眼睫毛，跟我们一起等着。 “她所行的是民选的独裁政治，”巴雷继续说道，情绪逐渐高涨，“她保护并勾结那些利益团体、大企业，不顾一般的私人小企业。” 他似乎是有意在这一话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又突然改变了心意，就此打住，因此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只是开头而已。经过这十分钟的“暖身”，巴雷一定已经感到十分自在了。直到布莱迪懒洋洋地说道：“你现在卷入的这件事，巴雷。”并提议巴雷应该用自己的话再重述一遍，“但是要提到你们俩在列宁格勒对谈的情况。” 巴雷照着布莱迪的要求做了。虽然我认为我留神倾听的功力绝对不比布莱迪差，但就我在巴雷的陈述里听到的，并没有什么与记录相违背，或者是记录上所没有记载的。 头一个回合，布莱迪似乎也没有听出什么令他惊讶的事情。我这么讲，是因为就在巴雷讲完的时候，布莱迪向他笑道：“好，巴雷，谢谢你！”他的语调中丝毫听不出任何怀疑。他纤细的手指拨了一下手边的文件，说：“我总是说，干情报的人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闲懒。你必须要像一位战斗机的飞行员一样，”他边说，边选择了一页，盯着它看，说道：“上一分钟你还在家里享受你的鸡腿大餐，下一分钟你就得一小时飞行八百里，飞得你魂都出了窍。飞完之后，你还得赶着回家洗碟子。”他似乎已经找着了他所要的。“你对它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巴雷，一点儿也没靠祷告上帝庇佑，在莫斯科那儿坚持到底？” “有一些。” “你在那儿闲着等卡佳？闲着等歌德？和歌德重叙旧情之后，似乎还在那儿闲逛了好一阵子，不是吗？” 布莱迪把他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研读了那份文件之后交给了史凯顿。我知道那个停顿是故意的，但还是让我觉得心惊胆战。我想奈德一定也被吓住了，因为他看了史凯顿一眼，然后焦急地转眼看了看巴雷。“根据我们在现场的人员报告，你和歌德约在列宁格勒时间十四点三十三分的时候分手。你看过这张照片了没有？史凯顿，把它拿给他看看。” 我们全都看过那张照片，惟独巴雷没有。照片上显示他们在斯莫尔尼公园道别的情景，歌德已经转身要走了，而巴雷的双手仍然握住转身过去的歌德。照片左上角的电子时间记录显示着十四点三十三分二十秒。 “你记得你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吗？”布莱迪问道，说话口气好像是对这一段往事有着非常甜美的回忆。 “我对他说我会出版他的书。” “记得他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他要知道他是不是需要另找一位正人君子去为他做这件事。” “一次凄惨的告别！”布莱迪以一种轻松的口吻作了批注。就在同时，巴雷继续看着那张照片，而布莱迪和史凯顿看着巴雷。“之后，你又做了什么呢，巴雷？” “我回到了欧洲旅馆。把他的文件交了出来。” “你走的路线是哪条？记得吗？” “我是顺着同一条路回来的。我坐电车进城，然后又走了一点路。” “你等电车等得很久吗？”布莱迪问道。在我听来，他那一口南方口音，很有一种讽刺的味道。 “我不记得了。” “有多久？” “五分钟吧？也许更久。” 从开头一直到现在，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巴雷有记不清楚的事情。 “有很多人同你在排队等车吗？” “没有很多，有一些。我没注意。” “电车每十分钟就来一班。车开了之后，也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欧洲旅馆。就算是步行吧！以你的步伐，十分钟也就够了。我们的人在途中也都做过计算。如果你到达的时间比预定的超过十分钟，就算是不正常。但是根据亨西格夫妇的说法，你一直到十五点五十五分的时候才到达他们旅馆的房间。这么长的时间和我们所计算的有着一大段的差距，巴雷。这段差距就好像是在时间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一样。你可以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补满这个空白时段吗？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去狂欢痛饮一番才回旅馆。你真的是去喝酒了吗？你身上携带的是价值不菲的商品啊！我倒以为你会想要尽快地把它给卸下来呢！” 巴雷开始变得步步为营，而布莱迪也已看出来了，因为他那友善的南方式笑容堆出了一种新的鼓励。这种鼓励的表情好像是在对他说：“你给我老实一点！” 至于奈德，他正坐得笔直，两脚平放在地上，目光动也不动地直视着巴雷为难的脸上。 只有克莱福和史凯顿似乎已经发过誓，不会在脸上摆出任何表情。 “你那时在做什么，巴雷？”布莱迪再问。 “我在闲逛。”巴雷说，他是不惯于扯谎的人。 “带着歌德的笔记本？那本他把生命都交付在上面的笔记本？闲逛？你找了这么一个万分紧要的下午去闲逛了五十分钟，巴雷。你去哪儿闲逛去了？” “我沿着那条河走。那条我们曾经到过的河流。派迪告诉我要从容不迫。他要我不要匆匆忙忙地走回旅馆，而要以一种很轻松的步伐走。” “是真的。”奈德低声说道，“这些是我通过莫斯科情报站给他的指示。” “走五十分钟？”布莱迪无视于奈德的插入，还是坚持问道。 “我不知道到底走了多久。我走路时没有看表。如果你要轻松，你就得真正的轻松。” “当时你的裤管里藏着一个录音机和一个电池包，你的手提袋中装了一本可能是无价之宝的情报笔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难道不会想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一条直线吗？” 巴雷被激怒了，但是在奈德的眼神督示之下，他硬是忍着心中的怒气。 “你刚才没听我说吗？”他不礼貌地说，“我刚才不是告诉你，派迪要我从容不迫。他们在伦敦为我开的一连串课程里，就是这么训练我的，要从容不迫。如果你身上带着东西的话，千万不要赶。你最好能够故意地走慢一些。” 巴雷的话还没有说完，勇敢的奈德又说话了：“我们的确是这么教他的。” 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却是看着巴雷。 布莱迪也看着巴雷。“所以你就从那个电车站开始逛起，朝着在斯莫尔尼研究院的共产党总部逛了过去，更别提其他几座像共青团之类共产党的神庙了，而却带着歌德的笔记本在你的袋子内？你为什么这么做，巴雷？你不必告诉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鬼话。我是不吃这一套的，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自取灭亡。” “我只是在服从命令而已，你他妈的，布莱迪！我在从容地走，我要告诉你多少次？” 就在他爆发出怒火时，巴雷也让我想起了让他现在无法脱身的，与其说是他自己的谎言，倒不如说是他那进退维谷的困境。他的恳求当中有太多的诚实，他那无助的眼神中也有着太多的孤独。而布莱迪又何尝不知？就是因为他知道，所以他在面对巴雷沮丧的表情时，并没有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样子，反而有点儿像是要帮助他似的。 “巴雷，你是知道的，坐在这儿的有许多人都会想要找到一个理由把这段空白给填补起来。”布莱迪说，“他们会猜想你是坐在某人的办公室里或是车里，另一个人拿着照相机把歌德的笔记本拍下来，或是对你下达命令。你有没有做过这一类的事情？我想，如果你有的话，你应该乘着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就乘现在，不要再拖。”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不说？” “根本没有你所说的事情。” “但是总有一些事情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在你闲逛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事情？” “歌德。出版他的笔记本。他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会把圣殿都给拆了的。” “什么圣殿，你能不能不要谈这么多不着边际的东西？” “卡佳，还有孩子。如果他被抓的话，他会把他们也牵连在内。我认为没有人有权利这么做。我拿这件事情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以你就一面闲逛，一面在想办法了？” 也许巴雷真的闲逛过，也许他没有。他已紧闭口风了。 “要是你先把那本笔记本交给他们，然后再去解决那些道德上的问题，岂不是更好吗？有那样东西在你的手提袋里冒着烟，而你居然还能清楚地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我并不要求你一定得用非常合乎逻辑的方式来解释这件事情，但是就算我们用不合逻辑的方式来推演吧！我觉得你这么做，你自己都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我认为你做了什么，而你自己也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我买了一顶帽子。” “什么样的帽子？” “一顶皮帽子，给女人戴的。” “给谁买的？” “给寇德小姐买的。” “是你的女朋友吗？” “她是武士桥那一栋安全房舍的女管家。”奈德还没等巴雷回答就替他回答了。 “你在哪儿买的？” “在那个电车站和那一栋旅馆之间买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是在一处店里。” “就只买了这一样？” “就只买了帽子。一顶帽子。” “买帽子花了你多少时间？” “我要排队等。” “你排队排了多久？” “我不知道。” “你还做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做。我就买了一顶帽子。” “你在骗人，巴雷。虽然你扯的谎并不算是什么大谎，但毫无疑问你是在扯谎。你还做了些什么？” “我打了电话给她。” “给寇德小姐？” “给卡佳。” “从哪里打的？” “从一个邮局。” “哪一个邮局？” 奈德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前额，好像是要挡住阳光一样。但是暴风雨已经来了，窗外的海和天都变黑了。 “不知道。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在一个坚固的阳台底下的电话亭里打的。” “你是打到她的办公室还是打到她家里找她？” “办公室。那时还是上班时间。我打到她的办公室找她。” “为什么在你随身携带的录音带中我们没听到这一段？” “我把它关了。” “你打这个电话的用意何在？” “我想弄清楚她是否平安无事。” “你是如何进行的？” “我先跟她打了一声招呼，她也跟我打了招呼。我说我在列宁格勒，我见到了我的联络人，生意谈得很顺利。任何人听了都会以为我在谈亨西格，而卡佳会知道我谈的是歌德。” “你这么讲听起来就有道理多了。”布莱迪带着一种释怀的笑容说道。 “我接着又说，那么，我们就在下一次莫斯科书展再见面了，请你自己多保重。她说她会的。然后我就跟她道别了。” “你还对她说了些什么？” “我告诉她把我给她的那本简·奥斯丁的书毁了吧！我说那本书的版本不对。我会再带几本新的来给她。” “你为什么告诉她这些？” “在简·奥斯丁的书里内文中印有我们要歌德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重复印在他不肯从我手中拿去的那一本平装书里。我当时给她那本书是希望，如果我找不到歌德的话，她可以把那些问题交给他。那个东西在她身边，对她是很危险的。既然他也不打算回答这些问题了，我就不希望她再拿着那些问题。” 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听到海风吹着百叶窗嘎嘎作响。 “你和卡佳在电话里一共谈了多久，巴雷？” “我不知道。” “你打这个电话花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是在柜台付钱的。两个多卢布吧！我谈那个书展谈了很多，她也是一样。我想听她讲话。” 这一次轮到布莱迪沉默了。 “我有一种感觉，只要我还在讲话，生活就是正常的。她很好。” 布莱迪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结束了这一场表演。“所以你们谈得不多。”然后就开始把他所有的物品装进了他爷爷那一代才会用的公文包里。 “的确，”巴雷同意道，“只是随便聊聊而已。” “就像同事之间的聊法，”布莱迪暗示道，一边啪的一声，把他的公文包给合了起来。“谢谢你，巴雷。我佩服你。” 我们换到那一大间客厅里，布莱迪坐在我们中间，巴雷被支开了。 “把他摆在一边，克莱福。”布莱迪带着很有礼貌的口气建议道，“他很古怪，他是累赘，并且他自己的想法也太多了些。蓝鸟造成的风浪已经大到你不能想像的地步。全国各地严阵以待，空军的将领们正在警戒当中。国防部说有他在，我们所有的军事储备都可能付之一炬。五角大楼骂情报单位在推销赝品。你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此人甩掉，另换一个专业人员去代替他的工作，我们派一个人给你们。” “蓝鸟是不会和专业人士打交道的。”奈德说道。从他的声调里，我已经听得出他心里压抑已久的愤怒已到了爆发的边缘。 史凯顿开口说话了。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话。他讲话极其粗鲁，令人为之侧目。 “去他的蓝鸟！”他说，“蓝鸟没资格发号施令！他根本就是一个卖国贼，一个作奸犯科的人，并且，谁知道他还是他妈的什么东西？把他捆起来丢到火里去，告诉他如果他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把他交给他们自己的人，而且把那个女孩也一起出卖。” “如果歌德是个好孩子，他一定会拿到奖金的，我保证。”布莱迪说，“一百万不成问题。一千万更好。如果你吓一吓他，再给他足够的甜头吃，也许这个尼安德塔人会上道的。罗素、克莱福、哈瑞、奈德，再见了。” 他开始朝着门走去，史凯顿在他身旁亦步亦趋。 但是奈德并没跟他道别。他既没有提高声量，也没有敲桌子，但他也没有把那沸腾的怒火给强行压抑住。 “布莱迪！” “你有话想说，奈德？” “蓝鸟是威逼不得的。他们没有办法让他屈服，你也不行。‘恐吓’在我们做计划的时候也许很好听，但是万万不能拿到实际的作业中使用。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听一听他的录音带。蓝鸟一直想做一个殉道者。一个人如果已经下定决心要殉道，你有什么方法能威胁他？” “听你这么讲，我应该拿他怎么办，奈德？” “巴雷有没有骗你？” “没有故意耍什么花招骗我。” “他是一个单纯的人，这个案子也是个单纯的案子。你单纯地回想一下，就在你东想西想的时候，蓝鸟还是维持他原先的方向不变。并且，他选择了巴雷做他的赛跑伙伴。巴雷是我们惟一的机会。” “他爱上了那个女孩子，”布莱迪说，“他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是个累赘。” “他爱过成百个女孩子了。每遇到一个女孩，他都会向人家求婚。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不是巴雷想得太多，是你的那些手下想得太多。” 布莱迪谈得兴起。他感兴趣的不是他自己原先的判断，而是奈德的。 “我什么案子都处理过，你也一样，”奈德继续说道，“有些案子难得单纯，即使是案子结了也不单纯。但是这件案子从起头就很单纯。而且，如果说有人让它不单纯，那就是我们自己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以这么热切的态度讲过话。薛里顿也没有；因为他干情报工作干得太久了，都变得麻木了。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克莱福才会觉得他应该站出来为大家打打圆场了。“是的，我们从这件案子里可拿出许多东西来讨论的，布莱迪、罗素，我们得好好地讨论讨论。也许还有一种中庸之道，我宁愿相信有。我们为什么不调查一下？先把这暂时撇开，另找个时间再好好尽情地讨论一下呢？” 但是没有人动。布莱迪听了克莱福的陈腔滥调，还是站在原地，动都不动一下。我突然发现在他的身躯里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仁慈，就像是一个藏身在面具之后的真人一样。 “人家雇用我们，不是要我们去发挥博爱精神的，奈德。他们把我们这些个鬼放到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入行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他笑着说，“我想如果我们这一行还要做到正直的话，你就会以副局长克莱福的身份来主持这个节目了。” 克莱福听到这句话，脸上虽显得不悦，但还是勉强赔着笑随布莱迪走到他的吉普车旁。 有一阵子我想这个房间里只剩下我、奈德和薛里顿。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我们的工人蓝迪挡在门口，脸上一副惊讶不已的表情。“是布莱迪吗？”他问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个做事卖力的布莱迪？” “那是葛利泰·嘉宝，”薛里顿说，“拜托！蓝迪，请你走开。” 在薛里顿的手下把巴雷带回来的时候，我应该多为他放一些那种使人心情稳定的音乐，陪他在海边散步；然后再开一开他的玩笑，为他画一张列宁格勒的地图，用心记下他为寇德小姐买下山貂皮帽子的那个商店位置和付账的钱；以及，如果有收据的话，收据到哪里去了？还有，巴雷到底有没有向盖特维的海关申报那顶帽子，还有他打那个电话的邮局地点。 我应该向你描述一下我和奈德整个晚上都看着巴雷，想找出一个可以让他从沉默中走出来的方法，但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巴雷从同意接受审讯开始，就变得落落寡欢。他已经变成一个孤身的清教徒，他要前往何处？从哪里出发？为了谁呢？ 然后，第二天早晨，在那儿的人皆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精彩日子。我想它一定是星期四。那天，从罗根来的新飞机带来了我们的莫夫和史丹利。飞机准时到达，他们也正好赶上他们所喜欢的早餐。早餐中我们吃薄饼、培根和纯枫糖浆。 蓝迪的厨房早就对他们的口味摸得一清二楚了。 这两人既粗鲁，又带着泥巴味，一脸的横肉，配上一双大手掌。他们到达的时候，看起来真像一对杂耍演员，戴着黑色的软呢帽，抓着一个推销员用的手提箱。无论是吃饭，或是吃完之后坐在撞球室新漆的红色地板上，这两人的手提箱也片刻不离身。 他们的职业让他们的表情都僵硬了，但他们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最喜欢的那一种典型——他们直爽、忠诚、服从命令，像个单纯的步兵有工作要做且要养家糊口，对国家别无二心。 莫夫的头发剪得像老鼠毛一样短。史丹利的两腿呈外八字，上衣的领子上戴着一个忠诚的标志。 “你可能是耶稣基督，布朗先生，你也可能是一位月赚一千五百元的打字员。”就在我们围站在巴雷的船屋里合起来哄他的时候，薛里顿就这么对他说。他又说：“不管它是巫毒，是炼丹术，是碟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邪术，如果你不能通过它的考验，那你就死定了。” 接着说话的是克莱福。克莱福可以为任何事情找理由。“如果他够光明正大、心胸坦荡，那他有什么好担心的？”他说，“那是他们官方保存机密法案的看法。” “奈德怎么说？”巴雷问道。 奈德的眼神和回答里都带着我所不能忘怀的挫折感。布莱迪对巴雷的审讯已经动摇了他的信心，也动摇了他手下人的信心。 “那是你的选择机会，”他无奈地说着，就好像他是对自己说的一样，“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这是个非常糟的选择机会。” 巴雷像以前一样转向了我。他的眼神就像我当时问他愿不愿意接受美国人的审问时一样。 “哈瑞，我该怎么办？” 他为什么总是要我给他意见？那是不公平的。我希望我看起来和奈德一样的不舒服。不过，虽然我的确如此，还是得强打精神故作轻松地耸耸肩膀，说道：“你要不然就幽他们一默，再不然就跟他们走，否则你就告诉他们去死吧！到底要怎样做，完全看你自己。”我给他的回答和我第一次回答他时如出一辙。 我就是凭这点才当上律师的。 巴雷又沉默了。他先是游移不定，继而萌生退意。他转眼望着窗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希望他们不至于抓着我逼供。”他说。 他站起来，轻轻甩了一下手腕，松松肩膀。而我们这些在一旁围绕着他的人都彼此相视，偷偷地互相点头致意，因为我们的主人终于应允了。 莫夫和史丹利在执行任务时都有刽子手一般灵敏的身手。不管那张椅子是他们自己拿的，还是这个岛上的主人为他们预备的，那张左扶手像扇子一样的直背木椅就像是一张宝座。莫夫灵巧地把它接上那个电插座，而史丹利则像是祖父教训孙子一样地对巴雷讲话。 “布朗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该对我们产生敌意。我们希望你不致因与我们这些审问人之间的关系而感到为难。我们做审问工作，就像是机器一样，绝对是大公无私而不存任何偏见的。请你把夹克脱掉，不必把袖子卷上去或是把衬衫纽扣解开，先生，谢谢你。非常容易，是不是？现在请放松。” 就在这时候，莫夫拿了一个大夫量血压用的袖套围在巴雷的左臂上扣紧，一直到巴雷的手肘动脉显现出来。之后，他让空气充到这个袖套里，直到表上的指针指着五十毫克为止。这时候史丹利以拳击赛助手的专注，绕着巴雷的胸膛装了一个直径一英寸的橡皮管子。他很小心地避开了巴雷的乳头，以免擦伤它们。然后又横过巴雷的腹部装了第二根管子，两个指套套在巴雷的左手中间两只手指上。这个指套里有一个电极，专门测试巴雷的汗腺，以及通了电的皮肤反应和皮肤的温度变化。这种皮肤上的温度变化，就不是受测者（假设他还有良心的话）所能控制的了。这些程序，史丹利在事前都已经对我一一说明过了。我对这件事情要求知道得非常详细，就像一个人在他的亲人动手术以前，希望对手术的过程要知道的那么详细。哈瑞，有些测谎器的操控人员喜欢在受测者的大脑上加装一条带子，就像是为他做大脑摄影一样，但史丹利不会这么做。有些测谎人员喜欢对受测者大吼大叫，但史丹利不会。史丹利知道许多受测人，即使本身无罪，也会在测试者咄咄逼人的言辞及态度下变得心虚而有不当的反应。 “布朗先生，我们要求你千万别乱动，不管快或慢，都不可以。”莫夫说，“只要你一动，我们就很有可能在波形上受到很大的干扰。这么一来，我们就需要重新再做一次测试，重新再问一次相同的问题。谢谢你。首先，我们想要先建立一个标准。所谓标准，指的就是音量的大小。也可以说是物理反应的强弱。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地震仪，你是地球，震动由你发出。谢谢你。你的回答只能是‘是的’或‘不是’。请你务必诚实地回答。我们每问完八个问题，就会停一下，这时候我们会将你的袖套放松，避免让你觉得不舒服。袖套放松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聊聊，但是不要开玩笑，也不要有任何过分的言辞。你的名字是不是布朗？” “不是。” “你除了这个名字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 “是的。” “你是在英国出生的吗？布朗先生？” “是的。” “你是乘飞机到此地的吗，布朗先生？” “是的。” “你是坐船到此的吗，布朗先生？” “不是。” “你到目前为止都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布朗先生？” “是的。” “以下的所有问题你都预备诚实作答吗，布朗先生？” “是的。” “谢谢你。”莫夫脸上带着微笑。而史丹利把袖套中的空气放掉。“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叫做非相关性的问题。你结婚了吗？” “目前没有。” “有小孩吗？” “有两个。” “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男一女。” “很好。好了吗？”他又开始向袖套里打气，“现在我们要问相关的问题了。请你放轻松。这样很好。非常好。” 在那只打开的手提箱里的分光谱上，四支针笔分别在绘图纸上写出四条淡紫色的线条，仪表中四支黑色的指针也不断地点着头。莫夫预备了一堆问题，坐在巴雷身边的一张小桌子旁。即使连罗素·薛里顿也对这些由兰利审讯小组所挑选出来的问题一无所知。它们仿佛汇聚成一股神秘的力量，放在那个箱子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以任何的贿赂得以一窥究竟。 莫夫用他毫无抑扬顿挫的语调说着。我相信莫夫会对他自己那种毫不徇私偏袒的声音感到分外骄傲。询问就要开始了，莫夫是主控者。 “我故意从事一项阴谋，提供不实的消息给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单位。是的，我是这么做的。不是，我没有这么做。” “不是。” “我的动机是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是或不是？” “不是。” “我是和苏联的情报单位共同串通欺诈。” “不是。” “我对于代表世界共产主义的任务感到骄傲。” “不是。” “我与尼基·蓝道勾结。” “不是。” “尼基·蓝道是我的情人。” “不是。” “他过去是我的情人。” “不是。” “我是同性恋者。” “不是。” 又是一个短暂的休息。史丹利再一次将袖套放了气。“感觉如何，布朗先生？没有太大的痛苦吧？” “差得远呢！老兄，对我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是我注意到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并没有看他。我们若不是在看地板，就是在看我们的手，要不然就是看窗外那棵在风中摇摆的树。现在轮到史丹利问了。他的语调听起来觉得舒坦多了，但还是一样没有抑扬顿挫。 “我和卡佳·奥拉娃那个女人以及她的爱人勾结。” “不是。” “我所称作歌德的那个人是苏联情报机构的一员。” “不是。” “他给我的那些资料是由苏联情报机构提供的。” “不是。” “我是被人家设下的性陷阱给陷害了。” “不是。” “我是被敲诈了。” “不是。” “我是身不由己。” “是的。” “是苏联人使我身不由己吗？” “不是。” “如果我不跟苏联人合作，他们会让我破产。” “不是。” 又一次暂停。第三回合了，又轮到了莫夫。 “我说我从列宁格勒打电话给卡佳·奥拉娃，其实我并没有打。” “不是。” “我是卡佳·奥拉娃的情人。” “不是。” “有的时候我是卡佳·奥拉娃的情人。” “不是。” “有人拿我和卡佳·奥拉娃的关系来勒索我。” “不是。” “我在这次询问中，到目前为止所说的都是实话。” “是的。” “我是美国的敌人。” “不是。” “我的目的是要暗中破坏美国的军备。” “你介不介意由我来控制那玩意儿，老兄？” “停！”莫夫说，于是在手提箱旁边的史丹利就依命停了下来，同时莫夫拿了一支铅笔在绘图纸上作了记号，“不要破坏我们已经建立起的规则，布朗先生，以前有人为了甩掉一个不好的问题，就用了这一招。” 第四回合了，又轮到史丹利。问题一个接一个地从他口中道出。看情势，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他们不到黄河是不会死心的。巴雷的“不是”的口气里有一种死气沉沉的韵律，也有一种近乎讥讽的消极。他仍然维持着他们为他安排的坐姿。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一动不动地坐得这么久过。 他们又休息了，但巴雷并没有松懈下来。他的一动不动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他的下巴抬了起来，双眼紧闭，面上明显地带着笑容。只有上帝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有的时候，他还没有等问题问完，就脱口说出“不是”。但有时他又拖延许久一声不吭，结果那两个人，一个从他的指针，另一个从他的文件上，不约而同地往上看。在我看来，这两个施刑的人似乎都有同样的焦虑，他们担心他们也许把眼前的这个人逼得太过分了。一直到巴雷口中终于还是说出了，一个既不算大声，也不算小声的“不是”，他们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放了下来。 他这样的坚忍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对凡事都说不是。他为什么坐在那里，像一个年纪老迈的人预备接受岁月给他的羞辱，忍气吞声地说着“不是”？这种忍气吞声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不是，是的，不是，一直到午餐时分他们才把他松绑带离那台机器。 不过，我想在我脑袋里的另一部分，我知道答案，只是我无法将它形诸笔墨罢了：他的本体已经不知去向了。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我们等了三天，你可以从我灰白的头发中计算出我当时等了多少小时。我们那时已经照着资历的高低分开。薛里顿和鲍勃一起；克莱福和兰利的人一起；奈德和他的手下继续留在岛上，我则继续与他们一起留下来待命，尽管我所等待的还是一个谜团。我从那时起就开始讨厌那个小岛，而且，我想奈德和巴雷也同我一样。巴雷又变得心不在焉，并且也暂时失去了幽默感。某些事已碰触到他的自尊。 所以，我们就只有等了。我们心烦意乱地下棋，但很少有把一整盘棋下完的。我们也听听蓝迪讲他自己的游艇，听电话，听鸟叫和听海涛的拍岸声。 处在这种状况，我们个个心浮气躁。而我们对这一孤岛和它烟雾弥漫的天空、暴风雨，以及对一片一片的田园美景所产生的好奇感，益发使得我们更加地心浮气躁。岛上起了大雾，浓雾笼罩住我们，使我们起了一阵莫名的恐惧，担心自己永远都离不开这个小岛。雾散了，但我们仍然待在那儿。我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应该会把距离拉得更近才对，但这两个男人都回到他们自己的王国里去了，奈德退到他的房间，巴雷则走到室外。雨像葡萄弹一样地打在这个小岛上，我只能透过窗户看着巴雷穿着他厚厚的雨衣，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悬崖峭壁的边缘。那一副举步维艰的样子，就像是和他的鞋子摔跤一样。有一次，我还看见他在海滩和那位名叫艾德加的守卫人员打板球玩。天晴的片刻时光，他会拿出一顶从船尾里的一个五斗柜挖掘出来的航海帽来炫耀。他戴上它的时候，脸上故意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以一种不可一世的眼神睥睨着脚下的土地。有一天，艾德加带着一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捡来的老黄狗出来溜达，他们让那条狗在他们中间跑过来又跑过去。还有一天，在外海有一个赛船会，一大群白色的游艇排列成环形，像一排牙齿。巴雷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它们，似乎是被这狂欢的盛会给强烈地吸引住了。而艾德加则站在一旁看着巴雷。 我想，他又在想着他的“汉娜”了。他在等待着，等待着生命给他一个能让他作选择的时刻。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并不是所有人都用这种方式来作决定的。 我对这个岛的最后一个印象有如梦幻般的失真。我曾在电话里头，和克莱福说过两次话，这两次的对谈事实上足以使他暂时耳鸣目眩。有一次他想知道“你的朋友们是如何支撑得住的？”我回答他说：从奈德那儿我知道他已经问过同样的问题了。另一次他对我说他需要知道我到底替巴雷做了什么补偿计划，包括支付津贴给他的公司等等，以及这笔钱是从我们的预算支出，还是从另外一笔额外的预算中支出。在我这儿有一些记录，能够使他开窍。 这一天临近中午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刚刚才到，放在日光浴室的桌子上。我正低头读报时，听到蓝迪大声喊警卫去找奈德接电话。就在我转身时，看见奈德自己从花园的那一边走了进来，越过大厅，走向通话室。我瞥了他一眼，瞬即又将目光移向上方。在一楼的楼梯平台上，我看见巴雷。巴雷站在那儿，侧面对着我，一动也不动。他站的那个地方有几个老旧的书架。那天早上，他终于说服蓝迪把这个上了锁的书架打开，好让他浏览一番。那个平台边就是那一扇半圆形的窗户，也就是那扇往下俯视可以看到绣球花，再往远处眺望就可以看到海的窗户。 他伫立在那儿，一只手上拿着一本书，眼睛却瞪着大西洋。他的双脚分开，另一手高举，就像平常一样，高举到他的头部附近，好像是要挡住什么人挥过来的一拳似的。他一定已经听到四周发生的一切——蓝迪的喊声，接着奈德匆匆穿过大厅的脚步声，以及通话室的门砰地关上的声音。楼梯平台的地板被震了一下，接着就是重重的脚步声踏进那个楼梯间，好像教堂的钟声一样地让人觉得刺耳。不久，奈德从通话室中急速走了出来，走了几步就突然停住了。 “哈瑞！巴雷在哪里？” “在这儿。”巴雷斜倚着楼梯栏杆支柱平静地说道。 “你已经过关了！”奈德喜悦得像个孩子似的叫道，“他们要我向你道歉。我和鲍勃、克莱福，还有海格帝都通过话。歌德是他们这几年以来所办过的最重要的案子。正式的案子。他们百分之一百地喜欢他。他们不会再三心二意了。你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仪器都给打败了。”奈德那时已经对巴雷心不在焉的样子司空见惯了，因此，就算是巴雷听了他的话，面部一无表情，他也不再觉得奇怪了。他的眼神仍然瞪视着大西洋。他是不是看见了一艘小船进了水呢？说实在的，这种情形，只要你在缅因州的海滩待久了，你随时都看得见的，一片帆，一段船身，现在又是一个落入海中的人露出水面的头和手，但旋即又沉了下去，就再也不见他浮出水面了。你继续在那儿守望，如果你守望的时间够久，你就可以看到一堆饥饿的鸟群在那儿盘旋，找寻着猎物。 但是奈德除了兴奋以外，还有一份感伤。这在他是很少见的，即职业化的他竟卸除警戒心，流露出内在那个未加粉饰的本性。 “你要再回莫斯科去，巴雷！这下子让你称心如意了，对不对？再去探个究竟？” 巴雷终于还是觉察到他伤了奈德的心。巴雷半转过身子，好让奈德能够看到他的笑容。“是的，老兄，我当然称心如意啰！” 就在他们讲得高兴的同时，轮到我去通话室报到了。蓝迪招呼我进去。 “是你吗，帕尔弗莱？” 是我。 “这件案子现在由兰利接管。”克莱福在电话里对我说。他的语气，就像这也是一个天大的消息似的。“他们把它定作‘全部配备’的等级，帕尔弗莱。这在他们来讲，是最高的等级了。”他若无其事地加上了最后这一句。 “噢，好。恭喜你了。”我边带着不能相信的语调说着，边把话筒拿开点。克莱福那拉长了的声调继续从话筒中倾泻而来，像是一个无人能关住的水龙头。“我想请你立即起草一份协议文件，帕尔弗莱，准备一份全套的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涵盖一般性的偶发事件。我们已经让他们完全听命于我们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在立意上强硬点。既要强硬又要公平。现在跟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是非常现实的，帕尔弗莱，都是些顽固分子。” 他的话还没讲完呢！巴雷的津贴及安家费改由兰利支付，当做他们整个行动管制的保证金。兰利对于处理消息来源有同等权力，而在意见不一致时享有一票决定权。 “他们正在预备一份完整的‘购物清单’，帕尔弗莱，真是一个大满贯。他们要把这份清单呈给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和科学机构。他们会讨论最关键性的问题，好让蓝鸟回答。他们知道他们要冒的是什么样的险，但他们坚持要去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他们很清楚。他们有这个胆子。” 又是那种公式化的急速语气，克莱福终于有生意可做了。“在伟大的攻守均势上，帕尔弗莱，真空里是什么都没有的。”他傲慢地向我解释。我非常清楚，他现在对我说的话，是引自一个小时以前人家才对他说过的话。“问题在于细微处的调整，每一个问题的重要性，都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答案。他们完全了解。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要准备一份彻底的问卷问他，这是对情报来源最高的评价。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做这种事了。这件事已打破了他们有史以来的惯例。最起码，在最近几年，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奈德知道这件事吗？”我好不容易插嘴进去，问他道。 “他不可能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现在所谈的，是最高等级的战略机密。” “我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你已把他的人当做礼物送给他们了吗？” “我要你立刻到兰利来，和他们在此地的法律人员一同拟出协议书的内容。蓝迪会为你安排护照的，帕尔弗莱。” “他知道吗？”我再一次问道。 克莱福这会儿在电话那端闷声不响了。这当儿，任何人都猜得出他在想些什么。 “奈德回到伦敦时自然会知道最新消息，谢谢你。他很快就会知道的。在那之前我希望你什么也别说。他们会尊重苏俄司所扮演的角色。薛里顿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方面，这重关系会扩大，也许还会成为永久性的关系，奈德会对这一点心存感激的。” 任何地方都不会比伦敦更要为这则消息欢欣鼓舞了。与未来结合，几星期后《书讯》在其为莫斯科书展的预告宣传中如此宣布，盛传已久的位于河滨大道诺福克街的“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与麻省波士顿波多马克公司之结合已成真！企业家杰克·亨西格终于和“阿布”公司的巴雷·斯科特·布莱尔达成协议，另组新公司“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预备积极开发东欧市场。“这是明日的橱窗。”信心十足的亨西格如是说。 莫斯科书展，他们来了！ 在新闻快报上的照片中，巴雷和杰克·亨西格在一盆鲜花两端彼此握着手。这帧照片是本单位的摄影人员在武士桥那一栋安全房舍里照的。鲜花是由寇德小姐预备的。 我从岛上回来的第二天就和汉娜见了一面。她看起来挺拔而容光焕发。每当我有一阵子不见她的时候，她就会有这种神采。那一天是星期四，所以她就把十四岁的儿子盖尔带到哈雷街后面的一家冒牌顾问诊所去。我从来对盖尔就没有多大的好感，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在我把她送回德瑞克不久之后，他妈妈就怀了他的缘故吧！我们坐在经常去的那家自助餐店喝着有腐臭味儿的茶，一边等他从顾问诊所里出来。她抽着烟，我很讨厌她抽烟。但我要她，她也知道。 “你去美国的什么地方？”她问，好像这件事对她来说很重要。 “我不知道。是一座岛。遍地都是海鸟，天气糟透了。” “我敢打赌那些鸟儿不是真正的海鸟。” “它们是。那儿到处都是。” 我在她那紧张的眼神里看得出她也要我。 “无论如何，我得带盖尔回家了。”就在我们已充分了解对方心思之后，她对我说。 “让他坐出租车回去。”我建议她道。 这下子，我们的意见又背道而驰了，这一次相聚也就因而不欢而散。 13 星期日早晨十点，卡佳将在梅日杜纳罗那亚旅馆宽阔的门庭与巴雷见面。这家旅馆也就是亨西格一直坚持要住的地方。熟悉这儿的西方人都管它叫“梅日”。维克娄和亨西格坐在旅馆大得反常的大厅里，目的就是要看看他们快乐的重聚，然后出游。 天气很好，到处弥漫着秋天的气息。巴雷很早就专心地在等她。他在前门口一辆辆载着第三世界领袖鱼贯进出的专车之间徘徊着。好不容易，她那红色的拉达车终于出现了，就像葬礼中突然冒出的一个玩笑。小安娜的手伸出了后车窗，看上去就像手帕般雪白。塞吉则像一位苏联官员，直挺挺地坐在她身边，手里紧紧地抓着他的渔网。 对巴雷来说，先注意这一对孩子是很重要的。他老早就想过了，并且也事先告诉自己一定要先这么做，因为不可再忽略琐事，也不可再将凡事付诸机缘了。他先对这两个小家伙猛力地挥了挥手，再往后车窗里向安娜扮了个鬼脸，才往前座车窗里望了进去。马特维叔叔端坐在驾驶座旁边的那个位置上，刮了胡子的脸庞散发着像板栗一样的光彩。他戴了一顶格纹呢帽，帽檐下，水手般的眼睛闪闪发亮。不管现在是晴是雨，为了迎接这位英国人，他把最体面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一套斜纹布西装，最好的鞋子，外加上领结，还有一个形状交叉的珐琅制革命旗帜别在他的衣领上。马特维降下了车窗，巴雷将手伸了进去，和他热切地握了握手，并且对他喊了几声“哈啰！哈啰！”到了此时，他才敢把目光移到卡佳的脸上。一时之间，巴雷似乎是忘了台词，或是她有多么美，而有好一会儿讲不出话来。还好，他终于还是堆出了笑容。 但是，卡佳的表情和举止没有任何的拘谨或不自然。 她跳出了车子。身上穿的衣服虽然剪裁得很不合适，但穿在她身上却显得非常的出色。她绕过车子走到他面前，散发出快乐和信任地叫道：“巴雷！”还没有到他的跟前，她已经张开双臂，预备接受一次热烈的拥抱。但她毕竟是苏联好女孩，所以又端庄地退缩了一步，不过还是握住他的手，审视着他的脸、他的头发、他那套老旧的外出行头，一边像好朋友似的说起话来。 “能看见你真是太好，太好了，巴雷！”她大声地说着，“欢迎你到书展来，欢迎你再度光临莫斯科。马特维没法相信你会从伦敦打电话来！他说：‘英国人会永远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教彼得如何航海。如果他不懂得航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海军了。’你知道，他说的是彼得大帝。马特维只为列宁格勒而活。你羡不羡慕弗洛狄亚有这么漂亮的车子，我感觉非常的高兴，他终于有一样可以让他去爱的东西了。” 她放开了他，而他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快乐的白痴。巴雷突然叫道：“我的天哪！我差点忘了！”他指的是那几个手提袋，它们已放在入口旁的墙边上。就在他重新拿着它们出现的时候，马特维试图从车里面爬出来，让出前座的空间，但巴雷却不坐。 “不，不，不！我跟这一对双胞胎坐在一起绝对没有问题！你的气色看起来很好，马特维。”说完之后，他就钻进了车内，把他那修长的身子靠到后座去，好像他是在停一辆运货大卡车。他把行李放在身旁，那两个双胞胎带着敬畏的眼神对他笑着，他们的笑容里似乎是在说：这个高大的外国人有那么多香烟和零碎的东西。他买给我们英国巧克力、瑞士蜡笔、画图本，以及波特的英文童话书，又买给马特维叔叔一只新的烟斗。卡佳说这只烟斗，再加上一袋英国烟丝，会让他高兴到无法想像的地步。 巴雷为卡佳买的东西，多到她此生一辈子也享用不尽的地步。唇膏、睡衣、香水以及一条法国的丝质围巾，那围巾实在太漂亮了，漂亮到她舍不得戴它。 卡佳把车开出了梅日的门庭，颠颠簸簸地驶进了一条千疮百孔的公路。一路上她谈着第二天就要开幕的书展，并且糊里糊涂地驶进了那些淹满水的坑洞。 他们大约是朝东的方向行进。温和的九月金色太阳就在他们头上，即使这是莫斯科的郊外，也因它变得格外美丽。他们驶进了莫斯科郊外一片荒凉的平原。平原中随处可见到没有主人的田野、荒废的教堂及用竹篱笆围起来的劳改营。群集在一块儿的老旧楼房像古老的海边小屋坐落在道路两旁，它们的山形墙和分隔的花园让巴雷想起了童年时代英国乡间的火车站。马特维坐在车子前座，已经开始用他刚刚才获赠的烟斗来熏害同车的其他乘客。他不但抽烟，还细数他吞云吐雾的乐趣。还好，卡佳忙着指点窗外的景色给巴雷看都来不及，哪还有闲情逸致去听他胡扯。 “翻过了这一座山，就可以看到某某金属铸造厂，巴雷。在你左手边那个破烂的水泥建筑物是一个集体农场。” “太好了！”巴雷说，“太美妙了！今天真是太棒了！” 安娜已经把她的蜡笔都倒了出来，摊在大腿上。她发现如果用口水把蜡笔的笔尖舔一舔，再画在纸上，就会留下像漆一样的痕迹。塞吉催着她赶快把它们装回盒子里去。巴雷为了让这两个小孩维持和平，就在他的图画本子上画了一只动物，让她去着色；但是，莫斯科的道路表面颠簸不平，好像有意要跟他们这两位拿画笔的人过不去。 “不是绿色的，你这个傻孩子！”他告诉了她，“有谁看见过绿色的牛？卡佳，你的女儿以为牛是绿色的。” “噢，安娜完全是脱离了现实！”卡佳大声笑着说，并且转过头去看安娜。安娜则对着巴雷吃吃笑着。 车子里，马特维不停地自言自语声、安娜开怀的笑声和塞吉无奈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伴随着他们的，是引擎痛苦的隆隆声。车子里，除了自己的声音以外，谁也听不清别人的话了。突然，他们转离了道路，越过一片绿油油的草地，直上一个连路都找不到的山坡。卡佳和孩子们都放声大笑，马特维则一手抓紧了他的帽子，另一手抓紧了他的烟斗。 “你明白吗？”卡佳硬是在喧闹中扯起嗓门大声道，好像是和情人在一个问题上经过了很久的争论之后，终于证明了她的观点是对的一样。“在苏联，你高兴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你不侵犯到那些百万富翁和政府官员的土地。” 他们在喧闹声中冲上了一座山丘，又扎进一个低洼的草丛中，但很快又从那里爬上了一条小路，像是狂风巨浪中勇敢地与风浪对抗的一叶小帆船。小路边上有一条小溪。小溪流进了一片桦树林，小路也就跟着它一直延伸进去。卡佳让车慢慢开。他们独个儿在天堂里。伴着他们的，也只有那一条通往水坝的小溪和河边可供野餐的青草地。草地上空间宽广，足够让他们玩“拉普达”球。于是他们从后车厢中拿出球和棍子，大家站成了圆形，一个人滚球，另外一个人捡球。 很快地，大家就都看得出来，安娜其实并不想玩“拉普达”球。她要的是赶快结束，好坐下来，边吃午餐，边缠着巴雷。但是“军人”塞吉是个老实人，而“水手”马特维是个热心人。卡佳一边把野餐布摊开在地上，一边对他讲“拉普达”球在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些不为人知的重要性。 “马特维对我振振有词地说，它一定是美国棒球和你们英国板球的前身。他相信这是由俄国的移民引进英国的。我非常清楚他也一定相信它是彼得大帝发明的。” “如果这是事实，这也就是这个帝国的致命伤了！”巴雷神色凝重地说。 躺在草地上的马特维仍然一边吐着烟圈，一边口中不停地说着。他那蓝色的眼睛徜徉在列宁格勒过去的光荣历史里，流露出一种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但是坐在他身旁的卡佳，也只把这位叔叔当做一个关不掉的收音机而已。她专挑他话里的毛病，其他的则一概充耳不闻。她走过草地，爬上车子，关上车门，旋即又走了出来，手上拎着一个油布袋，油布袋里装着午餐。三明治是用报纸包起来的，她准备了肉片、冷鸡肉和肉派做午餐，还有用盐腌的黄瓜、煎得很老的蛋和几瓶啤酒。巴雷则带了几瓶威士忌，马特维热情地举杯向某位已故的君王敬酒，也许是彼得大帝吧！ 塞吉站在河边，用他手中的网捞鱼。卡佳向大家解释说，塞吉的梦想是从水中抓起一条鱼，并且煮给大家吃。安娜正在画画，她故意斜放她的作品好让大家欣赏。她希望能给巴雷一幅她的自画像，挂在他伦敦的房间内。 “她在问你结婚了吗？”卡佳拗不过女儿一再的要求，向巴雷问道。 “没有，目前没有，但我一直都是有求必应的。” 安娜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但是卡佳听了之后脸马上就红了起来，斥责了女儿一顿。马特维完成效忠义务之后就躺了下来，把帽子盖在眼睛上，说一些只有老天才听得懂的话。不过，不管他说些什么，他总是能在那儿自得其乐的。 “不久他就会开始说列宁格勒被围困的历史了。”卡佳带着浓浓的笑意说着。 她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巴雷。她的意思是在说：“现在，我们可以谈事情了。” 运货车正要离开，它也该离开了。巴雷越过她的肩头看着它有好一会儿了。他对这辆车一直没什么好感，总希望它不但能够友好一点，而且更能识相一些，早点离开他们，让他们不再受到干扰。它的两侧窗户都布满了黑黑的尘埃。感谢上苍，它终于拖着嘈杂的步伐上了路，也拖着嘈杂的步伐离开了他们的视线和他们的心头。 “噢，他非常好，”卡佳说着，“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告诉我一切顺利。他病了，但我相信他现在一定已完全康复。他说有许多的事要和你讨论。在莫斯科书展举办期间，会专程去拜访你。他想要很快地见到一些准备妥当的手稿，就算是只有一页也好。我认为这么做可能有危险，但他显然已经等得非常不耐烦。他要你提供有关书名、翻译，甚至插图的建议。我想他已经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独裁作者了。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所有事情都搞定，并且找一间公寓，好让你们俩在那儿会面。他希望能够自己做一切安排，你能想像有这种事吗？我想你一定对他影响很大。” 她伸手在袋子里找着。一辆红色的车停在桦树林的另一头。但精神奕奕的她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自顾自地说着：“我个人以为他的作品不久之后就会被人认为是多余的。限武谈判进展得如此快速，跨国合作的气氛又如此的浓烈，那些悲惨的事件很快就会成为历史，被人遗忘了。自然，美国人还是会不断地怀疑我们。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合作，我们就会把军队完全裁减掉，而两国也就可以联手起来预防未来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她一口气说完，不给别人任何说话的余地。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武力都裁掉，又如何防范未来世界上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巴雷反驳道。结果，他的鲁莽换得了对方的一个白眼。 “巴雷，我想，你的思想既西化又消极，”她一边从她的袋子里拿出一个信封，一边反驳道，“告诉叶可夫说我们需要在人性上做试验的是你，不是我。” 巴雷注意到那个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只有用西里尔文写的“卡佳”。笔迹很像是歌德的，但谁又能确定呢？他突然觉得有一种紧张的感觉透过了头部和肩膀，像是一种毒药，又像是一种即将发作的过敏现象。 “他已经痊愈了吗？”他问道。 “你们在列宁格勒相会的时候，他很紧张吗？” “我们两个人都很紧张。是天气的关系。”巴雷回答道，但他仍然在等她的答案。他感到微醉了，一定是刚才吃了什么东西才让他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他病了。就在你们两人见过面之后，他因为严重的体力不支而病倒了。他的病来得非常突然，而且非常的严重，甚至连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他不见了的时候是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为他担心死了。他信得过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们担心他可能已经死了。” “我还不知道他还有信得过的朋友。” “他曾经指定一位朋友做你们之间的联络代表，他自然也有其他的朋友可以为他做其他的事情。”她抽出那一封信，但并没有给他。 “这和你以前告诉我的不太一样。”他一面与自己生出的层出不穷的怀疑搏斗，一面很无奈地说道。 听了他的话，她丝毫不为所动。“一个人交朋友时，最忌讳的就是交浅言深。每个人都需要保护自己，这是正常的啊！” “说得也是。”他同意她的说法。 安娜已经画完了自画像，迫不及待地等着别人的称赞。在画里，她把所采到的花都给描画在屋顶上。 “好极了！”巴雷叫道，“你告诉她我会把它挂在我的壁炉上面。只有那个地方才配挂她这幅画。在那个地方，左边有安西雅的一张滑雪照，右边有海尔驾驶帆船的照片。安娜的这张自画像可以挂在中间。” “她问海尔多大了？”卡佳说道。 他真得想一想了。他先得回想海尔是哪一年生的，然后现在又是哪一年了，然后再在耳朵的嗡嗡声中费力地做一下减法。 “啊！现在嘛……海尔是二十四岁了。但是我担心他结婚结得很草率。” 安娜失望了。当卡佳恢复与巴雷的交谈后，她以责备的眼神看着他们。 “我一听到他失踪了，马上就通过我通常用的渠道，试着和他联络，但是都没有成功。我那时的心情真是低落到了极点。”她终于还是把那封信拿给了他，她的眼睛亮出快乐和解脱的光芒。就在他把信接过去的当儿，手有意无意地盖住了她的手，而她也让他这么做了。“然后，八天之前，也就是你从伦敦打电话来的两天后，是星期六，伊格打了电话到我家来，说：‘我有一些药要给你。我们一块喝杯咖啡，顺便把药给你。’‘药’是我们之间的暗号，它指的是信。他的意思是要把叶可夫的信拿给我。我既惊又喜，上一次收到他的信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你看，就是这封信！” “伊格是什么人？”巴雷说道。他故意把声音放大，好压住他自己脑袋里的喧嚣。 这封信有五页，是用一般有钱人都买不到的上好白纸写的。他的字迹工整。巴雷没有想到歌德还会写这种传统样式的文件。卡佳收回了她的手，轻轻地。 “伊格是叶可夫在列宁格勒的一个朋友。他们在一起读书的。” 她对他提出的问题觉得有点恼，也对他看到信时的老练反应感到不耐烦，虽然他也只能凭着信的外表来判断它。“他是政府一个部门的什么科学家。伊格是如何受雇的有什么重要？你要不要我把它翻译给你听？” “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她告诉了他。他虽然有些怀疑，但听到她带刺的回话，心中反而有些高兴。我们应该有好几年，而不是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他想。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该拉过彼此的头发，应该乘着一切还没太晚之前，把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都做了。他帮她拿着那封信，卡佳在他身后不经意地跪了下来，一只手扶在他的肩膀上以平衡身体，另一只手伸到前面指着信上的文字为他翻译。他感觉得出她的胸部触碰到自己的背部。他也感觉到，经过一阵思维的分析怀疑的可怕阴影已经退去，内心已经恢复了平静。 “这儿是他的地址，只是一个信箱号码。不过这很正常。”她说着，手指着右上角，“他那时是在一所特别的医院里，也许这所医院还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城市里。他是在病床上写这封信的。你可以看到他清醒的时候，字写得多么好看。他把信给了一位当时正准备来莫斯科的朋友。那位朋友把它交给了伊格，这种做法很正常。‘我亲爱的卡佳’——这不是他惯用的起头方式，他有另一种亲昵的表示方法；不过，别管它。‘我现在被一种肝炎给打倒了。但是对我来说，生病是有益的，不过幸好我还活着。’这是他一贯的讲法，先给你上一堂道德教育课。”她又指着信里的一处地方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他的肝炎更加深了。” “更恶化了。”巴雷小声地说。 她的手在他肩膀上捏了一把。“用词对不对有什么关系？你要我拿一本字典来吗？‘我的体温很高，脑子里有许多的幻想——’” “幻觉。”巴雷说道。 “这个词是gallutsnatsiya——”她开始生气了。 “好吧！我们就用这个词好了。” “‘但我现在已经康复了，并且，再过两天，就要到一个靠海边的疗养院休养一个星期。’他并没有说是哪一个海，他为什么该说？‘除了不能喝伏特加酒以外，我什么都能做，但是那只是一个官僚式的限制。我这个优秀的科学家很快就会不把它放在眼里的。’这种调调不是他特有的吗？‘治好肝炎之后，他马上又想起了伏特加酒。’” “正是那样。”巴雷同意道，一边笑着讨好她——大概也是要让自己放心。 信上一行行的字写得笔直，就像是在画有格子的纸上写的。没有一处是经过涂涂改改的。 “‘如果所有苏联人民都能有像这样的医院，我们的国家马上就可以变得多么的强大呀！’他永远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在生病的时候也是。‘护士们都美丽大方，大夫们年轻英俊。这个地方与其说是一个医院，不如说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他说这话是要让我嫉妒。但是你知道吗？他很少谈到别人的时候是开心的。叶可夫是个悲剧人物，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想他们一定也已经把他那恶劣的情绪一并给医好了。‘昨天，我第一次做运动，但我很快就觉得像小孩子一样的疲累不堪。后来，我躺在阳台上，晒了好一阵子太阳之后，才像天使一样地睡着了。我的心里一无愧疚，惟独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实在对你不起，一直在利用你。’以下他所写的都是情话，我想我不用翻了。” “他是不是常常做这种事情？” 她笑了：“我告诉你。他能够写信给我，我就觉得很稀罕了。你知道，他上次在信上谈到我们的爱情，是在几个月以前，甚至是几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之间的恋情，已经完全是柏拉图式的。我想他的病多多少少让他变得有点儿多愁善感，所以我们理当原谅他。”她把手上的信翻了一页过去，他们的手再次碰到了，但是巴雷感到像冬天一样的寒冷。他的心里暗自惊讶她居然对此一无表示。“现在说到巴雷先生你了。他非常的谨慎，并没有道出你的名字。至少，他虽然病了，但谨慎仍然一如往常。‘请你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假使我能逐渐康复的话，我会在他来访期间尽量抽空去见他。他要带着他的资料，我也会带着我的去。那个星期，我在萨拉托夫有一场演讲。’伊格说那是个军事院校，每逢九月，叶可夫都会在那儿发表一次演讲。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体会到的事情可真是多呀！——‘我会尽快从那儿赶往莫斯科的。如果你能够先我见到他，请你告诉他以下事项。告诉他将所有的问题一次全部带来，因为我已决意于此次会面之后不再回答那些讨厌人物的任何问题了。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了。’” 巴雷安静地听着歌德进一步的指示。他的指示就像他在列宁格勒所讲的一样有力。就在他凝神倾听的时候，心里那股不相信的疑云已笼罩了过来，在他内心深处汇聚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反胃的毛病又来了。 请他带一页翻译样张来，但我要的是印刷好了的。印刷品更具有启示性，她代表歌德说。 我希望能有斯德哥尔摩的基里安教授的一篇介绍，请他尽快与他联络，她读道。 如果他的情报人员有什么进一步的指示，请你务必告诉我。 出版日期。歌德听说秋天的市场最好，但这不就是要让他等上一整年吗？她是为她的爱人而问。 再就是书名。《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如何？请你让我看一下广告草稿，并且请你送一份副本给斯坦福大学的丹格玛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赫尔曼教授。 巴雷很辛苦地将这些都记在笔记上。 “这封信还说些什么？”他问道。 她已把信收到信封里去，“我告诉过你，它里面讲的都是情话。他目前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安然，所以想恢复到完整的关系。” “和你？” 她顿了一下，眼珠里头在打量他，“巴雷，我想你有点儿幼稚。” “成为情侣？”巴雷仍然不放松地问道，“从此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对吗？” “过去，他怕的是责任。现在他不怕了。他信上写的就是这个。不过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过去的已经是过去的了，就像覆水难收一样。” “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巴雷仍然不死心地问道。 “我不知道。” “你相信他的话吗？” 看到他眼中所显现的神情既非嫉妒，亦非敌意，而是对她安全的迫切的关心时，卡佳的怒火很快就冒上来。 “如果他只是生病，有什么必要对你讲那么多的情话？他平常是不会拿人的情感开玩笑的，不是吗？他以他自己能说实话为荣，不是吗？” 他那几乎可以把人看透的眼神仍然不放过她，也不放过那封信。 “他很寂寞，”话语中可以觉察出她是在护着他，“他很想我，所以信里的话有点儿言过其实。这很正常啊！巴雷，我想，你有点儿太——” 她或许是找不着适当的字眼，要不然就是经过考虑，决定不说了，所以，巴雷就干脆替她讲了出来。“嫉妒！”他说。 而且，还说出了他知道她正在等待着的东西。他笑了。一个对朋友公正无私的笑容，笑容中带着善意，也带着诚挚。他把她的手握得紧紧的，并且盖在腿上。“我看他真的是好极了！”他说，“我真是为他高兴，为他的康复而高兴。”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字字出自肺腑。他的眼光又瞟到停在小树林另一边的红色车子上时，几乎可以听见自己心中每一个真挚的音符。 接着，就在大家一片欢笑声中，巴雷扮起了一个假父亲的角色。这是他多年浪荡生涯中经常渴望做的一件工作。塞吉要考考他的钓鱼技巧，安娜要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把游泳衣带来。马特维跑去睡觉了，睡梦中他仍然沉醉在刚才喝的美酒和回忆当中。卡佳穿着短裤站在水中，她从来没有看起来像今天这么美过。不但美丽，而且飘逸。即使当她捡石头筑水坝的时候，她还是巴雷见过的女子中最美的一位。 不过，那天下午，没有人比巴雷工作得更卖力，因为，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把水阻挡在河湾里，没有人有像他这么明确的观念。他把裤管卷了上来，站在水流分叉的地方，不停地拿着树枝、搬运石头，直到筋疲力尽。而安娜呢？她跨坐在他的肩头，指挥着工程的进行。他用做生意的方法来取悦塞吉，同时用罗曼蒂克式的辞藻来讨好卡佳。一辆白色的车驶了过来，挡住了那一辆红色的车子。一对夫妇坐在车里面，把车门开了，吃着他们带来的野餐。在巴雷的提议之下，孩子们跑到一个小丘上向他们挥手，但是这对夫妇并没理会他们。 夜幕低垂了。有人将秋天落下的桦树叶收集起来，用火烧了。烟味弥漫在空中。莫斯科又是一片万家灯火的景象。他们登上了车。一对野雁飞过他们头顶，而它们是世上最后的两只野雁。 在回程途中，安娜睡在巴雷的大腿上，而马特维再度唠叨不休，塞吉对《松鼠纳金》的书页皱眉头，好像那是党的宣言一样。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再与他通话？”巴雷问道。 “那得事先安排。”她莫测高深地说着。 “是由伊格来安排吗？” “伊格什么也不安排。他只是个信差而已。” “新的信差。”他改正她的说法。 “伊格虽是新的信差，但却是我的旧识。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她瞧了他一眼，想知道他的意图何在。“你不能去那家医院，巴雷，那个地方对你不安全。” “但那儿也不是你度假的地方呀！”他答道。 他想，她明白他的意思。她明白，但不知道她自己明白。她感觉出某种不祥之兆，而且内心多少有点确认了。但是，她多半不愿意承认有什么不对劲。 那个英美共享的状况室，已经不是以往那个在维多利亚街见不得人的地下室了。如今，它摇身一变，搬到葛若斯芬诺广场外一座刚建好的摩天大楼楼顶的阁楼里，对外自称是国际调停组织团。办公室外有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派驻的彪形大汉把守着，室内充斥着让人毛骨悚然的肃穆气氛。一大群衣着整洁的年轻男女穿梭其间，一直不停地在安全电话中和兰利通话、传递文件、在安静无声的键盘上打着字，或注视着墙上那个苏俄司里原先摆放时钟的位置上的一排电视监视器，不耐烦地等待着。 那个平台有两层高。奈德和薛里顿肩并肩地坐在封闭的控制室上面，而他们下方，一群手下各自做着他们自己的分内工作。布拉克和艾玛在一边，鲍勃、庄尼和他们的一伙人则在另一边和中间的走道上，但他们现在正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他们的脸上也都有着同样服从而果断的表情，一同看着那排电视荧光屏闪动的画面。当经过自动译码的信号进来时，荧光屏就会出现股票交易所在报价时那种不停滚动和闪烁的画面。 正当荧光屏突然一片空白，接着又闪动起密码“BLACKJACK”的时候，薛里顿说：“卡车在码头上很安全。” 卡车的本身就是一个渗透的奇迹。 这是我们自己的卡车！在莫斯科！我们！用英语来说，这叫货车，但是为了要尊重美国人的所有权，我们就说它是卡车。在我们取得并部署它的背后，费了很多的工夫和行动。这是一辆卡马士车，颜色暗灰，体积相当庞大，有一排字母“SOVTRANSAVTO”涂写在脏污的车身上。这辆卡车是连同它的司机一同被征募的。征募这辆车的是情报局派驻慕尼黑的庞大工作站。这辆卡车经常从西德运送奢侈品给莫斯科少数几个权贵人士，他们有渠道可将这些货品供应给一个特殊配给站。下至西方的昂贵皮鞋，上至西方轿车的零件，都曾经装在这辆卡车的肚子里运送到莫斯科。就是在这么一次行动中，它被征募了。司机是一位苏联人所称的“长程炮手”。他们蛮可怜的，虽受雇于国家，但常衣不蔽体，食不饱腹。他们到了西方，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幸，既无医药，也无意外的保险可资救济。即使是在严冬，他们也只能群集在货仓里打着哆嗦，然后草草吃过一顿晚餐之后，就在毫无舒适可言的车厢里轮流睡上一觉。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借在西方国家里碰到的机会，在苏联境内大大地捞上一笔属于自己的财富。 现在，就是为了这么一笔极为优厚的报酬，这位特别的“长程炮手”已经同意将他的卡车“借”给一位在莫斯科的“西方商人”。这位赛伊手下的商人，又把车借给了赛伊。赛伊则在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精巧手提式监视和监听系统。这辆卡车办完事后，经由中间人送回到它合法的驾驶人手中以前，这些设备会撤除一空。 这件事可以说是空前的。现在，在莫斯科，我们有了自己的机动安全室。 奈德首先发现了这个主意设想不周全的地方。因为那些“长程炮手”都是成双成对地一起工作。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克格勃为了方便控制，把彼此水火不兼容的两个人故意凑成一对，让这两人经常向上级报告对方的行踪。但是就在奈德询问是否可以阅读行动档案的时候，他反而遭到他自己所珍视的安全法规的拒绝。 但是兰利这个最新的指挥总部到底还是说话了，而奈德又再一次尝到对这个组织无法左右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在莫斯科录下的谈话录音，都要掺入任意乱码，然后再以一千倍于平常所听到的录音带速度，以数字脉冲波传送过来。不过，兰利的那些魔术师们保证，当这些脉冲波被接收站接收，自行恢复原来的声音之后，你是绝对不可能想到它在传送的过程中经过这么繁复的手续。 “等待”这个词是用特别高亢的声调讲出来的。间谍的工作，就是要等待。不过，“声音”这个词替代它了。间谍的工作，就是要听。 奈德和薛里顿戴上了耳机。克莱福和我在他们背后的空椅子上坐了下来，同时戴上了耳机。 卡佳若有所思地坐在床上。她看着电话，希望它不要再响了。 在我们都不报自己姓名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报出你的姓名？她在心里问他。 你为什么要报出我的名字？ 是卡佳吗？你好吗？我是伊格。我只是告诉你我还没有从他那儿收到任何消息。 那么，既然没有事倩，你又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 老时间，老地点，好吗？没问题。就像以往一样。 在我告诉你我会在约定时间到医院去以后，你为什么一再重复没有必要重复的事情呢？ 到那个时候，他就会知道自己的情况如何，他会知道他能搭哪班飞机，以及大大小小的一切事项。然后，你就可以不必再忧虑，好不好？你那位出版商如何？他现身的时候是否一切无恙？ “伊格，我不知道你讲的出版商是哪一位。” 就在他还没来得及再问更多的时候，她挂断电话了。 我实在是没心肝，她告诉自己。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的朋友聚在一起是很平常的事。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从平常对你不太讲话的泛泛之交，晋升到自命为老友，对你关怀有加，那也只表示他们对你的一种诚意而已，这其中是不会有什么坏心眼的，即使六个月以前叶可夫才说过伊格是无可救药的——“伊格做事的方式，我实在是不屑一顾。”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了伊格，他就对她这么讲，“伊格实在太喜欢问问题了。” 但是，现在伊格扮演着叶可夫最亲近的朋友，并且奋不顾身地为他承担起最危险的工作。他所做的，是无代价的。“如果你有信要交给叶可夫，你只要给我就可以了。我已经建立起一条通往那个疗养院的良好管道。我认识一个人，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那儿一次。”在他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这么告诉了她。 “疗养院？”她惊讶得大声叫了出来，“那么，他现在人在何处？那个疗养院又在何方？” 此语一出，伊格的表情就像他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一样，因为他皱着眉头，看起来很不舒服地辩白说：这是国家机密！属于我们的而且是国家的机密！而我们竟藐视这个国家机密！ 我对他不公平，她心中想着。我现在变得疑神疑鬼的。我怀疑伊格，甚至也怀疑巴雷。 巴雷，她又皱眉头了。他没有资格批评叶可夫所表露的爱意。他以为他是什么人，这个纠缠不休又爱冷嘲热讽的西方人？才这么一点点时间，他就认为可以在马特维和我的孩子面前扮演上帝了吗？ 我再也不会相信一个没有受过严格教养的人了，她严厉地警戒着自己。 我可以爱一个宗教狂，我也可以爱一个异教徒，但我就是不能爱一个英国人。 她把那台小收音机打了开来，转到短波的波段。此时，她已戴上了耳机以免吵到那对双胞眙。但是，当她收听到一些来自各国不同的宣传广播时——这儿是美国之音，这儿是德国之声，这儿是自由之声，以色列之声，还有上帝才知道的什么之声，每一个声音都是这么的亲切，这么的超然，这么的让她神往——一阵怒火攻心且夹杂着惶恐淹没了她。我是俄国人！她几乎要回敬他们了。即使现在我活在悲剧的阴影下，我还是会梦想一个世界，一个比你们的世界还好的世界！ 但是，这是个什么样的悲剧呢？ 电话响了。她抓住了话筒，但却是纳沙扬打来的。他这几天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打电话来是要和她查对一下明天的计划。 “噢！我想私底下问你一下，你是否真希望明天到‘十月’的摊位去，如果你要去的话，我们就得起个早。如果你必须要送你的孩子去学校或是什么的，我可以通知叶里沙夫叶塔·亚别克塞叶夫娜先去代替你。这么做并不麻烦，只是你必须及早告诉我。” “你太好心了！纳沙场。但是上个星期，我几乎整个星期都在忙着书展的事，所以我自然希望能去参加明早的开幕典礼。马特维会送孩子们去学校的。” 我们之间的对白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们对话。到底我们的心里是想谁在偷听我们的谈话，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么拐弯抹角的方式说话？如果我对一个英国人说话的时候都能像是对我的爱人一样，为什么我不能用一种正常的方式对一位亚美尼亚人，又同时是我的同事讲话呢？ 他打电话来了，她立刻就知道自己等了这么久，等的就是他的电话，因为笑容已经在她的脸上了。他不像伊格，他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或是她的。 “和我一起私奔吧！”他说。 “今晚？” “马都上了鞍，三天的食物也都准备好了。” “但你是否清醒到可以私奔的地步呢？” “你一定很惊讶，我可是清醒得很呢！”停了一下，“这并不是为了要考验什么，但实在是无事可做。我一定是老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的确很清醒，而且很亲近。 “但是，那个书展又怎么办呢？你是不是预备弃它于不顾，就像上次有声图书展一样？” “去他的什么鬼书展。我们如果要私奔，就得趁书展之前，否则我们永远也别想私奔。一等到书展结束，我们就会累得走不动了。近来如何？” “噢，我对你实在是火极了。我的家人都被你给惯坏了。现在他们问的，只是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带着烟草和蜡笔来。” 停顿了一下。他开玩笑的时候，通常是不会这么周到的。 “这就是我惯常做的。我把人惯坏了，然后就在他们落入了魔法之后，我就不再对他们有任何感觉了。” “什么！”她叫道，叫声中含着深深的惊讶，“巴雷！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重复我的一位前妻的智慧之语，只此而已。她说我只有冲动而无感情，而我也不该穿着粗呢大衣在伦敦街上行走。若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你，你这辈子都会相信她讲的是实话。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没再穿过粗呢大衣。” “巴雷！那个女的——巴雷，她说的话真是既残忍又不负责任。我不该乱批评她，但她全错了。我很清楚她一定是很生气才会这么说，但她错了。” “她是错了，是不是？那么，我该有什么样的感觉？请告诉我。” 她突然大声笑了出来。到了此时，她才了解到她一点儿也没有防备地就掉进他所设的陷阱里去了。 “巴雷，你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我要跟你划清界限了。” “只因为我什么也感觉不出来？” “有一样。你会感觉到如何保护别人。我们那天都注意到了，并且很感激你！” “还有呢？” “还有，你有幽默感，我可以这么说。你很颓废，很自然，因为你是个西方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你有幽默感，所以才受人尊敬。” “你那儿有没有什么剩饭剩菜的？” “你是说你觉得饿了？” “我要过来吃。” “现在？” “现在。”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都已经上床了，而且现在也已经快半夜了。” “明天呢？” “巴雷，这太荒谬了吧！我们的书展就要开始了，我们两个人都有十来份的请帖呢！” “什么时候？” 一阵美好的沉默凝固了时空。 “你可以在大约七点半的时候来。” “我可能会提早到。” 之后许久，他们两人都没有讲话。但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们变成了同枕共眠的两个人，耳靠着耳。当他挂断的时候，萦绕在她耳旁的不是他的笑话和他的自我嘲讽，而是他似乎无法从声音中除去的诚挚态度——她几乎要说是庄严了。 他正唱着歌。 脑袋里外都在唱歌。他的内心，甚至他的全身，都在唱歌。 现在是书展的前夕。他正在那阴森森的梅日旅馆灰色卧房里唱歌。哼唱着《天佑此房间》，唱歌的姿态是像马哈利亚·杰克逊19那种一看就认得出来的姿态，手舞足蹈地绕着房间打转。他瞥见他的身影映在那个硕大的电视屏幕上，那是这个房间里惟一一件值得夸赞的东西。 清醒。 非常的清醒。 巴雷·布莱尔。 独自一个人。 他什么酒也没喝。在他接受询问任务的安全卡车内，虽然汗如雨下，像一匹赛马一样，但他还是什么酒也没喝。当他向派迪与赛伊描述今天的情况时，脸上洋溢着甜美、无忧的表情。 即使和维克娄一起到罗西亚酒店出席那场法国出版商的盛会，虽然是满怀自信地去，他还是什么酒都没喝。 就算是陪着亨西格去国际酒店赴那个瑞典出版商的邀宴，他在神采更加焕发之余，虽然为了不让萨巴提尼因为他不喝酒而惊讶过度，因此拿了一杯在手中，但最后他还是一口都没喝，就把它给放在一个花瓶后面。所以，他仍然是什么酒都没喝。 然后，又是和亨西格参加乌克兰的双日出版公司酒会。在那里，他像北极星一样的光芒四射，但还只是抓了一杯矿泉水，外加一片柠檬，让它漂浮在上面，像是金汤尼酒。 因此，他还是什么酒也没喝。这并非出自什么高尚胸怀，也不是改过向善。 他并没有签下宣誓书，也没有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他不喝酒，完全是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东西糟蹋了他心中凝聚的喜悦感，以及那种少有的、对于本身所面对的危险的清楚感受；以及，对他来说是同样重要的，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自己都已经胸有成竹；而且，纵使没有任何事故发生，他也能够坦然面对。因为，如今在他心中的这种万全把握，已经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我已经成了大伙的一员，知道如果船在半夜着火了的话，什么事应该先做，什么事应该后做，或是什么也不去做，他心里想着。他心里非常的清楚，一旦有变，他当视何者为重，何者为轻，以及撇下何事——或践踏而过，或任其自生自灭。 他把内心做了一次大扫除。扫除的对象包括那些琐碎的事，也包括了意义重大的课题。巴雷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由最近的反省当中，他体会到那些重大的课题正逐渐压过那些琐碎之事。 他把自己看得非常透彻，甚至连自己都深感惊讶。他审视了一遍之后，又再审视了一番，然后转一转身，再哼了两首曲子。他回到刚才所想的地方，清楚地知道他没有忽略过任何细节。 没有忽略他的语调中一显即逝的不定感，也没有忽略那掠过她幽黑的眼窝里怀疑的阴影。 没有忽略歌德以他极为工整的笔迹取代了他往昔那种潦草的写法。 没有忽略歌德那用尽心机对苏俄官僚和伏特加酒的嘲讽。 没有忽略歌德打从心底对自己待她的方式发出了悲哀的忏悔。二十年来，他随兴所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待她，包括把她当做自己用完即扔的送信人。 也没有忽略歌德对她的随便许诺，只要她现在还留在这场游戏当中，他将会对她有所报答，而实际上歌德已经对将来不存任何希望。他所迫切追求的，只是现在，正如他说过的：“只有现在！” 但是，从这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理论的理论中，巴雷的心思一下子就毫不费力地转到了他知觉的深处：就歌德的观念及他所成就的事来说，歌德是对的。并且，在他这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歌德是站在一个腐败、一个让他生不逢时的方程式这一边；而巴雷呢？却身不由己地站在这个方程式的另一边。 如果巴雷有权利做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歌德的路来走，也不愿选择奈德或其他任何人的。而此刻他已选择做一个在两种极端都迫切需要他的中间地带公民。 从皮里德尔基诺遇到歌德开始，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在印证这一点。旧有的主义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在啜泣中结束。那种高调已遁逃至那些老狐狸的地下密室里，而那些人在曲终人散后仍兀自舞蹈着。 至于他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巴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在于哪一个英国才是他所要服务的。他对这个至高无上帝国最后的梦想已经幻灭。那种狭窄的民族主义已经让他望而生厌。他宁可被它践踏，也不愿与它一起迈步向前。到目前为止，他所知道的一个英国——一个更美好的英国，是存在他内心中的那一个。 他躺在床上，等着恐惧来擒服他，但是它没有来。反倒是，他发现自己在下着一种斗智的棋。这是因为下棋是一种和几率有关系的游戏，而现在的他，似乎最好在安静中盘算自己所拥有的几率，而不是在屋顶行将坍塌之际才去尝试与分类整理有多少几率。 因为如果没有发生大决战的话，就什么损失也不会有。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那该抢救的可就多了。 所以，巴雷就开始思考了。也因为要思考，巴雷就开始以冷静的心来做准备。奈德如果至今还在操控着全局，也会要他这么做的。 他一直思考到了清晨，才打了一个盹儿。醒来之后，他又继续思考。就在他高高兴兴地步行下去吃早餐想找些展览的乐趣时，他已经满脑子在想些傻子们所形容为“无法想”的事情了。 14 “唉！得了吧！奈德。”克莱福装腔作势地说，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对眼前那套神奇的无线电传送系统赞叹不已。“蓝鸟以前也病过，有好几次了。” “我知道，”心烦意乱的奈德说道，“我知道。”接着他又说，“也许我挂心的不是他病了没有，而是他写了些什么没有。” 薛里顿手支着下颚，一边听着奈德讲话，一边听录音带。奈德和薛里顿之间已经发展出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行动作业中，这种发展是必然的。他们现在正在处理权力交接问题，就好像在许久以前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形。 “但是，亲爱的，每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都会这么做的，”他大声说道，但对于人性的了解显然有错误的判断，“我们会写信给全世界的！” 我从来没想过克莱福会生病，或者他还有可以写信的朋友。 “我不喜欢他把话家常的信件交给神秘的中间人。我也不喜欢他说要把更多的资料带去给巴雷。”奈德说，“我们知道他平常是不会写信给她的。也知道他非常的机警，绝对不会轻易犯任何一个错误的。但突然间他病了，而且在病中一口气就写了一封五页的情书，托伊格带给她。伊格是什么人？伊格是在何时把信交给她的？如何交给她的？” “他应该把那封信给照下来的，”克莱福说着，话中有些责怪巴雷的意味，“要不然就是把那封信拿走，不管是哪一样，他总该做一样吧！” 奈德太过沉浸于自己的思维之中，否则他一定会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的。 “他怎么能呢？她只知道他是个出版商呀！” “除非蓝鸟另外告诉了她。”克莱福说。 “他不会的。”奈德反驳道，接着又回到了他的思维状态。“有一辆车，”他说，“一辆红色的车，接着又来了一辆白色的车。你看过那一份监视报告。那辆红色的车先来，然后那辆白色的车来接替。” “那纯粹只是推测而已。想想看，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早晨，全莫斯科的人都会到郊外去玩的。”克莱福好像对敌情已经了如指掌。 他等着奈德有所反应，但是他的希望落了空，所以他又绕回到那封信的问题上。“卡佳对那封信一点怀疑也没有，”他举出反对的理由，“卡佳并没有大声哭号。她高兴得不得了。如果她都没嗅出什么异样，而且斯科特·布莱尔也没有，那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坐在伦敦？” “他要一份‘购物清单’，”奈德说着，好像他仍在倾听着远方的音乐，“也就是说一份最后而又彻底的问题表。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薛里顿终于忍不住了。他用那只大手掌向奈德挥了一挥，“奈德，奈德，奈德，奈德。到此为止，好吗？现在又是一天开始了，所以我们都有点儿神经质了。去睡一睡吧！” 他站起身来。克莱福和我也跟着站了起来。但是奈德顽固地一动也不动。他的手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敲着。 薛里顿低头对他说话，语气里不但带着情感，也带着力量，“奈德，听我的，奈德，好吗？” “我没有聋。” “你没有聋，但你累了。奈德，如果我们对这项行动再抽丝剥茧、大挑毛病的话，就会永远丧失良机。我们是和你的人一起去的，就是你带来要说服我们的那一个人。我们是花了多么大的力气才有如今的成绩。我们有那个情报来源，我们有预算，我们有可发挥强大影响力的支持者。我们只需再花些许力气就可以把至今不了解的地方补上了。这些成绩，就算再聪明的机器，再足智多谋的幕僚人员也永远别想做到。如果我们能再接再厉，毫不退缩，而且巴雷和蓝鸟也能，我们就可以达成别人做梦也不敢想的功业。如果我们不退缩。” 但是，薛里顿毕竟是太过于自信了。他肥胖的脸上显得莫测高深，无意中泄露出一种近乎绝望的要求。 “奈德？” “我听到了，罗素。又大声又清楚。” “奈德，这不再是一个手工家庭作业了，请你想清楚一点啊！老天！我们既然玩大的，现在我们就得往大处想。再大也大不过这个。就算你有再大的发现，也不能因此怀疑我们的判断不对啊！事情正照着常规进行。奈德，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去睡一觉了。” “我可不认为我累了。”奈德说。 “我认为你是累了。我想大家都会说你是累了。我想他们甚至会说奈德以前对蓝鸟都是非常乐观的，但现在那些美国的坏蛋一来，把他的手下都带走之后，他就完全变了样。然后，突然之间，蓝鸟就变成一个非常可疑的情报来源。我想大家都会说你累得像鬼一样。” 我瞥了克莱福一眼。 克莱福也同样低头看着奈德，但是他的眼光是如此的森冷，森冷得让人觉得血液都为之凝结。那眼光似乎在说：该劳动你的大驾了！你该称称自己的斤两！ 亨西格和维克娄那一天都紧盯着巴雷不放，而且经常发回有关他的报告。亨西格用他想得出的方法发报告给赛伊，维克娄靠一名非正规人员与派迪联系。虽然是各自用不同的代码发给各自的顶头上司，但两人都证实了巴雷精神奕奕，且态度从容。两人也都在报告中描述了他如何在早餐时，朝着两位对横越西伯利亚铁路计划甚感兴趣的芬兰出版商侃得天花乱坠。 “他们甚至从他的手上接东西吃。”维克娄说，并且还提供了一幅他们吃早餐的漫画。但是，在梅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这两人也都记录了巴雷兴致勃勃地决定在他们到达常设展览会场地时，担任他们的旅游向导，以及他如何强迫出租车在大街的终点放他们下车，只是为了要让这两位首度从资本主义世界远道来访的朝圣者能够下车步行，好好看看。 就这样，这两位职业间谍欢欢喜喜地把夹克披在肩头，漫步于秋阳下。巴雷夹在他们中间，用他独特的方式担任导游。他们赞颂着艾索多时代晚期的伟大建筑物和革命时期的洛可可式花园。他特别喜爱那个巨大的人工湖以及里头的喷水金鱼。金鱼将水喷在十五个裸露的少女身上，每一个少女代表着一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他坚持要他们一定到那个有白色柱子的情人亭和喜乐堂中间逛逛。他指着这两处堂皇的正门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这既不是献给维纳斯，也非献给酒神巴克斯，而是献给苏联的经济——包括煤、钢，甚至原子能的，老天！ “他虽然机智，但并不高傲。”亨西格的报告上这样写着。他在列宁格勒被巴雷搞得乐死了：“他实在是有意思极了！” 离开那几座殿堂之后，巴雷又带领他们在凯旋街上游览。这是旧日的御用马道，也许有一英里长，不过大概也只有天知道有多宽，后来则用来纪念其人民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他对着身边的两位同伴说：没有一个受人民爱戴的政权有这么暴虐的形象！也没有任何一个革命如此完整地又把一切所曾彻底毁灭的人、事和物捧上了天。说到这儿，他不得不对着那个他所憎恶、轻视的扩音器发出怒吼。这个扩音器从早到晚尽是把一些自我恭维的话，像洪水一样地倾泻到下方的人潮里。 最后，他们抵达了（其实他们也不得不抵达）那两个展书用的临时帐篷。 “在我的右手边，代表了和平、进步和善意的出版商。”巴雷自顾自地扮演一个奖杯争夺赛的裁判，“在我的左手边则代表了法西斯帝国谎言、色情书刊、毒害真理的出版商。好戏上场了！走吧！” 他们出示了通行证之后，就进去了。 新开幕的展览会中参展的摊位有些错综复杂。波多马克暨布莱尔的摊位虽小，但在整个展览会场上可说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兰利为他们做了一个标志，夹在阿斯特洛新闻杂志社和波北克传播公司两家参展摊位粗制滥造的标志之间，显得格外耀眼。这个摊位的内部设计是由兰利的建筑师一手包办的，虽不怎么细致，但格调还称高雅。路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多看上两眼。展示的书，依照惯例，都是些尚未出版而做成样子的假书。这些假书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也是情报人员一向惯用的仿冒伎俩。会场中惟一香醇可口的咖啡非本摊位莫属，它正在后方一个小角落里的精巧咖啡机里煮着呢！身为兰利一员的玛丽·罗亲自端咖啡给客人。对于合意的客人，他们甚至还提供一杯被列于禁止饮用的威士忌来帮助他们度过这禁酒的一天。那酒真是在禁止之列的，是被大会禁止的。禁止的理由是：即使要文化重建，也只有清醒的人才配。 玛丽·罗有一副像女学生一样的清纯笑容，穿着一件苏格兰呢做的裙子。煮咖啡的手艺，即使拿麦迪逊街的师傅来跟她比，也差不到哪里去。没有人会把她和兰利联想到一块儿。 即使讲话斯文的维克娄，在这几天中也被塑造成一个眼捷手快的年轻出版商。 至于老实的亨西格呢？他现在扮演的是美国出版界典型的海盗。他对于以前的种种所为是从不讳言的：卖输油管给中东，卖人权给阿富汗，卖红豆给泰国那些种鸦片的山区部落，这些东西亨西格全卖过，只要是为了兰利的需要，他是无所不卖的。但是出版才是他真正心之所系的行业，而如今的他就在这里证明了这一点。 而巴雷似乎也对这个计划变得如痴如狂。他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好像是经过了许久的失落之后，如今又找回了他真实的自己。他和别人握着手，接受竞争对手和同事们的道贺，一直到十一点钟左右，才承认自己已经累了，并且建议维克娄和他一道参观一下会场，慰劳一下大家。 他们就这样出发了，巴雷在他的臂弯里塞了一大堆白色信封。他沿着参观者和参展者众多的走道走过去，一边喊着，一边到处向人道贺。碰到了他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就把手中的白色信封塞给人家。 “哈！那不是巴雷·布莱尔吗？”一个他熟悉的声音从一个展示各种语言圣经的摊位中传了出来，“你还记得我吗？在你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我是左边算起来第三个穿貂皮吊带的那个人。” “斯派基！他们又让你进来了。”巴雷高兴地说着，塞了一个信封给他。 “我并不担心这个，我担心的是他们会不会不让我出去。这位年轻人是你的什么人？” 巴雷为他介绍了一副青年才俊模样的维克娄。斯派基·摩根用他那被尼古丁熏黄了的手，装模作样地像个神父般地为他祈福。 他们又向前推进，到只隔数码之遥的丹·齐柏林的摊位去看看。丹没有说话。他靠在柜台上，像掘墓人一样地喃喃自语。 “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嗯，巴雷？我们在此是开路先锋呢，还是该死的米特福姐妹20？有些前几年不准卖的书，今年都已经出版了，有些前几年还被禁止写作的人，今年又都从监牢里给放了出来，还不少呢。我今早就在自己的摊位上，看到了几个狗娘养的从书架上把一些书全都抽了出来。我问他们：‘我能不能问你们几个私人问题？你他妈的拿我的书干吗？’‘这是命令。’他说。他没收了六本书。安姆布利塞德的《歌和字的黑色良知》。那是命令，他们是奉命行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到底是什么身份，巴雷？他们又是什么身份？他们说要重建，我请问你，如果事先不搞一个架构出来，他们要如何个重建法？你在一个死人身上能够重建些什么名堂出来？” 他们到了陆普书店所设的摊位时，被引进了他们的咖啡室。在咖啡室里，我们这位新封爵的会长，也就是彼得·欧利方爵士，为了招待俄国人，还特地保留了一张桌子。一张用两种语言手写的布告，证实了他的胜利。英苏两国的旗帜警告那些怀疑者不要接近。欧利方爵士身边是翻译人员和大官，正在详述他向苏联大量购书之后带来的好处。 “这是伯爵呀！”巴雷故作吃惊地说着，递给他一个信封，“你头上的冠冕在哪儿？” 那个伟大的人几乎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仍继续谈他的事情。 以色列的摊位旁，有武装的警卫在驻守着。排队的人井然有序，而且一点声音都没有。穿着牛仔裤、球鞋的家伙全都吊儿郎当地靠在墙上。利夫·阿布拉摩维兹是一位满头白发，高得吓人的人。他以前是爱尔兰警卫队的一员。 “列夫。以色列人还好吗？” “或许我们正要赢了，也许最初就是个快乐的结局。”列夫边说边把巴雷的信封塞到口袋里。 离开了以色列摊位，巴雷在前面慢慢地带头跑着。他们穿梭在人群中，最后跑到了和平、进步和善意的帐篷，在这里可能不再有人怀疑会有巨大的历史变动发生，或是有谁还会兴风作浪。 每一面旗帜及墙上的每一个空白处都呐喊着新的口号。在每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摊位上都摆有那位先知不再新颖的思想作品，还有他那有胎记的头转到一侧、下巴扬起的照片，并列在他的导师——列宁（黑白照片）旁边一起发扬光大。到了全苏版权协会的摊位，巴雷和维克娄各和几个人握了握手，巴雷收了他们散发的一堆信封，虽然盛装在亮晶晶的封套内，分别翻成了英、法、西、德等语言，但他们对这位领袖的演说辞还是没什么兴趣。 “我们还得忍受多少这种狗屁谎言，巴雷？”一位经过他旁边脸色苍白的莫斯科出版商一脸不高兴地对他说道，“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压迫我们，好让我们喘口气？如果说我们的过去是谎言，那么，谁又能说我们的未来不是谎言呢？” 他们继续沿着各摊位走下去，巴雷在前面四处打躬作揖，维克娄则在后头跟着。 “约瑟夫，真高兴能见到你！这儿有一个信封，是给你的，可别把它一口吞了啊！” “巴雷！老朋友！他们有没有给你我留的话啊？也许我没留吧！” “尤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喏！给你一个信封。” “今晚来，有酒招待，巴雷！萨沙来了，罗莎也来了。鲁迪明晚要开演奏会，所以他要保持清醒。你听说那些被他们放出来的作家没有？听着，都是波特金村的那些人。他们把这些人给放了出来，让他们饱食几顿，开开眼界，然后再把他们关回去，等到明年再放出来。来这边，我要卖几本书给你，好气气萨巴提尼。” 起先，维克娄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他看到一根旗杆上面挂着一些褪了色的国旗，在一块红色的旗布上用金线绣了一些字。他听到巴雷大声地喊：“卡佳，你在哪里？”但是他看不出来那个摊位是何人所有，也许该登场的还未登场吧！他看到平常他读不下去的、有关乌克兰农业发展和乔治亚舞蹈的书籍，似乎饱经了几届展览的过度使用而躺在架上奄奄一息。他又看到平日常见的半打宽屁股女孩站在四周，好像是在等火车一样。之后，他又看到一个满面络腮胡的男人，手里拿着香烟像拿一根小魔棒，且皱起眉头审视巴雷的名牌。 纳沙扬，维克娄也仿照他的模样读了他的名牌。格利戈里·提格兰诺维奇，资深编辑，十月出版公司。 “我想，你是在找卡佳·奥拉娃。”纳沙扬用英语对巴雷说。他手中的香烟举得更高了，似乎是要更清楚地端详面前这一位访客。 “是的！”巴雷热诚地回应他，旁边一对女孩听他这么讲，都笑了。 纳沙扬咧开嘴，脸上堆起了一个让人惊悸的笑容，然后挥舞着手中的香烟，走到一旁。维克娄认出了卡佳的背影，她正在跟两个身材非常矮小的亚洲人说话。依维克娄的看法，这两个亚洲人是缅甸来的。大概是由于直觉的驱使吧，她回过身来，先看到了巴雷，再看到维克娄，然后又回过来看着巴雷，脸上泛起愉悦的微笑。 “卡佳，太好了！”巴雷害羞地说，“小孩都好吗？他们还好吗？” “噢，谢谢你，他们都非常好！” 在纳沙扬和他的女伴们，还有维克娄的围观之下，巴雷递给她一份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举办开放运动酒会的请帖。 “噢，顺便提一下，今晚的几场应酬，我可能没法去。”巴雷在回程的途中，对维克娄说，“你、亨西格和玛丽·罗必须自己想办法了。我今晚会和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子一起吃饭。” “那个女子我们认识吗？”维克娄故意问道。他们两人都笑了。这天是个晴朗的好天气。 她还好，巴雷满足地想着。就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至少也还没有发生在她身上。 我们当中有谁知道或猜得到巴雷对卡佳的感情有多深？在我们如此小心谨慎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的行动，一旦碰到了爱情问题，还是让大家感到相当的棘手。 维克娄这个人，虽然自身的生活极尽散漫之能事，但要求起巴雷来，还是挺严苛的。也许是因为他还不到那个年纪的缘故吧！他还不能接受年龄比他大的人对感情的看法。对维克娄来说，巴雷只是到处留情而已。不过，说实在的，巴雷也的确如此。男人到了巴雷这种年纪，是不会再有心情认真谈恋爱的。 亨西格的年龄与巴雷大致相仿。他把性视为私人生活中不足为外人道的小插曲，并且以为像巴雷这样古板的人，在执行任务之余，顺便放荡一下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他和维克娄所持的理由不尽相同，但他还是和维克娄一样，认为巴雷会对卡佳产生感情，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理由，因此对这两位当事人来讲，外人再好的建议也都是多余的。 那么，伦敦呢？他们对此事并没有明确的意见。在岛上，布莱迪已经说了一箩筐的话，但是布莱迪所持的反调和正面的建议都被原封不动地打了回票。 还有奈德呢？奈德有像他一般军人作风的太太，而且还未觉悟呢！奈德喜欢带着怜悯的笑容说道：你是在开我玩笑吧！在这个腐败的国家里，我是不会轻易为女色倾倒的，除非她肯站在我这一边去对抗全世界。 而鲍勃、薛里顿，还有庄尼，虽然方式不同，但似乎都认为巴雷的私生活和他的胃口，大体来说，已经是错综复杂到连他本人都不见得有能力去处理的地步，所以他们最好还是退出这个方程式的讨论为妙。 那么，帕尔弗莱呢？老帕尔弗莱又是怎么想的呢？——一有空闲时间就会去葛若斯芬诺广场，而如果他不能办到的话就打电话问奈德：“那家伙如何了？” 帕尔弗莱正在想的是汉娜，那个他曾经爱过，并且仍然爱着，用那种懦夫才会有的爱爱着的汉娜，那个一度有着像卡佳一样温暖、一样深沉笑容的汉娜。“你是一个好人，帕尔弗莱，”在那些日子，那些她努力想了解我的日子里，她会用极大的控制力说出这样的话，“你会找出一种方法来。也许不是现在，但终究有一天，你会的。”噢！帕尔弗莱终究还是找出了一种方法！他拿法律作托词——这有多方便！它规定：凡律师犯奸淫罪者，终身不得再从事有关淫乱罪的诉讼工作。他又拿孩子当挡箭牌，不单是他的孩子，还有她的——有这么多的人都牵涉在里面，亲爱的。他又用婚姻作借口，他真该死！——没有我们，他们该怎么办？德瑞克甚至连煎一个蛋都不会。他又拿与合伙人的关系作借口，然而就在他与合伙人散伙之后，他就一头埋在一个神秘沙漠的沙堆里。那儿，汉娜再也看不到他。更可耻的是，他居然还有胆子拿职务作托词——这个单位永远不会原谅我用这么卑劣的方式离婚的，亲爱的。别人可以，法律顾问不行，门都没有。 我也想到那个岛。就在那天傍晚，巴雷和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望着对岸的浓雾越过大西洋向我们这边袭来。 “他们永远也不会把她给弄出来的，对吗？”巴雷说，“即使是出了什么差错也不会。” 我没有回答，而且我想，他也不期望我会回答，但他是对的。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国人，而且她犯的是一项彻头彻尾的俄国罪行。她犯的罪，并不是属于那种可以用来作交换的等级。 “无论如何，她不会离开她的子女。”他用自己的话来肯定自己的疑虑。 我们望着海好一阵子。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卡佳，而我则看到汉娜。汉娜也永远不会离开她的子女，但不同的是她会带着他们一道走，然后嫁给一个老实人，脱离那个在法院忙碌成性的工作狂。 “雷蒙德·钱德勒！”马特维叔叔坐在椅子上，听到邻居家的电视开得太大声，不耐烦地叫道。 “真可怕！”巴雷说道。 “阿加莎·克里斯蒂！” “啊！现在变成阿加莎·克里斯蒂了。” “达希尔·汉密特、多萝西·塞耶斯、约瑟芬·铁伊。” 巴雷坐在卡佳安置他坐的那张沙发椅子上。那个起居室真是够小的，小到他的双臂一张开，就足以摸到两边的墙。室内摆着一个有玻璃门的小橱子，里面摆放着全家人的珍宝。卡佳已经带他浏览过这些奇珍异宝了。一位朋友为了庆祝她结婚而做的马克杯，杯上的圆形浮雕刻的是新郎和新娘。另外，已经不再完整的列宁格勒咖啡套组，曾经属于那个架子最上层木框里的女主人。还有，一对托尔斯泰时期夫妇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男的留着胡须，穿着硬领白礼服，女的戴着无边帽，手上套着毛皮手笼。 “马特维非常喜欢读英国的侦探小说。”卡佳从厨房高声地说道。她手边的事剩下最后一件了。 “我也是。”巴雷虚情假意地说。 “他现在正告诉你在沙皇时代，这种书是不准读的。他们不能忍受人民干扰他们的警察系统。你有没有伏特加酒？不要再给马特维喝了，拜托。你要吃一点东西才行。我们对酒的喜爱不像你们西方人那么着迷。我们没有吃东西是不准喝酒的。” 借口要看她的书，巴雷走进了那个狭小的通道。从那里，他可以看到她。架子上的书都是杰克·伦敦、海明威，还有乔伊斯、德莱塞和约翰·福勒等人的作品。除此之外，海涅、雷马克和里尔克等作家的书也不少。双胞胎在浴室里喋喋不休地不知在讲些什么。他透过打开的厨房门口看着她。她的一举一动都有些慢半拍的样子。他想，她又变成一个地道的俄国人了。事情成了，她会高兴。事情不成，她会认命。起居室中，马特维还在高谈阔论着。 “他这会儿又在说些什么？”巴雷问道。 “他在谈围城的事。” “我爱你。” “列宁格勒人拒绝接受被打败的事实。”这时她正做着猪肝糕。她的手停了一会儿，接着继续工作。“即使墨池中的墨水都冻结了，肖斯塔科维奇还是不断地在作曲。小说家继续不断地写着小说，如果你知道那个地窖里还有一个作家在那儿埋头写作，你就每个星期都可以听到他们又完成了一章新的小说了。” “我爱你！”他重复说着，“我所有的失败都因为太晚才遇到你。” 她很快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沉默了。短暂的一阵子，他们谁也听不到起居室内马特维的自说自话和浴室里的泼水声。 “他又说了些什么？” “巴雷——”她抗议着。 “拜托！告诉我他在说些什么。” “德国人在城南四公里外，用机关枪向城郊扫射，并且用大炮向城中心滥射。”她把垫子、刀叉交给他，跟着他走到起居室，“每个工人给二百五十克的面包，其他的人给一百二十克。你真的对马特维这么着迷，还是你只不过装着有礼貌的样子，像你平常一样？” “这是一种成熟、无私、绝对、使人兴奋的爱。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任何事情可以与之相比的。我以为你应该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马特维以一种真实的仰慕对巴雷笑着。那新的英国制烟斗在他上身的口袋里闪闪发光。卡佳知道巴雷的目光一直盯着她，于是笑了起来，摇了摇头，意思不是反对，而是满足。双胞胎穿着睡衣跑了进来，摇晃着巴雷的手。卡佳把他们安顿在桌子前面，让马特维坐在首座。巴雷坐在她旁边，她为每个人盛了大白菜汤。塞吉以惊人的力气把一个酒瓶的软木塞给拔了出来。但卡佳喝酒也只能喝上半杯，而马特维也只准喝伏特加酒。安娜去拿了一幅她去提米尔亚塞夫学院访问之后所画的图画，画里有匹马，有一个真正的麦场，有能够抵挡风雪的植物。马特维说了对街加工厂里一个老人的故事，而巴雷再次坚持要一个字不漏地把这个故事听完。 “马特维认识一个老人。他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卡佳说着，“他有一个加工厂。当他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的时候，会把自己捆在那堆机器上，这样他就不会倒下来。马特维和我父亲找着他时，他就是这样子死的——捆在机器上死的。冻死的。马特维也希望你知道那个人在他的大衣上戴了一个发亮的徽章。”说到此处，马特维骄傲地指着他大衣上的一个点——“这样，晚上他们到涅瓦河去打水的时候，就不会和他的朋友相撞了。好了，我们讲列宁格勒就到此为止。”她语气坚定地说，“你已经足够慷慨的了，巴雷，像平常一样慷慨。但我希望你能够诚恳一些。” “我这辈子还没有这么诚恳过呢！” 就在巴雷为马特维的健康干杯的时候，沙发旁的电话铃响了。卡佳跳了起来，但塞吉先她而至。他把听筒放到耳边，很快又挂回架上，摇了摇头。 “这么多接错线的电话。”卡佳说着，把预备吃猪肝糕用的圆盘子发给大家。 那里有她惟一的房间，房间只有她的一张床。 孩子们都上了他们的床，巴雷可以听到他们熟睡中的呼吸声。起居室里，马特维躺在他的行军床上。梦里的他，早已经回到列宁格勒去了。卡佳坐得笔直，巴雷就坐在她身旁，手握着她的手，眼睛看着玻璃上映着的她的脸。 “我也爱马特维！”他说。 她点了点头，发出了会心的一笑。他的手指关节顶着她的脸颊，这才发现她在哭泣。 “只是，爱他的方式和爱你的方式不同，”他解释道，“我爱小孩、狗、猫和音乐家。整个方舟都是我的责任。但我爱你爱得这么深，甚至到了说出来都觉得可耻的地步。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不再开口，我会很感激的。我看着你，我对自己的声音厌恶到了极点。你要不要我写给你看？” 说着，他就用双手把她的脸转了过来对着他，并且吻她。然后，他引领她坐到床头，把她的头放在枕头上，又吻了她。他先吻了她的唇，再吻了她带着泪水紧闭着的睫毛。她的双臂环绕在他的背后，把他拉向她，靠紧在她身上。但她又突然把他推开，跳了起来，去看了看沉睡中的双胞胎。放心了之后，回来，把卧房门上了栓。 “如果孩子们醒来，你必须要穿起衣服，我们也都要非常的正经才行。”她警告他，又吻了他。 “我能不能告诉他们我爱你？” “如果你这么做，我是不会替你翻译的。” “我问你行不行？” “如果你非常小声地说。” “你翻不翻？” 她不再哭了，但也不再笑了。她那又黑又有条理的眼睛探索着他，就像他自己的一样。她拥抱着他，毫无保留地拥抱他，不需作任何的承诺。 我从来没见过奈德心情这么恶劣。他已经变成主宰自己行动的约拿21。他越忍，就使他自己的预感越难忍受。在状况室里，他坐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就像是在主持军法审判一样。而薛里顿则懒洋洋地靠在他旁边，好似一只通人性的泰迪熊。当我自作主张陪他走到康诺特——偶尔我也带汉娜去过——好打发等待的时间，请他到烤肉屋吃顿晚餐，我仍然摸不清在他坚忍的面具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心结。 我为什么这么做，老实说，是因为他的悲观正严重地影响到我的心情。我好像是坐在一个跷跷板中间。克莱福和薛里顿在一端，奈德则是另一端的重物。并且，由于我不是一个作决策的要角，因此在看到一个人如此残酷地陷于自我放逐之中，就越发感到难过。 “你见到鬼了！奈德。”我的口气里不带一丁点薛里顿的自信和武断，“你想得太多了，多过任何人可能想到的。好，就算如今这已经不再是你的案子了，但这并不代表这就是沉船一艘，无可救药了啊！而你的功劳就在于能知所进退。” “一份最后而又彻底的问题表！”奈德又说了这句话，就好像它是被催眠师强行刻画在他脑海中的一样，“为什么是最后的？为什么是彻底的？你能否回答我？当巴雷在列宁格勒见到他的时候，他连我们为他预备的初步问卷都不肯接受。他把它往巴雷的脸上扔。而现在，他却要求我们把整套的‘购物清单’一次给他。他要的是最后的清单。一次大满贯。要在周末前全弄好给他，这以后，蓝鸟就再也不回答那些讨厌人物所提出的任何问题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他这么说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要花点时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好吗？”侍者为我们端来了一瓶奇贵无比的红葡萄酒时，我对他小声而又迫切地说道，“好，就算蓝鸟已经被俄国人给策反了。就算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现在落入俄国人的手里了，那么，他们有什么必要把这个案子给结了？他们为什么不倒过来玩弄我们一番？你站在他们的立场想想，换了你，你会轻易就这样算了吗？你是不是会给我们一份最后通牒，制造一个最后期限？” 他的回答抹杀了我生平请同事吃的最好也最贵的一顿饭。 “我也许会这么做，”他说，“如果我是俄国人。” “为什么？” 他以沉重的心情冷静地道出原因，让人觉得格外心寒。 “因为他也许不再中看，不再能摆得上台面。他也许什么话都不能再说了，或正拿着他的刀叉在饱餐一顿，或正撒点盐巴在他的松鸡上。他也许已经不打自招，说出他在莫斯科有位极其美丽但却胸无城府的情妇。他也许……” 我们走回葛若斯芬诺广场。巴雷在午夜时分离开了卡佳的公寓，回到了梅日旅馆。亨西格在大厅里假装在读一份手稿，熬夜等他归来。 巴雷正在兴头上，但也没什么新的事情可以报告，他告诉亨西格只不过是和卡佳的全家聚一聚。还是和以前一样，他们都过得很快乐。他又加上了一句：去医院的计划仍然没有改变。 第二天一整天的工作内容是一片空白。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间谍的工作就是当你看着奈德沉落到谷底的时候，你担心自己是否也病了。间谍的工作就是在四点到六点之间，把假装去补习德文的汉娜带到你在皮姆利柯街的公寓里去。间谍的工作就是假装谈恋爱，而一定准时把她送回家，让她为亲爱的德瑞克做晚餐。 15 他们开着弗洛狄亚的车。他是为今晚的事而借这部车的。依约，他要在九点的时候在机场的地铁车站等她。九点整的时候，这辆车终于欲行又止地停在他的身旁。 “你是不应该故作坚持的。”她说。 高塔上的滑车还在他们的头顶上晃荡着，但是街上已经弥漫了宵禁的气氛。夜晚潮湿的空气中充满了秋天的气味。一轮残月挂在雾色蒙眬的天空中，正好就在他们的头上。偶尔，他们的手互相磨搓着。偶尔，他们的手也紧紧地握在一块。巴雷注视着后视镜，镜子被撞过，一角已破损，但他还是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后面有车子在跟踪他们，但不超车。卡佳向左转，但仍然没有任何车子超越他们。 她没说话，所以他也没有。他在想，他们到底是如何学到这些的，学会在什么地方可以放心地讲话，什么地方又不可以。从学校吗？从比他们年长的女孩子那儿吗？还是当你一到了青春期，你的家庭医生就自然会对你一再关照？“现在你该明白车子和墙壁都像人一样，都有耳朵在听的……” 他们正在一条布满坑洞的交通道上摇摇晃晃地开进了一处半完工的停车场。 “你得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大夫，”他们的目光在车子里交汇的时候，她对他做了如此警告，“你必须表现出非常严厉的样子。” “我是大夫。”巴雷说。他们两人都不是在开玩笑。 他们借着微弱的月光踏着水坑绕来绕去，终于停进一个石棉制的雨棚。雨棚底下，有一条通道直通两扇门。门后有一个空的会客桌。在这儿，他第一次嗅到医院的味道：消毒水、地板蜡和外科用酒精味儿。她与他并肩快步越过一个水泥斑驳的大厅走道，一直走到一条铺着油布的走廊，并且通过一处大理石的值班台，柜台后面的女职员们个个拉长了脸。墙壁上的时钟指着十时二十五分。巴雷对了一下自己的手表，时钟所指的比表上的时间整整慢了十分钟。他们又经过另一个走廊，几个人一排排坐在椅子上。 候诊室是一个阴森森的地下墓穴，由巨大的柱子支撑着。在它的一端，有一个突出地面的讲台。在另一端，两扇门在那儿摇摆着，门后就是洗手间。有人在那儿装上了一盏临时性的电灯，照着进出的路。借着它昏暗的光线，巴雷把一个木制柜台后面的空大衣架给移开去，再把担架推车摆好，然后再把一部古老的电话固定在靠他们最近的一根柱子上。一张长椅靠着墙，卡佳坐了上去，巴雷也在她的身旁坐下。 “他总是尽可能地准时。有时候他会因为电话线路没有接好而延迟一点时间。”她说。 “我可以跟他说话吗？” “他会生气的。” “为什么？” “如果他们在长途电话上听到有人说英语，立刻就会加以注意的。这很正常。” 一个头上绑着绷带的男人，看上去像是刚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瞎眼士兵，从一道摇摆着的门摸索进了女厕所，和两名正好从里面出来的女人撞个正着。她们抓住了他，并且引他走向男厕所。卡佳打开了手提袋，拿出一本笔记和一支笔。 她说过他会在十点四十分时打电话过来的。十点四十分的时候他会试着做第一次联络。她也说过他不会讲太久的。即使电话是安全的，讲得太久也是不智之举。 她站起身来，低着头，像个常客一样，钻进衣帽间的值班台底下，走到放电话的地方。 歌德会不会告诉她他爱她？巴雷心里想着——“我实在太爱你了，爱到拿你的生命来为我冒险。”他会不会把他在信上对她说的那些情话再拿出来说一遍？或者，他会不会告诉她，为了涤清他那烦躁不安的灵魂，以她作为牺牲是可以接受的？ 她就站在边道上，目光敏锐地瞪着那两扇门。她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她有没有听到些什么？或者她的心已经老早就飞到叶可夫身边去了？ 巴雷心里想：她等他的时候，就是这般站着的，像是一个准备等一整天的人。 电话沙哑地响了起来，就像是有灰尘卡在它的喉咙里一样。第六感已经催促她伸手去接，所以它连第二声都没有机会响，就已经在她手中了。巴雷虽与她近在咫尺，但是在周围的杂音干扰之下，即使是全力竖起耳朵，也无法听到任何谈话内容。她已经转过脸去，背对他。想必是和对方谈话的时候，要有自己的隐私。不但如此，她也把另一手捂着另一边耳朵，好让自己更清楚地听到听筒里爱人的声音。巴雷只听到她一再唯唯地说“是”“是”。 不要再纠缠她了！他心中愤愤地想着。我已经告诉过你，这个周末我还要再警告你一遍。不要再纠缠她了，不要再把她卷进这个纷争里。你要做，就直接跟我接洽好了。 那本笔记就摊开在那个靠着柱子、摇摇晃晃的架子上。但是她既没有碰架子，也没有碰那本笔记。是，是，是。我在那个岛上的时候，就和她现在一样，只会说是，是，是。他看到她的肩膀抬了起来，并且她的背脊也拉长了，好像是在做一个深呼吸，又像是自己独个儿在享受一件高兴的事情。她把肘部抬起，更紧迫地把话筒压在自己的耳朵上。是，是。为什么不说一个不字呢？不，我不愿意为你牺牲！ 她的另一手已经摸到那个柱子。可以看到她的手指头分开了，指尖用力戳进了深色的灰泥里去。她的手背变白，变硬，但是没动。突然间，她的手令他坐立难安了。卡佳好似找着了一个可以向上爬升的支撑点，死命地抓住它，为此时岌岌可危的生命作最后的挣扎。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到底下的万丈深渊，而此时她手中抓的，就是在爱人和这道深渊之间惟一可以让她掌握的东西。 她转过身子来了。那个听筒仍然紧靠在她的耳朵上。她是什么人？她已经变成什么样了？这是遇见她以来，第一次看到她面无表情。那个盖住她太阳穴的听筒就像是一把抵住她的手枪。 她的目光看起来像是一个人质。 然后，她的身体顺着柱子滑落下来，好像已经无法再支撑似的。起先，还只是屈膝，紧接着，她连腰也弯了。巴雷伸出了一只胳膊环住了她的腰，另一只手则从她手中抢过了话筒，把它按在自己的耳朵上，叫道：“歌德！”但是那边传来的只是一阵阵嗡嗡的声音，所以只好把它挂掉了。 这件事很怪，但是巴雷一时忽略了它，直到现在才警觉起来，他极力保持镇定，开始离开，但就在他们刚刚挪动脚步的时候，她突然紧紧地抓住了他，握紧的拳头猛地一下挥了出来，打在他的颊骨上。力气之猛，让他一度两眼金星直冒，什么也看不见。他死命地把她的手摁到她的腰上，并且拉着她，低伏着走过柜台，走出了医院，最后走到了停车场。他在心里对自己解释说：“她是一个病人，一个心烦意乱的病人，需要医生照顾的病人。” 他一手抱着她，另一手把她的手提袋放到车顶上，找着了钥匙，打开了车门，然后把她给放了进去。然后他跑到车子的另一边，坐到驾驶座上。 “我要回家。”她说。 “我不知道怎么走。” “带我回家。”她重复地说。 “我不知道怎么走，卡佳，你必须告诉我何时左转，何时右转，听到没有？”他抓住了她的肩膀，“坐直，看看车子外面。这个鬼东西的排档在什么地方？” 巴雷摸索着排档，她抓住了那根杆子，奋力往后一拉，齿轮在她这么一拉之下，尖叫了出来。 “车灯呢？”他说。 他已经找到了，但是叫她打开，希望她在他的怒气之下，能够对他有所反应。他急速地开出了那个停车场，差一点儿就撞上迎面而来的一辆救护车。泥水溅上了挡风板，但是车上并没有安装雨刷，因为今天并没有下雨。他把车子停了下来，跳出车，用手帕把挡风玻璃上的泥泞擦一擦，然后又坐回车内。 “向左转。”她命令道，“快一点，拜托。”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那是一条单行道。” 她的声音里一点儿生气也没有。他慢慢地开着，不理会她要他开快的要求。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车，它没有靠近，也没有离得更远。那应该是维克娄，他想。不然的话就是派迪，或赛伊，或是亨西格，或是萨巴提尼，或是全副武装的警卫。在路旁的卤素灯光照映下，她的脸忽明忽暗，但仍然了无生气。她的目光似乎看到了自己在脑袋里所想像的那个可怕物体，那紧握着的拳头此刻含在嘴里，手指头的关节嵌在她的上下牙齿之间。 “我是不是应该在这儿转？”他没好气地问她。再一次，他对她大声吼道，“告诉我是在哪里转弯，好吗？” 她先是以俄语说，然后才用英语说：“现在向右转。开快点儿。” 对他来说，没有一条街道是熟悉的。每一条街道都和下一条一样，也和上一条一样。 “现在转！” “右转还是左转？” “左转！” 她使尽了全力喊着，然后又喊了一遍。喊着喊着，她的泪水也流了出来，并且瞬间就转变成令人窒息的哭泣，哭泣中含着绝望。渐渐地，变成了啜泣。就在他把车子开到门口时，她也停止啜泣了。车轮仍然在滚动着，她就夺门而出。他跟了上去，但她走得实在太快了，似乎有些儿连走带爬地抢到了人行道上，并且迫不及待地打开手中的手提袋，搜寻大门钥匙。一个穿皮夹克的男子懒洋洋地靠在门道上，很明显地就挡在她进门的路上。但就在巴雷赶上她的那一刹那，那名男子躲开了，让他们通过。她连电梯都不等，也许根本已经忘了还有这么一个电梯。她直奔上楼，巴雷在后面跟着跑着。他们越过了一对拥抱着的情侣。在楼梯的第一层，一个老人醉倒在角落里。他们继续不断地往上爬，巴雷开始害怕她已经忘记了到底是住在哪一层了。突然间，她把门锁打开了，他们就又回到她的家了。卡佳先进了双胞胎的房间，双膝跪在他们的床上，头向前倾着，像一个筋疲力尽的游泳选手一样不住地喘息，两只手臂各抱着一个沉睡中的孩子。 又一次，在她的卧房。他领着她回到卧房里，因为即使在这么小的空间中，她也不再记得该怎么走了。卡佳不很确定地坐到床上，似乎是不知道它有多高。他坐在她身旁，看着那一点表情也没有的脸孔，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先是半睁着，接着又睁开了。他连碰都不敢碰她一下，因为此刻她的身体僵直，心灵受到过度的惊吓，而且好像是无视于他的存在。她紧握着手腕，就像它断了一样。突然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叫她的名字，但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向四周看了看，找寻着。一面墙上钉着一个小型的工作台，是梳妆台和写字台兼用。在一大堆陈旧的信封里，躺着一块圆形的写字板，是像歌德那种人才会用的。墙上挂着一幅装了框的雷诺阿画的复制品。他把它从钩子上取了下来，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位受过训练的间谍从笔记本上撕了一页，放在那幅图画的玻璃上，又从他的口袋中拿了一支笔，在纸上写道： 告诉我。 他把那张纸放在她面前，她看了看纸上的字，脸上现出漠不关心的表情，抓住另一只手腕的那一只手并没有放下。她有气无力地耸了一下肩，然后把头靠在他的肩头上，但是对自己的动作并没有什么知觉。她的外衫敞开着，那又浓又黑的头发因为跑步而散乱不堪。他又写了一次“告诉我”，然后抓住她的肩头，目光中带着急切的爱意向她恳求着。然后他用食指指着那张纸，以及纸上的“告诉我”。她盯着那张纸，之后，她发出了长长的一声令人为之窒息的叹息，然后把头垂了下来，直到瀑布般的头发完全盖住了她的脸。 他们已经把叶可夫抓了。她写道。 他拿回了他的笔。 是谁告诉你的？ 叶可夫。她写道。 他说什么？ 他星期五会来莫斯科。他会在星期五晚上十一点在伊格的公寓跟你见面。他会给你带更多资料，回答你的问题。请准备一份简要的清单。这是最后一次。你应该告诉他出版的消息、日期、细节。你还要带上好的威士忌。他爱你。 他又抓回那支笔。 是叶可夫说的吗？ 她点头。 为什么你说他被抓了？ 他用错了名字。 什么名字？ 丹尼尔。这是我们的规定。他安全的时候叫皮尤特，被捕时叫丹尼尔。 笔在他俩之间急切地传来传去。现在轮到巴雷写。他弄错了？他写道。 她摇摇头。 他病了。他忘了你们的暗号。他写道。 她又摇摇头。 他以前从没错过吗？他写。 她摇摇头，夺回笔，生气地写道：他叫我玛利亚。玛利亚是我危险的时候对我的称呼。如果我安全，就叫阿里娜。 把他说的话写下来。 我是丹尼尔。你是玛利亚吗？我的演讲是我这一生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那是个谎言。 为什么？ 他总是说，在苏联惟一的成功是不要赢。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笑话。他故意说一句和我们的笑话相违背的话，用意就是告诉我，我们死定了。 巴雷走到窗前，笔直地看着底下宽阔的街道。他内心中的黑暗世界此刻已经死一般寂静。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也没有东西在呼吸。但他是有备而来，已赌上了这条命，这条他从来都不曾爱惜过的命。她是歌德的女人，因此必定会和他共存亡。但不是现在，因为此刻歌德正以他最后所留下来的一点勇气来保护她。不过，她终归是死定了，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取走她的性命。 他在窗前停留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才回到床前。她侧着身子躺着，眼睛睁开，膝盖弯曲。他伸出手来，把她拉进怀里，抚慰着她。他感觉到那冰冷的身体在他的臂弯里抽搐着。原来，她在无声地啜泣、无声地叹息，就好像害怕啜泣声会传到墙壁上的监听器里。 他又开始写字了。用粗黑的字体写着：看着我。 状况室的屏幕每隔几秒钟就滚动一次。巴雷已经离开了梅日旅馆。待续。他们已经到了地铁车站。待续。他们已经出了医院，卡佳靠在巴雷的臂弯里。待续。人会说谎，但电脑是绝对正确的。待续。 “为什么是他开车呢？”奈德看到这儿，很敏锐地问出这个问题。 薛里顿看得太专注了，没有回答。但是鲍勃就站在他旁边，接下了这个问题。 “男人喜欢为女人开车啊！奈德。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呢！不是吗？” “谢谢你！”奈德礼貌地说。 克莱福微笑着表示赞同。 中断。就在安娜斯塔西亚报告下一个状况之前，屏幕上暂为一片空白。安娜斯塔西亚是一位年约六十的拉脱维亚人，她已替苏俄司工作了有二十年。只有她奉准可以在那里监视。 这个报告来了： 她经过两次，第一次是到厕所去，第二次是回到候诊室里。 在她第一次经过的时候，巴雷和卡佳坐在一张长椅子上等着。 在她第二次经过的时候，巴雷和卡佳站在电话旁边，看起来像是在拥抱的样子。巴雷的一只手摸着她的脸，卡佳的一只手举了起来，另一只手垂在她的身旁。 蓝鸟的电话此时打进来了没有？ 安娜斯塔西亚不知道。虽然她已经站在厕所马桶边竖着耳朵偷听，但仍然没有听到那部电话响过。所以，如果不是那个电话没有来，就是当她第二次经过的时候，他们已经打完了电话。 “他为什么必须拥抱着她？”奈德说。 “也许她的眼睛里飞进一只苍蝇。”薛里顿口气酸酸地说，仍然望着屏幕。 “他开车，”奈德坚持说，“在那个地方是不许他开车的，但他开了。他曾让她一路开到乡下，再开回来。这一次也是她开车带他去医院，然后，突然之间，变成他开车了。为什么？” 薛里顿把他的铅笔放了下来，用食指松一松衣领，“所以，你要赌的是什么，奈德？蓝鸟到底是打了那个电话，还是没打？算了吧！” 奈德依然很有风度地把这个问题好好地想了一想，“也许他打过了。不然他们会继续等下去的。” “也许她听到了什么她不喜欢听的事情，什么坏消息之类的。”薛里顿作了假设。 屏幕又消失了，留给室内一片苍白的影像。 薛里顿有一个专用的房间，是用红木做成的。我们溜了进去，替自己泡了咖啡，站着等待。 “他待在她的公寓里这么久做什么？”奈德把我拉到一旁问道，“他要做的只是从她口中得知他和歌德相会的时间和地点。这件事情他在两个钟头以前就应该办好了的。” “也许他们在一起共度良宵呢！”我说。 “如果我能这么想，我就好过多了。” “也许他在买另外一顶帽子。”庄尼听到我们的对话，不悦地说。 薛里顿说了声“才怪！”铃声顿响，接着我们就回到了状况室。 在红灯光透照之下，一张莫斯科的地图上，卡佳的住处被红笔圈出。在它东方三百尺处，也就是两条被画成绿色的街道交叉处的东南角，就是搭车地点。巴雷现在必须朝南向的人行道，尽量靠路边走。就在他到达那个搭车地点时，必须要假装慢下来，好像是在找车一样。此时，那一部安全出租车就会开到他的身边来。巴雷已经获得指示，要把所住的旅馆名字大声地告诉那位司机，并且做手势和他讲价。 那一部安全出租车兜了两个圈子之后，就会找一个地方转弯，进入一处建筑用地。那部安全卡车就停在那儿，它的灯光熄灭，司机在车上打盹。如果卡车的侧翼天线伸出来了，这部安全出租车就会向右转一个圆圈，然后再绕回到那部卡车旁。 如果不是的话，中止行动。 派迪的报告在伦敦时间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出现在荧光屏上。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带子就出来了，是从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收到的。那份报告已经尽可能地被瓜分得四分五裂。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确实的现场报告之典范。 当然，原作者得为人所知，因为太阳底下，没有一位作者是全能的。派迪并不是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但他有其他的优点。他以前是一位廓尔喀族的特勤人员，后来才转为情报人员。他有语言天赋，善韬略，又有像奈德一样临危不乱的气质。 为了扮好在莫斯科的角色，他还煞有介事地装出英国人那副糊里糊涂的外表，让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在谈到他的时候，还不时地拿他来开玩笑，譬如他夏天在莫斯科的树林里旅行时那一身的短衣短裤的装束；冬天里他的越野滑雪等等——他把那些古老的滑雪橇、竹竿以及随身口粮都装到沃尔沃车上之后，最后才连人带帽一起钻进车里。那顶厚帽子厚到给北极远征军作为御寒用都绰绰有余。不过，俗话说，大智若愚。不管事后别人如何以貌取人，派迪还是一个聪明人。 派迪控制他的手下，不论是学语言的冒牌学生、旅行社的职员、小商人，派迪都是一流的好手。他对他们的照顾真可说是无微不至。每个经过他照顾的人都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如果说，这种好交游的个性无可避免地让他易上别人的当，那就不是他的错了。 这种个性也影响到派迪的报告。他先被巴雷报告的精确给震惊了，录音带也证实他这一点。 巴雷的语气比往常的任何一卷录音带都要显得自信得多。 派迪为巴雷的决心及对任务的热忱所感动。他比较了一下在卡车里坐在他面前的巴雷，以及在列宁格勒之行以前听他简报的巴雷，深深地觉得现在的巴雷与那个时候的巴雷，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他是对的，巴雷已非昔日的巴雷。他的视野扩大了，人也变了。 巴雷给派迪的报告，在派迪能力所及的查证范围里，与事实无一不合。从卡佳驱车至地铁车站接他，到坐在椅子上等待，到那个被压制住的电话铃声。电话响的时候，卡佳正站在电话旁边，巴雷说。如果巴雷自己都很难听得清楚电话里在讲些什么，那么，安娜斯塔西亚也不可能听到，这就不足为奇了。派迪想，卡佳在拿起电话筒的时候，动作一定比闪电还快。 卡佳和蓝鸟之间的对话很短，最多不过两分钟而已，巴雷说。这种说法也让我们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破绽。我们一向都知道歌德是最怕在电话里长篇大论的。 有了这么多事实可资佐证，而巴雷又都举证历历，也许任何人在事后都会坚持派迪应该直驱大使馆，并且立即将他——还是活蹦乱跳、嬉笑自如的巴雷送回伦敦。当然，克莱福是会这么坚持的，而且，他还不是惟一的一个。 就因为如此，那三个谜题对奈德来讲，才一直有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般地令他痛苦——巴雷和卡佳的拥抱、巴雷从医院开车到卡佳家以及两人在她的公寓中耗去的两个小时。听巴雷自己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以派迪对他的看法来看他。他屈身在卡车里面小桌子的灯光下，脸热得发红，四周有排气管发出的嗡嗡声。两个人都戴着耳机，在他们中间有一个闭路麦克风。巴雷一面对着那个麦克风，一面对着他的情报站主管低声地讲述他的故事。就气氛的戏剧性来讲，就连派迪在西北前线那些个出生入死的夜晚，也不是个个都能跟今晚相提并论的。 赛伊坐在阴影中戴着第三副耳机。那是赛伊的卡车，但是他受命交给派迪做主。 “然后她就想走了，脚步摇摇晃晃的。”巴雷说，口气中的直率让派迪笑了出来。“她等那个电话已经等了一个礼拜，而这个电话一下子就讲完了，她的情绪就崩溃了。也许我在场并没有帮助她什么。但如果没有我在场，我想她会等回家以后才发泄的。” “也许会如此。”派迪点头同意他的说法。 “对她来说，这种压力太大了。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说过几天即将进城。除此以外，她还忧心她自己的孩子，当然也担心他的安全和自己的安全——这种种对她来说，实在是重得让她无法再承受下去了。” 派迪完全了解。他是过来人，知道女人一旦感情用事，会是什么样子，更对女人赖以吵闹不休的借口有过非常透彻的认识。 从这以下，一切事情似乎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往下发展了。他的谎言编织得天衣无缝。巴雷说，他已经尽其所能地去安慰她，但她的体力太差，所以巴雷只好用手环抱着她，并且把她拖回车上，开车送她回家。 在车上她又哭了好久，但是在他们抵达她的公寓时，她已经恢复了。巴雷替她冲了一杯茶，拍了拍她的手，一直到他确信她能够照顾自己时，方才离开。 “做得好！”派迪说。他在说这句话时，活像是一个十九世纪的印度陆军军官在一次偷袭之后向他的手下致贺，那是因为巴雷陈述的事情经过太让他感动，而且也因他的嘴太靠近麦克风了。 接下来，就是巴雷最后的问题了。就在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赛伊进来了。当然，事情过后，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确定他会这么问的动机，那就是摆明了他要偷窃。但是赛伊当时并没有听出他话中隐藏的动机，派迪也没有。而在伦敦，除了已经软弱得坐立不安的奈德以外，谁也没有察觉出来。在状况室里，奈德已经被贬谪到像一个局外人了。 “噢，是啊！那么，那份‘购物清单’怎么样了？”巴雷边做出准备离开状边问道。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他们在政策上的一些小疑虑，但巴雷接着又重复说道：“你们什么时候才预备把那份清单交给我？” “问这个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难道不应该事先做准备吗？” “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的。”赛伊说，“那些问题都会写在纸上，都是些是非题，而且，有一点还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你必须对它的内容一无所知。” “那么，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给我？” “要到最后关头才给。”赛伊说。 赛伊自己对巴雷心态的评论真可说是一针见血。他早就说过：“跟英国人一起共事，你永远猜不透他们的心里头在想些什么。” 最起码，在那个晚上，赛伊的话倒没说错。 布拉克把他们在卡车上谈话的录音带重复播放了三遍或十三遍之后，奈德仍然坚持说：“一点儿坏的消息也没有。” 我们回到自己的苏俄司，到那儿避难。像是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曙光初现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半丝睡意。 “一点儿坏的消息也没有。”奈德又重复道，“都是好的消息。‘我很好。我很安全。我发表了一场空前精彩的演讲。我要去搭飞机了。星期五见。我爱你。’就这么的，她就哭了。” “噢，我不知道，”我说，还违心地反问他，“难道你从未在快乐的时候哭过吗？” “她哭得这么厉害，他不得不扶着她走过医院的长廊。她哭得这么凶，连车门都没法开。到了她的公寓之后，她先巴雷下车，头也不回就跑到门口，好像无视巴雷的存在一样，因为她太高兴了，高兴蓝鸟会准时飞了进来。而他也在一旁安慰她，并且为她听到的好消息而高兴。”接着，他又重复巴雷录下来的话。“他非常的镇静，似乎一无牵挂。‘我们正中目标了，派迪。万事皆如意。这就是她哭的原因。’当然是的！” 他往后坐了一下，双眼睁了开来。巴雷那让人听了不得不信的声音继续从录音机里传出来。 “他不再是我们的人了，”奈德说，“他已经离开我们了。”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奈德也离开了。是他发动了这个伟大的计划。而现在，只能借着推理，眼睁睁地看着事态演变成他无法控制的局面。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的孤独。也许，在这一点上，也只有我才堪跟他相比吧！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间谍的工作就是忧虑。 间谍的工作就是孤独，但不仅仅是孤独。 已经消失的沃尔特和还活着的奈德以前教给巴雷的灵丹妙药，现在又重新在巴雷的耳边响起。这一位曾经拜师学艺而如今已学精艺成的继承人，魔法却比他的两位师傅都高明。 他如今所处的情况，是他们任何一位都不曾攀升过的。他有他的目标，也有达到目标的方法，更有克莱福所称的动机：说得好听一点，也就是目的。他们教过他的每一件事情，在他不动声色地走到战场时，都成为反过来欺骗自己主子的最佳工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是他现在思考的内容。 他们的旗帜对他来讲，根本不算什么。反正不管天上刮的是什么风，他们都会挥舞着它。但是他并不是要背叛他们；而他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他自己。他知道这场仗他非赢不可，而且也非常清楚是为了谁，他才非赢这场仗不可的。他知道他准备做什么样的牺牲。他不是叛徒，但他也样样皆是。 他不需要他们那神圣的旗帜以及那些让他觉得格外软弱的制度。他现在是独自一人，但比起那些强行控制他的一大批人还要强得多。他知道他们是所有坏武器里，最糟糕的一种，因为他们的存在就已让他们的目标合法化。 以一种说起来好像很慎重，但又不是那么慎重的方式来审视自己，他发现了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怒气。他先是闻到了着火味，继而听见它噼里啪啦地烧着。 只有现在。歌德是对的。明天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只是个借口而已。不是现在，就什么也都不是了。而歌德呢？即使什么都不是，也仍然是对的。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心里的那些个讨厌人物完全除掉，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灰色装束给烧掉，并且让我们自己的心重获自由。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共同的梦想，也是那些讨厌人物（无论你相信与否）的梦想。但，要怎么做，拿什么来做，才能实现这样的梦想呢？ 歌德是对的，在偶然之间让别人陷入这样的局面，不是歌德的错，也不是巴雷的错。在巴雷的内心里头，有一种情绪正在逐渐上扬。这种情绪，让他越来越觉得和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有一种说不出来而又极为强烈的亲密关系。这种感觉在巴雷的内心越来越炽热，炽热到他无力抵抗的地步。他对歌德那种疯狂梦想——释放理智的力量，打开人们污秽的心灵——怀有无比的热忱。 但是巴雷并没有久留在歌德的痛苦里。歌德是在地狱里，而巴雷很快也会步他的后尘。我若有时间，我会为他哀悼一番的，他想。直到现在为止，他的全副心思还是放在歌德可耻地置其生死于不顾，如今又想借最后的勇气加以护卫的那位活人身上。 为了这个需要立即处理的工作，巴雷必须把他学到的所有间谍伎俩全数使出来。他必须完全依靠自己，但他依靠自己的程度要远超过以前任何时候。他必须等待。他必须忧心。他必须变成一个和以前完完全全相反的人。一个内心经过调整，外表却一无所成的人。在他扮演那位他们希望看到的巴雷·布莱尔的时候，他必须战战兢兢地踮起脚尖行走，并且曲身如猫，一点也闪失不得。 同时，他心里的那一位下棋高手又在不停地盘算自己的行止。一直沉睡着的谈判代表早已在不注意的时候醒转了过来。他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需要和远见之间头脑冷静的中间人了。 卡佳知道，他心里推想着，她知道歌德一定被抓了。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她知道，因为她在电话里一直都保持着机智。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知道卡佳已经知道了。 全世界，除了卡佳和歌德以外，我是惟一知道卡佳知道的人。 卡佳仍然是自由的。 为什么？ 他们还没有抢走她的孩子，搜掠她的公寓，把马特维关进疯人院，或是对她使出暴虐手段，她为了一名苏联物理学家，把国家机密委托给一位玩忽职守的西方出版商出版。 为什么？ 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自由的。他们也还没有把我的脖子拴到一面水泥墙上。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知道。 所以，归根结底来说，他们一定想要更多的东西。 他们要我们，但要的还不只我们。 他们可以等我们，因为他们要更多的东西。 但是，什么才是他们想要的那更多的东西呢？ 他们会有这么大的耐心，原因何在？ 奈德有一次讲到生存之道时说：大家都会说，用今天的方法来逼供，没有人会不吐实情的。他是告诉巴雷，如果他被抓，不要尝试隐瞒什么。但是巴雷想的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卡佳。 以后的每一晚，每一分钟，巴雷都在盘算着。他一面等待，一面计划着。他在和我们一起等着星期五蓝鸟的约会。 早餐时，巴雷这位模范出版商兼间谍总是很准时地参加展览行列。每一天从早到晚，他都是书展上的灵魂人物。 歌德，我对你已束手无策了。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你从他们的魔掌下拯救出来。 但卡佳仍有一丝希望。她的儿女仍有一丝希望。虽然大家都会说，而歌德最后也会说没有希望。 至于我自己，仍然和往常一样地无可救药。 歌德给了我那份勇气，他想。他心里那不为人知的动机在滋长着，而卡佳给了我爱。 不对。是卡佳把两样都给了我，而且仍然不断给着。 星期五就像前一天一样的安静，屏幕上近乎空白。巴雷在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的开幕餐会上穿梭个不停。 表面上神态自如的巴雷，其实内心不住地关怀卡佳的安危。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给卡佳，和她聊天，教她用“方便”这个词作为“安全”信号。而他这边则有意无意地用“坦白说”这个词作为接应。没有什么沉重的事，没有什么爱呀，死呀，或关于某位德国大诗人的谈话。只有： 你今天如何？ 说实在的，展览会有没有把你给累倒？ 那两个双胞胎怎么样了？ 马特维是不是仍然很喜欢他的烟斗？ 意思就是说：我爱你，我爱你，和我爱你，我真诚地爱着你。 为了更确定她是安全的，巴雷派了维克娄到她所在的那个社会主义帐篷看了看。“她很好呀！”维克娄回来的时候面带微笑地说。看着巴雷那副紧张的样子，他还幽了巴雷一默：“她稳得很呢！” “谢谢你。你真好！老兄。” 第二次，又是应巴雷所求，亨西格自己去了一趟。也许巴雷只是为了让自己晚上多一点体力，所以才没有自己去。或者，也许是他不信任自己的感情。但她还在那儿，仍然是活着的，仍然在呼吸，而且她也已经换上了宴会装。 不过，即使是为了能够赶在宾客前提早离开，开车进城，巴雷的心里还是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能够改变和不能改变的事实。他清晰的条理，连最资深的律师都要自叹弗如。 16 “太好了！太棒了！太绝了！法仑卡在哪里？” “巴雷，求求你，看在老天的份上，救我吧！我们和你们英国人一样地讨厌二十世纪呀！我们一起远走高飞吧！我们今晚就走，好吗？机票由你买，如何？” “尤里，这位是不是你的新欢？离开他，他是个怪物。” “巴雷！听着！一切都好商量！我们再也不会有任何疑心了！以前我们必须假设什么事情都是一团糟！现在我们能从报纸上查明并得到证实了！” “米夏！工作做得怎么样？好极了吗？” “这是一场战争，看在老天的份上！巴雷，是一场公开的战争。我们先要把那个老守卫给吊死，然后再来打一场斯大林格勒战！” “里奥！很高兴见到你！桑雅近况如何？” “巴雷，请你听我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威胁！它是一种寄生行业，依靠你们西方笨蛋的所有错误而存在！” 酒会是在城中一个有多年历史的旅馆楼上，一个装了镜子的房间里。旅馆外的人行道上站有便衣警卫。大厅里、楼梯间以及大厅的入口处有更多的便衣巡逻。 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邀请了一百位宾客。有八位答应考虑，没有人拒绝，而到目前为止，到场的宾客一共有一百五十人左右。但是在卡佳还没到之前，巴雷喜欢靠近门口的那个位置。 一位寂寞、已经喝醉的名叫安德烈的西伯利亚人，需要就一个很紧急的问题和巴雷说话。“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灾害，巴雷。它已经让我们心碎了。请保持你的英国人作风。你会出版我的新小说吗？” “我不知道，安德烈。”巴雷眼睛看着地板，谨慎地回答，“我们的俄文编辑很想出它，但是他在英国看不出有任何俄文书的市场。我们正在考虑这件事。” “你知道我今晚来此的原因吗？”安德烈问道。 “说说看。” 另一群人又到了。但始终没有卡佳的影子。 “为了盛装给你们看，我们俄国人太清楚彼此的诡计了。我们把你们西方人当成一面镜子。你们到这里来，走的时候带走我们最美好的形象，而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骄傲。如果你已经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那么不出版我的第二本是说不过去的。” “如果第一本小说没有赚到钱，就说得过去。而安德烈，第一本的确是没有赚钱。”巴雷以罕见的坚定语气说道。他看到维克娄从房间的另一边朝他们走来，着实松了一口气。 “你可曾听说十二月时阿那托里在一次反抗饥饿的罢工浪潮中命丧牢狱？实施了两年的新政策又让我们享受到什么？”安德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继续说道。 “我们当然听说了。”维克娄带着安抚的语气插了进来，“真是令人不耻！” “那么，你为什么不出版我的小说？” 巴雷把他留给了维克娄去应付，兀自张开了双臂，迎向大门口。全苏外国文学图书馆的娜塔莉女士大驾光临了，她是一位年届耳顺的美人。他们因为彼此敬慕而拥抱在一起。 “今晚我们要讨论的又是哪一位，巴雷？是詹姆斯·乔伊斯还是艾德里安·摩尔22？你为什么突然看起来这么聪明？是不是因为你已经摇身一变，变成资本家了？” 一阵骚动使得来宾中的过半都退到房间的另一端，警卫们也警觉地往走道里瞧着。刚才激荡起的谈话声低了下去，但瞬即又恢复了。晚餐开始了。 但是，还是没有卡佳的芳踪。 “今天，在开放运动之下，一切都容易得多。”娜塔莉带着她那让人无法抗拒的微笑说，“到外国旅行没有问题，譬如，到保加利亚。问题是我们要向当局解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自然，在我们到达以前，保加利亚人需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事先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中级知识分子？还是一般知识分子？保加利亚人必须要事先有所准备，也许还得先自我演练一番。我们是冷静，还是容易鼓噪滋事？我们是脑袋单纯的人物，还是充满幻想的人物？在回答了这些简单的问题之后，还有无数类似的问题等在后面。都过关了，我们才有资格来谈更进一步的事项。譬如说家住何方、外祖母的全名、她去世的年月日、死亡证书的号码，并且，如果他们心血来潮的话，还会问你当时签那份死亡证书的医生名字。你看，我们这些官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条划时代的新规则，好把我们连同我们的子女一同送到国外去度假。巴雷，你这么四处张望是在找什么？” “那么，你是怎么告诉他们的？”巴雷面上带着笑容问道，并且还强迫自己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 “噢，我说我是个非常有智慧，且又冷静、幽默的人。保加利亚人一定会非常乐于和我相处的。那些官员是在试验我们的决心，就是这样。他们一定想，如果我们知道先得应付这层层的关卡、重重的部门才得以获准出国，那我们一定会丧失勇气，而决定还是留在国内的好。但即使是这样，比起以前还是有些改进。虽然改进的幅度不大，但凡事都还有那么一点点改进。也许你不相信，但开放政策毕竟不是为外国人提倡的，而是为我们。” “你的小狗还好吧，巴雷？”一个男人模糊的低音在他身旁响起。巴雷转头一看，那人是阿卡迪，非官方的雕塑家。他身旁站着一位漂亮而非正式的女朋友。 “我没有小狗啊！阿卡迪，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我在想，这年头谈谈小狗远比谈论个人要安全得多！” 巴雷转头，随着阿卡迪的目光看了过去，结果他看到亚力克·萨巴提尼站在房间的另一端，与卡佳聊得正高兴呢！ “最近，我们这些俄国人也确实谈论得太凶了些。”阿卡迪的目光一直盯在萨巴提尼身上，继续说道，“我们是兴奋得过了头而未留意处境之危险。即使大家在今年的秋天都没有收获，我们这些专门告密的人还是会大有斩获的。你问他，就会知道我所言不虚。我敢说，他现在一定是钓到一条大鱼了。” “亚力克，你这个魔鬼！你在这儿折磨这个可怜的女孩做什么？”巴雷命令道，先拥抱过卡佳，再抱了萨巴提尼。“我在那头就看到他的脸在红了。你要防着他，卡佳。他的英文和你的可说是不相上下，而且比你讲得快多了。你好吗？” “噢，谢谢你！”她温柔地说，“我很好。” 她身上穿的是那次在敖得萨旅馆会面时所穿的那套衣服，脸上是一副生离死别的哀戚表情。丹·齐柏林和玛丽·罗站在他们旁边。 “巴雷，事实上，我们就人权进行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萨巴提尼解释着，把他的眼镜绕着整圈的人挥舞了一遍，意思是说谈话的人不止他一个，大家都有份。“对不对，齐柏林先生？当西方人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善待罪犯时，我们永远都是洗耳恭听的。但是，那又有什么分别？我是在问我自己，一个是把他们认为多余的人关在牢里的国家，另一个则是任它的黑社会成员胡作非为、逍遥法外的国家，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我想，最起码，在我们的谈话中，已经为我们苏联的领袖们找到一个谈判筹码。明早我们就会对所谓的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宣布，除非他们把美国的黑手党给关起来，否则我们不愿再与他们有任何的交往。我的提议如何，齐柏林先生？我们放我们的人，你们关你们的人。这种交易很公平吧！” “你要的是礼貌的回答还是真实的回答？”丹从玛丽·罗的肩后露脸说道。 另一组由各国人士组成的人员亦像一阵旋风似的到来了。不过，在他们到达以前，彼得·欧利方爵士在苏联籍随从和英国籍跟班簇拥之下，以一种更为戏剧化的方式现身了。他们的加入，使得场内顿时热闹许多。三名面目可憎的英国特派员检视了一下杯盘狼藉的餐桌之后就离开了。有人打开场内的那架钢琴，弹了一首乌克兰歌曲。一位女士随着琴声发出嘹亮的歌声，众人都应和着她。 “不，巴雷，我真不知道是什么事把你吓成这副德性的。”卡佳回答道，听她这样说，可知巴雷一定已经问过她：“我相信你一定是非常的勇敢，和英国人一样的勇敢。” 在室温和热闹的气氛烘焙之下，兴奋之情突然袭上心头。巴雷觉得自己像是喝醉了，但不是出自酒精的作用，因为他手中握着半杯威士忌已经整整一个晚上了。 “也许本来就没什么事。”他开口说道，不但是对卡佳讲，也是对着一打他熟悉的面孔讲，“天才都被摒除在外。”大家都在等下文，但巴雷也在等。他虽然努力地要看着大家，但触目所见，却尽是卡佳。他刚刚说了什么？他们已听到什么？这些脸孔虽然都转向他，但是却没有一张脸有光彩，包括卡佳的。有的，也只是关切而已。他迟疑地继续说下去：“好几年以来，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梦想，梦想能把所有伟大的苏联艺术家们发掘出来。”讲到这儿，他已经是语不成句了。“哦，大家说，是不是？伟大的小说、戏剧？被禁的、不让外人知道而暗中画着的大画家？他们在阁楼上装满了令人惊叹但却非法的作品？音乐家也是一样？我们谈论着这些，梦想着这些。十九世纪的秘密持续着。‘当冰雪融化之时，他们会从冰层中跃起。他们的光彩，会让我们个个为之目眩。’我们大家都这么说，既然我们说了，那么，这些人，这些稀世的天才们如今身在何方？他们会不会终其一生地冻死在冰封之下？也许当局的镇压奏效了。我说的就到此为止了。” 现场一阵死寂。卡佳来到他身边。“苏联的天才从未消失，而且一直都存在着，巴雷，即使时机再恶劣，他们也不会被摧毁。”她的话中暗示自己也很坚强，“也许他们先要调适自己，准备接受新的环境，但不需多少时日，他们又会再度发出光芒的。我相信这就是你想说的话，是吗？” 亨西格在发表他的演说了。那是一篇绝妙的伪善之作。“但愿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凭着勇往直前的精神，为东西方的相互了解献上它宝贵的力量！”他的语气中流露出充分的自信，音调和手中的杯子随之上扬。他是个诚实的商人、心地善良的美国人。毫无疑问地，他扮演得有板有眼，懂得藏拙。“祝大家发大财！”他叫着，把杯子举得更高了，“在这里大家可以无拘无束，让我们一起谈生意，一起聊天，一起畅饮，一起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吧！各位女士先生们，我敬大家以及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并且敬我们双方的利益，更敬开放运动。祝大家身体健康，阿门！” 他们都为巴雷鼓掌。斯派基·摩根先发起，尤里和亚力克·萨巴提尼跟进，所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那些有经验的人都大声嚷着：“巴雷！巴雷！”很快地，整个会场都为巴雷喝彩。其中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么做的原因何在，而且，有一度谁也看不见他。突然间，他已站在放餐点的长桌上，手中拿着一支向别人借来的萨克斯管，吹奏起“我那奇妙的恋人”。自从第一次到莫斯科，每逢参加书展，他都要吹这首曲子。亨西格坐在钢琴前面，以十足胖子沃勒的风格为他伴奏。 巴雷的吹奏既清晰又有力。站在门口的警卫们都挤进来听他吹奏，楼梯上的警卫蜂拥到门口，而大厅里的警卫则蜂拥到楼梯上。 “我们要到新印度餐厅去，看在老天的份上！”亨西格在人行道上众目睽睽之下向巴雷抗议道，“带卡佳一起过来，我们已经订了一桌了！” “抱歉！杰克。我们已另外有约了。是很久以前就约定的！” 亨西格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巴雷已经告诉过他：“她需要好好放松一下。我预备带她离开，让她安安静静地吃一顿晚餐。” 但是巴雷在告别亨西格之后并没有带卡佳去吃晚餐，如那些非正规人员在被撤哨前所证实的，并且，这一次带头的是卡佳，而非巴雷。卡佳带他去的地方，任何一个在城市长大的青年男女都知道。这种地方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因为特定目的而建造的住宅区里都有。和卡佳同年纪的年轻人里头，没有一个人不把这种地方划入其初恋范围的。就在卡佳所住的公寓顶上，就在最上层楼梯和阁楼交接的地方，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不过，这种地方在严寒的冬季里比在夏天更常受光顾，因为到底里边还有着满目疮痍的热水槽和被黑色绷带紧紧绷着的重重水管。 但是，在到达这个地方以前，她先必须要确定马特维和那两个双胞胎都安全无恙。而巴雷则站在楼梯口等着。然后她领着他走上数级楼梯，一直爬到最顶端的一层木制楼板。她身上带着串钥匙，可以打开那扇生了锈的铁门。进了门之后，回身把门关上，然后引领巴雷走过屋顶的椽缘，到达一处堆放硬木头的地方。她在那儿准备了一个临时的卧铺。躺在那儿，他们可以经由那肮脏的天窗看到天上凌乱的星斗，听着水管咕咕的声音，还可以闻到他们身旁快干的衣服所发出的臭味。 “你给蓝道的那封信并没有交到我的手中，”他说，“它最后到了我们那些官员的手里。就是那些官员派我来找你的。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很抱歉。”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时间让他们任何一人为任何事情而惊讶了。他已对她提过一些自己的计划，而现在则丝毫不提。这是可以理解的——她已经知道得太多。此外，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有待商讨，因为就在这一晚，卡佳告诉了巴雷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事后让巴雷得以完全地了解卡佳。而她也承认了自己对他的爱意，这份爱意足以支撑他度过那段他们都知道即将来到的短暂别离时期。 不过，巴雷也没有久留不走，并没有留给现场或是在伦敦的人为他担心的借口。在午夜时分，他回到了梅日。这是他和他的那些同伴共度的最后一晚。 “噢，杰克，亚力克·萨巴提尼要我明天下午到他那儿去和他那批伙伴说声再见。”他在一楼的酒吧里对喝着睡前酒的亨西格说。 “要我和你一起去吗？”亨西格问道。他这么问，是因为他像俄国人一样，对萨巴提尼周围的人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巴雷摇了摇头笑笑说：“你受的苦还不够多？这次聚会是专为我们这些在过去绝望的日子里共患难的弟兄预备的。” “什么时候？”维克娄问道，一向是那么的实际。 “我想，他说的是四点钟。挑这个时间来喝酒，似乎是怪了些。对的，我想他是说四点钟。” 说完之后，他就和他们道了晚安，然后乘着玻璃电梯上“天堂”去了。 午餐时间到了。经过一整夜和一个早晨未眠的我们，在午餐时分突然有了一个不祥的预感。但是不祥归不祥，它终究只是一个感觉而已，一个经由别人传递过来的感觉，一个锁在钢制公文箱里的黄色信封中的感觉。庄尼从伦敦情报站把这个皮箱一路马不停蹄地带到了状况室里。黄色信封是在警戒下由广场那头的大使馆带来的。 他一进来，就直奔指挥中心。到了指挥中心，才知道我们都已经移师到薛里顿的红木会客室里吃三明治，喝咖啡。 他把它交给了薛里顿，并站在他身后看着他读那封附信。薛里顿读完那封附信，之后，就把它塞到口袋里，再读主信。 读完之后，薛里顿站起来，把信交给了奈德，而庄尼也跟着移步，站在奈德的背后，看着他读。一直到奈德把它交到了我的手中，庄尼才停止跟过来再看一遍。这封信是一段由在列宁格勒外驻扎的苏联军方所拍发，却被美国人在芬兰截获，然后送到弗吉尼亚，由一群功率大到足够可以照亮伦敦一年的计算机分析出来的讯息。 列宁格勒致莫斯科，副本送萨拉托夫。 叶可夫·沙维列夫教授于本星期五赴萨拉托夫军事学校演讲后，获准赴莫斯科度假。请安排交通工具及设备。 “哦，谢谢你，列宁格勒的行政官。”薛里顿喃喃说道。 奈德从我手中拿回那封信，又把它读了一遍。我们这些人当中，他似乎是惟一不为所动的一位。 “这就是他们破解的全部内容吗？”他问道。 “我不知道，奈德。”庄尼说道，语气中毫不隐藏对奈德的敌意。 “这边提到‘一个交给一个’，这是什么意思？请你查一查他们截获的电报中，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如果还有的话，麻烦你查一查在同一网络中，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好推敲的。”他等到庄尼离开了房间之后，才带着酸酸的语气说道：“太好了，又是一堆陈腔滥调。我的天！你一定在想我们是在对付德国人了。” 我们站着，心不在焉地嚼着口中的东西。薛里顿把手插在口袋里，转过身去，凝视着窗外马路上无声行走的车辆。他穿着一件长毛的黑色羊毛背心。透过室内的隔离玻璃窗，我们可以看到庄尼正拿起一只应该安全的话筒打电话。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他把电话筒挂上，穿过房间，回到我们这儿来。 “没有。”他说。 “什么没有？”奈德问道。 “‘一个交给一个’就是一个交给一个，意思是说它就是这么一封。没有别的意思。” “这么说来，这封电报是侥幸收到的了？”奈德暗示说。 “就这么一封。”庄尼重复说。 奈德转头对着薛里顿。他仍然背对着我们，“罗素，你读一读那些记号。” 现在轮到薛里顿把那张纸重新读上一遍。读完了，他装出无奈的表情。大家都非常明白，他的耐心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奈德，那些密码专家对我保证，截获的情报得自一个低阶军人乱七八糟的行囊里。没有人会再用这种方式来设圈套骗人的。没有人会再做这种事情。走偏的不是蓝鸟，是你。” “也许这就是他们会拿它来设圈套的原因！你我不也有可能会这么做吗？故弄玄虚？” “好，也许我们也有可能这么做，”薛里顿让了一步说道，好像这种事情他绝少做过，“只是，如果你一旦这么想，就很难再往别处想。” 克莱福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说话了：“在这种凡事顺利的情况下，你很难叫薛里顿把已经上了弦的箭撤回的，奈德。”他讨好地说道。 “只有白痴才会这么做，”薛里顿纠正他说，喜怒无常的个性又显现出来，“若是凡事真都遂了我们的心意，那就是克里姆林宫的计谋，而一有什么事故，那一定都是我们自己的错了。奈德，我的单位差点没有死在这种观念上。你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就打定主意不再重蹈这种覆辙。这是我的行动。要有什么闪失，就全怪到我的头上好了。” “可是去干的却是我的人，”奈德说，“我们已经把他给毁了。我们也已经把蓝鸟给毁了。” “当然，当然。”薛里顿带着冰冷的语气和缓地说，“毫无疑问。” 他不悦地看着克莱福，说：“怎么样，副局长先生？” 克莱福有他自己的骑墙方法，并且这套方法百试不爽。“罗素，奈德。我想两位都有点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过的是整体生活，让蓝鸟得遂其志的是我们的主人，不是我们。因此，在这次行动中，那个共同的意志应该是大于我们每一个个体。” 又错了，我想，它比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小。除克莱福可能需要它以外，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来说都是一种侮辱。 薛里顿转过身去对着奈德，但还是没有把他的声调提高。“奈德，如果我退出的话，你想华盛顿和兰利会作何想法？你能想像国防部里那一大堆人会用什么方式来耻笑我吗？你能想像，到目前为止，他们都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蓝鸟的资料吗？”他指了指正在那儿用一对死鱼眼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庄尼说道：“你能看一看这个人所写的报告吗？这个犹大？我们要首府里的人少安毋躁，你可还记得？现在你却告诉我，要把蓝鸟丢回给那些走狗！” “我是告诉你不要给他那份‘购物清单’。” 薛里顿侧了侧头，好像他有点儿听力不良的样子，“不要把那份‘购物清单’给巴雷，还是不要把它给蓝鸟？” “谁都不要给。退出吧！” 终于，薛里顿真的生气了。他已经上紧了发条，就等着这一刻到来，而现在终于爆发了。他起身站在奈德前面不到两尺的地方，高挥双手抗议着，活像一只发怒的大蝙蝠。 “好！我们现在就来假设一种最坏的状况，完全按照奈德的模式设计的，好吗？我们把那份‘购物清单’拿给蓝鸟看，结果单子变成了他们的财产，而不是我们的。难道我没想过这种事情可能发生的几率？奈德，我日日夜夜除了这个，什么都不想。如果蓝鸟是他们的人，而不是我们的，如果巴雷也是，如果那个女孩也是，如果我们这些人当中有任何人有一点儿不轨，那份‘购物清单’就会泄了美国人的底。”说到这儿，他开始踱起步子，“那就等于告诉了俄国人到底他们自己的人给了什么东西给别人。所以，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知道些什么。这已经是很不好的了，但还有更糟的——俄国人就会知道哪些东西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以及我们如何不知道。这就够坏的了，但还有更坏的。那份‘购物清单’可以使我们的情报收集组织的漏洞都暴露出来。并且，如果他们够聪明的话，还可以借此洞穿我们的总部有多么可笑、多么无能、多么荒谬。原因何在，因为我们到头来所看重的完全在于我们所惧怕的事项，这些事项都是我们不能做，而他们能做的。这都是可能发生的负面后果。奈德，我已经把所有正负面都考虑过了。我知道我们所要冒的险。我知道我们一旦赢了，我们赢的会是什么；但一旦我们输了，我们输的有多大。输使我失望。我见过输的情况，我并不喜欢。如果我们错了，就是这狗屎城市害的。我们在那座无人岛上就知道，现在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因为现在是实弹时刻。但是，除非有比铁还坚硬的理由，否则，我们已经是箭在弦上，义无反顾了！” 他走到奈德身边，说道：“蓝鸟是清白的，记不记得，这是你说的？我相信你说的，一直到现在都相信。蓝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我那些短视的主人根本不睬！你懂我的意思吧，奈德？你听我讲了这么多的废话，该不会睡着了吧？” 但是奈德不理会薛里顿话中隐含的怒气，继续以平稳的语调说道：“不要把‘购物清单’给他，罗素。我们已经不能再控制得了他。如果你要给他什么，就拿‘烟’给他好了。” “‘烟’？你的意思是说，叫我们玩弄巴雷？承认蓝鸟是恶人？你是在开玩笑吗？请你拿证据给我看，奈德！不要只是把你的预感说给我听，给我十足的证据！所有在华盛顿的正常人都会告诉我蓝鸟所说的话神圣庄严，是圣经，是古兰经！现在你告诉我，拿‘烟’给他！是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的，奈德！不要老虎一停止走路了，就从它身上跳下来！” 奈德对这番话思索了一会儿，克莱福也在想奈德到底在想些什么。最后，奈德耸了耸肩，意思也许是说反正怎么做，最后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了。然后他就回到了桌子后边，独自坐在那儿，似乎是在读报告。我现在记起来，那时我突然想到他是否也有一个汉娜，是否我们都有？或者，是一种什么样出了错的生活，让他一直不得不处在进退维谷之中？ 也许全苏版权协会是真的连几个小房间都没有，或者亚力克·萨巴提尼在狱中度过几年之后，对小房间有一种让人可以理解的憎恶。 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他挑选的会面房间在巴雷看来足够跳一场团体舞了。而惟一的小东西是萨巴提尼自己。他俯首在一张长桌的一端，像一只屋檐上的老鼠，当巴雷踏着地板向他慢步走来的时候，他就用敏锐的眼光凝视着这位客人。他那两只长臂垂挂两侧，手肘微弯，脸上的表情不像平日的萨巴提尼，是一种别人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这种表情里没有歉意，没有暧昧，没有装出来的愚钝，而是一种强烈到带有威胁性的意图。 萨巴提尼已经安排好一些文件，就放在他的跟前。在这堆文件旁边，还放着一堆书、一壶开水和两个杯子。很明显，他希望给巴雷一个他正在工作的印象，而不要有其他道具，或他那些无数个助手的保护。 “我亲爱的巴雷呀！你能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到这儿跟我们道别，我真是感激不尽。”他一开口讲话，就快得像连珠炮一样，“我想，如果我们的出版业能够像现在——不过这还只是我个人以及非官方的梦想——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再雇用一百个人，并且再申请一间更大的办公室。”他哼了哼，再把眼前的那些文件拿起来亮了亮，把椅子向后拉了拉。在他的想法里，这是一种旧式欧洲礼节才有的姿势。但是巴雷像往常一样，宁愿站着。“在下今天斗胆邀请你在签约后一起畅饮。虽然太阳尚未下山，但趁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请你坐下来好好和我交换一些宝贵的意见——”他边讲着，边抬起他的眼睫毛，看着表说，“我的天！我们应该有整整一个月，而不是只有五天！那个横越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我是说看不出来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如果我们自己的地位获得别人尊重的话，更何况，这些公平比赛的规则都已经在签约各方的密切监视之中。那些芬兰人是不是太贪心了？也许你们的亨西格太贪心了。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择善固执的人。” 他的眼光和巴雷的再度遭遇，而心里的不安也随之升高。看着站在面前的巴雷，实在看不出他有任何一丝要讨论横越西伯利亚铁路的样子。 “你一直这么强烈地坚持要和我单独谈话，我觉得有些奇怪。”萨巴提尼继续用一种非常严重的语气说道，“毕竟，对科尼叶娃太太的委员会来说是公平、公正的，是由她和她的职员们来直接负责摄影师和所有实际的工作。” 但巴雷也有一番准备好的话，这番话并没受到萨巴提尼的紧张语气的影响。 “亚力克，”他说道，仍然拒绝坐下，“那部电话还管用吗？” “当然。” “我要出卖我的国家，并且很紧急。我需要你做的是替我找到苏联当局里合适的人选，让我可以跟他们接头，因为有一些事情是需要事先沟通好的。所以，千万不要说你不知道这种事要找谁。就照着我的话去做，否则那些自以为拥有你的猪猡就会少给你许多荣誉点数。” 那天下午，虽然才三四点，但冬天的昏暗景象已经笼罩了伦敦，而且在苏俄司的小小办公室里也已薄暮降临。奈德的脚搭在桌子上，身子仰躺在椅子里，两眼合拢，臂弯里握有一瓶暗色的威士忌。看到他这副样子，我就知道，他今天还有得喝了。 “那个没生意做的克莱福，是否仍然和政府机关里的那些权贵厮混？”他带着一种疲倦的轻率口气问我。 “他在美国大使馆，要解决‘购物清单’的事。” “我还以为没有任何一个英国人能接近那份‘购物清单’呢！” “他们谈的是原则问题。薛里顿必须签一份声明，任命巴雷为美国荣誉公民。克莱福必须加上一段褒扬词。” “说些什么？” “说他是一位体面、正直而又诚实的人。” “是不是你替他起草的？” “当然。” “糊涂蛋！”奈德带着一种梦话般的不以为然说道，“他们哪天把你给卖了，你都还不知道！”说完，他往后靠了靠，眼皮再度合上。 “那份‘购物清单’真的值这么多代价吗？”我问。突然之间，我有一种感觉，觉得我比奈德受到更多的欺瞒。 “噢，它可以值一切东西。”奈德不经意地回答，“如果你要它值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 “能不能告诉我原因何在？” 我还未获准阅读蓝鸟资料内最深的机密。但我知道，如果我获准，我也没法决定是要给他们还是不给。但谨慎的奈德曾经日夜地研读它。他为了作此决定，曾经向我们的研究员虚心讨教，并且和我们最优秀的国防科学家在科学会议时共进午餐，求证他们的看法。 “半斤八两！”他鄙夷地说，“两方都是疯子。我们追踪他们的玩意儿，他们追踪我们的。我们互相观察对方的射箭比赛，但都不晓得对方要瞄准的目标是哪一个。如果他们瞄准的是伦敦，但他们会不会射到了伯明翰？错在哪里？他们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谁最接近零误差？”他看到我狼狈为难的样子，好像有点儿自得其乐。“我们看着他们把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目标定在堪察加半岛，但是这些导弹会不会命中临时征用的导弹发射井呢？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不知道的原因是那个大玩意儿从来也没有在战争状态下测试过。他们目前所用的弹道并非战争爆发时会使用的那一个。托上帝的福，现在的地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球体。以它的年龄来讲，如何可能完整？由于它的密度并非各处都一致，因此当类似导弹和弹头等物体飞经它的上空时，各处重力所产生的拉力也不一致。加上偏差，我们的射击手尝试用调整的方法来弥补差异，歌德也在尝试。他们从观察地面的卫星上取得资料，也许他们仿得比歌德还成功，也许不然。就好像在飞船上升以前，我们无从知道情况如何，他们也无法得知，因为你只能拿那个东西实际试验一次。”他舒服地伸了一下身子，好像这个题目让他兴致大发起来。“这么一来，我们的阵营就分裂了。鹰派的人吵着说：‘俄国人准确无比。他们有能力把一万里以外的苍蝇屁股都给打掉！’而鸽派所能回答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苏联能做到什么程度，他们也不知道。任何人若是不知道他的枪管用不管用，都不会先开枪的。就是这种不确定的因素才使我们今天还保持诚实。’但是，你知道，这种说法并不能满足重实际的美国人，因为重实际的美国人并不喜欢执着于模糊不清的观念或是漫无边际的幻想，尤其是在实际的层次上。而歌德说的甚至是更大的异端邪说，他说的也许不可靠，但我宁可相信他。所以鹰派的人就恨他。而鸽派的人高兴得不得了，而且要大开庆功宴了。”他又喝了一口酒，“如果歌德只是支持相信苏联准确得不得了的那些人，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些麻烦了。”他带着谴责的语调说道。 “那么，那份‘购物清单’呢？”我又问了一次。 他那古里古怪的眼神透过镜片说：“我亲爱的帕尔弗莱啊！一方瞄准另外一方，端视这一方对另一方作何种揣测，反之亦然。永远如此，我们要不要强化导弹发射井？如果敌人射不中，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些地下碉堡强化到万无一失、固若金汤的地步，就算知道怎么做，也非得花上数十亿美元的代价还不止。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只不过并没有大事吹嘘而已。或者，我们也可以再多花个数十亿美元的代价以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星战计划来保护它们，但那就要看我们有什么样的偏见和由谁来签发付款的支票了。除此以外，也还要看届时我们是制造商呢，还是纳税人？我们是要把导弹放在火车上，还是高速公路上，或是，就像本月份大家一直在争论不休的：停放在乡间的小道上。或者，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反正是垃圾一堆，管它放到什么地方去死！” “这么说来，现在是开始还是结束呢？” 他耸了耸肩，说：“何时曾结束过？打开电视，看看你到底可以从屏幕上看到些什么？两边的领袖彼此拥抱。两人的眼中都流着泪水。他们两人越来越像对方。所以，大家就说，太好了，终于结束了。但是听一听内幕人士的说法，你就知道这幅画面根本丝毫未曾改变。” “那么，如果我把电视关掉，又能看到些什么？” 他的笑容消失了。说实在的，他那堂堂的面貌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严肃。虽然我知道他即使生气，也是对着自己生气。 “你会看到我们，躲在我们的灰色幕布之后，互相告诉说我们守住了和平。” 17 奈德话中那含糊不清的真理渐渐地显现出来。虽然我对此的领悟不是很正确，但在我们的秘密世界中，通常是如此的。 傍晚六点钟，有人看见巴雷走出全苏版权协会办公室的大门。我们在屏幕上得知这件事情，都担心他可能喝醉了。我们这样的忧虑不是没有原因的：萨巴提尼自己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而在那种大家喝伏特加欢送巴雷的场面，他能不开怀痛饮吗？巴雷出来了，是萨巴提尼和他一起出来的。他们在门口热情地拥抱，萨巴提尼的脸红着，举止有些兴奋；但巴雷却显得僵硬多了。由于监视人员都担心他可能醉了，于是就兴起了一个怪念头，把他当时的模样给拍摄了下来——就好像只要把那一刻给冻结起来，巴雷就会被弄醒。并且，由于这是巴雷在档案上的最后一张照片，由此你就可以想像我们在他身上付出了多少心力。巴雷双手抱着萨巴提尼，两人紧抱着，最起码巴雷是的。在我的想法里，巴雷把这个可怜人紧紧地抱住，是要给他勇气，让他能守住买卖中他的那一半。照片中的建筑颜色看起来很怪异。全苏版权协会的办公室是在莫斯科中央地区的波沙亚布隆那亚街上，以前原本是一个学校。我猜想它大约建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许多大型的窗户和涂了灰泥的门面，这种灰泥在那个年代里，都是漆成粉红色的。但在照片里，大概是因落日余晖照映的关系吧，它倒呈现出一种火焰般的橘红色泽。于是乎，这两个拥抱在一起的大男人就被笼罩在一圈红色闪光灯一样的光圈里。有一位监视人员甚至以要拜访附设自助餐厅为借口，而进入穿堂，预备从背面照一张照片，但一个高个子挡在他面前，看着人行道上的这幅景色。我们没有人认得他。报摊上，有一个人，也是个儿高高的，正拿着一个马克杯在喝酒，但不确信他的双眼有否转到外面那两个正互相拥抱的人身上。 监视巴雷的人并没有注意到巴雷待在全苏版权协会的那两个小时之中，进进出出那栋建筑物的众多人物。他们又怎么能够呢？他们根本就无从得知这些人是来买版权的，还是来买秘密的。 巴雷回到了旅馆，在酒吧里和一大堆出版界的同行喝酒。亨西格也在这些人中间。他向伦敦证实了巴雷不但没有喝醉，相反，他的思路还颇为清晰。他的这番证实，让伦敦的人顿觉心安许多。 巴雷的确提过，他是在等待萨巴提尼的一名外务员的电话——“我们仍然想要撮合横越西伯利亚铁路的那件事。”就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他忽然说饿了，所以亨西格和维克娄就带他到日本料理餐厅去进食。同行的还有西门舒斯特公司的几位标致女孩子。维克娄希望借她们的陪伴，能够舒解巴雷的紧张情绪。 餐桌上的巴雷表现得是如此的机智幽默，让那些女孩们个个对他另眼相看，于是乎一致要求他陪她们去国际旅馆，因为那儿有一群美国的出版业者正在开一场舞会。巴雷对她们说他有约在身，但如果能够及早谈完，他也许会赶过去。 就在维克娄的手表指着八点整的时候，巴雷被召去听一个电话，并且就在餐厅里接电话。他讲话的地方离那群人坐的地方还不到五码。维克娄和亨西格两人不约而同地竖直耳朵，希望能听到只字片语，因为这也是他们的例行性工作。维克娄事后记得听到巴雷说道：“我要的就是这个。”亨西格则听到“我们的交易谈成了”，但是那也可能是“不成”，或是“不是真的”。 不论到底是什么，巴雷打完电话之后，就回座对着亨西格骂那些人，说他们这些王八蛋只知道开口要钱。亨西格听他骂完了，心里想，这也许只是巴雷的内心紧张吧，而并非真的对那个横越西伯利亚的计划有多大的兴趣。 一刻钟之后，那部电话又响了起来，巴雷和他们谈完了之后，带着微笑回到座位，“我们成了！”他以欢呼的语气对亨西格说，“盖了章，签了字，并且履约。这些人不会出尔反尔的。”听他说完之后，维克娄和亨西格一齐鼓起掌来。亨西格并且说：“我们倒可以在莫斯科再弄几桩。” 这两人似乎都没有觉察到一件事，那就是巴雷从来没有对一个出版计划表现出这么大的热心。但即使觉察到，他们所能想到的，又是什么？是将在午夜发生的那场伟大政变吗？ 巴雷在晚餐时谈话的内容，虽然后来经过各方费尽心思的研究，还是没有任何结果。他那一晚很健谈，但是并不兴奋。谈话的主题都围绕在爵士乐上面，他的偶像是盖拉德。他一直坚持的论调是，伟大的爵士乐手永远都是些不法之徒。爵士乐如果不愤世嫉俗，便不成其为爵士乐。又说，即兴乐手在演奏的时候，若不能打破爵士乐本身的规则，都不算是成功的演奏。 大家对他的说法都一致表示赞同，是，是，异议分子万岁！那些和讨厌人物作对的人万岁！只不过，没有人真的心口如一。更何况，他们又有什么必要作如是想呢？ 九点十分的时候，他们能够打发的时间还不到两小时了，巴雷告诉他们他必须回房里去了。他还有信要写，有事情要处理。维克娄和亨西格都自愿帮他的忙，因为他们都有令在身：尽可能不要让他一个人独处。但是在巴雷的婉拒之下，他们也不得不依了他。 所以，亨西格就在隔壁房间看信件，当巴雷在房间里伸展四肢时，维克娄也坐在大厅里等着。不过事实上巴雷不可能伸展四肢，因为他正在做一件接近英雄式的行为。 事后，我们追查出他在这段时间内，光是信就写了五封，更不用说他还打了两个电话到英国给他的两个孩子。两个电话在英国都被监听到了，并传回葛若斯芬诺广场，但两个电话都没有引发任何行动。巴雷在电话中只问了问家里和他那个四岁外孙女的近况。他坚持要叫外孙女跟他讲话，但也不知道她是害羞还是累，始终不肯到电话跟前来。女儿安西雅询问他的生活如何时，他的回答是“太好了！”这不像是他平常的回答，但是那时的情况也非能以平常的情况来预测。 奈德独自留意到巴雷不曾提过第二天要回英国，但事到如今，再也没有人会理睬奈德了，而克莱福正非常郑重地考虑完全不再让他涉及这件案子了。 巴雷写了两封短信，其中一封给亨西格，另一封给维克娄。事后查证，这两封信并没有被故意拖延，并且——更奇怪的——居然是非常准时地在第二天早晨八点整的时候送到正确的旅馆房间，我们不得不相信这是巴雷还在全苏版权协会里时所托付的一整套事项中的一项。 信中，巴雷告诉这两个人，如果他们在当天带着玛丽·罗一起离开这个国家，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巴雷对他们两位都留下了非常温馨的话语。 “维克娄，你是一个干出版的好材料。好好干吧！” 对亨西格，他说：“杰克，我希望我的这个决定不会使你做出从盐湖城提早退休的打算。请你告诉他们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连我都不信任我自己，你又有什么必要信任我？” 信中没有讲道，没有引经据典。这几封信似乎都是他独力写成的。 晚上十点钟，他在亨西格一人的陪伴之下，离开了旅馆。他们坐车到了北边市郊地区。赛伊和派迪再一次在安全卡车内等待着。这一次是由派迪开车，亨西格坐在他旁边，巴雷和赛伊一起坐在后座。巴雷把他的大衣脱了下来，让赛伊把那个麦克风装置给放进去。赛伊做完了之后，又把最新情报告诉了他：歌德从萨拉托夫飞来的座机已经准时地到了莫斯科，而且有一个特征与歌德完全相符的人在四十分钟前进入了伊格的公寓。 很快，在那个他们即将会面的公寓房间里，亮起了灯光。 之后，赛伊把两本书交给巴雷，其中一本是名为《直到永远》的平装书，内容包括了那一份“购物清单”。另一本书是精装的，比较厚，书里有一个隐秘的设计。一把书皮打开，隐藏在里面的声波阻流器就开始发生作用。巴雷在伦敦的时候曾经玩过这么一样东西，现在再用起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他的麦克风经过调整，可以抵挡住这个玩意儿所发出的脉波，但一般装在墙上的麦克风则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也对他说过这个阻流器的缺点，有它在房间里运作，外面的人是可以测得出来的。如果伊格的房间里装了麦克风，那么，监听的人立刻就会知道屋子里有一个阻流器。不过，虽然在使用时得冒这个险，但伦敦和兰利的人都认为值得一试。 然而，还有一种险是他们未曾考虑到的，那就是这个设备可能会落入敌手。虽然经过了几年的苦心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这个得来不易的成果还是在模型阶段。 晚上十时五十四分，就在巴雷离开那辆安全卡车的同时，他交给派迪一个信封，并且对他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请你把这封信交给奈德。”派迪把它塞进了夹克口袋，感觉这个信封里装着厚厚的一叠东西，在昏暗的灯光之下，他看到信封上没有写地址。 有关巴雷走向那栋公寓的过程，最生动的说法不是根据派迪，更不是赛伊所说的，而是由他那位聒噪的朋友杰克·亨西格提供的。亨西格陪着巴雷走过最后的旅程。根据派迪的说法，巴雷在途中一句话也发有讲，杰克也没有。他们不希望在讲话的时候被人认出是外国人。 “我们两人并肩走着，彼此的脚步并不一致，”亨西格说，“他的步伐大而长，我的步伐小而短。我无法和他齐步而行，让我觉得很不自在。那栋公寓像其他房子一样都是砖砌出来的庞然怪物，好像四周环有一里长的混凝土围墙。我们走着走着，好像是永远走不到目的地一样。我想，我们现在好像身在梦中。仿佛一直不断地跑着，但不论跑多久，都永远跑不到你想去的地方。天气很热，热得叫人流汗。我正在流汗，但巴雷的身子却冷得很。他一言不发，默默地走着，看起来好极了。在我眼中，他看起来诚实又正直。他祝我好运。我觉得，他是神色自若，气定神闲。” 不过，和巴雷握手的时候，亨西格突然觉得巴雷好像是在对某件事生气，也许是在生亨西格的气吧？！因为当时在黑暗中，他似乎有意避开亨西格的目光。 “那时，我想他也许是气蓝鸟，气他不该把他拖入这个圈套里。后来，我又想，他可能是气我们全体，但是因为他太有礼貌，太英国化，太善解人意，所以就算他再生气，他也会把气憋在心里不说出来。” 九十秒之后，就在他们准备离去时，赛伊和派迪看到在伊格的窗口上出现了一个人的侧影。他们都以为那是巴雷的。那个人的右手调整着窗帘的顶端，这是他们约好的暗号，意思是说：“一切顺利。”于是，他们安心地开车离去，把监视的工作交给了在附近的非正规人员。他们在彼此互相掩护下度过了一整个晚上，但那间公寓里的灯光虽然还亮着，巴雷的行踪已杳如黄鹤了。 现有的无数个争论中，有一个是认为巴雷压根儿就没去到那间公寓，由他们直接带他穿过那间房子，到达另一边，而映在窗户上的那个人影是他们自己的人，譬如说，是那天下午我们在全苏版权协会的休息室所拍到的那个人。无论那是谁，对我来说，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对那些专家们来讲，为了某一种理由，关系可大了。当一个问题眼看着就要吞没你的时候，那就没有所谓“不相干”的细节。 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了，但巴雷仍是踪迹杳渺。渐渐地，大家都起了疑心。乐观者如鲍勃和薛里顿，都坚持要守到黎明之后。巴雷和蓝鸟一定是在开怀畅饮了，连时间都给忘了——为了保持高昂的士气，他们不得不这么想。他们彼此安慰着：皮里德尔基诺的那种情况一定又重演了，他们一定又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了。 而有一度，他们还逐步建立起一种巴雷被绑架的理论，直到清晨五时半——真是多亏有时差的存在——当亨西格和维克娄都收到了巴雷留给他们的信，于是，维克娄二话不说，就立即叫了一部出租车赶往英国大使馆。门口的苏联警卫并没有拦着他。结果派迪发出一个闪光信号给奈德，意思是说：你自己解码吧！就在同时，赛伊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给兰利。薛里顿和所有其他想知道莫斯科那边情况的人，当然都抢这封电报读。 薛里顿以其一贯镇定的态度读着这封电报。他读完赛伊的电报，抬头看了看四周，这才发现大伙儿都在望着他。大伙儿，包括那些聪明的女孩子们、打了领带的男孩子、忠实的鲍勃、野心勃勃而带着枪手眼神的庄尼，还有奈德、布拉克和我自己这三位英国人。克莱福不在，因为他早已找着了更紧急的事情，溜掉了。薛里顿身上一定有许多演戏的细胞，就像亨西格一样，而现在他就运用起这项特有的天赋。他站起身来，拉拉腰带，按摩了一下脸，像是一个想着自己是否需要刮胡子的人。 “喂，大家听好，你们最好把椅子放到桌上去，等下一次需要的时候再放下来。” 说完之后，他就朝奈德走过去。奈德仍然坐在他的桌子后面，读着派迪的来电。他把一只手搁在奈德的肩膀上。 “奈德，我欠你一顿丰盛的晚餐，找个时间，我一定请你。”他说。 之后，他就走向门口，把那件新买的雨衣从挂钩上拿下来穿上身，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鲍勃和庄尼也跟着离去。 其他人可没这么简单就下得了台，至少那些十二楼的大人物是如此。 另一个咨询委员会成立了。 该召来的必须召来，没有任何人躲得掉。现在必须动动脑筋了！ 副局长担任主席，而帕尔弗莱担任秘书。 我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成立，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通知大家这件已然告终的大事，来举行个“结业”典礼。我们个个神情都显得极为肃穆。 第一个要听的永远都是阴谋论者的说辞。这些人都是被立即征召来的。他们有的来自外交部，有的属于国防部，还有的来自一个颇不为人所喜爱的名叫“非正式顾问团”的团体。这个团体里的成员包括了工业和学术界的科学家。他们个个都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间谍。这些业余的谍报人员对政府机关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在会议上，他们个个放言高论，如江河直泻千里，沛然莫之能御。有一位从爱丁堡大学来的教授训诫我们时，足足添了五次烟丝。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他熏得眼冒金星，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有那个胆子，叫他把手中的那个鬼东西熄掉。 第一个伟大的问题是：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使馆人员会不会被俄方驱逐出境？这件事情会不会演变成丑闻？我们在莫斯科的情报站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的非正规人员有没有人已妥协？ 那一辆装有收音机的卡车，虽然是俄国的财产，但却是美国的问题。它突如其来的失踪让那些赞成要使用它的人着实地吃了一惊。 某人因何缘故被驱逐出境这个问题一向都不很单纯，因为最近那些驻在莫斯科、华盛顿和伦敦的工作站首脑都已向自己的政府表态。在莫斯科中心的人员中，没有人对派迪或赛伊的行动存有任何错误的想法。他们相互掩护不只是为了躲避敌方耳目保护自己，而且也是为了躲避真实世界的视听。 不过，他们之中并没有人被驱逐出境，一个都没有。没有人被对方逮捕。曾被无限期撤回的非正规人员，仍能平安无事地回去从事掩护的工作。 对方这种丝毫没有采取报复的姿态，很快就被西方观察家认为具有重大的意义。 是不是在开放运动的时节，对方有了修好的行动？ 对我们来讲，事态已经明朗到了洞若烛火的地步，那就是蓝鸟只是一个诱饵，是对方用来向美国钓取“购物清单”的。 如果我们对此假设还存有疑问，那就只好再作另一种解释，那就是蓝鸟的情报都是正确的，只不过要承认那是正确的，实在是太令人难堪了。 战线已定下了。他们多多少少和奈德曾经对我解释过的原则不谋而合。大西洋两岸的鸽派和鹰派又一次泾渭分明，各不相让。 鹰派说：如果俄国人告诉我们那份资料是正确的，那它怎么突然之间又变得分明是不正确了呢？ 鸽派说：反之亦然呀！ 鹰派又说：反之亦然呀！ 报告写了，各方的争论于焉展开。加官、晋级、调动、革职、奖金、赠勋等，各种提议不一而足，但是没有一个定论。不过，通常是那些最有权有势者获胜，他们假装是根据事情的合理推演而作结论。 在我们的委员会里，惟有奈德拒绝加入这场争论。对于大家加在他身上的指控，他似乎很能欣然接受。“蓝鸟是清白的，巴雷也是清白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委员们表示这个看法，“没有人骗我们。我们是被自己所骗。走偏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蓝鸟。” 不久，他被大家裁定，说他在精神上受到相当大的刺激。于是，大家也就越来越少召他前来作证了。 噢，小报告送来了。是被动的，因为若是用主动的语气写的话，就有出卖那个告密者的嫌疑。报告的内容极具伤害性，来源不在少数。 有报告说，奈德没有将巴雷从列宁格勒回来之后私自逃走酗酒之事报告上级。 又有报告说在同一天晚上，奈德不顾一切，强行要求多位人士帮他查证巴雷的去处。这些他从未报告过的人士包括班·路格和监听领班玛丽。玛丽不顾她对同僚的情谊，将奈德当时的专横态度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委员会。要她做非法的监听！想想看，监听电话！他的眼中还有一点点王法吗？ 在这次事件之后，玛丽很快被勒令退休。她现在住在马尔他，心中怀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怨气。很多人怕她会在那儿写回忆录。 还有人对我们那位法律顾问德帕尔弗莱——我名字中的“德”甚至失而复得了——值得商榷的所作所为打了小报告。他明知配合某某人等，只是为了达到非法统御该单位行动的目的，而随意删改程序，不惜以总局所颁定的议定书但书内容为依据，滥用内政大臣所赋予他的职权。 然而，斟酌了各方争斗之激烈反应，这位法律顾问虽没有被勒令退休，也没有自我放逐到马尔他岛，但他也并不能就此可以无条件地开释，他所犯下的罪最多也只有部分能得到赦免。法律顾问不应该和实际的行动如此接近的。这位法律顾问使用他的专业技巧不当。大家一致认为他在执行任务时有欠考虑。 另一则让我很觉难堪的小报告说，同一位法律顾问就在距巴雷失踪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以前，为他起草了一份光辉灿烂的证明书让克莱福签字，以使巴雷能够拥有那份“购物清单”，虽然他拥有这份清单的时间应该不算很长。 利用闲暇时间，我起草了奈德的遣散条件，并且紧张兮兮地想着我自己的将来。虽然生活在这个单位里有其限制，但一想到我将离它而去，不由得使我毛骨悚然。 蓝鸟逝世的消息对我们那个深思熟虑的委员会来说，的确是一次挫败。不过，大家很快就恢复了。让我们觉得不快的这个消息，是来自《真理报》的一则六行小新闻，经过谨慎处理，不长也不短，宣告了列宁格勒杰出的物理学家叶可夫·沙维列夫病逝的消息，文中列举了他的数项功勋。他是因为自然原因去世的——公报上面肯定地说——是在赴萨拉托夫一所军事学校作一项重要演讲之后不久即辞世。 收到这消息的那一天，奈德请了假，他一请就请三天，是轻微的感冒。但是那些阴谋论专家可乐歪了。 沙维列夫并没死。 他已经死了，而我们面对的那个人是一个骗子。 他一直都担任他一贯担任的职务，也就是克格勃科学反情报小组的首脑。 他的资料经过证实，或没有经过证实。 它一点价值也没有。 它是无价之宝。 它是无意义的东西。 它是由苏联内部统治阶层的温和派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送给我们的正确信息。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苏联的核子剑已经在剑鞘内生锈了，并且苏联核防护网的漏洞比一个破锅还多。 这是一个残忍的阴谋，为的就是要奉劝美国那些被权力冲昏了头的诸君们，把他们的手指从核武器的按钮上移开。 简言之，从这件事衍生出的分歧理论，足够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个没完没了。 由于交战国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其中一方采取行动后，另一方不可能没有反应，于是反国防工业论者得以成长，而蓝鸟事件中美国部分的历史也很快地重写了。 那些反国防工业论者说：兰利自始就知道那个蓝鸟是坏人。 或者，巴雷也是的。 或者，他们两个都是坏人。 反国防工业论者还说：“薛里顿和布莱迪在唱双簧。”他们所以要唱双簧，其目的是故布疑阵，在“安全边际”的无休止争斗中，先苏联一着而占上风。 薛里顿是天才。 布莱迪是天才。 他们都是，都是天才。 薛里顿已经完成了一次出人意表的行动，布莱迪也是的。 这个情报单位里面养了许多杰出的战略专家。这些战略专家比起他们在椭圆形世界里的那些愁容满面的对手来，要强大得多了。愿上帝保佑这个单位。若没有了他们，我们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如果这些传言还嫌不够的话，还有更新的：薛里顿在无意间做了五角大楼和英国国防部的工具。五角大楼和国防部准备了假的“购物清单”，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蓝鸟是一个骗局。 每次一有新的谣言，大家就争相传诵。但惟一真正让人不解的却是到底是谁制造出这个谣言，并且又是为了什么缘故。许多事例都显示，答案是罗素·薛里顿，他为自身安全而战。 至于蓝鸟，如果他没有自然死亡，他现在一定也会想这么做的。 奈德从他加诸自身的彻夜不眠中回来了。又一次，他更无忌讳地说出更符合事实真相的话来。在他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坦白地说：“蓝鸟是清白的，是我们杀了他。”此后，就再也没有人邀请他去参加会议。 就在这些事情陆续发生的同时，甚至我们中间都还有人庆幸找不到巴雷的时候，我们搜寻他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我们曾针对他，曾围绕他，更常常远离他，但我们是正直的一群。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但是巴雷到底做了什么交易，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做这项交易的？ 俄国人到底是准备向他——从巴雷这位目前为止只需在他身上花上一顿昂贵的午餐（通常还是他自掏腰包呢），就可以说服他做些亏本生意的人——买些什么？ 就在他走向他们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到头来是会被撕成碎片的！ 有什么是那些俄国佬自己无法取得，而需要他来提供给他们的？我们所说的是通过种种的严刑、种种最卑劣的折磨、种种的痛苦。即使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会有回报，这回报也是地狱一般的糟糕。俄国人也许会改善他们给世人的观感，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会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行之千年，赖以维系国家生存的歹毒伎俩。 第一个答案，也是最明显的一个答案，就是那份“购物清单”。巴雷可以大胆地要求俄国佬，除非他已经获得所需要的保证，他是不会从他的主人那儿拿到那份“购物清单”。如果他白白去拿那份清单而无任何保障，这后半辈子都会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他们相信了他。他们明日如果不按照他所定的游戏规则来玩的话，则断然不可能拿到那一份“购物清单”的，并且因为两方面的情报人员害怕自我牺牲就和害怕爱情一样的厉害，于是克格勃的那些温柔的圣人们就宁愿和巴雷内心中他们所了解的那一部分打交道，而不愿意去骚扰他们所不了解的那一部分。 他们知道他有那种拒绝他们、对他们说“不”的能力。他大可以对他们说：“不，我不会去拿那份‘购物清单’。不，我不会走进伊格的公寓，除非你们向我做出最神圣、最庄严的保证。” 他一开口讲话，他们就知道，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并且，他们也像我们一样，面对着这样一个人，显得有点儿尴尬。 而巴雷呢？就像他在晚餐时告诉过亨西格和维克娄的一样，他从没有碰到过一位一言九鼎的俄国人，能够给他一个庄严、神圣的保证，并且永不反悔的。当然，他谈的并不是政治，而是商业。 这么说来，他到底希求什么回报呢？巴雷到底要用他卖出去的情报交换些什么回来呢？ 卡佳。 马特维。 那对双胞胎。 这个条件不坏。用捉摸不定的说法来交换有血有肉的人。 而他自己呢？什么都不求。为了那些他立意要保护的人，什么事情都不能改变他的初衷，折损他的意志。 我们越来越清楚，巴雷已经完全豁出去了，签了一份他这一生少有的第一流合约。如果蓝鸟是一个无法挽救的人，那么卡佳和她的孩子们，无论从什么方面来看，都已经得救了。她还在十月出版公司上班，在各种应酬酒会中，也偶尔会见到她。在公司或在家，她都可以自由地接听电话。那对双胞胎仍然照常上学，并且哼唱那些傻瓜歌曲。马特维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和蔼可亲。 就因此，一个新的理论又出炉了。“俄方正在进行一个内部的隐瞒计划。”消息如是说，“他们不愿意让蓝鸟揭发有关苏联政府无能的消息张扬出去。” 所以，箭头又转了方向，而蓝鸟的资料就又被视为是真实的资料。但是，这种光景也维持不了多久。 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士对此种说法颇不以为然，大声反驳：“他们就是要我们这样想。” 但是巴雷的交易并没有失效。卡佳并没有失去她的特权、她的红卡、她的公寓、她的工作，甚至，一个月接着一个月的过去之后，她仍然美艳如昔。最初，我们这方面人员所做的报告上的确将她描述成一个面色苍白、貌似寡居的妇人。她蓬头垢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班。情况已经非常明显，没有人曾经答应过巴雷，让她免于受到邀请，将她和已过世的蓝鸟的关系自动报告出来。 但是，在潜藏了一段时期之后，她又活跃起来，到处都有人看到她。 那么，巴雷自己呢？ 余波荡漾了一阵，接着就平静无波了。最后终于归为沉寂。 正式的辞职信，盖的是里斯本的邮戳，在书展结束之后几天寄到了他那几个姑妈的手中。信中历历可见巴雷早先的风格，什么对出版界有着一份忧虑啦！这个产业已经超出了它所应该成长的地步啦！所以他最好趁早在还有几年好日子可过的时候，转而去做别的行业等等的话。 至于他目前的计划呢？他建议“让他自由自在一会儿”，并且到各个不寻常的地方去游历游历。所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他已经不在苏联了。 似乎是很清楚了，但谁又知道呢？ 最后，连他自己也这么说。在梅日旅馆有办事处的巴瑞·马丁旅行社的女职员也是这么说的，说斯科特·布莱尔先生已经决定不飞往伦敦，而飞往里斯本。是全苏版权协会的一名信差替他买的机票。她重填了一张机票，并且为他登记了在星期一早上十一时二十分起飞，中途停留布拉格，下午二时三十分到达里斯本的直飞班机。 并且，有人用了那张机票。是一个高个儿的男人，一语不发，看样子即或不是巴雷，亦不远矣。他的身高和全苏版权协会大厅里的那个人也很相似，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追查了他。我们一路追查到底，最后查到他在里斯本的女管家提娜。是，是！提娜告诉米利都，她接到他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说他遇到一位女性朋友，他们预备一起去度假！ 听到这个消息，米利都大为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在暗中庆幸巴雷终究没有回到他的窝去。 之后几个月，巴雷后来的行踪渐渐有了一点蛛丝马迹，但随即又失去消息。 一位西德的走私药贩在拘留期间听到有一位符合巴雷特征的人被关在基辅附近的一所监狱里接受审讯。那位德国人说，他是位可人儿，很受监狱里囚犯们的喜欢。他很自由，甚至连守卫都对他报以嫉妒的笑容。 有两位勇敢的法国监视人员夫妇回家之后，报告他们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和一辆轿车相撞时，曾经受助于一位“友好的高个儿英国人”。当时没有人受伤。那人身长八尺，棕色的头发一团邋遢，但很有礼貌，笑声很大，身旁有几位粗壮的俄国人伺候着。 接着，快接近圣诞节的某一天，就在奈德正式把苏俄司移交给别人之后不久，一则来自哈瓦那的电讯中提到一位提供消息的古巴人。电报的大意是说在明斯克附近的监狱中有一位英国人因为特殊的理由而遭到拘留。他经常唱歌。 唱歌？这边回了一个闪急的讯号回问：唱什么歌？ 哈瓦那来电了。他唱书包嘴。23那位提供情报的古巴人是一位爵士乐迷，就像巴雷一样。 还有，巴雷致奈德的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至今，这封信的去处仍然是一个谜团，因为那封信从未真正地入过档。并且在蓝鸟案子正式的记载中，并没有这封信的记录。我想，奈德是把信藏起来了。他太珍惜，所以不愿意把信归档。 这么说来，这篇故事也应该告终了，或者，这篇故事根本就没有结尾。在知道巴雷这件事的人所下的判断里，他必会成为莫斯科黑暗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里有令人不齿的变节者、间谍、被交易来的人、不被信任的人带着他们可怜的老婆和惊恐的幼儿，分享他们逐渐减少论及的西方乐事和西方回忆。 几年以后，他应该会在一个既意外又故意的场合被人看到。那个场合也许会是一个聚会什么的，一位幸运的英国记者很神秘地出现在那个场合。而且，如果时未移，势未迁，他会弄一些反情报来揶揄人，或者受命把一些胡椒粉泼在以前那些主子的眼睛里。 就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派迪的继任者突然来了一封快电，于是胶着日久的状况一下子又明朗开来。电报上说曾经有人见过一位高个儿、棕色头发的英国男士，不但见过，而且还听过，在旧城里一家新开张的俱乐部里吹奏萨克斯。那是在他失踪一年之后的事了。 克莱福从他的床上被人拉了起来，伦敦和兰利之间的电报飞快地传递着。外交部应邀表示意见。外交部照做了，立刻有了定论：不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你们的。他们似乎觉得俄国人比我们还有本事让巴雷保持沉默。不管怎么说，俄国人有的是叫人屈服的手段。 第二天，第二封电报进来了。这一次是由那位胖胖的米利都从里斯本发来的。那一位米利都很不情愿地与之保持联系的提娜，也就是巴雷的管家，已经接到指示，把房子打扫整洁，迎接主人归来。 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指示你的，米利都问道。 他打电话给我。巴雷先生也曾经打电话给她啊！ 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你这个笨女人？ 提娜既没有问，巴雷也没有说。她有什么理由问他现在在哪儿，如果他随时都会来里斯本的话。 米利都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吓呆了。吓呆的还不止他一个人。我们通知了美国人，但兰利却像失去了记忆。他们几乎是这么问我们的：巴雷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种情报机构会对那些出卖机密的人做出严重报复的。嗯，有时候他们的确言出必行——虽然极少有对像巴雷这种等级的人施以报复。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听就明白，没有人——至少是兰利所有的人员——会希望把一位他们极欲忘怀的人重新塑造成一座灯塔。于是他们同意，最好还是收买他——而且不要让美国人插手此事。 我提心吊胆地爬上了那座扶梯。我已经婉谢了布拉克的保护和米利都虚情假意的协助。这座扶梯又黑又陡，对我不怀好意，而且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时间虽然还不到傍晚，但我们知道他在屋子里。我按了按门铃，但是没听见铃响，所以就用手关节敲了敲门。那是一扇矮门，门上嵌着厚厚的板子。它让我想起了那座小岛上的船屋。我听到屋内有人走动的声音，于是就立即退后了一步。虽然至今我不晓得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但也许是出于一种动物的自卫本能吧！他会不会很凶？或者会不会生气？或者会不会热情洋溢？他会不会把我推下楼梯？或者伸出手臂拥抱我？我那时手上提着一个公文箱，我记得把它从右手换到左手，就像是已经准备好要保护自己一样。虽然我已经摆好了这个架势，但是天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会打架的人。我闻到了新鲜的油漆味。门上没有窥孔，铁制的横木上泛着红光。除非他把门打开，否则他是无法知道门外站着什么人。我听到一个门栓滑动的声音，然后，门就往里开了。 “哈啰，哈瑞。”他对我说。 因此，我就说：“哈啰，巴雷。”这时我是穿着一身轻而薄的暗色西装，蓝色的成分比灰色的要多。我说完这句话后，就站在那儿等着他对我笑。 他瘦了，不过也更硬朗，更挺拔，因此，看起来也就非常的高，比我要高一个头。你是一个沉着的旅人，当时我一边等着，一边这样想。早年，汉娜就曾经这么说过，说我们两个都得要学着做一个这样的人。他以前那种不在乎的举动已经不见踪影。小空间给他的约束力已经显出了效果。他的容貌整洁，身上穿着牛仔裤和褪了色的板球衬衫，衬衫的袖口卷到了肘部。手臂上有点点的白色油漆，前额上也有一抹。我看见他的身后有一个梯子。梯子靠在一面涂了半白的墙壁上。房间中央放着堆叠起来的书和唱片，一块防尘布盖在上面。 “进来下一盘棋好吗，哈瑞？”他问道，脸上仍然没有微笑。 “我只想和你谈谈。”我说，我的语气就像是和汉娜说话，或是和任何一个我想向他提出权宜办法的人说话一样。 “是正式的谈话？” “嗯。” 他打量着我，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看过我这号人物一样。他的态度诚恳，并且是用他自己的时间。他好像是有很充分的时间——依我想，非常充裕的时间。他用他的时间来打量着我，就好像一个人打量着他在监狱里的室友，或是一个在一般礼仪派不上用场的世界中的审问人员。 不过，他的目光中既无回避之意，亦无羞赧之情。没有自大，更没有权谋。他的表现与上述的情形完全相反，倒似乎已经是永远设定在那个他以前偶尔漂移到的遥远地方。 “如果你认为还可以的话，我这里还有些冰的便宜酒。”他说着，后退了一下身，看着我步入屋内，然后他把门给关上，栓子拴好。 但他还是没有笑。他的情绪如何？对我来说，真是一团迷雾。我觉察得出来，除非他愿意告诉我，否则我别想从他那儿打探出什么，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讲，我所能够了解他的，仅限于我所能够掌握的；其余的，对我来讲，是个无穷无尽的未知数。 椅子上也有防尘罩，但是他把罩子都给拉掉，并且叠了起来，好像叠他的床单。据我多年的观察，凡是从牢狱中出来的人，要经过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挥得掉他们身上的那点傲人之气。 “你们要什么？”他一边问道，一边从细颈瓶里为我们各倒了一杯酒。 “他们希望我能够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说，“请你解开一些谜题，给些保证，并且付给你一些报酬。”我原本想说的话，这会儿都说不出口了。“不管是我们能帮得上忙的，还是你所需要的，”我说，“总之，为了将来，也为了现在，我们可以达成一些协议的。” “我要的所有保证，都已经得到了，谢谢。”他挺有礼貌地说，说到那个让他颇感兴趣的字眼时，他的语调似乎提高了一点。“他们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行事的。我已经答应过他们把嘴巴闭起来。”他最后还是笑了。“我已经遵从了你的劝告，哈瑞。我已经成了一个保持长距离的情人了，像你一样。” “我去了莫斯科，”我很努力地把话锋转到要谈的话题上，“我去了那些地方。看到了那些人。是用我的本名去的。” “是什么？”他以同样的礼貌问道，“你的本名。什么名字？” “帕尔弗莱。”我说着，刻意把那个“德”给略掉了。 他笑了，像是带着同情，也像是带着认同。 “本单位送我去莫斯科找你。是非正式的，但就像正式的一样。我问那些俄国人有没有看到你，想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们觉得该是找出你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了。我们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得上忙的。” 我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并且确定他们有没有遵守规定。在莫斯科没有人存心兴风作浪，也没有消息糊里糊涂地走漏，或是搞出新闻噱头。 “我已经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你们了。”他说。 “你的意思是说写给维克娄、亨西格和大家的信？” “是的。” “嗯，我们知道如果你写过些什么信的话，那些信也都是在胁迫之下写的。看看那个可怜的歌德写的信。” “胡说！”他说，“我写的信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想把话点得更明白一些，也把靠在我身旁的公文箱拉得更近了些。 “就我们而言，你表现得非常正直。”说着，我就从公文箱中抽出一个卷宗，把它放在膝盖上打了开来，“大家在受到胁迫的时候都会招供，你也不例外。我们对你所做的事非常感激，并且知道你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在业务上或是就个人而言，有多么大。我们认为你应该得到完全的补偿。不过，我们给你的补偿是有条件的。补偿的金额可能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他是从哪里学会用这种眼光来看我的？这么镇定？他自己似乎是泰然自若，但却把紧张传染给别人。 我把那些条件读给他听。这些条件正好和蓝道的条件相反。他必须留在英国境外，并且只有获得我们的允许，才可入境。最后，还要求他在六种不同的情况下要永远保持沉默。最后，我们带有一大笔钱让他签收——如果他同意，而且也只有在他同意永永远远闭嘴的条件之下，他才可以获得这笔金钱。 出乎我意料，在我念完之后，他并没有签。他听我从头到尾念这篇宣言时，早就已经不耐烦了，一只手就把我那支非常重要的笔给拨了开去。 “先告诉我，你们把沃尔特怎么了？我买了一顶帽子给他。是老虎纹的茶壶盖样式的帽子。” “如果你能把帽子寄来给我，我保证他能够收得到。”我说。 他从我的口气里似乎觉察出一点什么，面带忧戚地对我笑了笑，“可怜的沃尔特，他们对他施展了手脚，嗯？” “我们在各自的行业里可说是少年得志。”我说。但因为无法直视他的目光，所以就改变了谈话的主题。“想必你也听说了，你的姑妈们已经把书店卖给陆普书局了。” 他笑了——不是他旧时的那种狂放不羁的笑，真的，而是一种身为自由人的笑。“那个老魔鬼，居然连那个‘神圣不可侵犯者’都骗了！算他了得！”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他看得很淡泊，似乎是真为它能找到这样的归宿感到高兴。就像所有干我们这行的人一样，我很害怕，怕那些能人之所能的人。但我也能够在他的安息中分享他的快乐。他似乎已经练就了凡事忍耐的功夫了。 她会来的，他眼睛凝视着远方的码头，告诉我。他们答应过，有一天，她会来的。 并不是立刻，时间还不是由巴雷掌控，而是由他们掌握。但是她会来，这一点他丝毫不怀疑。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他说。这些一向官僚惯了的俄国佬脑子里，会对他生出什么样虚情假意的怜悯呢？但是他对他们的承诺却坚信不疑，虽然不会很快，但是终究是会发生的。他们已经答应过他了。 “他们不会食言的。”他向我保证。面对着这种信任，就算我有一千个理由反驳他，也变得难以启口了。但是，真正让我不能反驳他的，却是另一件事——又是汉娜。我觉得她在央求我在生活中保持她的人性，虽然她的已经被我给毁了。“你认为你不会改变，所以别人也就都不会改变。”有一次，她对我这么说，“你只有从噩梦中清醒的时候才会觉得安全。” 我提议带他出去吃饭，但他对我的话似乎充耳不闻。他站在那长形的窗前，看着码头上的灯光。而我就站在他背后。他摆出我们初次在里斯本询问他时相同的姿势。拿着眼镜的，是同样的手臂。同样的姿势，和在那个岛上奈德告诉他他已经赢了的时候相同的姿势，不过要挺一些。他又是在对我说话吗？我知道他是。他说，他会看到从列宁格勒来的那艘船，卡佳带着两个子女匆忙走下舷梯迎向他。他会和马特维叔叔坐在他窗户底下公园里的树阴下——那个在他成为男子汉以前的昔日，曾与奈德、沃尔特并肩而坐的树阴下——听着卡佳为他翻译马特维那些坚韧不拔的英雄故事。他满心相信那些。那是在我宁愿选择充满了无尽猜疑与不信的安全堡垒，也不愿行走在那危险的爱情路途时，埋藏在心底里的希望。 我终于还是劝动了他和我一同共进晚餐，并且很愉快地让我付账。但是我从他那儿什么也买不到。他什么也不肯签，什么也不接受，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隐瞒。他什么也不欠我们的，并且，他不带一丝怒气地说，希望我们都下地狱吧！ 但是他平静得出奇。他并不尖刻，很能为我的感受着想，即使他太礼貌，礼貌得不愿意探询我心里到底有何感受。我却也从未告诉他汉娜的事，而且我知道永远也不可能，因为那个新的巴雷不会再有耐心听我翻出陈年的老账。 此外，他似乎要把他的故事当做一件礼物送给我，好让我回去的时候可以对上级交差。他带我回到他的公寓，坚持我该来杯睡前酒，又说这些都不是我的错。 接着，他就开始说了。他说给我听，也说给他自己听。他说了又说。告诉了我一个现在在这儿努力地想要告诉你们的故事——从他的那一面，也从我们的这一方来说。他一直讲，讲到天色发白。在我清晨五点钟离去之时，他还在想是不是可以把那面墙都漆完了才去睡觉。有许多东西得准备，他向我解释。毯子、窗帘、书架。 “明天会更好的，哈瑞。”他带我走出玄关的时候，对我保证，“告诉他们。”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